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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一个新词叫“四无五失人员”。 所谓“四无”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无房子车子等资产。“五失”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或异常。 据说最近有些社区在统计“四无”人员和“五失”人员。“这些人最大的特征是没有软肋,了无牵挂,是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 说到软肋,不由得想起前些天,在一个诗人朋友的鼓励下写过一首叫《软肋》的小诗—— 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一只甲壳虫 ———— 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 它穿过峡谷、溪流、阳光斑驳的小道 小心翼翼地避开大型爬行动物如公交车 再小的地名,它也能准确抵达 看着它爬进草丛,我放下心来,也突然有点感伤 面对危险时,它毕竟还有甲壳护体 而我,暴露给这个世界的 全是软肋 是的,这个世界上,谁都是有或曾经有软肋的人。当然,生活也是随时可以去除一个人的软肋的,比如,按照“四无五失人员”的标准,按照男女失衡的比例,若干年后,多出来的数千万光棍也会加入“四无五失人员”行列,够社区工作人员忙的了。 想起了网传上海曾对常住人口开展疑似精神病患者调查,有“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症状的居民将成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线索。揽镜自照,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有成为精神病的潜质? 为了安全,有地方将广场舞也暂时给禁了。 所谓“四无五失人员”当然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在特定情况下走极端的概率会增加。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境遇乃至身份是流动的,兼之基数巨大,排查“四无五失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昨天的原创文章里,排在第一的留言是——就在这几天,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号开放留言功能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学校以及周边环境,接受“爱”的教化多?还是“恨”的教化多? 这条留言有一定说服力。我认为,这个社会,一些人之所以充满戾气,本质上,与‘人“的教育的缺失有关。 简单说,就是把人符号化、标签化了。很多人为暴力杀戮叫好,并且理直气壮,是因为,被害者被他们贴上了一个特定标签,比如,他们都知道,一个成年人向孩子行凶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那个孩子是日本人,被贴上了日本孩子的标签,马上觉得这是一种正义之举、英勇之举了。 不久前,微博认证为作家的四川省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在一个微信群里说,杀一个日本小孩,才多大点事? 网络图片 同理,当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多人拍手叫好,不同样是因为死难者被他们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吗? 能给外国人贴标签,当然也可以给国人贴标签。这样的悲剧,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发生很多起了。 具体到珠海这起事件来说,据闻凶手的行凶原因,是妻子与某个暴走团的人有染,在他那里,暴走团的成员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抹去的符号。 当一个人被标签化、符号化,被抽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着其上的人类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杀害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些人心里涌起的可能只有快感。 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我们的社会要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最终还得回归人的本身。熊培云说过这样一句话,符号抵达的地方,也常常是理智崩溃的地方。那么换过来,当贴在他人身上的标签与符号消失,为他人赋予人的基本情感与温度,常识与理智才能在我们的社会回归。 当更多人拥有了良知、理智这样的“软肋”,也就不必为“四无五失人员”绷紧了神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原文已被删除
35人遇难,43人受伤。 发生在珠海体育中心的驾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死伤数字之惨重,震惊全国。不论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并不意外,在相关新闻底下,“严惩不贷”都是最强烈的呼声。 在澎湃新闻的报导下面,固然有清醒的声音主张应该先彻查背后的原因,但点赞仅次于这一条的,居然是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 网络图片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这么想?我想是因为,多年来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太多人相信“中国人”应该是一个紧密无间、内部和谐的大集体,因而从理论上说,破坏力量只能来自外部。根据这种设想,他们无法接受会有人无差别地大规模攻击国人。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馀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物件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物件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 尽管有些资讯尚待厘清,但大体可以断言,制造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的,都是旨在报复社会的失败者。无论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平民、孩子还是外国人,其内在动因和报复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同样的懦弱残忍,并不因为他们攻击对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应受豁免。 也就是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之所以必须受一致谴责并予以严惩、打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种天真的侥幸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态还转不过来,无法接受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村上春树曾写过,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让长久以来和平繁荣的日本社会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 我们当下也迎来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是不同的孤立个案,不能仅仅严惩凶手之后就假装它没发生过,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矛盾,仿佛危险只能来自外部,更不能侥幸以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正视问题当然很痛苦,但诚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我们无法解决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反思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消除这类悲剧发生的土壤,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