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越來越多來自中國、香港、台灣、越南等地的移民長者，正在這裡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他們跨越海洋來到這片土地，帶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長經歷，卻在一個問題上給出了驚人的相似答案：希望老去時仍然有尊嚴、有選擇、有安全感；希望在身體逐漸衰弱、需要依賴他人時，不會被忽略，不會成為負擔，也不會失去為自己發聲的能力。

這些願望看似簡單，卻在一次次採訪中不斷重複。

在「不會拖累孩子」的國家老去

80多歲的朱女士在澳洲生活8年，與女兒一家同住。談到變老，她最擔心的不是疾病，而是有一天失去自理能力後，成為孩子的負擔。

「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全家都會跟著辛苦。」 朱女士說。

但澳洲的養老制度讓她感到一絲安心。

「這裡不一樣，政府會照顧老人，至少不會讓你沒人管，也不會沒地方去。」

她停頓了一下，又輕輕補了一句：「這點讓我心裡踏實很多。」

這種安全感，在另一位90多歲的朱老太太身上，卻有著不同的表現。

她堅持與女兒同住，寧願接受上門護理，也不願進入養老院。在她看來，住在家裡自由，有事女兒會幫忙；進入養老院，最怕的是失去對生活的掌控。

「誰會在意我的存在？」她說。

然而，即使選擇居家養老，她仍然遇到了問題。她已經兩次更換上門護理人員，不是因為對方做得不好，而是因為：「她們似乎無法理解我的需求。」

這句話，也許說出了許多移民長者面對養老制度時更深層的擔憂：有人提供服務，不等於真正理解你。

 

一個人住，但知道「有人在看」

90歲的李先生選擇獨居。

他來澳洲20年，退休前曾在醫院工作18年。如今，他沒有與子女同住，而是使用政府提供的居家養老服務。

「他們有自己的家庭，我也有我的生活。」李先生說。

每周都有護工上門協助打掃、採購，有時也協助個人護理。

回憶上海的生活時，他說，過去很多不能自理的老人只能在家裡拖著，家人非常辛苦；有錢的請護工，也擔心虐待，沒錢的只能由家人輪流照顧。

而在澳洲，他感受到的是另一種養老方式。

「護工會來，護士也會上門，有時還有復健師。」他很自豪地說道：「他們會問我意見，也會主動確認我的情況。」

最後，他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我一個人住，但我知道是有人在看的。」

對於很多老人而言，這可能就是安全感最簡單的定義——不一定要有人住在身邊，但要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人看見。

 

最怕的不是吃住，而是「說不出來」

白女士的父母兩年前入住養老院。兩位老人不會英文，只會家鄉話和簡單廣東話。

「我們最擔心的，不是吃住，而是他們不舒服的時候說不出來。」 白女士說。

最後，家人選擇了一家有華人背景的養老機構。

「進去之後反而比想像中好很多。吃得習慣，也有人溝通。最重要的是，院方會主動跟我們聯繫。」

對白女士來說，這種持續溝通本身就是安全感。

「如果什麼都不說，我們反而更擔心。」她說。

78歲的台灣移民陳女士也有類似擔憂。

她總在擔憂：「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走了，會不會沒人理我？」

她知道老人可以投訴，卻因為不會英文而感到不安：「我知道可以投訴，但我不會英文。」

悉尼舒心養老（Comfort Care）市場營運總監Phillip Wang認為，許多亞洲背景長者最深的恐懼，並不是護理做得不好，而是當房門關上後，沒有人發現他們的變化。

 

焦慮背後的共同困境

我在採訪中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的經歷各不相同，但許多擔憂最終都匯聚到幾個共同問題。

語言與文化障礙

問題並不只是「聽不聽得懂英文」，而是生活方式、表達方式與文化背景之間的差異。

許多長者進入高齡階段後，會自然回到母語狀態，甚至只能使用方言表達需求。

語言障礙往往不只是溝通問題，更可能成為焦慮的起點。當長者無法用熟悉的語言表達需求時，他們會擔心對方是否真正理解自己。

被忽略的恐懼

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他們最害怕的不是老，而是「沒人聽見自己」。

這種恐懼往往會在行動能力下降後被放大——門一關、燈一暗，他們擔心：自己是否會在某個瞬間被遺忘。

對許多長者來說，安全感並不只是制度存在，而是有人記得他們昨天說過什麼、今天哪裡不舒服。

制度複雜帶來的無力感

評估體系、服務分級、預算規則、等待時間……對許多移民家庭而言，這些制度既陌生又複雜。

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能申請什麼、該等多久、是否被正確評估，也難以判斷自己是否獲得了應有的支持。

對很多老人來說，這種狀態像是「看得見門，卻不知道怎麼進去」。

照護不穩定

護工頻繁更換、溝通方式不同、輪班制度帶來的斷層，也會影響長者的安全感。

長者需要不斷重新適應新的面孔、新的方式、新的節奏。對高齡長者而言，穩定本身就是一種安心。

文化背景不同的長者建立信任，往往需要更長時間。

 

「不想麻煩孩子」的文化壓力

對許多許多亞洲背景長者來說，即使在需要幫助的情況下，也往往傾向於壓抑自己的需求。

他們擔心麻煩子女、擔心成為負擔，也擔心被認為「不夠獨立」。

這些擔憂之所以在不同家庭敘述中反覆出現，並不完全是因為家庭不了解制度，而是因為制度的語言、節奏與他們的生活經驗之間，始終存在一段難以對齊的距離。

正是在這道縫隙里，焦慮被不斷放大。

 

新《老年護理法》正試圖改變養老方式

事實上，澳洲的老年護理體系本身，也正在經歷一輪結構性的重寫。

2024年通過的新《老年護理法》（Aged Care Act 2024），在理念上與過去有所不同。新制度進一步強化了長者權利、尊嚴、自主選擇、安全照護、投訴以及文化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強調長者不僅是服務的接受者，也應當在涉及自身照護的決定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通過《長者權利聲明》，長者的尊嚴、選擇權、自主決策、安全照護、投訴權以及文化安全等內容被納入法律框架。

與此同時，新制度強化「文化安全」的要求，不再只是提供翻譯或多語種信息，而是更加重視服務在溝通方式、文化理解與照護實踐方面能否真正回應長者的需求。

對於大量來自亞洲文化背景的長者而言，這意味著語言與文化差異不應成為他們獲得適當照護的障礙。

在服務結構方面，新制度整合居家養老體系（Support at Home），希望讓長者能夠在更長時間內留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同時加強投訴保護與監管問責機制。

從制度設計來看，這一輪改革不僅是服務方式的調整，也是在重新定義養老——養老不只是「提供照護」，更是「如何對待一個正在變老的人」。

澳大利亞老年護理質量與安全委員會（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ACQSC）也強調，服務機構需要與長者及其家人保持良好溝通，並確保長者能夠以熟悉的語言表達需求。委員會同時提醒機構善用政府提供的多語種資源與免費口譯服務，避免語言成為照護障礙。

 

李超浩：老人擁有所有的權利

長期參與多元文化社區健康和長者服務的CASS華人服務社主席李超浩教授，對移民長者的這些擔憂有著深刻觀察。

在他看來，多元文化養老不能只解決「有沒有人照顧」的問題，還必須解決「老人是否被理解」的問題。

語言、飲食、文化習慣和溝通方式，都應該成為養老服務的一部分。

對於不會英文的老人來說，語言障礙可能不只是生活上的不方便。當老人無法準確表達疼痛、疾病變化或者自己的意願時，語言問題甚至可能變成醫療風險。

因此，李教授認為，養老不能只是日常生活照護，也必須重視醫療管理。他認為，養老機構應該有熟悉老人語言和文化的工作人員，提供符合文化習慣的飲食，同時應有醫療專業人士參與管理。

在他看來，這些並不是「額外服務」，而是讓老人能夠安心養老的重要條件。

李教授表示，隨著養老服務改革，機構越來越重視長者的語言和文化需求。他介紹說，他所在的服務社目前有數百名華人工作人員，為超過5000名多元文化背景的長者提供服務，並為55個不同族裔的組織提供支援。

談到老人權益以及工作人員責任時，李教授的態度更加明確。

當被問及工作人員是否會因為某些原因受到保護時，他回答：「沒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進一步表示：「因為政府實際上保護的是老人，而不是工作人員。」

最後，他強調： 「所以，老人擁有所有的權利。」

這句話，恰恰擊中了許多移民長者最深的恐懼。

一個老人即使90歲、95歲，即使不會英文、行動不便、需要別人幫助，他仍然應該擁有表達意見、選擇生活方式和受到尊重的權利。

 

新制度：從「照顧老人」到「尊重老人」

澳華養老總經理Jenny Chua從服務機構角度觀察到，新制度帶來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溝通更加頻繁。

過去，機構可能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個案會議；現在則會更經常向老人本人以及他們指定的替代決策人徵求意見。

「我們一直在進行溝通。」她說。

老人也會更加清楚，誰在照顧他們，為他們提供什麼服務，以及他們如何提出意見。

Jenny認為，新法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尊重我的權利。」

Jenny表示，她自己也已經制定了預立醫療照護指示（Advance Care Directive），希望即使未來失去作出決定的能力，也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接受照護。

這不僅是她作為養老服務從業者的選擇，也是她對自己未來老年生活的一種安排。

「我們所有生活在澳洲的人，在進入老年之後，都能夠擁有更好的生活。」她說。

 

改革理想與現實之間

不過，對服務機構而言，改革並不簡單。

澳華養老行政總裁Ada Cheng認為，Support at Home越來越強調個性化資助，意味著機構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管理每一位客戶的預算、護理計劃和費用記錄。

她表示，過去機構主要關注如何滿足老人的護理需求，現在卻越來越像是在進行一項商業交易。

服務價格和共付費，也成為老人和機構共同面對的問題。

Ada認為，共付費本身有一定道理，「政府不可能把所有東西都免費提供」，但她擔心一些經濟困難的養老金領取者可能承擔不起。

她尤其擔心政策制定者不能假設所有My Aged Care使用者都懂數字技術。

她表示，其中還有很多90多歲的老人，「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上網、下載資料，或者使用各種電子設備。」她對此認為，改革需要更充分考慮不同年齡和社會群體的實際情況。

因此，制度設計者面對的真正挑戰是：一套制度可以在紙面上越來越先進，但如果老人看不懂、用不了、說不出，它仍然可能把最需要幫助的人擋在門外。

 

AI可以幫助照護，但不能取代「人」

面對未來不斷增加的養老需求，快速發展的科技也正在進入這個行業。

Ada介紹說，目前已經出現能夠主動打電話給老人、進行簡單交流並形成護理記錄的AI語音系統。它可以幫助護理人員發現風險，把真正需要關注的人優先篩選出來。

但Ada也提醒，技術越方便，風險也越需要警惕。

「現在我其實不太信任電話，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詐騙也越來越嚴重。」她說。

Ada認為，使用新技術的同時，也必須教育老人如何保護自己。

更重要的是，她強調，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養老護理中最重要的「人情味」不能消失。 「人工智慧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老人真正需要的，其實很簡單

從朱女士到朱老太太，從獨居的李先生到白女士的父母，再到陳女士，他們的擔憂看似不同，最後卻都指向同一個問題：老去以後，我還會不會被看見？

有人怕成為孩子的負擔；

有人怕失去自由；

有人怕不會英文，無法投訴；

有人怕身體不舒服，卻沒有辦法說出來；

也有人只是害怕，在一個陌生的房間里，沒有人發現自己今天和昨天不一樣。

李超浩教授所強調的語言、文化、醫療和老人權利，正好把這些看似零散的恐懼連接在了一起。

養老制度當然需要資金，需要監管，需要科技，也需要更多護理人員，但制度最終服務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

他們可能曾經是醫生、教師、工程師、商人，也可能只是普通家庭中的父親、母親。他們年輕時照顧過孩子、工作過、納稅過，也為這個社會付出過。到了晚年，他們或許不再強壯，卻不應該因此失去被尊重的資格。

或許，人真正害怕的，從來不只是變老。

而是在老去以後，被世界悄悄放進一個角落，無人傾聽。

養老改革真正需要回答的，也許不是「怎樣照顧越來越多的老人」，而是：

怎樣讓一個人，即使老了、病了、不能走了，甚至無法為自己說話，仍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有尊嚴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