就在双方你来我往，口水战喋喋不休的时候，吴卫国的母亲加入了战斗，她写大字报反戈一击，强烈要求医学权威推倒诊断书中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还她健康之人的名誉，她写道：“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身心愉快、心情振奋、精神焕发，从来就没有疾病，医生诊断她患“抑郁症”是编造谎言，目的是阻止她和吴卫国的父亲离婚，是为叛徒张目，对此她表示无产阶级的义愤，并强烈要求医学权威推倒诊断书中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还她健康之人的名誉，她声明与医院划清界限，从今往后终身不再踏进医院半步！”
吴卫国母亲的大字报写完以后，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送到医院，点名叫医学权威出来看着他们张贴。
望着眼前的白纸黑字，医学权威一面读，一面不住地摇头。
革命群众指着刚刚贴到墙上的大字报问他：“写出这样水平大字报的人，难道有神经病吗？”
医学权威嘲笑地反问道：“写出这样水平大字报的人，难道没有神经病吗？”
革命群众是有自信的，七嘴八舌地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好得很，你却说是神经病，难道广大革命群众都有神经病吗？”
一谈专业，医学权威就显得书生气，他认死理，说：“什么叫神经病，神经病的症状就是个人无意识，就像喝醉酒的人说‘我没喝醉酒’一样，神经病属于无自知型疾病。”
革命群众嘲笑说：“你说一个人喝醉酒，是无自知型，我们不和你辩论，难道广大群众都喝醉了酒，都是无自知型，都是神经病吗？”
可怜医学权威在西方留学太久，读书太多，中毒太深，人已经全盘西化，完全理解不了革命群众的政治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是一根筋，认死理儿，说：“群众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当年伽利略说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被判有罪，布鲁诺还被群众送上火刑场，历史上多次出现多数人的无意识，叫做集体无意识，我在柏林大学读书，正值二战时期，战争中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都是疯狂的，他们崇拜希特勒，拥护法西斯，这种集体无意识，有时持续长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很可怕的。”
医学权威说错话了，他无意识闯入了言论的禁区，而且把革命群众和法西斯相提并论，这更是犯大忌讳的话题，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群起声讨：医学权威污蔑革命群众是法西斯，集体无意识，这恰恰证明他中毒太深，他戴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看眼前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才是资产阶级的神经病，而且是无自知型。有群众揭发说：“医学权威说希特勒说‘群众总是愚蠢的’，他说他说的是真话。”革命群众质问道：“希特勒如果说的是真话，伟大领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就是假话吗？”
医学权威说：“革命群众说的是真话。”
医学权威终于承认群众说真话，革命群众又一次感到胜利者的自豪。
然而“抑郁症事件”还是毫无悬念的升级，医学权威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他开始不服，有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还引经据典说：“古斯塔夫·勒庞说，一个人精神失常，是极容易被识别的，一群人的精神失常，却很难被发觉。而最先发现并指出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群众嘲讽他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于是对他罚站，在他头顶安装三千瓦灯泡，强光照射，让他走出黑暗，感受世界的光明；在关押他的房间安装高音喇叭，二十四小时对他广播，强力灌输阶级斗争思想；不许他睡觉，连续批斗七天七夜，直斗的他神经错乱，胡言乱语。后来把他下放五七干校，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在干校，群众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学习《讲话》，帮助他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帮助他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艰苦的劳动和学习中，他慢慢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终于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成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他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一度还疯传将担任卫生部副部长，遗憾的是三中全会终结了他的升迁梦。一九七八年召开科学技术大会，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从此不再迫害知识分子，然而他却抵触，贴大字报再谈学习《讲话》的体会，阐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群众的眼睛依然是雪亮的，当年被他嘲笑又反过来嘲笑他的群众此时嘲笑他是法门寺的贾桂，站惯了，不喜坐；新生代群众送给他一个新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吴卫国称为延安整风综合症，他的家人则直接把他送进北京市宣武区精神病院，入院时，他沾沾自喜地问医生：“写出我这样水平大字报的的人，难道有神经病吗？” 医生嘲笑地反问道：“写出您这样水平大字报的人，难道没有神经病吗？”
医生嘲笑的语言，甚至嘲笑的口吻，跟他当年的嘲笑竟然一模一样。
“抑郁症事件”以后，吴卫国的父亲知道离婚是早晚的事，就塞给吴卫国一块钱，说：“你去蔬菜店买一个梨，要那种金黄的，长的圆一点，大一点的，就要一个。”
吴卫国问：“爸爸，你买梨做什么？”
吴卫国的父亲说：“我与你妈妈夫妻二十多年，也算有些感情，离婚谐音“梨”，按照老理儿，两人分吃一个梨，算是画上一个句号，就是好结好散的意思。”
“爸爸，你们能不离婚吗？” 吴卫国问。
“大人的事你们不懂，不要再说了，叫你买梨你就买梨去！”吴卫国的父亲摆摆手，显出不耐烦。
吴卫国离开父亲，在外间屋里磨磨蹭蹭地徘徊，建国眼睛不眨地盯着他，两人都感到一筹莫展，他们不愿意通过自己的手，促成父母的离异。
建国悄悄地说：“哥哥，你不去给他们买梨，他们不就离不了嘛！”
吴卫国说：“爸爸让我去买，我不去怎么行。”
哥俩思前想后磨蹭到中午，吴卫国不得不去蔬菜店买一个梨，梨买回家，吴卫国把装梨子的挎包交给父亲，父亲从挎包里拿出梨子看看，就把挎包放在床脚下。
吴卫国看着父亲做这一切，他似乎想和父亲说点什么，但他张了几次口，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只好默默地站着。
两天以后，吴卫国的母亲又回来了。她和上次一样，仍然是冷漠地望一眼兄弟二人，建国低低地叫一声“妈——”她像没有听到似的，全然没有反应，眼睛直勾勾地看看兄弟二人，径直走进卧室，并随手关上房门。
这里兄弟二人赶紧趴到门缝上谛听，然而屋里说话声音很小，他们听不太清楚。过了一会儿，吴卫国的父亲喊“卫国”，兄弟二人紧张得身体一抖，吴卫国后退几步答应着，推开门走进卧室。
吴卫国的父亲说：“卫国，你去厨房拿水果刀。”
吴卫国答应一声，磨磨蹭蹭的去到厨房，拿回一把水果刀来。
吴卫国的父亲接过水果刀，对吴卫国的母亲说：“我们俩是四四年结婚的，往前走忙忙碌碌不觉的，回头看人这一辈子过的真快，我俩结婚转眼二十三年了。”
“四四年初冬，反扫荡胜利以后。” 吴卫国的母亲说。
“是啊，反扫荡祝捷会上，我们俩吃了一个苹果……” 吴卫国的父亲说。
“没吃，只是咬了一口……”吴卫国的母亲嘟哝道。
“像是做了个梦，三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人生百年，终归一死，你带着孩子们去吧，我不会再连累你们，我俩从吃苹果开始到吃梨结束，吃完这个梨我们就算是结束了。” 吴卫国的父亲说着，伸手去床脚下的挎包里摸出梨，准备削皮，然而，他和吴卫国都惊讶的瞪大了眼睛，因为他手里握着的，分明是一个青皮红心，叫做“心里美”的，滚圆滚圆的青皮萝卜，细看青皮萝卜的小尾巴上还有几根细细的，沾着泥土的根毛。
吴卫国的父亲说：“卫国，不是叫你买梨嘛，你怎么买萝卜呢？”
吴卫国说：“爸爸，我买的梨你是看过的，我没有买萝卜。”
吴卫国的父亲说：“要说实话，不是你捣鬼，梨总不会自己变成萝卜吧？”
吴卫国说：“爸爸，真的不是我捣鬼，梨真的不是我换的。”
吴卫国的父亲说：“不是你是谁？你说说。”
吴卫国笑道：“要么是你贼喊捉贼，要么就是建国换的。”
吴卫国的父亲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很郑重地对吴卫国的母亲说：“你看，不是我骗人贼喊捉贼，我的腿出不去门，真正是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力，我明明叫卫国买的梨，现在变成萝卜了。”
抬头白日，低头人心，人世间两者最是不可直视，吴卫国的母亲突然间嚎啕大哭，而且越哭越伤心，直哭的昏天黑地，一直哭到晕厥过去，吴卫国不得不违反她‘终身不再踏进医院半步’的誓言，叫救护车送她去医院抢救。
晚上，吴卫国在被窝里问建国：“是你用萝卜偷换了梨？”
建国得意洋洋地念起儿歌：“一二一，赶大集，买了个萝卜变成梨，咬一口，猴辣的，谁叫你买一个带把的！”
极度兴奋之中，建国还说出一个惊天秘密：扎车带，把沙包扔到食堂的饭锅里，也是他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