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把這篇文章取名為《禁書和文字獄的“三天”-前天-昨天-今天》，但《讀書雜感》已經寫動了頭，也只能按照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的排列繼續下去了，於是就叫《讀書雜感之三》吧。

頃讀《黃裳書畫》中的談禁書一文，其中提到前人的一句詩：“雪夜鎖門讀禁書”，好句子，此詩的作者一定有在恐怖制度下生活的體會。你想，下雪天鎖住門，躲在家裡讀禁書，這是一個怎樣的恐怖世道，至少也是一個特務橫行，告密成風，甚至親人出賣的類文革時代。

這種生活我是經歷過的，那時一九七三年的雪夜，我從文學愛好的友人處，借得一本禁書《第二次握手》。這是用圓珠筆抄在信紙上的手抄本，由於翻閱的人多，信紙的角端已經捲曲了，我不知道這本手抄本的主人是誰，反正說定，每人在手裡只能停留十二個小時，看完必須交給下一個讀者，猶如今天的出租車司機一樣，兩班輪流，人休車不休，輪到我正好是晚上，必須在明天中午前閱畢，交給下一位讀者。

回到家，我鎖上門，臉不洗，腳不汰，鑽進被子，在幽暗的燈光下讀完一厚大疊信紙，第二天準時交還。

現在回想，“雪夜鎖門讀禁書”的滋味，是驚喜又恐懼，猶如青春期的偷情，妙不可言，平生得此享受，真要感激“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大割文化命”，現在的青年人是享受不到這份福氣的。

黃裳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溯本窮源，發明了禁書的手段並嚴格付諸實施的，還是不能首推秦始皇帝，這以後就有很長一段時間幾起無人……”

我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畢竟是在小範圍內進行，沒有搞全國性政治運動的條件，那時候通訊落後，人心也沒有文革時那麼險惡，所以推波助瀾者有限，殺傷力也不大。

但到了清朝就不同了，滿人知道，要統治漢人首先要利用漢人的知識分子，但漢人的知識分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不防，於是採取了“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意思是，既要你按主子的臉色行事，又不准你越雷池一步，最後還要改造你，我懷疑毛澤東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就是學習滿人老師的。

康雍兩朝是以禁書和文字獄出名的。

雍正時，有人揭發翰林院庶吉士徐駿的文集內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請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等詩句，被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於是照大不敬律，斬立決，成了刀下鬼。

《清稗類鈔》記載，有名鼎豐者，與弟鼎賁小飲，乾杯後鼎豐將大酒杯翻轉，見杯底有“成化年造”字樣，隨口吟道：“大明天下今重建”，其弟鼎賁接口：“且把壺兒擱一邊”。後經人告發，被雍正知道，認為“壺”與“胡”同音，“壺兒”就是指“胡兒”，因此兄弟倆雙雙掉了腦袋。

雍正時還有個叫查嗣庭的，是康熙朝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他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據八卦文命題的慣例，摘錄了《詩經·商頌》上的句子，出了一道命題，叫“維民所止”，不料被人告發，借出題的名義，影射雍正，“維”字，乃“雍”字無頭；“止”字，乃“貞”字去腳，居心叵測。於是雍正下令將查氏革職問罪。結果，查氏庾死獄中，最後被戮屍梟首，子輩株連死罪，家屬流放，下場極其悲慘。

清朝到了乾隆當權，就比較開明了，他想到“禁”不如“修”，便搜集漢人知識分子來修《四庫全書》，將反對大清不敬的“反動書籍”，進行篡改增刪，然後編入欽定的《四庫全書》中。乾隆這一招果然靈驗，天下的讀書人，忘卻了當年“留頭不留髮，留發不留頭”的恥辱，紛紛歸順到乾隆的麾下，爭著做官。

按照我對禁書和文字獄斷代的劃分，自秦到清的歷史階段，只能算是前天。

最嚴厲和大規模的禁書和文字獄，應該是“昨天”——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後期，胡耀邦復出時，北京某出版社，出過一本叫《春風化雨》的書，上下兩大冊，全是記錄文革冤案的。記得其中有一則“黑色幽默真事”：有一個工人，他住宅的東面有一個大煙囪，每颳東風，煙霧嗆人。他對人說：“如果颳西風就好了。”不料毛澤東有句“東風壓倒西風”的最高指示。在那無限上綱的年代裡，那位工人的話，被指作影射偉大領袖的反動言論，因此飽受縲紲之苦，直到胡耀邦上台，才解其倒懸。

文革狂熱時期“真正的英雄”們，把毛澤東比作太陽，猶如今天的鄰國，金家小子一樣，也自稱“太陽”。有位天文台的研究人員，因為說了句：“太陽也有黑子”而被打成反革命……諸如此類的荒誕故事，訴不勝訴，真是荒謬絕倫。該書還有一大半是寫文字獄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此書出版不久，就遇上了鄧小平對文革做出“宜粗不宜細”、“向前看”的指示，因此也成了禁書，不復再見了。

回憶文革初期，官方允許閱讀的文藝書，除《歐陽海之歌》和《金光大道》之外，想不出還有其他書籍，什麼世界名著，古典小說，一概被禁。此文開篇時說“雪夜鎖門讀禁書”，就是在那個時代的背景裡；到了文革中期，毛澤東突然提倡大家看《紅樓夢》，但是當時出版的《紅樓夢》是限制購買的，並在扉頁上印了“最高指示”，“前言”，“後記”，指導愚民如何帶著“階級鬥爭”的眼光來閱讀。

到了文革後期，隨著毛澤東的“帕金森氏綜合症”的病情加重，他突然為晁蓋打抱不平，發起批判《水滸》的政治運動來，全國讀者卻因禍得福，藉此可以讀到《水滸傳》小說。

文革啊文革，那場刻骨銘心的劫難，才幾十年，竟然被許多人遺忘了，而且是遺忘得那麼徹底。被奉作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傳說因梅毒而死的列寧曾經說過：“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試問為了眼前利益，而忘卻那段痛史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你們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面對往事，你們情又何堪，義又何堪。

按照我對禁書和文字獄的斷代劃分，文革階段只能算是昨天。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前天”和“昨天”的醜惡現象，今天仍然繼續著，而且令人驚訝地繼續著。

二〇〇七年前後，繼頗受讀者歡迎的《往事並不如煙》之後，《伶人往事》又被禁了，氣得作者章詒和女士，要和一九七六年入黨的國家出版署署長鄔書林對薄公堂。後來，香港《南華早報》又報道，被禁的作品除了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外，還有從個人出發，講述辛亥革命到大躍進歷史的報告文學《滄桑》（作者曉劍）；有關民權活動人士姚立法經歷的報告文學《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參政神奇》（作者朱凌）；講述解放戰爭以來一個普通家庭經歷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庭史》（作者國亞）；《人民日報》退休編輯袁鷹的回憶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回顧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國大事的歷史叢書《年代懷舊》（編者曠晨）；講述非典疫情期間一名女子，因鍾情互聯網而放棄作副市長情人的《如焉》（作者胡發雲）；中國新聞界幕後的人情世故的《新聞界》（作者朱華祥）……所以被禁的作品，都是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以及當代歷史的反思。這一禁令，似乎表明中國當局控制知識分子對敏感歷史事件的討論。

前幾天我驚訝地聽說，葉永烈的《真實的朝鮮》最近也被禁了。我了解葉永烈，他是一個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鋼絲上移走的作家。自他寫紀實文學以來，採訪嚴謹，邏輯縝密，語氣中肯，文章鮮有比喻和形容，可謂董狐之筆，令人信服。我確信他寫的《真實的朝鮮》是真實的。如果連這樣的書都要禁，那麼在中國當今出版界還有什麼真實可言。
黃裳先生在“談禁書”中寫道“禁書是一種歷史現象。人類社會本來是沒有這種事物的，但後來出現了，在某些時候還頗行時。我相信，它終究要消滅的。當然，一時實行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頭腦的人，我想都應該贊成並努力創造條件把禁區打破，並最終消滅這一醜惡的歷史痕跡吧。那些一聽見要取消禁區就不舒服，惟恐這種寶貝事物斷種，失傳的精神狀態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但願黃裳先生的願望能夠實現，因為他也是千百個中文作家的願望，更是我的願望。

初稿沒記日期，18/09/2026修改於食薇齋北窗（後續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