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三集
四种职业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老百姓口中有个顺口溜“四个轮子一把刀，白大褂子大围腰”，说的是那时受人羡慕的四种职业。“四个轮子”指司机，“一把刀”指食品公司卖肉的，“白大褂子”很明白的是说医生，大围腰指饭店职工和食堂师傅。由于物质上的极度贫乏，这四种职业除了自身家庭能获得一些好处而外，之所以受到社会上的尊崇，是能带给亲友便利和多一些的生活物质。所以，别说普通居民，就是一般干部和工厂工人也会和他们拉好关系。那时，“读书无用”，教师们还是“臭老九”，所以教师是不怎么受待见的。
当司机的无论是开客车还是货车都是吃得开的。当时，本县内跑的客车都是大篷车，一般只有几条长凳摆在前面。到外省的长途大约才是厢式客车，那时我没长途出行过，印象不深，只记得到南京还坐的是大篷车。那时长途车次也相当少，一般二三十里、三四十里的路程人们都是步行不坐车，一是舍不得钱，再者是买不到票。
有了熟识的客车司机，一是可以帮着买到票，自己买了票的可以由司机带着提前上车，既不用上车时拼命爬挤，也可以占到凳子坐，至少可以站在车厢前面，少一些被车轮卷起的滚滚尘土弄得满头满身，那时的公路可都还是土石路。和司机关系特别近的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甚至可以不买票被带上车。货车司机则可以在目的地和沿路买一些一般买不到的或便宜的用品、食品。司机自家用一些，也可以给亲戚、朋友捎带一些。
食品公司卖肉的手上那把刀就是权力的象征。那时，居民买肉是凭票供应，一个人一个月半斤。汉族供应猪肉，回民是牛肉。卖肉的可以不用票就买到肉，但也不容易，但是，可以时不时弄一些猪头、猪杂、骨头、血旺什么的，在肉类贫乏的那个时代，这些可是让人十分垂涎的。
除了这些好处可以分享亲戚朋友，还可以在割肉的时候给人以照顾，诸如少带一些骨头（那时除了筒子骨剔下另卖，排骨是连着肉卖的），少搭一些皮皮挂挂的，秤杆抬高一点的。还可以给关系很好的人悄悄留下一点好肉，因为凭票买肉要事前排队买“飞子”（肉票是一种计划凭证，要持票交过钱拿到割肉时的小票，这种小票叫做“飞子”），经常是排在稍后的，没等到拿到“飞子”肉就卖完了。
医生能给人带来的好处大多数和现在一样。那时候则有一种情况是特殊的，就是买药。因为药品匮乏，经常有些常用药开不到，大到青霉素，小到驱蛔虫的宝塔糖。有了当医生的亲戚朋友，就能搞到。
饭店、食堂的师傅的权利就是可以让你少排队，可以在打饭菜上瓢勺放那么一点点量，加那么几滴油，下面条多丢那么几根。尽管就那么一点点，在那个食品匮乏的时代，也给人带来满满的幸福开心。
卖油条的日子
城里的底层人家实在找不到谋生门路的，卖油条是一个简单又不需要多少本钱的行当。那时，和城的饮食行业除了两家饭店是国营的，其余的七个门市部都是属于“大集体”性质的历阳合作商业的饮食业（俗称小食业）这一块。
那时禁止私人加工经营米面食品，摆个小摊子也不行，不用什么管理，买不到米面就全卡死了。所有饭店、饮食业门市部的食品重量和价格都是由县商业局统一规定的。比如馒头是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刚出笼的重量是二两八钱。油条、麻花是一两粮票六分钱两根，一斤面粉炸二十根。二十根油条和麻花各自的重量也有规定，具体多重现在已记不清了，商业局时不时的派人提着称到各个门店抽查。
历阳饮食业各门市部的财务由总店统一管理，各门市部都有营业额的规定。这些门市部为了完成和提高营业额，对批发油条、麻花下乡卖的这些所谓油条贩子还是比较照顾的。由于每个店都有五六个、七八个卖油条的一大早就要去批发，炸油条的师傅早晨四五点就要上班，炸上几百根油条让这些人先批发走，好让他们一大早赶到乡下叫卖。批发的油条、麻花价格同零售是一样的，到农村卖的时候是五分钱一根，这样每根油条、麻花就可以赚一分钱。
批发油条、麻花也必须要粮票，因为店里到粮站买面粉也必须要交粮票，所以卖油条的人也在村子里买人家的棉花奖励粮票，买不到的就想法在黑市上买，每斤粮票价格低的时候（一般在十月和十一月份刚交售定购棉花之后）在一毛三四一斤，高的时候在一毛七八。
我第一次卖油条是在十岁那年的暑假，挎着油条篮走到离家两里多的村子里开始叫卖，到了四五里的一个叫做太平庵的村子里就折返回来了，这次大概只卖了不到二十根。六七年下半年到六九年上半年，卖油条成了我的正业。每天天不亮，夏天约莫三点来钟，冬天五点不到就要起床去小食业的门店排队，等着一篓篓炸出来的油条。在等的时候还帮着店里下门板、清炉灰、挑水、擦桌子，有时还帮着翻油锅里炸着的油条，以此博得店里师傅的好感。
卖油条的人中每个人批发的油条数量都不一样，是各人根据自己的销量来定的，有的五六十根、有的七八十根，农忙时节也有批上百把根的。批多了卖不掉就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油条出锅后时间长了就回软，没有了酥脆的口感，人们就不愿意买，到了第二天就缩了，显得小了不少，就只有折价卖给人家潽蛋汤了。
每个人卖油条都有自己一定的线路，但也时常互相之间有交叉，甚至跑的村子差不多，谁跑在前面，谁的油条就卖的快些。所以都争着排队时能排在前面，早一些把油条批发到手。所以，我不但要早早地把自己的篮子排在前面，还要把母亲和姐姐的篮子带着排上队。我一般都是在南门口的店里排队，但也常常遇到店里炸不及的情况，我就要赶到大桥头或四牌坊的门店里去排队。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还要到店里批发麻花，有时候是早晨直接在店里数上二三十根带走。
油条批到手之后就立即撒腿朝乡下赶，争取第一个赶到一个个村子。我跑的是城南西边的几个大队，这一块地方有三四个人在卖油条，有时走在一条路上，就互相比脚力，争取第一个赶到下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张，在路上看到我们这样半大的孩子冲到了他的前面，他的脸上就流出一股无奈和酸楚的表情，因为下个村子里的生意会被抢走了大半。我尽管心里时不时的对他产生一种同情，但没法子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在奔跑啊！
我每天跑的最远的村子离家有二十多里，在这一条线上的各个村子各家门口和一块块地头之间如穿梭般疾步地赶路、尖声地叫卖，每天凌晨和上午算下来估摸着要走六七十里路。赶路累一点还不算什么，最可恨的是一些小孩子和年轻人会唆着狗追咬在我的身后取乐。还有的丧德的人在远处把我喊过去，等到我急急忙忙到了跟前，他或他们装模作样地在口袋里翻找几下，然后说今天没带钱，接着就发出开怀的笑声。也有人曾经朝着我骂，说什么反革命的小狗崽子又来卖油条了，都不要买他的。每逢这种情况，我只能恨恨地朝他们瞪一瞪眼睛，转身之后在心里骂了他们的祖宗十八代。
在那段日子里，除了早晨起来遇到大雨雪和中国新年前后十来天，每天都要为了五六毛、七八毛钱的收入这样叫卖着，遇到小雨雪就披着塑料皮雨衣打着伞，把油条篮用塑料薄膜盖严实了义无反顾地朝乡下赶。每天早上在路上把带着的熟山芋、面粑粑吃了做早餐，渴了就在水塘里捧上几口水喝，中午多数情况下要到一点多才能回到家吃中饭。哪天回来的早，下午还会挎上篮子再回乡下卖麻花，夏天的时候就趁着人们快吃晚饭的光景挑着小桶去卖豆腐乳。
那时，农村人手边的钱也少得可怜，经常家里孩子哭闹着想吃一根油条，当爸妈的、做爷爷奶奶的家里实在找不出钱，就把家里能找出的个把鸡蛋和酒瓶子拿来和我换，一个鸡蛋能值五分钱，一个酒瓶子杂货店里回收值六分钱。不少酒瓶子都很脏了，有些还是装过油的，回来家后我都要拎到河里用碱水和细石子把它们磢干净，有时一天能换上十几个瓶子，挎着走上一二十里路回家实在是累，但能多赚一二毛钱，心里还是非常开心的。
任何地方都有丑恶的人，但也不会缺少善良的人，不少村子里的人我去的时间长了就熟了起来，时时有些人看到我疲惫的样子，就从家里端出小凳子让我坐一小会，也有的从家里端出一碗水让我喝，毕竟我那时还只是十二三岁，他们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过去五十多年了，我在心里仍然感谢着他们！
一支烟一条命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上午，应该是夏末秋初的季节，卖油条的我正走到离城南公社革委会所在地沈家山不远的成康大队，到了一个叫大陈家（地名记得不准确了）的村子。
村子边有条路，比较宽，可以拉板车。走着走着天忽然黑了下来，接着下起了不小的雨，我赶忙闪身跑进了路边的一户人家。好在卖了这么多天的油条，很多人都是面熟的，随便躲进哪家也不会被赶出来。这家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在家，其他人都上工去了，估计也在什么地方躲雨。大爷顺手拿个小板凳给我坐下，还倒了碗热水递给我。
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我和大爷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随口说着话。他说，你老子我见过，就是上两个月在沈家山斗他的时候，我也跑去看了。边说，边摇摇头叹了口气。不知怎地，他转了话头，指指门外朝左的地方说，前面那三间草房，一家三个人，有个是小家伙，你认得他们吧？我说，认得，他家日子好像不错，经常照顾我生意，过不两天就会买根油条给他儿子吃，小家伙长的很好看也好玩，好像两岁多吧？大爷嗯了一声接着说，他家的事你听讲过吗？我说，我在村里听人说过他家成份也不好。大爷说，他家是富农，不过，他老子是被镇压的，他是个遗腹子。我哦了一声，抬头盯着他，等着他继续说。大爷说：“他老子跟我差不多大，原来不住在这里，也就在前面靠近沈家山，我们都认得，也在一起会过几次。他老子死的，唉！”
大爷沉默了。我等了一小会，看他没有继续说的意思，就问了一句：“怎搞的？”大爷看看我，又起身伸头看看门外，然后坐下来慢悠悠地说：“不该死的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和别人讲这事。”我点点头说：“我懂的。”
大爷说，那是土改后没多晚子的事，他老子长的很标致，比他还高些，很充实（和县话，指身材板实），也白些，年轻好玩，家里日子过得也不错。那时姥桥区有个侉子区长跟我们差不多大，都是年轻人，也好玩，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和他老子他们混在一起。区长的老婆是区委书记，讨厌区长和这些小青年交往，特别不愿让区长和他老子搅和，因为他老子家定的是富农成份。区长没听他老婆的话，好玩哦。他老子枪毙后，他们那些人里头才有人跟我讲了怎搞的。我和他们一些人也都认得，我家穷些，和他们玩的少，不过有话也能讲讲。那个人跟我讲，有一天，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玩，有个人想嚇他老子一下，逗大家开心，就把一根香烟掏出了半截烟丝，塞了一个小炮仗进去，再把烟丝堵上，递给了他老子。他老子正和大家伙说着话，就把烟夹在手上没顾上抽，一下子功夫，正好区长来了，他老子就把这个烟顺手递给了区长。区长接过了点上火，然后和大家伙打着招呼，又随手把烟凑到嘴上吸。啪！小炮仗炸了。
区长嚇了一蹦，他老子急忙跑上前问怎搞的？怎搞的？那个搞事寻开心的和还有几个晓得这个事的哈哈大笑起来，然后那个人走上前拍着区长的肩膀指着他老子说：“本来想嚇他的，你倒霉接了烟，只好嚇你了！”说着大家又哄笑了一阵子。区长也笑着骂道：“你们这些家伙不是东西，看我接了烟也不拦着，把我嚇死了。”笑了一阵子，区长也就走了。大家在一起又混了一阵子就各干各的去了。
第二天，区里忽然来了几个人，把他老子绑走了。他们那帮子人一听讲他被绑走了，也不知道是怎搞的，就有人到姥桥去问问。一打听才知道，那天区里还有人和区长一道来的，回到姥桥后，就把这事当玩笑话和人说了。事情传到他老婆那块，他老婆气的一拍桌子，大叫说富农分子反攻倒算，谋害革命干部，这还得了！喊人进来派了人就过来把他绑走了。接着批了个条子交给下面的人，说富农分子谋害区长，必需镇压。区长知道了，就去对他老婆说，他们是自己混着玩的，哪晓得我会去，碰巧了，不是他想害我。他老婆以区委书记的身份把他狠狠批了一阵子，说他头脑糊涂，认不清阶级敌人，再不认错就报告到县里撤他的职。这些话是打听消息的人找到区长区长说的。
没过两天，他老子就被枪毙了。那时候，区里书记就能定枪毙人，不要报到县里批准。他家出了这个事，他妈在村里一搞就受人欺侮，就挺着个肚子回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娘家了，死了好几年了。他二十几岁了，就一个人，也没哪家敢把女儿嫁给他，成份不好啊。前两年才取了个苏北那边的女的，这女的不错，很贤惠。听了这段往事，我不由地有同病相怜之感。雨停了，我离开大爷的家，走过他家门前，忍不住地住脚朝里面看了几眼。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