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无国界记者：死于狱中风险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节目的文章《正是江泽民在否定乔石的基础上恢复了毛时代的党委办案》中，介绍了江泽民在1992年月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和职责权限上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具体的过程是，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把原来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为九人制，增加了一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一个中央精神文明委员会主任。至此，已经担任了五年时间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从副国级升至了正国级。 这个罗干是从1993年3月开始成为副国级的，具体职务是十四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这段时间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如此说来，这段时间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是兼职。 1997年月1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罗干的党内职务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比江泽民还年长一岁多的任建新则因为年龄原因未再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最高法院院长职务都是继续担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国人大召开。 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干则被宣布继任国务委员，但不再兼任国务院秘书长。 是次“两会”结束后的当天，罗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党、政双重副国级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职务。 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个中央政法委是没有副书记设置的。当时的公安部长和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国家安全部长和国务院司法部长一样，在政法委内都只是排名有先后的普通政法委委员。 2002年11月15日，时年67岁，被新任总书记胡锦涛说成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老大哥”的罗干，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维基百科》对罗干的介绍内容里说，当时身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负责指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工作。 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权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党、政、军、警察系统内所统辖的机构还不止如上所有，更还包括国务院的民政系统、当时表面挂靠国务院的宗教管理系统，以及海关、边防，等等。 罗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专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之后，整个机构自然也水涨船高，成为和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平起平坐的正国级机构。 从罗干于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权力和权限恶性膨胀的十年。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因为身兼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但在欲左右公检法时却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身兼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于所谓的“党内分工”。更过分的是，重新开始设置的政法委副书记一职也从此被“法定”为同时期的公安部长，形成了公安部长有权命令和指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荒唐局面。 当年，江泽民在随着陈云和邓小平的先后去世，自己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后，都没有设计出要把毛泽东时代令公安部长权力恶性膨胀的作法发扬光大，当时只是安排已经担任了整整十年国家安全部长的贾春旺平调为公安部长，继续享受正省部级待遇。 而到他江泽民自己准备退位的同时，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锦涛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专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从政治局委员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时，还制造出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长，绝对称得上是极其阴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从所谓的“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评判江泽民退休之前的这一“党内重大体制改革”，也称得上是极其恶劣，后患无穷。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从那以后的多数地方各级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级公安厅、局长出任，党内身份当然是同级党委常委。 2015年前后，在中国内地公开网站上刊登过一篇标题为《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终结 但话语权仍巨大》的署名文章总结说：公安一把手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的现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后。2003年11月18日，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公安局长“进班子”。决定提出，“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从四川省委书记任上调职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有了上层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该文引述《新京报》的报道内容：以地市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换届时，有的地市公安局长90%都是同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在省一级，到2008年10月，全国有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已经高配为副省级。其中11名由省级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将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报道，据青海省委组织部的一个统计，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个县（区、市）有20名政法委书记兼任了公安局领导，或是党委书记，或是局长。此外，还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龙继辉在中国江苏网对此发表评论，称此现象是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但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意义也开始显现。分析普遍认为，这直接导致公检法三家，公安一家独大，警权扩张，被学术界认为有碍司法公正。龙继辉称，如果公安工作没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护短，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可能是冤假错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该文公开揭露说：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期间，实行高压维稳政策，维稳经费逐年升高，一度超过国防开支。 当时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质疑和自己行业毫不相关的司法领域：“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这个体制特别不顺。” 这位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说，她曾经听到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同志感叹工作很为难。“比如，领导开会决定了一个事，那这个领导包不包括政法委书记呢？如果包括，就得服从他的领导。但如果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从业务上来说，检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对公安局做出的不当行为提出不同的意见。”吴代表指出，这种党政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影响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政法委书记不能身兼公安局长”。 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在此前后又配备出台了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文件。从那以后，省及以下的政法委书记都是进入同级党委常委会的专职，而唯一一名副书记则是由同级行政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仍然还是公安的地位高于检察院和法院。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后，江泽民也已经不能再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酝酿过程中，虽然也是无可奈何地让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书记升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时也还是迈出了对整个政法委“限权”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长兼职之后，不再令继任公安部长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事后看来，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政法委副书记，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权力之大，特别是在对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统的干部任命上的直接影响力，绝对是过去从赵苍壁到贾春旺等历任公安部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的五年经历之后，再递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在胡锦涛执政的后五年里，已经可以凭借手中政治实力与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庭抗礼了。 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当年以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势力的空前膨胀，可能就没有当时的薄熙来错判形势、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王立军已经被从美国驻成都领馆带回北京，薄熙来四面楚歌的时候，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九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周永康是唯一一个敢于继续公开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刚刚在同月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继任中央委员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被宣布上调北京，接替已经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长职务。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关网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员改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从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长开始，再到郭声琨，再到赵克志，他们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时间，都不是在他们仅仅是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之初，而是在他们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的次年3月，在当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表决通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后。原因应该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长的头几个月里，也就是被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前，其级别还只是正省部级，所以暂时不宜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以避免被诟病为正部级领导副国级 — 因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员的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是副国级。 但如今的习近平不但是让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即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甚至还把个王小洪同时也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彻彻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次节目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7月28日，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一审开庭。官方称因傅政华案徇私枉法部分涉及国家秘密，不公开审理，且案情涉及其弟傅卫华的严重犯罪问题，内情引揣测。 傅政华除了被指控于2005年至2021年间涉贪钱物折合人民币1.17亿元，“数额特别巨大”，还被指2014年至2015年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他的弟弟傅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的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傅卫华长期未被追诉，情节特别严重。 据中共官方此前对傅政华的通报，傅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危害中共“党的集中统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恣意妄为，造成严重恶劣政治后果”等等。但最终所有这些政治罪名都被抹去。 有分析认为，官方以涉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审理傅政华的部分案情，或与海外一直在传的傅政华监听高层、手中掌握高层秘密有关。再加上当年周永康、令计划出事，傅都有份参与，所以傅案会涉中共机密。 对比周薄案件闹得满城风雨，傅政华却是秘密审理，有观点认为，二十大马上要开，习近平手上权力也抓了不少，他不想增添变数，所以秘密审理傅政华案。 而傅政华弟弟傅卫华的涉案部分，官方于28日首次公开，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湖北武汉富商徐崇阳前几年多次公开控诉傅政华涉及多项重罪，比如：秘密监听监视国家领导人、滥用酷刑对其政治迫害并洗劫其巨额财产等等。 徐崇阳在控告信中爆料称，在他被审讯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另一个男子（他们称呼他傅老三）说，“看到了吗，他是傅政华的亲弟弟，别说监视你，我们连王小洪、王岐山、习某某都敢监控……” 傅政华本来被视为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人。习近平上台后，傅政华见风使舵及时投靠习近平，并负责查老主子周永康。 对于正部级的傅政华被官方指加入了“孙力军政治团伙”，中国问题专家横河在其视频节目中表示，傅政华是个投机分子，他实际投靠的应该是孙力军背后以江派为旗帜形成的反习联盟。
本专栏前一篇文章《薄熙来的女副官咸鱼翻生，张轩独受习近平政治青睐》中，已经介绍了当年曾被习近平当面夸赞为“熙来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的时任重庆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曾经在薄熙来主导的“打黑”运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照理，当时的张轩是薄熙来手下的专职党务副书记，无论是主导“唱红”还是领导“打黑”，她都是责无旁贷。但因为她本人重庆市的法官出身，在薄熙来到任之前和刚刚到任的那段时间里，还在以市委副书记身份继续兼任了重庆市高院院长和院党组书记，所以当时的薄熙来要求她把工作重点放在“打黑”上；说是只有你张轩大法官来主抓这项工作，才更能彰显“合理合法，程序正义”。 薄熙来倒台之后，外界评论，特别是因为李庄律师的控诉，很自然地把重庆“打黑“之恶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王立军一个人头上，客观上起到了为张轩开脱的作用。但事实上，当时的王立军虽然是以副市长身份兼任的市公安局局长，但他王立军本人并不是市委常委。他当时头顶上还有一个市委常委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刘光磊的上面就是市委专职副书记张轩。 王立军在重庆任职期间作恶多端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打手而已。 2012年9月，王立军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犯有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检察院未抗诉，判决随即生效。 如上罪名中，徇私枉法部分只在法庭上宣布了一个罪证，即一个大连的商人帮他支付了在重庆的公寓租金，他便以释放这个商人的狱中马仔做为回报。至于王立军的叛逃罪和滥用职权罪部分，法庭当时就宣布了“因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所以必须不公开审理。 据当时一位分别参加了王立军案的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两次庭审的律师透露，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的所有举证内容，完全不涉及重庆“打黑”。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于2014年底刊登过姜维平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自从薄王倒台判刑之后，外界都关注重庆的变局，重庆的地方官换了两茬，从张德江到孙政才，都无所作为，山城依然迷雾笼罩，薄熙来的罪行被留下了一个长尾巴；而黄奇帆、张轩、钱锋等薄王的死党还在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玩起阴阳术，耍尽小花样，力阻冤假错案的平反。 姜维平说的很有道理，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无论是黄奇帆还是张轩，还有当时张轩的重庆高院院长接班人钱锋等人，之所以能够，之所以敢于力阻对“打黑”运动中制造出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打黑”运动是受到习近平的高度肯定的。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2009年10月，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时以《重庆市委副书记：打黑除恶 中央肯定群众拥护》为题，转引了《重庆日报》的报道。 当时的左媒乌有之乡为此特别刊登了长篇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着——试看重庆新闻》，披露了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对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是否给予肯定和支持是有着内部矛盾的，话里话外透露了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是压制薄熙来的。 文章中说：（2009年）10月27日，《重庆日报》高调推出新闻通讯《打黑除恶，中央肯定群众拥护 》，其聚焦的新闻看点主要有：第一，昨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在向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打黑除恶相关情况时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人民网、新华网、重庆新闻华龙网、腾讯大渝网等主流网络媒体都转发了《重庆日报》这一头条消息；又几乎象一颗重磅炸弹，新闻通讯《打黑除恶，中央肯定群众拥护 》很快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网站炸开了。 但是，周永康对重庆打黑除恶作出的专门批示，为什么同大众传媒见面姗姗来迟，而且只是部分公开，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 周永康的专门批示是9月25日作出的，批示内容如“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为人民群众办了一件好事、实事”云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在9月25日批示至10月26日公开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却不让公众知情，甚至连重庆市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毫不知情。是否批示内容在此期间公开不合时宜，时机不够成熟？又是否批示内容尚有其它不便见诸大众媒体的内容和玄机？为什么现在就适合批示部分内容公开了？现在重庆打黑形势与一个月前相比，又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 按照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领导人的重大活动、重要批示等有关规定，对周永康就重庆打黑除恶重大行动作出专门批示这样重要的内容，是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不能超过一周）以恰当形式报道的。但事实是，一个多月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权威媒体没有对周永康批示透露一丁半点，连与重庆打黑相关的背景新闻消息也没有报道。这是为什么？ 其实，就在当年《重庆日报》及中央各大媒体透过张轩的嘴，对外宣布了周永康对重庆“打黑”的高度赞扬内容的前五天，有一篇署名“庚友”的文章《为薄熙来打黑向总书记建言》曾在一天之内迅速风行中国境内的网络媒体。《建言》直接质问说：“在对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举全市之力发起全民关注的打黑除恶行动这个重大事情上，您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今没有亲自或委托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公开指示，也没有采取其他任何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篇文章当然很快就被当局封杀。但有消息指，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刘云山下令，让人民网和新华网以转载重庆地方媒体报道内容的方式，把周永康一个月前的批示内容公之于众。 周永康的批示被公开一个多星期之后，刘云山亲抵重庆。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去力挺薄熙来的“唱红”。 其实，就在周永康作出如上批示，肯定重庆“打黑的”前一天，即（2019年）9月24日，当日重庆全市上下发起的“利剑3号”集中清查行动在全市打响。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上万警力奔赴辖区旅馆、车站等治安复杂场所进行集中清查，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落网。 而如上左媒乌有之乡当时刊登的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着——试看重庆新闻》的内容中欲言又止，实际上是研判周永康当时很可能是已经亲临重庆，坐镇指挥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利剑3号”行动。 无论这个周永康2019年9月是否秘密去过重庆，他2010年11月的那次视察重庆是被官媒高调报道过的。这次视察的过程中，周永康不但进一步力挺重庆的“打黑”，更是与薄熙来一同登台“唱红”，并说“重庆‘唱红歌读经典’要在（全国）政法战线推广”。 很明显是在配合周永康，也是在配合刘云山，就在周永康离开重庆的半个月后，习近平以“皇储”之尊抵达重庆。3天的时间里，习近平在薄煕来和黄其帆、张轩以及王立军等人的陪同下，参观打黑展，一起唱红歌……。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竭力夸赞说：2009年以来，重庆市开展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涉及广、影响大、效果好、得人心。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读经典，读出了人类文明，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 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中国大陆上的毛左和五毛们为此一片雀跃，称赞党的接班人习近平对重庆未来的高度期待是显而易见的，认为习近平在肯定重庆“打黑除恶”做得好、为保卫重庆社会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时，还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给予重庆的掌声当中，重庆的这些好做法一定将作为“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 笔者三年多前即已经在本专栏撰文《“支持‘唱红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个人头上》，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对薄熙来、张轩和王立军在重庆展开“打黑除专项行动”的鼎力支持。 没有疑问，薄熙来除了他所谓“党内蛀虫”的“封号”，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为贴切。至于周永康，无论是站在共产党政权的角度，还是从普世价值出发，贴给他多少恶名都不嫌过分。但是，正如笔者过去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于同理，当年薄熙来“唱红打黑”，在除胡锦涛和温家宝之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获得的是齐声称赞，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个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个字来区别程度的话，习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来形容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薄熙来虽然时云不济，但他所开创的“回归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已经在习近平手上发扬光大。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在薄熙来的重庆整座“山城红”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君不见，当年薄熙来在重庆的口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已经被习近平篡改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把“打黑”的“打”字换“扫”字，恰恰是为了突显他习近平的“不是薄熙来，胜似薄熙来”。打是“打击”，扫指“横扫”；打黑的“打”字针对的是“点”，而扫黑的“扫”字针对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国”，而且还必须“不留死角”。正如习近平喜欢朗诵的“毛主席诗词”中所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与之同理，当年薄熙来的行动针对的只不过是“一时一事”，“阶段性”很强；而如今，习近平将“行动”改成“斗争”，则是从持久和持续角度出发。也是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 当年的重庆“打黑”只不过局限在重庆当地，现如今成天强调“看齐意识”的习近平终于实现了他当年在重庆市全体党政要员面前向薄熙来做出的郑重承诺：一定要把重庆打黑除恶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向全国推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12日，香港反送中抗争、包围立法会两周年，全球共有22国52个城市举办集会活动“如水再聚”，声援被噤声的香港。“光时”旗遍布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波兰、乌克兰、挪威等地，英国、德国及丹麦等国议员都有出席活动。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呼吁成立香港人权法庭，调查审理失踪的、被绑架的、被性侵犯的案件。 综合媒体报导，已被噤声的香港在6月12日前夕，警方在多区严密布防，有人摆街站被票控违反限聚令、有人叫口号被驱散、更有学生组织因打算摆街站而遭指控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扣查超过一日。不过，香港人心不死，由海外港人发起的全球声援香港行动“6.12如水再聚”，共有来自22国的52个城市响应，纪念2019年6月12日香港民众包围立法会，阻止“逃犯条例”二读的历史时刻。 袁弓夷吁成立香港人权法庭 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均有集会，纽约市联合广场有一百多人穿黑衣出席。旧金山在活动开始时，香港实业家袁弓夷通过电话连线发表演说，呼吁香港人向维吾尔人学习，指出维吾尔人已在伦敦成立了审理中共种族灭绝行为的人权法庭，“我们香港人也应该搞一个香港人权法庭。失踪的、被绑架的、被性侵犯的，都应该用这个人权法庭（调查审理）。” 目前在美国的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在集会上呼吁海外港人“必须与同被中共迫害的同路人，一起抗击这霸权，而战役开始了就不能返转头……生存下去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加拿大多伦多有数百名港人出席集会，高呼“光时”口号，高唱《愿荣光归香港》，集会后逾百车辆列队游行，贴上标语或“光时”旗帜等。 罗冠聪感谢邹幸彤、摆街站港人 英国有十多个城市举行集会，仅伦敦就有三场。其中一场估计有一千多人，流亡英国的罗冠聪特别感谢在香港仍然站在政治最前缘的朋友，包括：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其他仍在摆街站的港人等，并呼吁海外港人继续坚持理念。 丹麦哥本哈根、挪威奥斯陆，也都有人举行座谈会。 澳洲悉尼市政厅有200多人集会，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及珀斯均举办集会。流亡当地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亦现身，呼吁在海外港人好好利用自由，尽力抗争和发声。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州参议员Tony Sheldon在活动上指，中共承诺的一国两制已受损，故澳洲的人应为民主自由站在一起。 新西兰部分，北岛最大城市奥克兰也有大批港人举行集会，并设连侬墙打气，展示2019年抗争历史；而南岛城市基督城亦有集会，活动场地展示一个身穿黄色雨衣的人形衣架，悼念在反送中运动中堕楼身亡的梁凌杰。 韩国首尔则有人举办展览，介绍香港 6.12 事件。日本东京约250人身穿黑衣、撑起黄伞游行，沿途有大批民众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