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常委

赵乐际为什么会为对唐一军的前老板刘枫有求必应？

唐一军被抓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标题为《唐会咬出他的恩公吗？》的短文，说的是”唐一军被指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协主席刘枫，刘枫找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因为刘枫曾长期在青海工作，是赵乐际的老领导”。话说的确实没错。不过外界从未报道过的事实真相是，调浙江前曾长期在青海工作的刘枫与赵乐际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还不是上下级，而是刘枫与他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之间的“革命情谊”甚至是“患难与共”。这才是日后赵乐际对自己从四岁就开始尊为“刘叔叔”的刘枫“有求必应”的最根本原因。刘枫是河北隆尧人，生于1937年2月，1957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与河北老乡艾宝元同窗四年。这里说明一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这里特别提及这个艾宝元，是因为刘枫当年所在的人大新闻系57级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真正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界能够被称得上“人物”的，只有这个艾宝元。此人1961年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随改名艾丰。 1978年，这个艾丰以40岁高龄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从此名声大噪。此公已于2019年去世，生前有许多学术职务，新闻界的最高职务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官至副省部级。而整个人大新闻系57级的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混至正省部级者，好像只有刘枫一个。和艾丰同乡、同窗却不同命。1961年8月艾丰被留在北京，而刘枫却被安排“支援三线”，在北京车站对着送行的艾丰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便头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到青海省电台报道去了。笔者当年在西北地区有一位恩师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原因是当年进入大学后虽然只赶上了反右斗争的尾巴，但却不幸又迎来了”反右倾运动“，被“错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刘枫本人是大学毕业的当月才被发展入党，所以应该不属于被“发配”性质，而是属于为了争取入党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抵达青海省会西宁之后，刘枫很快就结识了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当时的赵乐际才4岁。虽然口吃学话晚，但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开口学叫“刘叔叔”了。那个年代的青海省内，无论是省直机关的党政干部还是省内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基本组成人员都是“支边”的工农干部和少数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的实际学历只相当于当今圣上的初中辍学甚至更低，能够被刘枫这位当时整个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所佩服的，只有一个“留苏“背景的赵喜民。赵喜民是陕西西安人，年长刘枫4岁，当年也是“调干生“。1954年在“习仲勋亲自领导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期间，有幸与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同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据中共党史史料记载：”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由此说来，日后的赵乐际之所以能够受到习近平的格外青睐，也是首先得益于“父辈之间的革命情谊”。当年入学苏联中央团校后，钱其琛未等完成学业便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则是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组织系统“西北局”，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团省委任职，日后又调进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继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长子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刘枫在青海省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职务一直持续到“文革”初中期。期间，无论是“文革”前参加“四清”工作组还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都是和已经被工农干部出身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们“拉下马“的赵喜民为伴。当时他们去的这个“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时，位于“黄河源头第一镇”康扬，早期称康扬劳改农场，曾大批关押从内地送去的各类“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见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之艰苦。 “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赵喜民时常都会得到”比亲弟弟还亲“的刘枫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之间确实称得上是”患难之交“。结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生活后，刘枫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主要任务是负责省委内部刊物《青海通讯》的编辑出版。赵喜民则是赶上了”整团建团“，被安排到恢复组建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因担任团干部已经年龄偏大，被安排为《青海日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77年初，军队“支左干部“出身的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被中央下令调出青海，此前曾担任过长达5年时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接掌了青海。当年毛泽东见到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谭启龙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许是受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尊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刘枫迎来了“政治上春天”。谭启龙到任没有几天，召集省委办公厅全班人马开了个会之后，即宣布刘枫担任他本人的政治秘书。谭启龙主掌青海的具体时间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间他只让刘枫在自己身边呆了一年多，即于1978年4月提拔他为至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调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谭启龙又推荐刘枫到中央党校受训，7个月后刘枫回到西宁即被谭启龙提升青海省委书记助理。这段时间的刘枫被谭启龙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谭启龙欣赏他的个人原因，也是因为大力提拔重用（党内）知识分子的大环境驱使。也就是在刘枫开始担任了青海省委要职期间，决定了赵乐际日后的命运。 1980年，赵乐际的父亲被接替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时的赵喜民才47岁，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让他积累一两年地方领导资历即可提拔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职负责人，但赵喜民主要因为身体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陕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正好赶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当年赴苏留学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见的赵喜民借机向胡耀邦表达了自己的“退意”。于是，胡耀邦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也是习仲勋老部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的马文瑞，于是，赵喜民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当时的赵喜民回到陕西不久，夫人即携赵乐际的三个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个赵乐际被赵喜民“托孤”给了刘枫。赵乐际的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当年是直接回到了陕西省城西安，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而赵喜民在商洛任职的时间不到两年即回调回西安，先担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随即奉命主持组建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如此说来，当年的赵乐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时代入仕的学历基础，都是靠父辈们的安排才得到的。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赵乐际和习近平的早期政坛经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比习近平年轻4岁，正式步入中共政坛之前，两人一个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结业时间一个是1979年，一个是1980年。不过当年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四年制，北大则是三年制，所以习近平的入校时间比赵乐际早两年。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前，习近平是在农村入党，赵乐际也是。 1974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后的赵乐际因为是家中长子，难逃上山下乡命运，于是成了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当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职青海省商业厅当了通讯员。当年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下乡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个前提就是插队时间至少两年。而当时的赵乐际为什么就能够“搞特殊化”呢？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已经是青海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更重要的是他的刘枫叔叔已经是虽然级别不高但说话特别好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 1977年，已经是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的刘枫又不失时机地要求省有关部门把北京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给省商业厅一个。于是，赵乐际便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们在多年前的相关文章中即已经介绍过当年从陕西梁家河大学“转学”进了清华的习近平离开清华校门时没有按照党的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到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而是以“参军入伍”的形式直接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飙手下当了政治秘书，官拜副营级（正营级？）。而当时的赵乐际不过一介在青海省会西宁当地才数得上号的官二代，北京大学是没有可能让他享受习近平一样的“特殊化”的。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班”的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于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继续供职省商业厅，职务是政治干事。不久即因为其北大学历而被安排进商业厅下属的商业学校当教师，并兼任了校团委书记。而就在这期间，赵喜民在被同意调回陕西老家之后，就赵乐际自愿留在西宁一事郑重征求了当时已经官拜省委书记助理的刘枫的意见。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宁就是图了个“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刘叔叔的了……. 再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赶在刘枫本人离开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赵乐际29岁那年，就已经被提拔到了副厅局级，为日后成为最年轻的副省级、正省级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到此为止听众和读者们已经能足够明白日后的赵乐际高就中央领导人之后，为什么对刘枫会有求必应了。前面说了刘枫当年的“伯乐”谭启龙在赴青海之前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更何况这个谭启龙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还是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间对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这就是刘枫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离开艰苦地区的念头之后，很快就能够平调至浙江省的关键原因。 10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的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而刘枫本人则是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结束任期。而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了习近平。如此说来，这个刘枫应该是习近平也要给点面子的“老同志“之一。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为什么嫉恨李克强？

政治局常委会里“共事”的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李克强小鞋穿的重要原因是“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因为从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李克强无论是在政治坛资历还是真实学历上，都曾力压他习近平一头。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发生的“民主事故”》里介绍了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是因为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人，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是刘延东、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这届团中央产生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李克强被增选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请注意，当时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是排在来自军方的宋德福和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李源潮是七七级，一九八二年一月，早七八级的李克强七个月毕业，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是团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厅局级。而一九五五年出生，比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李源潮年轻五岁的李克强则是本科毕业后没离开北大校门即被直接任命为相当于正处级的北大团委书记职务，同年底成为十一届团中央常委。北大团委书记职务担任不到一年，李克强即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相中，征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的同意后，李克强于一九八三年年中成为团中央的专职干部，具体职务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官至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当年底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待遇上继续为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大背景是刚刚结束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了中共执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新老交替，此前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在筹备这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胡耀邦相中的中宣部部长接班人选，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被邓小平恩准，胡锦涛则被安排到贵州接替朱厚泽的省委一把手职务。于是，在团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宋德福接替了胡锦涛的第一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增选张宝顺、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洛桑、刘奇葆、冯军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团中央书记处由十人人组成，即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刘延东、李源潮、李海峰、何光伟、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一九八八年召开的团十二大上产生的领导班子继续保持这一排列。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讲话。足见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在中共政权内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说它是党中央的“后备军”，真的是毫不夸张。也正是李克强从北大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任专职干部的那一年，笔者当时的一位朋友，与胡锦涛同时从甘肃调进团中央的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处长告诉笔者，团中央恢复建设之后，中组部即发文规定，团中央第一书记为正省部级，团中央书记处的前两名为副省部级，排名第三及往后的书记处书记都只是正厅局级，团中央候补书记则是副厅局级—-也可以是正厅局级。如此说来，当时的李克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排名第六，尚还属于正厅局级，所以这也应该是他在十四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党代表们差额掉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李克强最为年轻，排名在他之前的五个人里，最年轻的李源潮和张宝顺都出生于一九五零年，较李克强年长五岁。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虽然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差额选举时即已经规定，从中央委员预选中差额下去的可以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名单，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是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时光又过了五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李克强顺利继任中央委员，习近平则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转正。如此说来，如果不是十四上的中央委员意外落选，比习近平年轻两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央委员的时间应该比习近平早整整十年。至于具体的官阶相比，当年李克强大学一毕业即官至正处级的同时，因为父亲的安排，在正营级秘书位置上退役的习近平被官升一级，成为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副处级。也就是说，李克强在中共官场上一出道就力压习近平一头。接下来，习近平官至正定县委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正处级，但与此同时的李克强已经是正厅局级的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了。习近平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开始以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身份官至正厅局级，而此时的李克强享受正厅局级待遇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一九九三年李克强官至正省部级的三个月之后，习近平终于熬成了副省部级，被中组部批准为福建省委常委。至于习近平晋升至正省部级的时间也是比李克强晚了整整五年。一九九九年八月，习近平被安排为福建省的代省长……。综上所述，资历上不如李克强，是习近平嫉恨李克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然就是学历上的对比了。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习近平和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言谈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回到福建之后，贺国强又适时提醒他习近平，要“补上学历不足这一课”。贺国强特别忠告他，“文革”中没有高考，凭推荐上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哪个当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自己不愿意凭考试进校门。但是确实，有些工农兵学员在恢复高考之后就抓紧给自己“补课”了。贺国强特别给他习近平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习近平一样以省委副书记身份成为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卢展功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源潮，说这两个人在文革中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恢复高考之后又都参加了高考，再学习四年后拿到学士学位。贺国强也还特别提醒他习近平，不要在学历上被自己的同龄人比下去了。在贺国强的提醒下，习近平靠着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的帮助，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攻读博士”。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发表于本专栏的《习近平靠录音磁带修成“法学博士”》。海外中文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的文章，说是“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政治权力之争，实际上代表77年后的高考生与‘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智慧之争”。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据他当年的同学姜明安(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行政法学者)介绍，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在恩师龚祥瑞(著名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学者)的影响下，李克强和他的几个同学都注重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曾参与翻译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任职团中央期间，李克强在北大在职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进一步评论说：与习近平同为知青出身的李克强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安徽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大家知道，当年南方省份的高考录取线是大大高于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认为，李克强的学业是优秀的。而习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是否定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习近平绝对不是那种优秀人物。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算是优秀的人物，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他爸差多了。大概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的大专文凭不够满意，所以，他利用同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希的关系，搞了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博士文凭。所谓论文博士，就是中国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参加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也不必到校听课，只需做个论文，就可以了。笔者这里需要指出一点，陈希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不是校长。习近平在“攻读博士“之前的基础学历，首先是中学没有毕业，其次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经历连真正的”大专”也算不上。笔者过去十几年里，已经陆续在多篇文章里介绍和评论过中共历届副国级以上官员中假学历和伪学历泛滥成灾的现象。文章中“表扬”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普通班”学历。所谓“大学普通班”的说法，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分外眼红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但要求当局承认他们的“本科”学历，甚至还要求给他们补发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还专为此事开过会，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复杂过程，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足以单独成书。这里只介绍一个结果，就是当局最终决定把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六年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给以“大学普通班”的雅称，以区别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本科和两年制“大专”。如上《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还说：当年李克强也搞了一个论文博士文凭。但是，李克强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论文博士文凭还是有点实际价值的。因为，他的导师是厉以宁。厉以宁是搞西方经济学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开明人物。李克强在北大读法律学时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所以，李克强读北大的经济学论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虽然都是所谓“在职”，但李克强的北大经济学在职博士学历和习近平的清华“法学”在职博士学历，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刊载于本专栏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学学士李克强、法学硕士王沪宁和法学博士习近平》一文。如今的李克强已经靠老还乡。而此前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政坛资历和实际学历都曾压过自己一头的李克强小鞋穿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他习近平“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前瞻两会: 中国将迎来“最懂老板”的领导班子?

中国”两会”将在今年3月4日、5日开幕。今年”两会”将迎来中共党内重要的人事换届，习近平的人马将正式接位掌权。外界关注，这批”最忠诚于领导”的接班人们上位后会把疫情后的中国带往什么方向？而此次两会的关注重点还有哪些呢？中国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俗称的“两会”，将于3月4日、5日在北京开幕。此次两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进行五年一次的重大人事变动。这也是中国告别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人口正式出现负增长后的首次“两会”。虽然“两会”已被普遍视为中共的橡皮图章大会，但想读懂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人们仍能在其中寻找到某些信号。人事 ──中国迎来“最懂老板＂的领导班子 “两会”上的选举投票通常是走过场，但有一系列的重磅人事任命将就此底定，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人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各部委要员，政协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外界预估，习近平将几乎毫无悬念正式连任国家主席及国家军委主席；主导“上海封城”有功、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人李强，将取代李克强接任总理。李强还将在“两会”结束后亮相总理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四名副总理的人选中，备受关注的是主管经济的位置。目前已有消息传出，最有可能的人选是由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何立峰接棒刘鹤。 “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之一是——谁在经济官僚机构中获得最高职位。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依赖于非常聪明、睿智的经济官僚，他们为实施各种务实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政治空间。有人担心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因为习近平想要领导国家的总体方向和轨迹，是他强调政治忠诚而不是专业知识。”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3月1日在一场讨论“两会”的记者会上分析。 “比如掌管金融官僚机构的人——央行、银保监会、中国证券市场——这些人都将退休或调任其他职位。而他们的靠山，从周小川到其他人都退休了，他们的接班人还没有被点名。”甘思德还直言，从目前的名单和风向看来，中共的新领导班子可能不一定最懂经济，但“一定懂老板是谁”。机构改革──“完善”习近平的党国梦最新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2月28日刚落幕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上敲定。虽未公布相关细节，但中共官媒报导透露出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的讯号。事实上，自上世纪八零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多次进行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或重组。但2018年习近平领军的机构改革曾让外界讶异，透过设立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方式，大幅扩大了党的权力。 “2018年，我们曾看到一场异常巨大又全面的改革，建立全新的官僚机构和部委。我们看到，权力被从国务院向共产党中央转移，党组织接管国务院的部委和官僚机构，或是党领导小组的位阶提升为委员会……，这给了他们实际和法律上的权力扩张。”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预估，中共今年的改革方案将继续把权力集中向党，“从目前中国官方的评论会发现，这次(改革重组)会集中在国家安全机构上。” 香港媒体《明报》此前披露，中国的公安部与国安部将会脱离国务院系统，改隶属于新成立、直属中共中央的“中央内务委员会”（暂名）。报导说，这个超级委员还会整合反恐、反间谍等功能。美国彭博社、路透社等海外媒体也披露，中共中央将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CFWC)，这个机构曾在1998年至2003年间领导金融系统的核心决策，该委员会也将直接受党中央领导。 “2018年改国家机构时，我在一个内部的分析报告中讲:毛泽东都没有办的事情，他(习近平)办了，他在国家体制上要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国体制。” 一位熟知中共党内运作、出于安全考量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本台，“如果2018年习近平建构一个党国体制的轮廓，2023年他就是着力去健全党国体制，把所有权力归并在党及他自己的手中。” 上述学者分析，上述举动的驱动力及动机除了来自习近平本人的不安全感、对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状况的危机感外，也可能与为解决台湾问题有关：“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习可能有未来打台湾的准备。要打台湾，就要实行一个高度集中权力的控制方式，也就想把两把刀(国安、公安)归到自己手中。” 白明（Jude Blanchette）也提到，过去总是能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台湾问题的章节，比如2005年提出的《反分裂国家法》：“几个月来一直有传言，我们可能会在(此次两会)看到类似的东西，是否是对2005《反分裂国家法》的修订，明确要求中国使用‘非和平手段’统一的条款，或是围绕实现统一的一些制度创新……，这都是安全方面值得关注的信号，它也关乎中美关系。” 经济──告别“动态清零”、人口负增长之后今年“两会”的其中一个亮点，是李克强将最后一次代表国务院向人大提出“政府工作报告”，为十年国务院总理任期画下句号。 “两会”前夕，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月28 日公布，中国 202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 3%增长，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06 万人。长年研究中国经济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对这些数字表示质疑，“(刚公布的)GDP数字——如果你相信的话——要达到 3% 的 GDP 增长，其中一半来自投资，而几乎所有的投资增长都来自中国国有企业。去年跨国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 4.5%，中国人口减少了 85 万。”中国在2022年面临逾60年来首次的人口负增长，告别人口红利时代。 “中国经济看起来，短期和长期都存在问题。”甘思德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来自外国人，而且主要来自中国消费者和私营企业，他们也正在对投资与消费有所保留。” 一份瑞士银行近日发布的分析报告预计，中国对今年GDP的设定可能在“5%以上”，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市场正在紧密关注“两会”是否会有刺激消费政策或收入补贴政策出台。

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挺俄表态视频曝光引发热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访俄时就俄乌战争的挺俄表态，特别是提到中方“从不同方面给予策应”的画面被曝光，引发热议。根据这段标注为俄罗斯议会杜马电视台的视频，栗战书对与会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表示，北京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表示理解。他说，“像乌克兰问题，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中国是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 栗战书:“在涉及俄罗斯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乌克兰局势上，中方理解并支持”“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墙内的新闻怎么说的？ pic.twitter.com/ygvlaMZGmo — 时事金扫描 – 金然 (@TouBanTouTiao) September 14, 2022 栗战书是中共排名第三的领导人。这是北京迄今为止对莫斯科做出的最有力的支持性表态。栗战书是习近平亲密盟友。他于9月7日至10日展开对俄访问，先是在俄罗斯的海参崴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然后在莫斯科分别与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以及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Valentina Matviyenko）举行会谈，并会见国家杜马五大党团负责人。很有意思的是，栗战书的视频是在访问活动结束一周后发布的。而根据10日中方在会后发出的声明，没有任何跟乌克兰有关的说辞。新华社发布的官方消息稿中说，栗战书表示，“中方愿继续同俄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援。”同时与俄方共同谴责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敦促中俄加强合作，“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辖”。俄方当时的声明则说，栗战书明确表达了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但中共的官方声明中未包含这些说法。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份声明，栗战书在会面期间做出保证，“在涉及俄罗斯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乌克兰局势上，中方理解并支持俄罗斯。” “我们看到，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正在扩大其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俄）国家安全和俄罗斯公民的生命。我们完全理解俄罗斯为保护其关键利益而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必要性，我们正在提供我们的协助。”杜马的声明援引栗战书的话说。俄方声明貌似跟现在流出的视频内容吻合。只是不清楚俄罗斯为何此时释放栗战书的这段视频，以及目的是什么。外界相信，栗战书跟普京的会面是为习近平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会晤铺平道路。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的外交政策专家唐志学（Joseph Torigian）13日告诉法新社说，普京、习近平的会议是在“战场上发生巨大变动的时刻举行的，这可能意味著俄罗斯特别希望得到中方的援助”。 “我们不知道这个要求会有多难，也不知道中方认为，它能在不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提供多少帮助。”他说。

中共七常委集体隐身超一周今年北戴河会议备受关注

中国高层的北戴河会议年年召开，但今年却格外引人关注。有消息说，河北秦皇岛市辖区北戴河目前正在封路，外界猜测中共北戴河办公会议本周一开始。学者分析，与往年相比，此次北戴河会议将涉及美日台等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公开的信息显示，自从7月31日，中国国防部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未再以电视画面，图片等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外界纷纷猜测，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办公会议正在悄悄进行。一位到北戴河避暑的游客近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地军警戒备森严。他说，北戴河在开会： “我现在在北戴河，到这儿来度假。进北戴河不容易啊，在关卡等了半个多小时，今年是因为疫情。现在的警力确实增加了，因为这边在开会。” 北戴河会议将讨论应对台海紧张局势时事评论人士祝海青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北戴河会议随着解放军在渤海举行军事演习，本周一登场。而此次会议新增了应对当前中美、中日关系恶化，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即所谓统一台湾问题。他分析此次会议将调整军事对台策略。他说： “渤海军演开始应该是暗示保卫北戴河会议，恐怕一些事情需要拿到北戴河会议期间解决。如何面对国际形势，如何面对全球势力对中国的围堵，如何面对台湾问题。最终决定中共最高领导人连任的问题，还会决定是否对台湾动武等，这个会开完才能出现清晰的政策。”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访问台湾，招致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佩洛西离开台湾后，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模拟进攻型实弹演习。本周一（8日）起，中国军方在黄海、渤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演。有分析说，解放军在黄海、渤海的实弹射击演习，是对佩洛西结束访台后，转往韩国访问行程的威吓，因此，备受外界关注。对此，评论人士祝海青说，北戴河在秦皇岛，濒临渤海湾，解放军在该海域军演无疑在向外界传递北戴河会议的主题之一是“中国要加强国防力量，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 新华社于周日（7日）发表题为《高效统筹掌舵定向——领航》文章，称“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加大，经济发展极不寻常，超预期突发因素带来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中国经济攻坚克难、企稳回升，经济运作保持在合理区间，彰显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学者认为，文章在此强调习近平在中共当年的核心领导地位，凸显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仍然要“一锤定音”。北戴河会议失去原有的作用不愿透露全名的学者周先生认为，中共党内人士对近期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危机存在分歧，一些政治元老们试图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发表不同意见，实属正常。而外界对北戴河会议内容的诸多猜测，也是因为当局从不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过什么。他对本台说： “不知道它讨论些什么内容，外面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读，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向世界公开的内容，它都是黑箱操作。自从他上台之后，北戴河会议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他不愿意听取其他同志的建议，更不愿意听老同志的建议。我相信北戴河会议可能只是传达指示精神，让大家知道要干什么。” 北戴河会议最早起源于1953年的北戴河办公，中共领导人边休假边办公，当然也会召开各种重要会议。到了文革期间，北戴河度假办公一度中断，1984年恢复。次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出现了由离休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干预政局、高层人事安排的局面。其后形成元老们在北戴河通过向其接班人提建议形式，决定未来政治走向。但是，近期传出元老们的建议已不再受到高层重视的消息。

栗战书缺席新年茶话会处境不妙？传其叔叔遭调查

中共二十大将在2022年秋天举行，中共内部局势动向是一大看点。中共政协的“新年茶话会”独缺中共政治局常委三号人物、被视为习近平铁杆亲信的栗战书，引发外界揣测，官方至今未作出任何解释。近日，有关栗战书与习近平的关系又传出新版本，称栗战书实际上是曾庆红安排在习身边的人，并且是通过其叔叔栗江江的关系，而栗江江最近出事受查。在2021年最后一天的“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等6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均有露面，栗战书的缺席就显得格外突兀，特别是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共二十大换届之年伊始，格外引发关注。目前外界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栗战书身体抱恙，另一种是栗战书处境不妙。目前官方尚未公布栗战书的缺席原因。但是就在“新年茶话会”几天前的12月27至28日，栗战书还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12月28日也出现在了央视晚间新闻联播的画面，视频中可看到栗战书当时面无病容，精神良好。可是刚过两三天，31日的活动便没了踪影。香港明报1月5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在栗战书缺席“新年茶话会”之后，有关栗战书与习近平的关系又传出新版本，有消息称栗当年被调到习的身边，都是拜他叔叔栗江江与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妹妹曾海生有小学同学之谊所赐，栗战书实际上是曾庆红安排在习身边的人，而栗江江最近出事受查。相关文章：中南海权斗激烈习近平下战书网红纪检官轰贵州腐败评论又指，如果栗战书真是健康原因缺席，或是突发急病。若是偶染小疾，那么在1月的中央团拜会或之前应会恢复露面，如果到3月全国两会时还出不来，那就大事不妙了。每年元旦前后举办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与农历年前的春节团拜会、国庆招待会，按照惯例，中共政治局常委必会出席。 2006年1月27日的春节团拜会上，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的常务副总理黄菊首度缺席，其后便传出黄菊患病的消息。同年3月，全国政协发言人吴建民在两会记者会上证实，黄菊“身体不适正在住院治疗，现在康复之中”。2007年6月，黄菊因胰腺癌不治病逝，成为继1993年时任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之后，六四以来第二名逝于任内的政治局成员。报道称，由于黄菊是属于江泽民嫡系的“上海帮”，而当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受查，因此黄菊的病情与政坛权斗传言交织纠缠，各种流言蜚语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