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踏进富士贵（Footscray）图书馆，是在2023年12月。

图书馆位于Paisley街56号，占地约36米宽、46米深，于1994年落成，是一栋外观朴实的两层楼建筑。虽然规模和藏书数量或许不及市区一些新近落成的现代图书馆，但那挑高的主楼设计、贯通两层的天花板，以及匠心独具的露天庭园，却令人眼前一亮。

那天，我带着一本刚于2023年11月出版的历史小说——《子夜对谈——客家旧事》(《子夜对谈》)。这是一本虚实交织之作，以我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至1950年间的成长经历为蓝本展开。一边走进图书馆，我一边想：他们会愿意收藏这本书吗？

服务台后的图书管理员看到我手中的书，笑着指向一位正在整理书架的亚洲高个女士，说道：“你来对地方了！去找Sharon聊聊吧。她在这里做了很多年图书馆员，还主持我们每月一次的中文读书会。她一定很乐意在读书会上介绍你的书。”

丽文（Sharon的中文名字）微笑中透着活力，还有一丝腼腆。我们彼此介绍时，她的亲切自然、毫无架子的态度，让我瞬间放松下来。她欣然接受了《子夜对谈》。

闲聊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来自广东，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石牌上大学——我在暨南大学，她在华南工学院。我们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墨尔本，也都在澳大利亚攻读了会计专业。

短短几句交流，让我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对她说：“其实我挺惭愧的，平时为了工作、家庭和生活忙忙碌碌，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家图书馆。几年前我就在网上看到这里有中文读书会。那时心想，等退休了一定要来这里好好读书，也要加入读书会。”

丽文笑着说：“不用等到退休啦！我们的读书会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举行，下周五，也就是15号，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活动，欢迎你来参加！”

我有些迟疑地说：“听说读书会有读书任务。我现在还在工作，可能没时间读完书。”丽文摇摇头说：“我们这个‘读书会’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固定书单。我们的活动很轻松，气氛友好，什么话题都可以聊。下周的活动，我们请到了一位华裔比较文学教授来分享他的新书，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眼睛一亮：“还有教授来讲书？那太好了！我参加！”丽文微笑着说：“我们会里还有几位出过书的作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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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她带我走到不远处的一排书架前，抽出上下两册历史小说：《南地北天——隋唐前夜南北朝百年风云录》。她指着封面上的作者名字说：“这位作者程立江，就是我们读书会的成员。下周你就能见到他了。”

一个星期后，我如约来到图书馆一楼的会议室。此时，已有二十多位读书会成员围坐在摆满各式零食的长桌旁，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轻松自在的笑容。

活动伊始， Latrobe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张立中与夫人张月琴作为嘉宾，分享了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张教授不仅拥有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还与张老师共同创办文学杂志，创立中文学校，并独创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歌形式——“百字诗”，即每行十字、共十行的诗体。

多年来，两人合力出版多部作品，创办双语出版社，并在中澳两地获得多项诗歌奖项。

随后，张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他的新书——《百字诗选集·红楼梦》。这本诗集原来是一部合集，不仅有他与月琴老师的作品，读书会几位会员的作品也收录其中，包括曙光、程立江、项小丰、曾桂华和马蔚瑾。诗集被大家依次传阅。轮到我时，我翻看封面与书脊，又快速浏览内页。整本书设计雅致，封面艺术感十足，字体与排版匠心独运
，纸张温润，印刷精良。

那次活动之后，张教授夫妇也如我一般，成为读书会的固定成员。

新书介绍结束后，丽文提议大家轮流做自我介绍。

英姿飒爽的上海人玛丽女士首先开口：“丽文老师是我在澳大利亚认识的第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第一位引路人。”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2019年9月，我的丈夫突发心梗离世。丽文老师得知噩耗后，千方百计帮助我走出悲伤，鼓励我参加Choir of Opportunity合唱团、气功学习班和各种讲座。通过这些活动，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逐渐走出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读书会成了我的精神家园。”

她动情地说：“丽文老师点亮了我心中的那盏灯。期待每一次读书会活动，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次走进这里，我就像回到了家，感受到亲切、温暖与沉浸。”

玛丽的发言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也悄然定下了当天自我介绍的主题：“读书会是我的家”。

读书会成员的年龄层次十分多元，从九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不等。其中有三位是在1978年至1981年间，以越南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来自中国的成员则遍布大江南北，有的来自广州，也有人来自上海、山东、哈尔滨、北京、武汉、河南、江西、湖南等地。大多数成员于1980年代中后期抵达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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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恰逢澳大利亚逐步放宽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许多中国学生因此来澳留学并选择留下。此外，也有部分成员是通过家庭团聚方式获得永久居留的父母——他们的子女以技术移民身份在澳洲定居后，将父母接来共同生活。

这个由二三十人组成的小小读书会，恰如一个浓缩的时间胶囊，是自1973年澳大利亚废除“白澳政策”以来，华人移民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缩影。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的舌头像打了结。自1989年12月来到澳大利亚以来，我一直在主流社会中生活与工作，很少有机会用中文表达自己，更别说在一群刚认识的华人朋友面前开口发言。

我环顾四周，望见丽文和其他会员投来的鼓励目光，心头一暖，便鼓起勇气，缓慢而略显生涩地开口，讲起我自己和《子夜对谈》。

我说：“这本书承载了我对故乡、父亲和亲人深切的爱。书里的人物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一代代顽强地传承下来。听父亲讲述那些故事时，我的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发誓要把这段社会底层人民的历史记录下来。”

我顿了顿，继续说：“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用中文认真写作了。写这本书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前后耗时十年，其中有四年，手稿一直静静躺在抽屉里。最终，是对父亲和祖先那份深沉的爱，让我重新拾起笔，咬牙坚持写完。它的出版，对我而言，是一次理想的实现，也是一次心愿的了结。”

丽文听后热情地说：“太好了！那我们明年一月或二月的读书会，就专门来谈一谈你的书。”

读书会结束时，一位来自河南、从事法律工作的曙光老师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从你的介绍里，我听到了真诚，真想一睹为快这本《子夜对谈》。”

我不禁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会有人愿意读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写的长篇小说。

那天，曙光老师从丽文手里借走了我的书。我心里并没抱太大希望——在这个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每天手机上汹涌而来的讯息已令人目不暇接，谁还会静下心来读一本厚厚的小说呢？

没想到，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在读书会的微信群里看到了曙光老师写下的长篇评论，文末还以一首“百字诗”凝炼出全书的精神内核。啊，我的书，遇到了第一位真正的读者，也是第一位知音。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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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后的某天，我和曙光老师参加一场题为《梵高在美国》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他对我说：“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真正的艺术作品要获得认可，需要时间。假以时日，《子夜对谈》肯定会被更多人认识接受。”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说：“我哪敢和梵高相比？这本书能出版，我已经心满意足。至于有没有人读，就随缘吧。”
曙光老师认真地：“这是一部好书。你好好准备一下，等到读书会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分享我作为读者的真实感受。”

我心里暗想，曙光老师对《子夜对谈》的厚爱，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没想到，读书会里竟又迎来了第二位真诚而用心的读者——又一位知音。

我与卢衍学的相识，并非始于读书会。恰巧在我前几次参加活动时，他回了山东老家。但我们的结缘，却和读书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是在2024年澳华微型小说学会的新书发布会上，曙光老师邀请了我，玛丽则邀来了他。发布会场，我们是两个孤独的陌生人，彼此没有打招呼。活动结束后，我们各自手拿新书，在火车站台等车。或许是两本新书“认出了彼此”，火车还没来，我们便聊了起来，一开口便发现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交谈中，卢衍学提到他对家谱研究情有独钟，在山东老家的文化山庄收藏了三千多份家谱。不少有意撰写家谱的人，都会专程向他请教取经。

我惊喜地告诉他，“我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子夜对谈 – 客家旧事》。这本书追溯了梅县梁氏五千年的迁徙与变迁，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部用小说形式写成的‘家谱’。”

他听后眼睛一亮，说：“我在读书会的群里看到过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信息。可惜那时我还在山东，错过了活动。”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卢老师早在疫情之前就是读书会的成员了。

我们约定，下一次读书会时，我送他一本《子夜对谈》。那天他如约而至，我郑重地把书交到他手中。

渐渐地，我发现卢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大忙人——他活跃于各类华人活动之间，从拍摄、剪辑，到配字、配音、传播，一气呵成，效率惊人、技艺纯熟，是大家公认的“华人活动第一推手”。几乎所有社团举办活动，都会想到请他出马。

我心里不禁暗自嘀咕：像他这么忙，哪还有闲暇去读我的书呢？出乎意料的是，卢老师不仅读了，而且一口气连读了三遍！

当我收到他发来的读后感《时空对话·家国悲歌》时，再次被深深感动。他告诉我，已将文章投稿给《看中国》周报，是否刊登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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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犹豫地回复他说：“一定会刊登的。您写得太好了，把我想表达的内容呈现得如此精准而深刻。”

果然，几周后，那篇文章顺利刊出。

一次赴活动途中，卢老师真诚地说：“很少有哪本书能让我如此动容。年轻时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成年后读《活着》，这一次，是《子夜对谈》。”

这番话让我不禁想起曙光老师曾将《子夜对谈》比作梵高生前默默无闻的画作。那时我还忍不住傻笑，而这一次，在卢老师面前，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知道，梵高、歌德、余华就像星空中熠熠生辉的星辰，而我不过是大地上一粒不起眼的尘埃。但我忽然明白，只要文字里藏着真情，在千万人中，终会有人与我心意相通。

在遇到曙光老师和卢老师之前，我把《子夜对谈》的出版视作一个旅程的终点，从未想过要真正踏上写作之路。遇到了他们后，我意识到，书的出版其实是另一个旅途的开始。因为这本书，我遇见了懂我、惜我的知音；他们的鼓励与肯定，重新点燃了我用笔记录生活、用文字与世界对话的激情。

我还清晰记得，第一次收到报刊采用稿件的通知时，那种兴奋宛如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孩子，整夜难眠。没想到，仅仅一年多，我已发表了十五篇作品。所有这些，都超出了我的预期。

读者朋友们对《子夜对谈》的肯定，也激发了我出版第二版的念头。写作是一条不断修炼与完善的道路。当我重新翻阅第一版时，发现了不少错漏，心中充满愧疚。我告诉自己，必须拿出一部更加完整与沉淀的版本，以回报读者们的知遇与深情。

在第二版中，我将卢老师的书评作为推荐序，也把曙光老师的评论收录进附录。卢老师还主动参与了书籍的后期校对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个版式结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

当我捧起新版《子夜对谈》，凝望那空灵怀旧的封面设计，指尖触摸细腻的纸张，鼻尖嗅到新墨的清香，目光停留在目录页上“卢衍学推荐序”和“曙光律师读《子夜对谈》”，泪水悄然模糊了双眼。

那是幸福的泪水。

什么时候最幸福呢？读书会的成员会这样告诉你：

是那一刻——丽文略带腼腆地回顾读书会十年历程与点滴成就时；

是章女士身着典雅旗袍，陪伴着精神矍铄的父亲张老寿星步入会场的瞬间；

是秀秀、Michael与衍学紧握着玛丽双手说：“来吧，我们陪你参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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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创会成员深情回忆与丽文之间那份“心照不宣”的默契友情时；

幸福，是华哥和珍姐在讲述怒海逃生后，如何在澳洲重新与中国文化接轨时的自豪；

是年近鲐背的越南华侨谭阿姨举起她的折纸作品时灿烂的笑容；

是音乐响起时，瑞平和Nancy翩然起舞的默契；

是张立中教授与张月琴老师辗转两小时，依然意气风发朗读新作的激情；

是程立江与项小丰伉俪，为两千多年前乌江自刎的项羽扼腕叹息的动容；

幸福，是云姐和卢衍学老师带着浓浓山东口音，耐心传授剪映视频制作时的专注；

是曙光老师讲述大病痊愈、重获新生时眼中闪烁的光芒；
是Erica和冯律师分享回国期间赢下一桩棘手官司时的快意；

是玛丽和Lucy苗在微信群里发布自己唱歌、朗读作品时自豪；

是曙光与卢老师送来的那阵托起《子夜对谈》翅膀的风；

是每一次读书会里，丽文默默确保没有任何一位成员被忽视、被遗忘的细致关怀。幸福，是每一位成员都由衷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温暖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它是精神的归属，是内心的丰盈；

是彼此信任与鼓励的声音；

是游子归来，轻轻推开家门时扑面而来的那一缕熟悉的味道。

作者：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