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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

幸福和悲哀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的这些富豪们,所幸在于一度很富,可悲在于财富得而复失,或者无法转为真正的资本。 法国世界报刊载的专栏作家Antoine Reverchon 的专栏文章开门见山,端出几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说事,他们从致富到没落,真是“瞬间的事”。 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长时间都是中国私企攀升的象征;徐明,1992开办大连实德房地产公司,2005登上富豪榜,一跃成为世界第八富人;而明日公司总裁肖建华的财富,在2016年达到了51亿欧元。 然而,马云2020年10月24日在上海金融峰会批评中国金融监管落后、银行小当铺思想,激怒了习近平,他的本来九日之后在香港上市的蚂蚁金服被叫停,马云本人失踪一年。他后来在欧洲、日本和泰国漂泊,2023年1月7日,马云的支付宝不再姓马,他失去了控制权。 徐明在习近平对头薄熙来庇护下发财,随着薄熙来落马他于2012年遭囚,三年后莫名奇妙死在狱中。2017年1月,生命鼎盛期的肖建华在香港突遭中国公安绑架,2022年7月才被宣判,全部财产被没收。 中国富豪为什么一夕落为阶下囚或者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也许从中国古代历史中能找到答案。世界报专栏作家在这里向那些被中国私企蓬勃发展所吸引的西方经济学家、媒体、政治人物,经商者推荐法国历史学家François Gipouloux于2月1日上市的书,作者在书中介绍了16-19世纪活跃于中国的三大商业网络,控制通向日本和东南亚商路的闽商、控制盐买卖的徽商以及向权力中枢北京输送税款的晋商。 这些效率极高的商业网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它们购买、运输和出售了很大一部分农业剩余物和农村手工业产品,组织和资助大城市的市场,并租用远洋轮船,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让中国与同时出现的欧洲资本主义竞争呢? 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中国人,都谈到了 “大分化”。但法国的这位历史学家反对这一说法,因为他假设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分道扬镳之前曾经有过相似的历史。他在‘商业、金钱、权力’(L’impossible avènement d’un capitalisme en Chine, XVI-XIXe siècle (CNRS Editions, 2022)中解释说,尽管中国商人完美地掌握了致富所需的商业和金融技术,但这只是为了 “世袭”,即维护大家庭宗族的利益。利润既不储蓄,也不传递,更不投资,而是用于奢侈和慈善开支,旨在建立世家的 “崇高 “的社会和道德地位,并通过满足地方官员的一些开支来赢得他们的青睐。这与其说是一个腐败问题,不如说是保护自己不受政治和法律干预的问题。 因为帝国政府的目标首先是维持社会、机构、宗教仪式和农业生产的和谐;它对创新、冲突和为出于”不道德 “目的获取资源持谨慎态度。有刑法来惩罚违反这一不变秩序的行为,但没有民法、财产法或合同法来确定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结论:中国商人要转变为资本家所缺乏的不是财富或积累,而是这种转变的思想和法律条件。中国的企业家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行政和政治秩序的支配之下。

吴晓波这是怎么了?中国大V往”理性派”站队 前仆后继踩习红线

中国著名财经大V吴晓波五月底发表《我们这是怎么了》的文章,谈论中国经济问题,六月初他的微博被禁。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栏目邀请嘉宾陈破空和谢田分析,吴晓波揭开了哪些中国经济不能说的秘密。 吴晓波《我们这是怎么了》文章,从一位文革时代出生,历经改革开放、创业主“马某”萌生离开中国的念头作为引子,分析了促成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经济成长的数以千计企业家群体和数亿中产阶层,他们目前面临“社会荣誉感被剥夺”、“创新创业热情消失”、“中国商界曾经的那一股精气神似乎不见了”的现象。 吴晓波写道,“几年前还饱满丰润的那股‘精气神’是改革开放的丹田元气,是这一代中国人冒险探索、改变自我命运、向世界证明华夏荣光的动力之源。”他还写道:“对于量化理性的企业家群体而言,获得信任和树立信心很难,而失去它们则显然要容易得多。” 中国企业家社会荣誉感被剥夺、精气神不见了 吴晓波至少提问8次“我们这是怎么了?”他说“做互联网的人畏惧了,做实业的人退缩了,做投资的人迟疑了,在进行创业的人迷茫了。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有问制造业前途的,有问服务业未来的,有问股市和楼市的,有问疫情和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冷雨中飘荡,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家园的孤儿。” 吴晓波表示,要“轻松”地“归因于可诅咒的疫情和外部势力,甚至也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试图提出三道“解方”,一是在1970末、1990年代的两次思想解放之外,“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次是“思想市场的断层”,他认为,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被污名化,健康而富有辩论精神的空间日渐狭窄和稀少,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土壤亟待被重新培育;第三是他直指最为棘手的现状,是“马某”们的心意阑珊。 旅美中国学者谢田指出,吴晓波是记者出身,看到中国经济困境和那么多企业人士想讲真话,再看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都成问题,中共最上层显然有裂缝,抓住机会,在夹缝中发出推动李克强务实亲美、着重经济发展这一边的声音。 习近平“非理性” 连御用学者都提头谏言 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现在学者敢发声是看到党内有希望变革,虽然还不能实现民主宪政,至少还可以选择理性或是非理性,他们觉得习近平这派已走到非理性的程度,那完全是胡搞、乱来、封城、破坏经济、破坏对外关系、联俄抗美,已经是胡来了,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他们觉得李克强这派比较理性、务实,还坚持一点改革、还有一点做人的理性、作为政治家的理性、作为政治派别的理性,他们觉得有了这点希望之后,事实上的确在选边站,这选边站不是违背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心里的确心向比较务实、改革开放,不愿看到成为一个烂摊子。” 陈破空指出,七十年党文化下,“风派”、“看风向”才能存活,风声那么紧很难发声,哪怕《长津湖》编剧黄建新都快饿死了都不敢说真话,朋友要他说话,他说所有人都被抓了,连他都那么怕。 陈破空说,中共派系斗争一直存在,但连御用学者、九大国师排第一的林毅夫都指出中国经济有问题。郑永年也提出七大问题十大建议,全文都遭封杀。这曝露出中国经济灾难远超乎外界想像。 “降薪办”成中国特色救经济单位? 陈破空说:“中国以前成立一个计生办、搞计划生育工作,现在成立一个降薪办,各地特别是发达省区如浙江、江苏、上海,就有降薪水办公室,公务员,就是共产党支柱,自己人‘处级的’,从三十五万年薪降到二十万,‘科级的’从二十四万降到十五万,全国各地都在降,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降薪办,要成立一个办公室来降薪,就可以知道经济困境到什么程度!” 陈破空提到,目前生产链转出,失业率加剧、就业率不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每个省的(财政)下滑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有些地方是百分之四十,连李克强都坦承国库已经空了,只是没直接说这个话,意思就是各地政府得自己努力筹钱。所以各地都在搞企业逼捐,甚至核酸检测要公民掏钱,医保公司也保不起了。 陈破空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遇到瓶颈。他在1985年就曾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上书,但在六四屠杀民主运动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更不可能。温家宝卸任前也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保障,成果还会重新丧失,那已经是晚了二十年。如今当政者不往前走,还往后退,政治制度未解决仍是老问题。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陈破空说:“学者也好、企业家也好,如果不着重在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你没有政治上的权力、也没有经济上的权力,创造企业的富豪入狱、专家学者被禁言。中共的政府、中共的体制、中共这个执政党成了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包袱,拖累这个国家不能前进。这个社会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位于北京、位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却是中国最落后、腐败的一部份。” 中国能再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吴晓波文中说“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货币注入,中国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成长惯性,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仍是指日可待”,谢田对此则并不认同。 谢田说,中国的高科技都从美国抄袭偷窃,靠着几亿农民工辛苦血汗,低劳动成本和不顾环境,进入国际产业链,许多的基建浪费无效重复,高铁只有几条赚钱,连电费都付不起,经济成长动能没有。但吴晓波这种一厢情愿符合中国政府的发言都不被允许。中国企业经济界人士都清楚问题的症结,但是都不敢说。 吴晓波文中还提到,去年底他去上海参加闭门会,有四十多名互联网公司CTO或技术主管。一位大厂CTO问他:“我们都是搞技术开发的。现在谁能告诉我们,哪一类产品创新是不涉及垄断的?”吴晓波文中并说:“在过去的某些年里,我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谢田认为这都碰触到红线:“他现在这样说,显然是在怀疑这制度保障不存在,换句话说,这制度出问题,制度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制度、中共独裁专制问题。一旦涉及到这个问题,肯定要触红线,这说法在中共眼里一定会被认为,怀疑我共产党领导、怀疑习近平领导,一定会被拿下。” 谢田提到,知识分子在中共眼里只是附庸花瓶、宣传样板,从这次上海封城,看到有名人士、知识分子、演艺界大V等无助求助,还不如街道办公室、体制内官员,掌握生杀大权。 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 相当于对习思想的否定? 陈破空表示,吴晓波说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当于对习思想、习时代的否定,触犯习近平大讳。“政治上似乎也有所暗示,一开始就说又一个马某向他诉苦。本来前段时间习政权才用一个马某比喻马云,或者警告其他人,颠覆国家、外国势力、反华等等,后来不是说乌龙一场,不是马云,搞得股票大跌。所以他用这些话就暗示了对习近平这一派执政的不满,所以,我认为他受到的封杀,就是来自于习派。” 陈破空指出,八十年代所谓专家学者还有放开讲话的空间,习近平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倒行逆施,走回毛泽东文革时代,专家不提建议而成了“解释派”,等习近平拍他脑袋,等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再替政策“解释”。网信办、中宣部掌握在习手上,连李克强的讲话在中共官媒党媒也要被审被删得 七零八落,“承认中国经济是灾难”不能谈,谈了可能动摇共产党基础和各种权力,实际上删除这些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也默认习近平大搞极端封城清零造成了经济灾难,中共现在不是要去承认错误,而是要封杀错误。 陈破空说,当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大饥荒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四千多万人饿死 ,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去封幽幽之口,甚至谎称“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被刘少奇揭穿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后,毛决定把刘打倒,不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今也是先把吴晓波封口,这是一贯独裁专政作法。  

中国企业家批评当局防疫清零愚蠢 担心重回毛时代

美媒报导称,中国坚持防疫清零,重创中国经济。整个商界对此敢怒不敢言,唯有曹操出行的董事长周航发声抨击清零政策的愚蠢,以致商界宁赴海外发展,也不愿长期在中国投资。很多友人对他的言论表示不安,但周航称,如果没人发声反抗,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贫困的毛时代。

知情者出书揭中共把企业家视为“可以牺牲”的工具

一本揭露中共党内精英如何利用企业家为达到其巩固权威统治目的,并视他们为可牺牲的工具的新书《红色轮盘》(Red Roulette),已在9月7日上市。该书作者为失踪4年的女富商段伟红的前夫沈栋所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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