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越来越多来自中国、香港、台湾、越南等地的移民长者，正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他们跨越海洋来到这片土地，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却在一个问题上给出了惊人的相似答案：希望老去时仍然有尊严、有选择、有安全感；希望在身体逐渐衰弱、需要依赖他人时，不会被忽略，不会成为负担，也不会失去为自己发声的能力。

这些愿望看似简单，却在一次次采访中不断重复。

在“不会拖累孩子”的国家老去

80多岁的朱女士在澳洲生活8年，与女儿一家同住。谈到变老，她最担心的不是疾病，而是有一天失去自理能力后，成为孩子的负担。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全家都会跟着辛苦。” 朱女士说。

但澳洲的养老制度让她感到一丝安心。

“这里不一样，政府会照顾老人，至少不会让你没人管，也不会没地方去。”

她停顿了一下，又轻轻补了一句：“这点让我心里踏实很多。”

这种安全感，在另一位90多岁的朱老太太身上，却有着不同的表现。

她坚持与女儿同住，宁愿接受上门护理，也不愿进入养老院。在她看来，住在家里自由，有事女儿会帮忙；进入养老院，最怕的是失去对生活的掌控。

“谁会在意我的存在？”她说。

然而，即使选择居家养老，她仍然遇到了问题。她已经两次更换上门护理人员，不是因为对方做得不好，而是因为：“她们似乎无法理解我的需求。”

这句话，也许说出了许多移民长者面对养老制度时更深层的担忧：有人提供服务，不等于真正理解你。

 

一个人住，但知道“有人在看”

90岁的李先生选择独居。

他来澳洲20年，退休前曾在医院工作18年。如今，他没有与子女同住，而是使用政府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

“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也有我的生活。”李先生说。

每周都有护工上门协助打扫、采购，有时也协助个人护理。

回忆上海的生活时，他说，过去很多不能自理的老人只能在家里拖着，家人非常辛苦；有钱的请护工，也担心虐待，没钱的只能由家人轮流照顾。

而在澳洲，他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养老方式。

“护工会来，护士也会上门，有时还有复健师。”他很自豪地说道：“他们会问我意见，也会主动确认我的情况。”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一个人住，但我知道是有人在看的。”

对于很多老人而言，这可能就是安全感最简单的定义——不一定要有人住在身边，但要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人看见。

 

最怕的不是吃住，而是“说不出来”

白女士的父母两年前入住养老院。两位老人不会英文，只会家乡话和简单广东话。

“我们最担心的，不是吃住，而是他们不舒服的时候说不出来。” 白女士说。

最后，家人选择了一家有华人背景的养老机构。

“进去之后反而比想象中好很多。吃得习惯，也有人沟通。最重要的是，院方会主动跟我们联系。”

对白女士来说，这种持续沟通本身就是安全感。

“如果什么都不说，我们反而更担心。”她说。

78岁的台湾移民陈女士也有类似担忧。

她总在担忧：“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走了，会不会没人理我？”

她知道老人可以投诉，却因为不会英文而感到不安：“我知道可以投诉，但我不会英文。”

悉尼舒心养老（Comfort Care）市场营运总监Phillip Wang认为，许多亚洲背景长者最深的恐惧，并不是护理做得不好，而是当房门关上后，没有人发现他们的变化。

 

焦虑背后的共同困境

我在采访中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的经历各不相同，但许多担忧最终都汇聚到几个共同问题。

语言与文化障碍

问题并不只是“听不听得懂英文”，而是生活方式、表达方式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

许多长者进入高龄阶段后，会自然回到母语状态，甚至只能使用方言表达需求。

语言障碍往往不只是沟通问题，更可能成为焦虑的起点。当长者无法用熟悉的语言表达需求时，他们会担心对方是否真正理解自己。

被忽略的恐惧

许多受访者都提到，他们最害怕的不是老，而是“没人听见自己”。

这种恐惧往往会在行动能力下降后被放大——门一关、灯一暗，他们担心：自己是否会在某个瞬间被遗忘。

对许多长者来说，安全感并不只是制度存在，而是有人记得他们昨天说过什么、今天哪里不舒服。

制度复杂带来的无力感

评估体系、服务分级、预算规则、等待时间……对许多移民家庭而言，这些制度既陌生又复杂。

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能申请什么、该等多久、是否被正确评估，也难以判断自己是否获得了应有的支持。

对很多老人来说，这种状态像是“看得见门，却不知道怎么进去”。

照护不稳定

护工频繁更换、沟通方式不同、轮班制度带来的断层，也会影响长者的安全感。

长者需要不断重新适应新的面孔、新的方式、新的节奏。对高龄长者而言，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安心。

文化背景不同的长者建立信任，往往需要更长时间。

 

“不想麻烦孩子”的文化压力

对许多许多亚洲背景长者来说，即使在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也往往倾向于压抑自己的需求。

他们担心麻烦子女、担心成为负担，也担心被认为“不够独立”。

这些担忧之所以在不同家庭叙述中反复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家庭不了解制度，而是因为制度的语言、节奏与他们的生活经验之间，始终存在一段难以对齐的距离。

正是在这道缝隙里，焦虑被不断放大。

 

新《老年护理法》正试图改变养老方式

事实上，澳洲的老年护理体系本身，也正在经历一轮结构性的重写。

2024年通过的新《老年护理法》（Aged Care Act 2024），在理念上与过去有所不同。新制度进一步强化了长者权利、尊严、自主选择、安全照护、投诉以及文化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强调长者不仅是服务的接受者，也应当在涉及自身照护的决定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通过《长者权利声明》，长者的尊严、选择权、自主决策、安全照护、投诉权以及文化安全等内容被纳入法律框架。

与此同时，新制度强化“文化安全”的要求，不再只是提供翻译或多语种信息，而是更加重视服务在沟通方式、文化理解与照护实践方面能否真正回应长者的需求。

对于大量来自亚洲文化背景的长者而言，这意味着语言与文化差异不应成为他们获得适当照护的障碍。

在服务结构方面，新制度整合居家养老体系（Support at Home），希望让长者能够在更长时间内留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同时加强投诉保护与监管问责机制。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一轮改革不仅是服务方式的调整，也是在重新定义养老——养老不只是“提供照护”，更是“如何对待一个正在变老的人”。

澳大利亚老年护理质量与安全委员会（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ACQSC）也强调，服务机构需要与长者及其家人保持良好沟通，并确保长者能够以熟悉的语言表达需求。委员会同时提醒机构善用政府提供的多语种资源与免费口译服务，避免语言成为照护障碍。

 

李超浩：老人拥有所有的权利

长期参与多元文化社区健康和长者服务的CASS华人服务社主席李超浩教授，对移民长者的这些担忧有着深刻观察。

在他看来，多元文化养老不能只解决“有没有人照顾”的问题，还必须解决“老人是否被理解”的问题。

语言、饮食、文化习惯和沟通方式，都应该成为养老服务的一部分。

对于不会英文的老人来说，语言障碍可能不只是生活上的不方便。当老人无法准确表达疼痛、疾病变化或者自己的意愿时，语言问题甚至可能变成医疗风险。

因此，李教授认为，养老不能只是日常生活照护，也必须重视医疗管理。他认为，养老机构应该有熟悉老人语言和文化的工作人员，提供符合文化习惯的饮食，同时应有医疗专业人士参与管理。

在他看来，这些并不是“额外服务”，而是让老人能够安心养老的重要条件。

李教授表示，随着养老服务改革，机构越来越重视长者的语言和文化需求。他介绍说，他所在的服务社目前有数百名华人工作人员，为超过5000名多元文化背景的长者提供服务，并为55个不同族裔的组织提供支援。

谈到老人权益以及工作人员责任时，李教授的态度更加明确。

当被问及工作人员是否会因为某些原因受到保护时，他回答：“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进一步表示：“因为政府实际上保护的是老人，而不是工作人员。”

最后，他强调： “所以，老人拥有所有的权利。”

这句话，恰恰击中了许多移民长者最深的恐惧。

一个老人即使90岁、95岁，即使不会英文、行动不便、需要别人帮助，他仍然应该拥有表达意见、选择生活方式和受到尊重的权利。

 

新制度：从“照顾老人”到“尊重老人”

澳华养老总经理Jenny Chua从服务机构角度观察到，新制度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沟通更加频繁。

过去，机构可能每四个月召开一次个案会议；现在则会更经常向老人本人以及他们指定的替代决策人征求意见。

“我们一直在进行沟通。”她说。

老人也会更加清楚，谁在照顾他们，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以及他们如何提出意见。

Jenny认为，新法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尊重我的权利。”

Jenny表示，她自己也已经制定了预立医疗照护指示（Advance Care Directive），希望即使未来失去作出决定的能力，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照护。

这不仅是她作为养老服务从业者的选择，也是她对自己未来老年生活的一种安排。

“我们所有生活在澳洲的人，在进入老年之后，都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她说。

 

改革理想与现实之间

不过，对服务机构而言，改革并不简单。

澳华养老行政总裁Ada Cheng认为，Support at Home越来越强调个性化资助，意味着机构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管理每一位客户的预算、护理计划和费用记录。

她表示，过去机构主要关注如何满足老人的护理需求，现在却越来越像是在进行一项商业交易。

服务价格和共付费，也成为老人和机构共同面对的问题。

Ada认为，共付费本身有一定道理，“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免费提供”，但她担心一些经济困难的养老金领取者可能承担不起。

她尤其担心政策制定者不能假设所有My Aged Care使用者都懂数字技术。

她表示，其中还有很多90多岁的老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上网、下载资料，或者使用各种电子设备。”她对此认为，改革需要更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和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

因此，制度设计者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一套制度可以在纸面上越来越先进，但如果老人看不懂、用不了、说不出，它仍然可能把最需要帮助的人挡在门外。

 

AI可以帮助照护，但不能取代“人”

面对未来不断增加的养老需求，快速发展的科技也正在进入这个行业。

Ada介绍说，目前已经出现能够主动打电话给老人、进行简单交流并形成护理记录的AI语音系统。它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发现风险，把真正需要关注的人优先筛选出来。

但Ada也提醒，技术越方便，风险也越需要警惕。

“现在我其实不太信任电话，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也越来越严重。”她说。

Ada认为，使用新技术的同时，也必须教育老人如何保护自己。

更重要的是，她强调，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养老护理中最重要的“人情味”不能消失。 “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老人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

从朱女士到朱老太太，从独居的李先生到白女士的父母，再到陈女士，他们的担忧看似不同，最后却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老去以后，我还会不会被看见？

有人怕成为孩子的负担；

有人怕失去自由；

有人怕不会英文，无法投诉；

有人怕身体不舒服，却没有办法说出来；

也有人只是害怕，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没有人发现自己今天和昨天不一样。

李超浩教授所强调的语言、文化、医疗和老人权利，正好把这些看似零散的恐惧连接在了一起。

养老制度当然需要资金，需要监管，需要科技，也需要更多护理人员，但制度最终服务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他们可能曾经是医生、教师、工程师、商人，也可能只是普通家庭中的父亲、母亲。他们年轻时照顾过孩子、工作过、纳税过，也为这个社会付出过。到了晚年，他们或许不再强壮，却不应该因此失去被尊重的资格。

或许，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只是变老。

而是在老去以后，被世界悄悄放进一个角落，无人倾听。

养老改革真正需要回答的，也许不是“怎样照顾越来越多的老人”，而是：

怎样让一个人，即使老了、病了、不能走了，甚至无法为自己说话，仍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