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多市議會拒推行紫色垃圾桶計劃
2026 年 7 月 15 日
《夜話中南海》專欄本周一節目的文章《正是江澤民在否定喬石的基礎上恢復了毛時代的黨委辦案》中，介紹了江澤民在1992年月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許可權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這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此後，這個中央政法委無論從機構編製和職責許可權上一直都不斷擴張，並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國級，二把手和至少兩個委員都是副國級的局面。具體的過程是，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把原來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為九人制，增加了一個中央政法委書記和一個中央精神文明委員會主任。至此，已經擔任了五年時間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從副國級升至了正國級。 這個羅干是從1993年3月開始成為副國級的，具體職務是十四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兼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這段時間裡的中央政法委書記是十四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如此說來，這段時間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副書記都是兼職。 1997年月1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羅乾的黨內職務升格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比江澤民還年長一歲多的任建新則因為年齡原因未再進入中央書記處，但他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最高法院院長職務都是繼續擔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國人大召開。 在1998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干則被宣布繼任國務委員，但不再兼任國務院秘書長。 是次「兩會」結束後的當天，羅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的黨、政雙重副國級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職務。 此後的四年多時間裡，這個中央政法委是沒有副書記設置的。當時的公安部長和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以及國家安全部長和國務院司法部長一樣，在政法委內都只是排名有先後的普通政法委委員。 2002年11月15日，時年67歲，被新任總書記胡錦濤說成是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裡「老大哥」的羅干，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維基百科》對羅乾的介紹內容里說，當時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負責指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工作。 其實，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權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黨、政、軍、警察系統內所統轄的機構還不止如上所有，更還包括國務院的民政系統、當時表面掛靠國務院的宗教管理系統，以及海關、邊防，等等。 羅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專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之後，整個機構自然也水漲船高，成為和中央書記處、中紀委平起平坐的正國級機構。 從羅干於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權力和許可權惡性膨脹的十年。當時身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因為身兼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調動和指揮軍隊的權力，但在欲左右公檢法時卻因為中間隔著一個身兼政法委書記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於所謂的「黨內分工」。更過分的是，重新開始設置的政法委副書記一職也從此被「法定」為同時期的公安部長，形成了公安部長有權命令和指揮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荒唐局面。 當年，江澤民在隨著陳雲和鄧小平的先後去世，自己的權力已經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後，都沒有設計出要把毛澤東時代令公安部長權力惡性膨脹的作法發揚光大，當時只是安排已經擔任了整整十年國家安全部長的賈春旺平調為公安部長，繼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 而到他江澤民自己準備退位的同時，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錦濤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專職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從政治局委員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時，還製造出了一個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長，絕對稱得上是極其陰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上，從所謂的「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評判江澤民退休之前的這一「黨內重大體制改革」，也稱得上是極其惡劣，後患無窮。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從那以後的多數地方各級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級公安廳、局長出任，黨內身份當然是同級黨委常委。 2015年前後，在中國內地公開網站上刊登過一篇標題為《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終結 但話語權仍巨大》的署名文章總結說：公安一把手由同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兼任的現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後。2003年11月18日，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各級公安局長「進班子」。決定提出，「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主要領導。」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從四川省委書記任上調職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長、黨委書記、武警部隊第一政委。「有了上層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該文引述《新京報》的報道內容：以地市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換屆時，有的地市公安局長90%都是同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在省一級，到2008年10月，全國有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長已經高配為副省級。其中11名由省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將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報道，據青海省委組織部的一個統計，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個縣（區、市）有20名政法委書記兼任了公安局領導，或是黨委書記，或是局長。此外，還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職兼任公安局長。 四川省德陽市羅江縣檢察院監所檢察科科長龍繼輝在中國江蘇網對此發表評論，稱此現象是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政方針指引下，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確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 但是這種模式的負面意義也開始顯現。分析普遍認為，這直接導致公檢法三家，公安一家獨大，警權擴張，被學術界認為有礙司法公正。龍繼輝稱，如果公安工作沒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護短，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可能是冤假錯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該文公開揭露說：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統期間，實行高壓維穩政策，維穩經費逐年升高，一度超過國防開支。 當時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報道說，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質疑和自己行業毫不相關的司法領域：「我們的政法委書記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長，公安局本來是檢察院的監督對象，但被監督者是監督者的領導，這個體制特別不順。」 這位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說，她曾經聽到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的同志感嘆工作很為難。「比如，領導開會決定了一個事，那這個領導包不包括政法委書記呢？如果包括，就得服從他的領導。但如果這個事情做得不對，從業務上來說，檢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對公安局做出的不當行為提出不同的意見。」吳代表指出，這種黨政關係的扭曲和錯位影響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政法委書記不能身兼公安局長」。 2010年4月，中組部下發文件，要求省級政法委書記不兼任公安廳（局）長。在此前後又配備出台了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的文件。從那以後，省及以下的政法委書記都是進入同級黨委常委會的專職，而唯一一名副書記則是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仍然還是公安的地位高於檢察院和法院。 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後，江澤民也已經不能再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醞釀過程中，雖然也是無可奈何地讓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書記升任書記，由政治局委員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時也還是邁出了對整個政法委「限權」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長兼職之後，不再令繼任公安部長進入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事後看來，周永康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因為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政法委副書記，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權力之大，特別是在對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統的幹部任命上的直接影響力，絕對是過去從趙蒼壁到賈春旺等歷任公安部長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而正因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兼國務院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長的五年經歷之後，再遞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所以他在胡錦濤執政的後五年里，已經可以憑藉手中政治實力與總書記兼軍委主席胡錦濤分庭抗禮了。 是否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當年以周永康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權力和勢力的空前膨脹，可能就沒有當時的薄熙來錯判形勢、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證明就是，當年王立軍已經被從美國駐成都領館帶回北京，薄熙來四面楚歌的時候，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九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時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周永康是唯一一個敢於繼續公開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剛剛在同月早些時候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繼任中央委員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被宣布上調北京，接替已經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長職務。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關網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員改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這裡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從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長開始，再到郭聲琨，再到趙克志，他們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時間，都不是在他們僅僅是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之初，而是在他們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的次年3月，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表決通過」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後。原因應該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長的頭幾個月里，也就是被全國人大會議「表決」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前，其級別還只是正省部級，所以暫時不宜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以避免被詬病為正部級領導副國級 — 因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員的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是副國級。 但如今的習近平不但是讓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即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甚至還把個王小洪同時也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徹徹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下次節目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7月28日，中共前司法部長傅政華涉嫌受賄、「徇私枉法」案一審開庭。官方稱因傅政華案徇私枉法部分涉及國家秘密，不公開審理，且案情涉及其弟傅衛華的嚴重犯罪問題，內情引揣測。 傅政華除了被指控於2005年至2021年間涉貪錢物摺合人民幣1.17億元，「數額特別巨大」，還被指2014年至2015年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期間，對他的弟弟傅衛華涉嫌嚴重犯罪問題的線索隱瞞不報、不依法處置，致傅衛華長期未被追訴，情節特別嚴重。 據中共官方此前對傅政華的通報，傅參加「孫力軍政治團伙」，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行極為卑劣，危害中共「黨的集中統一」，妄議中央大政方針，「長期違規領用和攜帶槍支，形成嚴重安全隱患」，「執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權專斷，恣意妄為，造成嚴重惡劣政治後果」等等。但最終所有這些政治罪名都被抹去。 有分析認為，官方以涉國家秘密為由不公開審理傅政華的部分案情，或與海外一直在傳的傅政華監聽高層、手中掌握高層秘密有關。再加上當年周永康、令計划出事，傅都有份參與，所以傅案會涉中共機密。 對比周薄案件鬧得滿城風雨，傅政華卻是秘密審理，有觀點認為，二十大馬上要開，習近平手上權力也抓了不少，他不想增添變數，所以秘密審理傅政華案。 而傅政華弟弟傅衛華的涉案部分，官方於28日首次公開，但沒有透露任何細節。 湖北武漢富商徐崇陽前幾年多次公開控訴傅政華涉及多項重罪，比如：秘密監聽監視國家領導人、濫用酷刑對其政治迫害並洗劫其巨額財產等等。 徐崇陽在控告信中爆料稱，在他被審訊的過程中，有一位工作人員指著另一個男子（他們稱呼他傅老三）說，「看到了嗎，他是傅政華的親弟弟，別說監視你，我們連王小洪、王岐山、習某某都敢監控……」 傅政華本來被視為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人。習近平上台後，傅政華見風使舵及時投靠習近平，並負責查老主子周永康。 對於正部級的傅政華被官方指加入了「孫力軍政治團伙」，中國問題專家橫河在其視頻節目中表示，傅政華是個投機分子，他實際投靠的應該是孫力軍背後以江派為旗幟形成的反習聯盟。
本專欄前一篇文章《薄熙來的女副官鹹魚翻生，張軒獨受習近平政治青睞》中，已經介紹了當年曾被習近平當面誇讚為「熙來同志的女副官，副官很重要」的時任重慶市委專職副書記張軒，曾經在薄熙來主導的「打黑」運動中表現得十分突出。 照理，當時的張軒是薄熙來手下的專職黨務副書記，無論是主導「唱紅」還是領導「打黑」，她都是責無旁貸。但因為她本人重慶市的法官出身，在薄熙來到任之前和剛剛到任的那段時間裡，還在以市委副書記身份繼續兼任了重慶市高院院長和院黨組書記，所以當時的薄熙來要求她把工作重點放在「打黑」上；說是只有你張軒大法官來主抓這項工作，才更能彰顯「合理合法，程序正義」。 薄熙來倒台之後，外界評論，特別是因為李庄律師的控訴，很自然地把重慶「打黑「之惡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王立軍一個人頭上，客觀上起到了為張軒開脫的作用。但事實上，當時的王立軍雖然是以副市長身份兼任的市公安局局長，但他王立軍本人並不是市委常委。他當時頭頂上還有一個市委常委兼市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劉光磊的上面就是市委專職副書記張軒。 王立軍在重慶任職期間作惡多端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說到底，他只不過是個打手而已。 2012年9月，王立軍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犯有徇私枉法罪、叛逃罪、濫用職權罪、受賄罪，而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檢察院未抗訴，判決隨即生效。 如上罪名中，徇私枉法部分只在法庭上宣布了一個罪證，即一個大連的商人幫他支付了在重慶的公寓租金，他便以釋放這個商人的獄中馬仔做為回報。至於王立軍的叛逃罪和濫用職權罪部分，法庭當時就宣布了「因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秘密「，所以必須不公開審理。 據當時一位分別參加了王立軍案的公開審理和不公開審理兩次庭審的律師透露，公開審理和不公開審理的所有舉證內容，完全不涉及重慶「打黑」。 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曾於2014年底刊登過姜維平的一篇文章，他認為自從薄王倒台判刑之後，外界都關注重慶的變局，重慶的地方官換了兩茬，從張德江到孫政才，都無所作為，山城依然迷霧籠罩，薄熙來的罪行被留下了一個長尾巴；而黃奇帆、張軒、錢鋒等薄王的死黨還在位，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玩起陰陽術，耍盡小花樣，力阻冤假錯案的平反。 姜維平說的很有道理，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無論是黃奇帆還是張軒，還有當時張軒的重慶高院院長接班人錢鋒等人，之所以能夠，之所以敢於力阻對「打黑」運動中製造出的大量冤假錯案平反，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的「打黑」運動是受到習近平的高度肯定的。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2009年10月，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當時以《重慶市委副書記：打黑除惡 中央肯定群眾擁護》為題，轉引了《重慶日報》的報道。 當時的左媒烏有之鄉為此特別刊登了長篇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著——試看重慶新聞》，披露了當時的中共高層內部，對薄熙來在重慶所作所為是否給予肯定和支持是有著內部矛盾的，話里話外透露了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是壓制薄熙來的。 文章中說：（2009年）10月27日，《重慶日報》高調推出新聞通訊《打黑除惡，中央肯定群眾擁護 》，其聚焦的新聞看點主要有：第一，昨日，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在向市級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代表人士，以及市級有關部門負責人通報打黑除惡相關情況時說，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專門作出批示，稱「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慶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政法機關加大工作力度，見到了明顯效果，為人民群眾辦了一件好事、實事」……。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人民網、新華網、重慶新聞華龍網、騰訊大渝網等主流網路媒體都轉發了《重慶日報》這一頭條消息；又幾乎象一顆重磅炸彈，新聞通訊《打黑除惡，中央肯定群眾擁護 》很快在國內外大大小小的網站炸開了。 但是，周永康對重慶打黑除惡作出的專門批示，為什麼同大眾傳媒見面姍姍來遲，而且只是部分公開，顯得猶抱琵琶半遮面？ 周永康的專門批示是9月25日作出的，批示內容如「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為人民群眾辦了一件好事、實事」云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在9月25日批示至10月26日公開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卻不讓公眾知情，甚至連重慶市的消息靈通人士也毫不知情。是否批示內容在此期間公開不合時宜，時機不夠成熟？又是否批示內容尚有其它不便見諸大眾媒體的內容和玄機？為什麼現在就適合批示部分內容公開了？現在重慶打黑形勢與一個月前相比，又有什麼本質性的不同？ 按照黨報黨刊等主流媒體宣傳報道領導人的重大活動、重要批示等有關規定，對周永康就重慶打黑除惡重大行動作出專門批示這樣重要的內容，是必須在一定時間內（一般不能超過一周）以恰當形式報道的。但事實是，一個多月來，《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主流權威媒體沒有對周永康批示透露一丁半點，連與重慶打黑相關的背景新聞消息也沒有報道。這是為什麼？ 其實，就在當年《重慶日報》及中央各大媒體透過張軒的嘴，對外宣布了周永康對重慶「打黑」的高度讚揚內容的前五天，有一篇署名「庚友」的文章《為薄熙來打黑向總書記建言》曾在一天之內迅速風行中國境內的網路媒體。《建言》直接質問說：「在對待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舉全市之力發起全民關注的打黑除惡行動這個重大事情上，您作為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至今沒有親自或委託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公開指示，也沒有採取其他任何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場」……。 這篇文章當然很快就被當局封殺。但有消息指，是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長劉雲山下令，讓人民網和新華網以轉載重慶地方媒體報道內容的方式，把周永康一個月前的批示內容公之於眾。 周永康的批示被公開一個多星期之後，劉雲山親抵重慶。當然，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去力挺薄熙來的「唱紅」。 其實，就在周永康作出如上批示，肯定重慶「打黑的」前一天，即（2019年）9月24日，當日重慶全市上下發起的「利劍3號」集中清查行動在全市打響。據當地媒體的報道，上萬警力奔赴轄區旅館、車站等治安複雜場所進行集中清查，一大批違法犯罪人員落網。 而如上左媒烏有之鄉當時刊登的分析文章《人民雪亮的眼睛盯著——試看重慶新聞》的內容中欲言又止，實際上是研判周永康當時很可能是已經親臨重慶，坐鎮指揮了這個非同尋常的「利劍3號」行動。 無論這個周永康2019年9月是否秘密去過重慶，他2010年11月的那次視察重慶是被官媒高調報道過的。這次視察的過程中，周永康不但進一步力挺重慶的「打黑」，更是與薄熙來一同登台「唱紅」，並說「重慶『唱紅歌讀經典』要在（全國）政法戰線推廣」。 很明顯是在配合周永康，也是在配合劉雲山，就在周永康離開重慶的半個月後，習近平以「皇儲」之尊抵達重慶。3天的時間裡，習近平在薄煕來和黃其帆、張軒以及王立軍等人的陪同下，參觀打黑展，一起唱紅歌……。在重慶市幹部大會上，習近平竭力誇讚說：2009年以來，重慶市開展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涉及廣、影響大、效果好、得人心。唱紅歌，唱出了光榮歷史，唱出了浩然正氣，唱出了團結和諧；讀經典，讀出了人類文明，讀出了民族智慧，讀出了理想信念；講故事，講出了感人事迹，講出了光輝業績，講出了英雄楷模；傳箴言，傳出了時代真理，傳出了創新格言，傳出了人生警句。開展『唱讀講傳』活動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有效載體。…… 開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打掉了一批黑惡勢力團伙，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這些成績是……以熙來同志為班長的一班人，帶領全市幹部群眾開拓進取、艱苦奮鬥的結果。」 當時，中國大陸上的毛左和五毛們為此一片雀躍，稱讚黨的接班人習近平對重慶未來的高度期待是顯而易見的，認為習近平在肯定重慶「打黑除惡」做得好、為保衛重慶社會平安「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同時，還期望重慶「『打黑除惡』還要再接再厲地向縱深推進」。由此可見，在習近平給予重慶的掌聲當中，重慶的這些好做法一定將作為「樣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國廣泛推行。 筆者三年多前即已經在本專欄撰文《「支持『唱紅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個人頭上》，詳細介紹了習近平對薄熙來、張軒和王立軍在重慶展開「打黑除專項行動」的鼎力支持。 沒有疑問，薄熙來除了他所謂「黨內蛀蟲」的「封號」，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為貼切。至於周永康，無論是站在共產黨政權的角度，還是從普世價值出發，貼給他多少惡名都不嫌過分。但是，正如筆者過去一篇文章所說的，「周永康背後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於同理，當年薄熙來「唱紅打黑」，在除胡錦濤和溫家寶之外的中共中央領導層中獲得的是齊聲稱讚，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個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個字來區別程度的話，習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來形容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薄熙來雖然時雲不濟，但他所開創的「回歸毛澤東」的偉大事業已經在習近平手上發揚光大。習近平已經成功地在薄熙來的重慶整座「山城紅」的基礎上，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 君不見，當年薄熙來在重慶的口號「打黑除惡專項行動」已經被習近平篡改成「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並在全國範圍內強力推行。把「打黑」的「打」字換「掃」字，恰恰是為了突顯他習近平的「不是薄熙來，勝似薄熙來」。打是「打擊」，掃指「橫掃」；打黑的「打」字針對的是「點」，而掃黑的「掃」字針對的是「面」，不但是「面向全國」，而且還必須「不留死角」。正如習近平喜歡朗誦的「毛主席詩詞」中所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與之同理，當年薄熙來的行動針對的只不過是「一時一事」，「階段性」很強；而如今，習近平將「行動」改成「鬥爭」，則是從持久和持續角度出發。也是正如毛澤東當年所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 當年的重慶「打黑」只不過局限在重慶當地，現如今成天強調「看齊意識」的習近平終於實現了他當年在重慶市全體黨政要員面前向薄熙來做出的鄭重承諾：一定要把重慶打黑除惡的實踐經驗和方法向全國推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12日，香港反送中抗爭、包圍立法會兩周年，全球共有22國52個城市舉辦集會活動「如水再聚」，聲援被噤聲的香港。「光時」旗遍布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波蘭、烏克蘭、挪威等地，英國、德國及丹麥等國議員都有出席活動。香港實業家袁弓夷呼籲成立香港人權法庭，調查審理失蹤的、被綁架的、被性侵犯的案件。 綜合媒體報導，已被噤聲的香港在6月12日前夕，警方在多區嚴密布防，有人擺街站被票控違反限聚令、有人叫口號被驅散、更有學生組織因打算擺街站而遭指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扣查超過一日。不過，香港人心不死，由海外港人發起的全球聲援香港行動「6.12如水再聚」，共有來自22國的52個城市響應，紀念2019年6月12日香港民眾包圍立法會，阻止「逃犯條例」二讀的歷史時刻。 袁弓夷吁成立香港人權法庭 美國洛杉磯、舊金山和紐約均有集會，紐約市聯合廣場有一百多人穿黑衣出席。舊金山在活動開始時，香港實業家袁弓夷通過電話連線發表演說，呼籲香港人向維吾爾人學習，指出維吾爾人已在倫敦成立了審理中共種族滅絕行為的人權法庭，「我們香港人也應該搞一個香港人權法庭。失蹤的、被綁架的、被性侵犯的，都應該用這個人權法庭（調查審理）。」 目前在美國的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在集會上呼籲海外港人「必須與同被中共迫害的同路人，一起抗擊這霸權，而戰役開始了就不能返轉頭……生存下去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 加拿大多倫多有數百名港人出席集會，高呼「光時」口號，高唱《願榮光歸香港》，集會後逾百車輛列隊遊行，貼上標語或「光時」旗幟等。 羅冠聰感謝鄒幸彤、擺街站港人 英國有十多個城市舉行集會，僅倫敦就有三場。其中一場估計有一千多人，流亡英國的羅冠聰特別感謝在香港仍然站在政治最前緣的朋友，包括：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其他仍在擺街站的港人等，並呼籲海外港人繼續堅持理念。 丹麥哥本哈根、挪威奧斯陸，也都有人舉行座談會。 澳洲悉尼市政廳有200多人集會，布里斯本、阿德萊德及珀斯均舉辦集會。流亡當地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亦現身，呼籲在海外港人好好利用自由，儘力抗爭和發聲。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州參議員Tony Sheldon在活動上指，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已受損，故澳洲的人應為民主自由站在一起。 紐西蘭部分，北島最大城市奧克蘭也有大批港人舉行集會，並設連儂牆打氣，展示2019年抗爭歷史；而南島城市基督城亦有集會，活動場地展示一個身穿黃色雨衣的人形衣架，悼念在反送中運動中墮樓身亡的梁凌傑。 韓國首爾則有人舉辦展覽，介紹香港 6.12 事件。日本東京約250人身穿黑衣、撐起黃傘遊行，沿途有大批民眾圍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