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前内蒙古官员杜文发表“与中共决裂”声明，并向中共官员推出“救生艇计划”。他说，“这既是人类正义的正确和光荣之路，同时也是表达我的愤怒。” 公安下令法院查封亲人房产 杜文3月19日发布视频，声明“与中共决裂”，誓言推翻中共。事发背景是，其妻王伟华的哥哥的房产被法院查封，而法院的这一行动是受到公安指挥对他所做的报复行动。（观看视频） 杜文表示，他通过司法、公安的朋友打听到，这件事由公安部直接交办，且是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直接下令，说明中共最高层对他恨之入骨，是一起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案件。 查封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呼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承认收到公安机关提供的线索，“盖著红章的东西（文件），说杜文名下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其中就有这一套房”。 杜文解释，这套房产是他2009年以50万元（人民币，下同）购买的。在他坐监的12年8个月里，其岳父母和大舅哥先后为他垫付了50多万的律师费。他的儿子考入北美一所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后，妻子将这套房卖给了岳父母，用这些钱给孩子交了学费和生活费。 他刑满获释后，经过家庭会议协商，将这套房产以抵帐的方式抵给岳父母和大舅哥，直接将房子落户在大舅哥伟鹏的名下。 “（这套房子）从来没有查封、扣押过。如今，我大舅哥的孩子在国外上学，急需交学费的时候，正在急售房屋之际，公安认为我转移财产，给他们法院下了文件，要求他们来查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执行案件，而是一个公安交代的假藉司法之名，假藉执行之名的政治迫害，迫害无辜的案子。” 杜文是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因被指控涉及内蒙政府公款行贿案，被判刑入狱12年8个月。2023年1月杜文出狱，同年10月逃往比利时。杜文后来向媒体披露，有人想利用公款送礼案扳倒胡春华，内蒙政府拿出公款来给孟建柱送礼。这个案子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案。 “以推翻中共为己任” 杜文近日告诉海外中文媒体，与中共决裂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他去年刚从中国出来时，只是想在新闻中客观地评论一些中共的现实、现象，没想到持续遭到中共的骚扰。 “去年我岳父在中共的持续骚扰之下，猝死了。后来又一系列的事件，包括这次我大舅哥伟鹏的情况，就促使了我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是时候该采取行动了。”他说，“中共不倒，我不回去了。彻底决裂，而且要以推翻中共为己任，这是我的原则。” 杜文认为，共产党将来要灭亡，一定亡于它的司法机关。因为它们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恰恰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些所谓“刀把子”们，把这个国家搞乱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乱。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大动乱的时期。不讲道理，没有原则，毫无底线。文革时候也没这么玩过。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底线，祸不及家人呐。” 他指出，中共监狱里的职务犯，受害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当官的本身，更多的是他们的家属。“有些职务犯的母亲都已经80、90岁了，被抓到双规点往死里折磨、打。有位自治区的副主席，进去以后，家里面的孩子跳楼了。很多跳楼的，太多了。” 杜文表示要采取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因此推出针对共产党官员的救生艇计划。他呼吁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干部们逃离中共的魔爪，让他们的亲人、资产，他们本人带著他们的秘密，逃到国外来。“中共没收我的亲人一百万，我就策反中共官员带出来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我要去策反那些关键岗位上的人。”他说。 中共政治清洗 祸及官员家人 杜文说，中共党魁习近平掀起多轮的政治整肃和清洗的风暴，官场死气沉沉，表面高喊拥护，私下却巴不得明天就金蝉脱壳，远离是非之地。 比如，外交部长刚做几个月就突然被免，国防部长也销声匿迹。掌管火箭军的将领，一批金融系统高官不是被查，就是暴毙。连前任总理李克强也能在旅居上海期间，游泳突发心脏病去世，杜文认为，“这背后透著诡异的权斗的影子，完全就是暗杀。” 杜文有一个昔为副市长的朋友，一个深度的爱党爱国者。这位副市长被投入监狱后，对共产党咒骂不止。他的父亲死了十多年了，被人举报称，其父的墓地里藏了金条，纪委连夜拉著他到墓地，把其父的墓给刨了。 掘地三尺后，没有发现一根金条。纪委副书记说，这骨灰盒挺沉，要把骨灰盒砸开。副市长当即跪下，求他别再惊扰老爷子，哪里来的金条呀？拿金属探测器探一下都行啊。 这个纪委书记一听，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来了精神，说副市长心里有鬼。一个小干部“咚咚”两锤子把骨灰盒撬开了，“哗”的一下子把骨灰倒出来。正好来了一阵风，掀起了一阵白烟，骨灰盒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 那个骨灰盒之所以沉，是因为它是檀木的。他们又用锤子敲碎了骨灰盒的底板，仍然一无所获，最后失望地把破碎的骨灰盒连同泥土、砖块等东西，一股脑地把墓给填平了。 这位副市长每每提起这段经历，都声泪俱下，痛彻心扉，大骂“共产党连死人也不放过”。他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最大的罪孽就在于我相信了共产党，跟了共产党，最后成为了共产党。凡我子孙当立即抛下一切，远赴自由之地，绝不可有半丝留恋和半步回头”。 杜文表示，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官场内部充斥著监控与恐惧。习近平的纪委、国安、公安、海关等部门构建了一套堪称奥威尔式的监控体系。上有过分多疑、动辄清洗的最高一级领袖，下有虎视眈眈、尔虞我诈的同僚对手，使当官的“一脚踏到政府的门，一脚踏进监狱的门”。 “当党奴就能保平安吗？不能。因为在一个集权体制之下，忠诚换不来安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习近平要的是绝对服从，要的是他的最大利益，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威胁。”他说。 呼吁良知官员出逃 杜文3月19日呼吁有良知的官员以合法的方式离开中国。他说，在中共体制内，不得不去做违背良心的事，镇压无辜，欺瞒百姓，助纣为虐等，每一件事都在透支道德底线。离开，并不意味著背叛人民，恰恰相反，这是对自己良知的忠诚，对家人负责的选择。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寻求庇护者累计突破百万，达到115万8,739人。 数据显示，2022年寻求庇护的人数，和前领导人胡锦涛10年任期内的总人数相当。2024年寻求庇护者比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的12,362人增加了1,426%。 杜文认为，这些人不乏体制内的觉醒人士。事实证明，中国异议人士受到西方国家庇护的成功率相当高。只要有道义立场，以及有理有据的证明，因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就能够在国外安身立命。 他提供了一个出逃方案，强调以合法的方式离开中国，为了离开铤而走险、非法偷渡，或者是干违法勾当，都不可取。 杜文指出，第一步是先将家属撤离。以探亲、留学、商务考察等合法渠道送配偶、子女出国；第二步是转移资金，通过合法的金融途径汇款出来，或者在海外购置房产、投资移民；第三步是寻找合法的出境途径，争取出国开会、培训、访问的机会。 第四步是机密信息交换。将自己掌握的中共机密，比如腐败黑料、侵犯人权的文件等，通过律师联系相关政府部门或国际组织；第五步是确保安全落地。融入当地社会获得合法身分，切勿贸然回国或前往与中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 第六步是道义与牺牲的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可以适当地发声，揭露中共体制；也可以就此隐姓埋名，安守一份平静和自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拂晓前的天空是最黑暗的。为了熬到见到光明的那一刻，我们当下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被黑暗吞噬。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真相，那就请拿出行动来，以合法的方式离开吧，越早越好。这是对你自己的良心的救赎，也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他说。 杜文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在关键时刻选择弃暗投明，是非常聪明的体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人非常的勤劳和勇敢、节俭，有著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忍耐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民族。中国老百姓要不富裕的话，天理不容！”他乐观地预测，在推翻共产党以后，中国人一定会融入人类文明的洪流，未来一定会更好。中国的未来、没有共产党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
春节将至，中国党政官员们看来要过一个肥年了。中国当局给公务员大幅加薪的消息，官方虽然迟迟不肯公布，实施的步骤也许各地并不划一，但已经得到多种渠道证实，一些地方已经在按此发钱了。 据报道，这次全国公务员平均加薪幅度在5%上下，补发加薪从2024年7月算起，回溯半年时光。有消息说公务员们这次平均增加月薪500元人民币，那么，半年补发总额就是3千块。 不属于党政体系的中国老百姓，这个年能不能过得好呢？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下，企业倒闭，失业飙升，消费乏力，民众要过个肥年怕是并不容易。 “谁得到利益”是政治的根本问题 这次公务员加薪，理由是提振消费。既然如此，给全民发钱不是更有效吗？中国当局如果肯把这钱往老百姓头上匀一匀，全国每人发几百块钱过年，岂不是拉动消费更加有力？岂不是有助于减少所谓“三少三低”？岂不是可以营造全民祥和氛围？岂不是上上下下皆大欢喜？2020 年新冠大疫情以来，世界各国多有向全民发钱的举措，中国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建议。可是，把“共同富裕”说得响亮唱得漂亮的中共政权，对这样在经济、社会、政治上都有利全民的事情，却偏偏不肯做。不做也就罢了，还要单单发钱给自己！ 我看，经济逻辑解释不了这一举措，倒是关于政治的一项经典定义直指中共这样发钱的秘密。这个经典定义本是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一本书的标题：“政治，即谁得到什么，怎样与何时”(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这本书1936年问世，书中强调了精英(elites)作为权力的掌握者在政治中的角色——我在分析中国政治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精英”一词的，而不是望文生义地把“精英”看作什么道德优良或才能出众的人物。精英掌握了权力，就会为自己谋利益。如何找到能够限制精英为自己谋私利的权力安排，使他们在寻求私利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大众的利益，有时甚至必须优先照顾大众的利益，这可以说是判断一种政治制度好坏的根本因素。 中共治下的中国是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但是，关于“政治”是什么的讨论却一直受到压制。一提到政治，人们想到的，要么是冠冕堂皇的一套套空话、大话、废话、假话，要么是森严恐怖的一幅幅与监视、控制、牢狱、镇压相关的画面及其背后的专政机器。人们烦前者，怕后者，但是不是想到过为什么政治面对民众是这样两幅脸孔呢？是不是看透了这两幅脸孔叠加的背后是“谁得到什么”的实质伎俩呢？这次的公务员加薪，能不能帮助人们稍稍看穿究竟“政治”是什么东西呢？ 给谁发钱，最见“初心” 看穿看不穿，需要一点儿查验。有人会说：政治本来就是丑陋的。我觉得这算不得看穿。难道金钱不丑陋？可是，没有人能离开金钱。同样，也没有人能脱离开政治。但凡你自以为脱离开了，其实不过是对愚弄和欺压听之任之。因此，只是斥政治为丑陋是远远不够的。以某种貌似清高的态度排拒政治，这与政治以恐怖面目让民众害怕而让民众躲开政治其实是异曲同工，结果只能是任由权力把持者通过政治来谋取私利。能不能在认识到政治丑陋的基础上，寻求以某种权力安排来限制它的丑陋，发挥它作为公权力为民众谋利的可能，这才是看穿了政治底蕴的表现。 有人会说：政治都是丑陋的，民主制度下的权力把持者还不是一样谋取私利？在我看来，这话说对了一半，但还有一半是不对的。的确，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都不能改变政治的实质就是决定“谁得到利益”，也不能改变权力把持者总是试图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本性。但是，正因如此，这才需要用制度来限制权力把持者谋取私利。民主制度的原则，不在于要完全灭除权力把持者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在于对权力把持者谋取私利的作为加以限制。专制制度则没有对于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制度制约，更没有制度机制来迫使当权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民众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国家会给每位公民发钱以克服经济民生困难，但中共却只给公务员发钱。 还有人会说：某民主大国的当选总统发私币，你还敢说民主制度能够制约当权者谋取私利吗？我的回答是：第一，制度制约不是万能的；第二，制度制约也在不断演化之中，难以一劳永逸；第三，有并非万能的制约，和根本没有制约，这两者不能等量齐观。总统发私币，人们都说这是民主制度的危机，没人说这是民主制度的逻辑。而中共罔顾民生只给公务员加薪，你能说这是中共制度的危机吗？ 那种总希望找到一种完美制度来彻底消除政治丑陋的心态，其实正是政治丑陋大行其道的社会心理基础。逻辑上讲，既然完美的办法不存在，而又坚持不采用不完美的办法，结果就是根本不去想办法，丑陋任它丑陋。实践中，有人就会迎合这种社会心理，告诉你他有完美的办法，可以消灭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没有权力把持者，只有所谓“人民的公仆“，他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相信了这种政治骗术，是因为你妄想政治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是因为你容不得政治的丑陋而宁愿有人用假话把这种丑陋遮掩起来。某党的起家，不就是这样一套把戏吗？美丽的口号喊得响，暴力的镇压干得狠，两者结合的背后，是垄断权力也垄断财富、自我加持也自我分肥这个把戏玩得欢。所谓“不忘初心”，究竟是什么意思？给谁发钱，最见真章。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上月24日，新华社发文《检察机关依法对何文忠决定逮捕》，说是记者24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科”）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已被河北省检察院作出逮捕决定。 在此之前，新华社与中纪委网站同步，先是于今年4月7日发布了“何文忠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继而又于上月11日发布了“何文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 照理，中国电科虽然规模大得吓人，但也只是副部级央企，其副职只是正司局级。而新华社这样的一级党媒对落马的正司局贪官污吏被处理的每一步给予特别关注的情况并不多见。 而这个何文忠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是中共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案爆发以来被中纪委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的第一人。 中纪委在宣布对何文忠“双开”的通报中为他罗列出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职权违规提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搞钱色交易；私欲膨胀，‘靠军工吃军工’，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熟悉中共“反腐”套路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中纪委和几个省级纪委对具备所谓“领域性特征”的落马贪官习惯以“靠X吃X”概括其主要犯罪内容。墙内澎湃新闻一年前曾刊登《紧盯“靠X吃X”式腐败，让整治重拳更精准》一文，说是“靠金融吃金融”、“靠足球吃足球”，这是近日公布的刘连舸、杜兆才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分别用到的表述。网民们对这一“新闻眼”关注度比较高。中纪委在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立案审查调查的通报中，说他“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金融吃金融’……“。在对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的调查通报中说他“公器私用，‘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除了如上两“靠”，所谓腐败案件体现出的“领域性特征”，也还有“靠教育吃教育”、“靠矿山吃矿山”、“靠扶贫吃扶贫”……之说。总之都应该是纪委系统的刀笔吏们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国老话生发而来。当然，在中纪委网站上出现最多，被中共官媒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靠金融吃金融“。就在“靠军工吃军工”的何文忠被中纪委宣布双开的头一天，“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代表，中共央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刚刚被判处了死缓。 笔者到中纪委网站大致搜索了一下，发现截止到这个范一飞，陆续被冠以“靠金融吃金融“罪名的“金融虎”已经有好几十位。依此类推，何文忠开了头之后，陆续也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军工虎”被中纪委以冠以“靠军工吃军工”的罪名，比如何文忠曾经的顶头上司，中国电科前董事长陈肇雄和前总经理吴曼青。 就在何文忠被官宣批捕的次日，墙内财新网即刊登了陈肇雄和吴曼青“已被带走”的消息。但不知当时是受到何方压力，财新网披露出如上消息的数个小时后，该消息稿就被“404”了，及时转发财新网此稿的新浪，腾讯，通信人家园等相关网页也被迫同步。好在也是在第一时间转发了此新闻的墙外大外宣及《明报》等至今还是把这则新闻挂在网上，其中《星岛日报》、《联合早报》等所使用的标题中规中矩，而《明报》使用的标题则较为耸动：《军工电子主力军 中国电科塌方腐 副总经理涉受贿被捕 财新：前董事长总经理双双受查》。 说起来，称得上是“巨头“，直接服务于“国防事业”的中共央级军工企业集团共有10家。而这十大巨头中，只有中国电科敢自称是唯一为包括火箭军在内的解放军所有军兵种提供服务，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的军工集团。该集团包括47家国家级研究院所、17家上市公司在内的700余家企事业单位；拥有员工20余万名，其中55%为研发人员，持续多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是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国防企业集团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4月该集团的时任副总经理何文忠被查的消息一出，几乎所有关注此消息的墙外媒体，都将此人的落马与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的塌方式腐败案联系在一起。 说明一句，无论是中国电科还是其他军工集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就是它们与包括火箭军在内的各军兵种及各大战区之间的“中间商”。 本专栏前面文章中介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导弹发展论证与应用工程专家“、火箭军研究院总工程师肖龙旭是全军模范共产党员，而何文忠则是全国模范共产党员。另外，这个何文忠还曾经入选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因为他利用自己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助习近平成功封控了14亿“疫民“。 早在10年前，肖龙旭就已经被中共官媒宣传为“在国际上首创了‘地地导弹发射新的控制理论与技术’，实现了导弹的随机快速发射……。相关报道文章吹嘘正是因为有了肖龙旭，中共战略导弹“个头儿”变矮了，“身材”变小了，而弹头威力、反应时间、命中精度和机动性能却大大提高了，发射成功率达到了100%。（因为）精确度也比过去高得多，以致外国媒体说中国导弹具有“点穴”之功。 而肖龙旭完成如上“世界无敌的重大武器科研成果”的那段时间里，何文忠的职务是中国电科集团下属的第11研究所所长。 这个所说起来是中共建政之后成立的首个电子元器件和材料研究所，如今该所的“主责”就是研发可用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固体激光器和红外探测器技术。 所以，当年的肖龙旭与何文忠及它的研究所曾经合作“攻关”应该是很可能的事情。肖龙旭在取得如上令中共火箭军“世界无敌”的重大科研成果后，即成为火箭军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而何文忠在去年5月被中组部任命为中国电科集团副总经理之前，已经担任了数年时间该集团的总工程师。接替的正是吴曼青。 这个吴曼青是在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技术工程专业连续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毕业后选择进入了不穿军装的军工系统，只花了12年时间即晋升为研究员高级工程师，2012年开始担任中国电科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兼电子科学研究院（总体研究院）院长。2017升任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和“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大数据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此后仍还继续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集团总工程师。 中共官宣材料中的吴曼青是“雷达技术和网络信息体系专家，我国数字阵列雷达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奠基人和引领者”。说他“自主创新了数字阵列技术，推动雷达体制的持续创新，成功研制国际领先水平的空警500预警机雷达，推动合成孔径雷达技术与应用实现重大突破，积极推进网络信息体系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实战应用。” 正是因为曾对中共军队的雷达技术进行了“划时代的突破”，所以不穿军装的吴曼青当时还被委以军方的一个重要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雷达探测技术专业组组长”，并于2007年“当选”十七大代表，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年44岁。2012年又被安排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吴曼青的职务又得到晋升的首要原因就已经不再是他对国防尖端科研的“巨大贡献”，而是他把自己在网络信息方面的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习近平政权的“维稳”大业。据说正是因为他的那个“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大数据应用”之国家工程主持人的身份和工作成绩而再受“组织上”的青睐，于2018年8月被安排升任中国电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官至副省部级。 自此把专任和兼任多年的集团总工程师重担交给了如今正在等待宣判的何文忠。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昊曼青已经于2022年7月“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继而便辞去了中国电科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职务。就在财新网披露出他已经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之后，中国工程院官网上至今仍还保留着他的信息，这和工程院官网在得知肖龙旭被全国政协撤消委员资格后立刻将肖龙旭的信息完全清除的作法大不一样。 不过呢，虽然财新及墙内一众媒体都被迫删稿，可中共官方，特别是中国工程院院方至今都没有出面对外“辟谣”，所以什么时候在中国工程院的官网上再也找不到吴曼青的名字了，才算是“靴子落地“。 至于曾在中国电科与吴曼青同为何文忠顶头上司的陈肇雄，则是一个比吴曼青更有故事的人。此人是当年的78级大学生，也是在同一所大学里本、硕连读，而后就是长期在中科院从事技术工作，直到1997年开始担任计算机技术产业方面的行政及党委负责人，2005年官至副省部级的十大军工企业巨头之一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总经理。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里科学技术专业领域，特别是军工领域出身的地方省级领导有一大堆，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张国清、袁家军、马兴瑞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这其中的袁家军从军工企业领导人转为地方省级党委常委的时间是2012年3月，而仅比袁家军年长一岁的陈肇雄则是比袁家军早两年就进入了地方省级党委常委。他当时是从军工企业总经理位置上平调至湖南省副省长的，两年后就地升为省委常委，继而便是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说起来离正省部级就只剩半步之遥了。但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被中组部调回北京，改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 懂的都懂。凡是从地方省委常委和常务副省长位置调京改任国务院一个普通部的副部长的，除非当时即已经被内定为正部长的接班人，否则就等于是晋升正省部级的前景基本落空。 果不其然，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近5年，已经年满59岁的陈肇雄被安排转任中国电科董事长、党组书记。 也就是说，这个陈肇雄当年被安排到中国电科老总的位置上，以令他的退休时间延后3年，就是一种典型政治安慰。至于当年他为什么在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转眼又不被中组部从正省部级干部培养对像名单里剔除，笔者并不清楚个中原委，但是仅与前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的晋升路线对比一下，就能够得出陈肇雄不可能不心理失衡进而心生反骨的结论。 陈肇雄是2015年10月被从湖南调回北京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此时，比他陈肇雄年长5岁，中国航天科工董事长出身的计达哲也是该部的副部长之一。 不过陈肇雄只与这个许达哲在该部共事了一年时间，人家许达哲反被调至湖南任省委副书记 ，继而又是省长、省委书记，直到年满65岁时退居二线。如此近距离的比照，当时的陈肇雄百分之百分会心生怨愤。而中共官场里像他这种因为错失晋升机会而怀着对“组织上“的强烈报复心理赶在退休之前”大捞一笔“者，为数甚多。 几乎可以肯定，日后中纪委宣布对这个陈肇雄的处分通报中，一定也会和何文忠一样，被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至于其他也将会被中纪委定性为“靠军工吃军工”者，至少还应包括我们本专栏上月的《肖龙旭 中共火箭军窝案的第N个落马人》一文中点名的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和前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刘石泉，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也是该集团下属的负责导弹研发的第三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小军， 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前主任龙飞、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前副院长冯杰鸿、兵器工业集团装备保障部原部长李照智、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韩树旺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个局长的坠楼身亡，令人浮想连翩。 2024年10月9日，经济观察网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局长林圣魁近日坠楼身亡。其妻女发布了讣告，透露林圣魁于9月30日去世，而且已经于10月4日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网络图片 报道写道，林圣魁生于1965年6月，福建福州平潭人，历任福建省卫生厅计财处主任科员，办公室副主任；福建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福建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莆田市秀屿区区委常委、副书记（挂职）；福建省卫生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7年3月，林圣魁转任福建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2021年10月，他又出任福建省医保局局长。 在福建省医保局原本的分工中，林圣魁主持福建省医保局全面工作，分管办公室、医药价格和采购处、基金监管处、机关党委（人事处）、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 林圣魁去世后，福建省医保局官方网站删除了林圣魁的信息。机构领导一栏，只有副局长程雪莺的信息。 整个报道中，有价值的信息就是4个字：坠楼身亡。 所谓字越少，事越大，这4个字，也给了公众巨大的猜测空间。 事实上，就在坠楼前一日，即9月29日，林圣魁还参加了医保局举办的朗诵展演活动，观看了干部职工的演出，在活动结束时，林圣魁还和干部职工一起登台合影留念，从当时的状态来看，林圣魁神情欢快，并无异常表现。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撒手人寰。 “坠楼身亡”是对结果的一种客观描述，直白地说，可以是自己跳楼，也可以是被别人暴力推下楼。 上个月，湖南省财政厅女厅长发生意外时，率先报道此事的财新在标题里使用的也是“坠楼身亡”的字眼。 当然，财新的报道里就表明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而福建医保局长坠楼的相关报道中，并无这样的表述。 如果系林圣魁自己跳楼，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他的抑郁症犯了。 有很多官员因抑郁症跳楼的新闻。很多人认为那是“被跳楼”，但是，考虑到我国抑郁症群体非常大，而且非常隐蔽，官员因此而轻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网络图片 我的一个前同事，给人感觉是一个特别阳光开朗的一个人，但是，他毫无征兆地，在一个雨夜，用一根绳子，在路边的树林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种可能，是压力过大所致。 但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导致他选择放弃生命，外人无从揣测。 最近，与医保领域相关的一则新闻是，日前，国家医保局派出飞行检查组进驻无锡虹桥医院，检查发现，该院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2228.4万元，其中以勾结中介或以免费体检为名，拉拢诱导参保人员虚假住院，通过伪造医学文书、虚构诊疗服务等，涉嫌欺诈骗取医保基金1179.2万元。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林圣魁今年59岁，明年就可以退休颐养天年了，却在这样的关口弃妻女而去，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对一家人来说，平安是最大的福报，他的猝然离去，对他的妻女来说显然是一种需要一辈子来消化的苦痛。在此，我要向他的妻女送上我基于人之常情的一个普通陌生人的同情。 当然，也可能有不为人所知的另外的原因。谁知道呢。 这个世界的剧情，往往会对一个人的想象力构成考验。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有关于他的后续报道，就像那个坠楼身亡的女财政厅长一样。 因为，他是一名公职人员，尤其是他的医保局长身份，不仅很容易引发公众关注，实现相关信息的披露，也可能是更好地保障公众利益的一种努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原文已被删除
中国官方媒体9月20日星期五发布公告说，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同志不幸遇害”身亡。刘文杰由此成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官员的一员。官员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是近年来中国官场一现象，当今中国一现象。中共当局对这一现象的报道网开一面，令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迷惑。 官员非常正常死亡成为一现象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转发湖南省财政厅发布的刘文杰讣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她“不幸遇害”，没有透露她遇害的具体详情和时间。 但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随后援引湖南省会长沙地方公安机关的报告说，死亡前，刘被两名男子劫持，被劫持到楼顶上，随后刘和其中一名男子同时坠楼身亡，另一名男子试图逃离现场时因为失手而坠楼身亡；一名劫持者有上千万元的赌债，“经调查，未发现（受害人刘文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 作为名单不断加长的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最新一员，至少按照截至目前的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刘文杰的非正常死亡的明显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似乎是被杀，而不是自杀。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媒体称，他们主要是自杀身亡。 在众多话题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媒体公开报道评论、禁止公众公开议论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成为自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国一现象，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媒体上显然没有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以“官员非正常死亡”之类的措辞为标题的文章、新闻报道、新闻综述时常出现在正式的官媒上，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站上。例如，就在9月9日，中国网络新闻门户网站网易新闻发表专题报道，标题是：《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其提要是： “9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张彭慧中秋节晚上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8日上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4月4日，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在一宾馆内自杀。 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杀者数量最多，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官员非正常死亡诸多疑点/看点 网易新闻的所谓“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显然是一种淡化的、缩小化的说法。实际上，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报道，仅仅在2015年，中国各地公开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官员至少有25名。 例如，2015年12月1日，新华网转发中国经济周刊的综合报道，标题是《今年来25名官员非正常离世：多在最熟悉的地方离开》。该报道配发表格图片，列出该年在各地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的25名官员名称和死因，其中从高处坠落（坠楼、跳楼、跳塔、坠崖）的占15名，占非常正死亡的60%。 为什么官员非正常死亡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所谓的现象级现象？2018年10月22日，中国的财新网的一篇综合报道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报道的标题是《盘点十八大后非正常死亡官员 多人生前疑患抑郁症》。 财新网报道的导语是，“官员非正常死亡再添一例。据国务院港澳办官网消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位于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 财新网的报道没有说明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统治者之后）非正常死亡官员变得引人注目，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死亡的官员好像抑郁症多是在十八大之后发生或发作。 当今中国的不解之谜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政治非常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导致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能确定为什么在敏感话题多如牛毛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居然可以得到相当自由的报道和评论。 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见诸中共严密控制的正式媒体和网络媒体，是因为中共各级官员要借此向当今中国的“一尊”习近平发出哀求，恳请他体恤官情，爱惜和珍惜为他出大力干脏活并为此得罪无数民众的各级官员，以维护中共政权。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呈现于中国公众视野，是因为“一尊”习近平就是要获取一种让官员感到恐惧的震慑效果。这些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反复公开宣扬他高度欣赏并有意效法前起源于两千多年的法家治国思想，而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最高统治者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就必须不但要使民众感到恐惧，而且更使各级官员包括高级官员感到恐惧。 众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持续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其政敌或疑似政敌，并且公开祭出和持续宣扬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让官员随时感到战战兢兢，马首是瞻，绝对服从；在另一方面，像中国前总理、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尽管被查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但因为有习近平保护便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她的绰号“电力一姐”都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扬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官员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投入黑牢（即被“双规”，即被投放到一个秘密地点，不得会见家人、律师、不得对外通信，法律专家称之为“法律黑洞”，有官员在黑洞中被拷打致死）。早些时候乃至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时常报道说，某某官员上午还出席会议下午就被“双规”，或正在出席发表讲话就被带走“双规”。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乃至官员认为，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恐惧，即害怕坠入那种生不如死的“双规”。 然而，官员批量非正常死亡这一现象在当今中国为何没有被列入不得见报的禁忌话题？对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分析家和学者们来说，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待于水落石出的未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