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感之六
少年時跟著父親去聽蔣月仙的評彈《啼笑因緣》，當時只聽懂故事，不知道作者是誰。讀初中時，偶爾在母親的床底下翻到一本《啼笑因緣》的書，才知道作者叫張恨水，我文革後進少兒出版社工作，那時上海只有兩家報紙《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新民晚報》還沒有復刊。許多《新民晚報》的編輯，被分配到我們社裡工作，成了我亦師亦友的同事。在和他們的閒聊中知道，《新民晚報》原來是送《新民報》發展過來的，那時報社有三位寫作高手，被人稱作“新民報三張”，因為這三人都是安徽人，也被稱作“安徽三張”，他們是張恨水、張友鸞、張慧劍。
這三人中，張恨水我是知道的，除了《啼笑因緣》外，我還讀過他的《金粉世界》、《五子登科》、《魍魎世界》、《八十一夢》和《夜深沉》……而張友鸞呢，改革開放後，我讀過他的《秦淮粉墨圖》，這是一本描寫民國政府醜聞的小說，至於張慧劍，我只聽說一九四六年曾任《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的主編，還寫過《李時珍》、《越女劍俠傳》和《楊貴妃之死》等連載小說。
奇怪的是這三位在新聞界頗具名聲的前輩，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漸漸地消聲了，在以後的那段日子裡，臭老九接受改造的命運是可以想象的。先說張恨水，此公筆耕終身，寫了一百多部長篇小說，攢了一輩子辛苦稿費，一九四九年交給一個朋友，給個朋友失蹤（或許其中另有隱衷，因為手頭沒有佐證資料，作者不敢揣摩），企及之下，得了中風，半身不遂，在周恩來的關顧下，進了中央文史館，就此銷聲匿跡。不過短篇文章是還有寫。我在翻閱五十年代末期的《旅行家》雜誌時，讀到過他寫遊歷北京城的幾篇遊記。
據他公子張五的文章說：在“橫掃一切”的狂風惡浪席捲下，父親的老友全被整得死去活來，有的被遣送回無親無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剎海，而父親卻‘幸免於難’，沒有被當面批斗，甚至連抄家也沒被抄……”這也算是他因禍得福，是個異數了，如果沒有中風的幫忙，這位“鴛鴦蝴蝶派”大師的晚景，就另欲書寫了。
再說那位張友鸞吧，最近我翻閱他於二〇〇五年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的《鬍子的災難歷程》，書名是由黃苗子題寫的，讀後頗不以為然。他的女兒張鈺女士請舒蕪寫了一篇序言……”舒蕪的序言寫得可泣可訴，寫儘了他和張友鸞之間的“三同”故事，即：“我和張友鸞互稱‘三同’有我們的典故，是指我們被宣佈劃為右派（1958年），宣佈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佈改正右派劃錯（1979年），三次的宣佈都在同一時間場合……”其間摻述他們和聶甘弩先生的過往，道盡了這夥老右文人思想改造的苦楚，可謂可泣可訴，讀來心酸。
但讀了張友鸞先生被思想改造後的文章，實在失望，猶如走在山陰道上觀賞佳境，突然踏到一坨狗屎。依我看這樣的書還是不出為好，出了只有是張友鸞先生的印象白玉有瑕。
《鬍子的災難》一書，開卷第一二輯“積水潭前”和“巴山夜雨”，是作者一九二三年到一九四二年的作品，雖然這是作者青年時所寫，畢竟那時政治空氣自由，筆下流水行雲，輕鬆自如，沒有顧忌，可見那時在自由環境裡寫出來的。可是到了第三輯“盛世新篇”起就不堪入目了。這是作者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發表在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的短文，字裡行間，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戰戰兢兢之態，躍然紙上，甚至不乏有媚語俗態，讀後使人感到既可憐又可惜。可憐的是往昔報壇健筆，傲骨缺鈣如斯，可惜的是，一代才子英名竟遭如此玷污。掩卷浩歎，猶如吃罷一盤潮州鹵水拼盤，除了其中幾塊尚可食得，其餘不可下箸。即使像這樣的文章，當時還不能在大陸的報刊上發表，只能拿到殖民地的香港，憑著老關係，換幾文煙酒錢解饞。縱然張友鸞先生如此小心翼翼，仍然沒有逃脫被“引蛇出洞”的命運，當了右派。落筆至此，不由悲由心來，為張老先生那代文人擦淚一哭。
至於張慧劍先生是一九五八年調往南京，擔任中國作協江蘇分會副主席，一九七〇年在南京逝世，度過了半個文革歲月，至於期間享受了多少“知識分子的待遇”，因為大陸的網上，查不到有關文革期間的資料，也就無從得知了。閱讀大陸的報刊錯字連篇，亂用典故的文章，不由使我想起了《新民報》三張，和那一代讀書人的國學根基。
初稿沒記日期，20/09/2026修改於食薇齋北窗
讀書雜感之七
在我面前擺著兩種版本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本是中華民國（1975）十二月十七日三版，由台灣“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精裝本，藍布製作的硬封面，套紅內頁，二十釐米乘二十七釐米的開本，典雅大方。筆者暫且把這套彩印本簡稱“胡本”：另一本是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五月第一版”的版本，大三十二開本，平裝（以下稱作“滬本”），其面積正好是“胡本”的一半，淺藍色封面，整個符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人民”風格。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十六回本”，是紅學界公認最早的版本。關於此本的來歷，胡適先生在該書的後跋中說，“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感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重價把此書賣了。”
胡適先生在《印影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源起》一文中說：“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帶出來了先父的遺稿的清抄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為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放哥大圖書館，一套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著，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今年蒙中央印刷廠總經理時壽彰先生與技正羅福林先生的熱心贊助，這個朱墨兩色寫本在中央印刷廠印影成功，我才決定印影五百本，使世間愛好《紅樓夢》和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到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
胡適先生在上文中說：“我才決定印影五百本。結果讀者預定踴躍，印刷廠增加到了一千五百本。在印影中一千五百本書便已預約完了。（毛子水先生為該書寫了《印影本再版序》）”接著“又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四日再印一千部，仍有中央印刷廠承印（扉頁語）。”
該書正文第一頁，共有朱印七方，包括適之先生補入“多”及“紅樓”三字，為避後人舛誤而蓋上“胡適之印”和“胡適之”印鈐三方。書後有劉銓福等人的題跋，適之先生在劉銓福跋語的上方，用朱筆註道：“大興劉銓福，字子重，是北京藏書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癸亥（1861），五月二十七日跋當在同年。他最後跋在戊辰，為同治七年（1866）——胡適。”看到胡適先生端正秀麗的墨跡，不得不佩服他治學的認真精神。
再說“滬本”。這是一本偷盜“胡本”的盜版書，但偷盜得很巧妙，書中凡有胡適字跡和胡適人名，以及印鈐，一概清除殆盡，不留痕跡。為欲蓋彌彰，書的封底印有“內部發行”四字。因該書出版在一九七五年五月，是“轟轟烈烈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當時中共宣傳部規定，所有的出版物，都要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掛帥，加入黨八卦的老生常談，現在隨手摘錄“出版說明中的幾句，供讀者思索：“從《紅樓夢》問世以來，整整兩個世紀，圍繞著對他的評價，始終存在著激烈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分析和評價這部政治歷史小說，指出它所反映的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內容和社會意義。為了全面地對他進行正確的分析和評價，無產階級也要充分地掌握有關的歷史資料。地主資產階級，如胡適之流，從他們的反動立場出發，則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
讀完“出版說明”，使人聯想，奪了別人的土地，把人家當地主鎮壓，還不讓他們的子女翻身；公私合營奪了別人的工廠店鋪，把人家打成資產階級，還把他們的子女打成黑六類；盜印的胡適的版權，把胡適打成“反動文人，在反右運動中逼死了他的兒子胡思杜……敲鍵至此，嘎然而止，在敲下去，恐怕此文要被網警刪除了，阿彌陀佛。”
初稿沒記日期，28/09/2026修改於食薇齋北窗（後續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