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擷萃（十一）：「舉賢薦能」與「嫉賢妒能」，孰為明智之舉？
2026 年 6 月 2 日
日前，前內蒙古官員杜文發表「與中共決裂」聲明，並向中共官員推出「救生艇計劃」。他說，「這既是人類正義的正確和光榮之路，同時也是表達我的憤怒。」 公安下令法院查封親人房產 杜文3月19日發布視頻，聲明「與中共決裂」，誓言推翻中共。事發背景是，其妻王偉華的哥哥的房產被法院查封，而法院的這一行動是受到公安指揮對他所做的報復行動。（觀看視頻） 杜文表示，他通過司法、公安的朋友打聽到，這件事由公安部直接交辦，且是公安部部長王小洪直接下令，說明中共最高層對他恨之入骨，是一起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案件。 查封現場的監控錄像顯示，呼市中院執行局副局長承認收到公安機關提供的線索，「蓋著紅章的東西（文件），說杜文名下有轉移財產的行為，其中就有這一套房」。 杜文解釋，這套房產是他2009年以50萬元（人民幣，下同）購買的。在他坐監的12年8個月里，其岳父母和大舅哥先後為他墊付了50多萬的律師費。他的兒子考入北美一所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學後，妻子將這套房賣給了岳父母，用這些錢給孩子交了學費和生活費。 他刑滿獲釋後，經過家庭會議協商，將這套房產以抵帳的方式抵給岳父母和大舅哥，直接將房子落戶在大舅哥偉鵬的名下。 「（這套房子）從來沒有查封、扣押過。如今，我大舅哥的孩子在國外上學，急需交學費的時候，正在急售房屋之際，公安認為我轉移財產，給他們法院下了文件，要求他們來查封……也就是說，你看到的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刑事執行案件，而是一個公安交代的假藉司法之名，假藉執行之名的政治迫害，迫害無辜的案子。」 杜文是原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因被指控涉及內蒙政府公款行賄案，被判刑入獄12年8個月。2023年1月杜文出獄，同年10月逃往比利時。杜文後來向媒體披露，有人想利用公款送禮案扳倒胡春華，內蒙政府拿出公款來給孟建柱送禮。這個案子是個徹頭徹尾的政治案。 「以推翻中共為己任」 杜文近日告訴海外中文媒體，與中共決裂是他長期思考的結果。他去年剛從中國出來時，只是想在新聞中客觀地評論一些中共的現實、現象，沒想到持續遭到中共的騷擾。 「去年我岳父在中共的持續騷擾之下，猝死了。後來又一系列的事件，包括這次我大舅哥偉鵬的情況，就促使了我做出這個決定。我認為是時候該採取行動了。」他說，「中共不倒，我不回去了。徹底決裂，而且要以推翻中共為己任，這是我的原則。」 杜文認為，共產黨將來要滅亡，一定亡於它的司法機關。因為它們不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力量，恰恰是破壞社會秩序的力量。這些所謂「刀把子」們，把這個國家搞亂了。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亂。 「中國現在正處於一個大動亂的時期。不講道理，沒有原則，毫無底線。文革時候也沒這麼玩過。任何一個政權都有底線，禍不及家人吶。」 他指出，中共監獄裡的職務犯，受害的絕不僅僅是這些當官的本身，更多的是他們的家屬。「有些職務犯的母親都已經80、90歲了，被抓到雙規點往死里折磨、打。有位自治區的副主席，進去以後，家裡面的孩子跳樓了。很多跳樓的，太多了。」 杜文表示要採取切實的行動解決問題，因此推出針對共產黨官員的救生艇計劃。他呼籲中共黨內有良知的幹部們逃離中共的魔爪，讓他們的親人、資產，他們本人帶著他們的秘密，逃到國外來。「中共沒收我的親人一百萬，我就策反中共官員帶出來一個億，十個億，一百個億。我要去策反那些關鍵崗位上的人。」他說。 中共政治清洗 禍及官員家人 杜文說，中共黨魁習近平掀起多輪的政治整肅和清洗的風暴，官場死氣沉沉，表面高喊擁護，私下卻巴不得明天就金蟬脫殼，遠離是非之地。 比如，外交部長剛做幾個月就突然被免，國防部長也銷聲匿跡。掌管火箭軍的將領，一批金融系統高官不是被查，就是暴斃。連前任總理李克強也能在旅居上海期間，游泳突發心臟病去世，杜文認為，「這背後透著詭異的權斗的影子，完全就是暗殺。」 杜文有一個昔為副市長的朋友，一個深度的愛黨愛國者。這位副市長被投入監獄後，對共產黨咒罵不止。他的父親死了十多年了，被人舉報稱，其父的墓地里藏了金條，紀委連夜拉著他到墓地，把其父的墓給刨了。 掘地三尺後，沒有發現一根金條。紀委副書記說，這骨灰盒挺沉，要把骨灰盒砸開。副市長當即跪下，求他別再驚擾老爺子，哪裡來的金條呀？拿金屬探測器探一下都行啊。 這個紀委書記一聽，不僅沒有停下來，反而來了精神，說副市長心裡有鬼。一個小幹部「咚咚」兩鎚子把骨灰盒撬開了，「嘩」的一下子把骨灰倒出來。正好來了一陣風，掀起了一陣白煙，骨灰盒裡空空蕩蕩，一無所有。 那個骨灰盒之所以沉，是因為它是檀木的。他們又用鎚子敲碎了骨灰盒的底板，仍然一無所獲，最後失望地把破碎的骨灰盒連同泥土、磚塊等東西，一股腦地把墓給填平了。 這位副市長每每提起這段經歷，都聲淚俱下，痛徹心扉，大罵「共產黨連死人也不放過」。他說：「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我最大的罪孽就在於我相信了共產黨，跟了共產黨，最後成為了共產黨。凡我子孫當立即拋下一切，遠赴自由之地，絕不可有半絲留戀和半步回頭」。 杜文表示，在這樣的高壓之下，官場內部充斥著監控與恐懼。習近平的紀委、國安、公安、海關等部門構建了一套堪稱奧威爾式的監控體系。上有過分多疑、動輒清洗的最高一級領袖，下有虎視眈眈、爾虞我詐的同僚對手，使當官的「一腳踏到政府的門，一腳踏進監獄的門」。 「當黨奴就能保平安嗎？不能。因為在一個集權體制之下，忠誠換不來安全，這是毫無疑問的。習近平要的是絕對服從，要的是他的最大利益，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會放過一個威脅。」他說。 呼籲良知官員出逃 杜文3月19日呼籲有良知的官員以合法的方式離開中國。他說，在中共體制內，不得不去做違背良心的事，鎮壓無辜，欺瞞百姓，助紂為虐等，每一件事都在透支道德底線。離開，並不意味著背叛人民，恰恰相反，這是對自己良知的忠誠，對家人負責的選擇。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尋求庇護者累計突破百萬，達到115萬8,739人。 數據顯示，2022年尋求庇護的人數，和前領導人胡錦濤10年任期內的總人數相當。2024年尋求庇護者比習近平2012年上台時的12,362人增加了1,426%。 杜文認為，這些人不乏體制內的覺醒人士。事實證明，中國異議人士受到西方國家庇護的成功率相當高。只要有道義立場，以及有理有據的證明，因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就能夠在國外安身立命。 他提供了一個出逃方案，強調以合法的方式離開中國，為了離開鋌而走險、非法偷渡，或者是干違法勾當，都不可取。 杜文指出，第一步是先將家屬撤離。以探親、留學、商務考察等合法渠道送配偶、子女出國；第二步是轉移資金，通過合法的金融途徑匯款出來，或者在海外購置房產、投資移民；第三步是尋找合法的出境途徑，爭取出國開會、培訓、訪問的機會。 第四步是機密信息交換。將自己掌握的中共機密，比如腐敗黑料、侵犯人權的文件等，通過律師聯繫相關政府部門或國際組織；第五步是確保安全落地。融入當地社會獲得合法身分，切勿貿然回國或前往與中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第六步是道義與犧牲的問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可以適當地發聲，揭露中共體制；也可以就此隱姓埋名，安守一份平靜和自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拂曉前的天空是最黑暗的。為了熬到見到光明的那一刻，我們當下所能做的，就是保證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被黑暗吞噬。如果你已經意識到真相，那就請拿出行動來，以合法的方式離開吧，越早越好。這是對你自己的良心的救贖，也是對家人最深沉的愛……」他說。 杜文認為，共產黨大勢已去，在關鍵時刻選擇棄暗投明，是非常聰明的體現，也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人非常的勤勞和勇敢、節儉，有著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忍耐精神，是最好的一個民族。中國老百姓要不富裕的話，天理不容！」他樂觀地預測，在推翻共產黨以後，中國人一定會融入人類文明的洪流，未來一定會更好。中國的未來、沒有共產黨的未來，充滿希望，充滿光明。
春節將至，中國黨政官員們看來要過一個肥年了。中國當局給公務員大幅加薪的消息，官方雖然遲遲不肯公布，實施的步驟也許各地並不劃一，但已經得到多種渠道證實，一些地方已經在按此發錢了。 據報道，這次全國公務員平均加薪幅度在5%上下，補發加薪從2024年7月算起，回溯半年時光。有消息說公務員們這次平均增加月薪500元人民幣，那麼，半年補發總額就是3千塊。 不屬於黨政體系的中國老百姓，這個年能不能過得好呢？在中國經濟持續低迷的狀況下，企業倒閉，失業飆升，消費乏力，民眾要過個肥年怕是並不容易。 「誰得到利益」是政治的根本問題 這次公務員加薪，理由是提振消費。既然如此，給全民發錢不是更有效嗎？中國當局如果肯把這錢往老百姓頭上勻一勻，全國每人發幾百塊錢過年，豈不是拉動消費更加有力？豈不是有助於減少所謂「三少三低」？豈不是可以營造全民祥和氛圍？豈不是上上下下皆大歡喜？2020 年新冠大疫情以來，世界各國多有向全民發錢的舉措，中國也不是沒有人這麼建議。可是，把「共同富裕」說得響亮唱得漂亮的中共政權，對這樣在經濟、社會、政治上都有利全民的事情，卻偏偏不肯做。不做也就罷了，還要單單發錢給自己！ 我看，經濟邏輯解釋不了這一舉措，倒是關於政治的一項經典定義直指中共這樣發錢的秘密。這個經典定義本是美國政治學家拉斯維爾(Harold Lasswell,1902-1978)一本書的標題：「政治，即誰得到什麼，怎樣與何時」(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這本書1936年問世，書中強調了精英(elites)作為權力的掌握者在政治中的角色——我在分析中國政治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精英」一詞的，而不是望文生義地把「精英」看作什麼道德優良或才能出眾的人物。精英掌握了權力，就會為自己謀利益。如何找到能夠限制精英為自己謀私利的權力安排，使他們在尋求私利的同時不得不考慮大眾的利益，有時甚至必須優先照顧大眾的利益，這可以說是判斷一種政治制度好壞的根本因素。 中共治下的中國是政治壓倒一切的社會，但是，關於「政治」是什麼的討論卻一直受到壓制。一提到政治，人們想到的，要麼是冠冕堂皇的一套套空話、大話、廢話、假話，要麼是森嚴恐怖的一幅幅與監視、控制、牢獄、鎮壓相關的畫面及其背後的專政機器。人們煩前者，怕後者，但是不是想到過為什麼政治面對民眾是這樣兩幅臉孔呢？是不是看透了這兩幅臉孔疊加的背後是「誰得到什麼」的實質伎倆呢？這次的公務員加薪，能不能幫助人們稍稍看穿究竟「政治」是什麼東西呢？ 給誰發錢，最見「初心」 看穿看不穿，需要一點兒查驗。有人會說：政治本來就是醜陋的。我覺得這算不得看穿。難道金錢不醜陋？可是，沒有人能離開金錢。同樣，也沒有人能脫離開政治。但凡你自以為脫離開了，其實不過是對愚弄和欺壓聽之任之。因此，只是斥政治為醜陋是遠遠不夠的。以某種貌似清高的態度排拒政治，這與政治以恐怖面目讓民眾害怕而讓民眾躲開政治其實是異曲同工，結果只能是任由權力把持者通過政治來謀取私利。能不能在認識到政治醜陋的基礎上，尋求以某種權力安排來限制它的醜陋，發揮它作為公權力為民眾謀利的可能，這才是看穿了政治底蘊的表現。 有人會說：政治都是醜陋的，民主制度下的權力把持者還不是一樣謀取私利？在我看來，這話說對了一半，但還有一半是不對的。的確，不管是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都不能改變政治的實質就是決定「誰得到利益」，也不能改變權力把持者總是試圖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的本性。但是，正因如此，這才需要用制度來限制權力把持者謀取私利。民主制度的原則，不在於要完全滅除權力把持者謀取私利的行為，而在於對權力把持者謀取私利的作為加以限制。專制制度則沒有對於當權者謀取私利的制度制約，更沒有制度機制來迫使當權者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民眾的利益。這也是為什麼民主國家會給每位公民發錢以克服經濟民生困難，但中共卻只給公務員發錢。 還有人會說：某民主大國的當選總統發私幣，你還敢說民主制度能夠制約當權者謀取私利嗎？我的回答是：第一，制度制約不是萬能的；第二，制度制約也在不斷演化之中，難以一勞永逸；第三，有並非萬能的制約，和根本沒有制約，這兩者不能等量齊觀。總統發私幣，人們都說這是民主制度的危機，沒人說這是民主制度的邏輯。而中共罔顧民生只給公務員加薪，你能說這是中共制度的危機嗎？ 那種總希望找到一種完美製度來徹底消除政治醜陋的心態，其實正是政治醜陋大行其道的社會心理基礎。邏輯上講，既然完美的辦法不存在，而又堅持不採用不完美的辦法，結果就是根本不去想辦法，醜陋任它醜陋。實踐中，有人就會迎合這種社會心理，告訴你他有完美的辦法，可以消滅舊社會，建設新社會，這個新社會沒有權力把持者，只有所謂「人民的公僕「，他們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你相信了這種政治騙術，是因為你妄想政治的本質是可以改變的，是因為你容不得政治的醜陋而寧願有人用假話把這種醜陋遮掩起來。某黨的起家，不就是這樣一套把戲嗎？美麗的口號喊得響，暴力的鎮壓幹得狠，兩者結合的背後，是壟斷權力也壟斷財富、自我加持也自我分肥這個把戲玩得歡。所謂「不忘初心」，究竟是什麼意思？給誰發錢，最見真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上月24日，新華社發文《檢察機關依法對何文忠決定逮捕》，說是記者24日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獲悉，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電科」）原黨組成員、副總經理何文忠已被河北省檢察院作出逮捕決定。 在此之前，新華社與中紀委網站同步，先是於今年4月7日發布了「何文忠接受審查調查」的消息，繼而又於上月11日發布了「何文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消息。 照理，中國電科雖然規模大得嚇人，但也只是副部級央企，其副職只是正司局級。而新華社這樣的一級黨媒對落馬的正司局貪官污吏被處理的每一步給予特別關注的情況並不多見。 而這個何文忠之所以受到特別關注，就是因為他是中共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大面積塌方式腐敗」案爆發以來被中紀委定性為「靠軍工吃軍工」的第一人。 中紀委在宣布對何文忠「雙開」的通報中為他羅列出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職權違規提拔任用幹部；廉潔底線失守，搞錢色交易；私慾膨脹，『靠軍工吃軍工』，大搞權錢交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熟悉中共「反腐」套路的人都應該注意到了中紀委和幾個省級紀委對具備所謂「領域性特徵」的落馬貪官習慣以「靠X吃X」概括其主要犯罪內容。牆內澎湃新聞一年前曾刊登《緊盯「靠X吃X」式腐敗，讓整治重拳更精準》一文，說是「靠金融吃金融」、「靠足球吃足球」，這是近日公布的劉連舸、杜兆才被立案審查調查中分別用到的表述。網民們對這一「新聞眼」關注度比較高。中紀委在對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劉連舸立案審查調查的通報中，說他「毫無紀法底線，擅權妄為，『靠金融吃金融』……「。在對國家體育總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杜兆才的調查通報中說他「公器私用，『靠體育吃體育』『靠足球吃足球』，既想當官又想發財……」。 除了如上兩「靠」，所謂腐敗案件體現出的「領域性特徵」，也還有「靠教育吃教育」、「靠礦山吃礦山」、「靠扶貧吃扶貧」……之說。總之都應該是紀委系統的刀筆吏們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國老話生髮而來。當然，在中紀委網站上出現最多，被中共官媒使用頻率最高的還是」靠金融吃金融「。就在「靠軍工吃軍工」的何文忠被中紀委宣布雙開的頭一天，「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代表，中共央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范一飛剛剛被判處了死緩。 筆者到中紀委網站大致搜索了一下，發現截止到這個范一飛，陸續被冠以「靠金融吃金融「罪名的「金融虎」已經有好幾十位。依此類推，何文忠開了頭之後，陸續也會有一批又一批的「軍工虎」被中紀委以冠以「靠軍工吃軍工」的罪名，比如何文忠曾經的頂頭上司，中國電科前董事長陳肇雄和前總經理吳曼青。 就在何文忠被官宣批捕的次日，牆內財新網即刊登了陳肇雄和吳曼青「已被帶走」的消息。但不知當時是受到何方壓力，財新網披露出如上消息的數個小時後，該消息稿就被「404」了，及時轉發財新網此稿的新浪，騰訊，通信人家園等相關網頁也被迫同步。好在也是在第一時間轉發了此新聞的牆外大外宣及《明報》等至今還是把這則新聞掛在網上，其中《星島日報》、《聯合早報》等所使用的標題中規中矩，而《明報》使用的標題則較為聳動：《軍工電子主力軍 中國電科塌方腐 副總經理涉受賄被捕 財新：前董事長總經理雙雙受查》。 說起來，稱得上是「巨頭「，直接服務於「國防事業」的中共央級軍工企業集團共有10家。而這十大巨頭中，只有中國電科敢自稱是唯一為包括火箭軍在內的解放軍所有軍兵種提供服務，生產各種高科技軍事裝備的軍工集團。該集團包括47家國家級研究院所、17家上市公司在內的700餘家企事業單位；擁有員工20餘萬名，其中55%為研發人員，持續多年入選《財富》世界500強，是全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國防企業集團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今年4月該集團的時任副總經理何文忠被查的消息一出，幾乎所有關注此消息的牆外媒體，都將此人的落馬與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的塌方式腐敗案聯繫在一起。 說明一句，無論是中國電科還是其他軍工集團，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就是它們與包括火箭軍在內的各軍兵種及各大戰區之間的「中間商」。 本專欄前面文章中介紹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的「導彈發展論證與應用工程專家「、火箭軍研究院總工程師肖龍旭是全軍模範共產黨員，而何文忠則是全國模範共產黨員。另外，這個何文忠還曾經入選為「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因為他利用自己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助習近平成功封控了14億「疫民「。 早在10年前，肖龍旭就已經被中共官媒宣傳為「在國際上首創了『地地導彈發射新的控制理論與技術』，實現了導彈的隨機快速發射……。相關報道文章吹噓正是因為有了肖龍旭，中共戰略導彈「個頭兒」變矮了，「身材」變小了，而彈頭威力、反應時間、命中精度和機動性能卻大大提高了，發射成功率達到了100%。（因為）精確度也比過去高得多，以致外國媒體說中國導彈具有「點穴」之功。 而肖龍旭完成如上「世界無敵的重大武器科研成果」的那段時間裡，何文忠的職務是中國電科集團下屬的第11研究所所長。 這個所說起來是中共建政之後成立的首個電子元器件和材料研究所，如今該所的「主責」就是研發可用於精確制導武器的固體激光器和紅外探測器技術。 所以，當年的肖龍旭與何文忠及它的研究所曾經合作「攻關」應該是很可能的事情。肖龍旭在取得如上令中共火箭軍「世界無敵」的重大科研成果後，即成為火箭軍研究院的總工程師，而何文忠在去年5月被中組部任命為中國電科集團副總經理之前，已經擔任了數年時間該集團的總工程師。接替的正是吳曼青。 這個吳曼青是在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電子技術工程專業連續完成了本科和碩士研究生學業，畢業後選擇進入了不穿軍裝的軍工系統，只花了12年時間即晉陞為研究員高級工程師，2012年開始擔任中國電科集團公司總工程師兼電子科學研究院（總體研究院）院長。2017升任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網路空間安全學院院長和「社會安全風險感知與防控大數據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此後仍還繼續兼任了一段時間的集團總工程師。 中共官宣材料中的吳曼青是「雷達技術和網路信息體系專家，我國數字陣列雷達理論和技術體系的奠基人和引領者」。說他「自主創新了數字陣列技術，推動雷達體制的持續創新，成功研製國際領先水平的空警500預警機雷達，推動合成孔徑雷達技術與應用實現重大突破，積極推進網路信息體系及其相關技術的創新發展和實戰應用。」 正是因為曾對中共軍隊的雷達技術進行了「劃時代的突破」，所以不穿軍裝的吳曼青當時還被委以軍方的一個重要職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雷達探測技術專業組組長」，並於2007年「當選」十七大代表，200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年44歲。2012年又被安排為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習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之後，吳曼青的職務又得到晉陞的首要原因就已經不再是他對國防尖端科研的「巨大貢獻」，而是他把自己在網路信息方面的科研成果直接服務於習近平政權的「維穩」大業。據說正是因為他的那個「社會安全風險感知與防控大數據應用」之國家工程主持人的身份和工作成績而再受「組織上」的青睞，於2018年8月被安排升任中國電科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官至副省部級。 自此把專任和兼任多年的集團總工程師重擔交給了如今正在等待宣判的何文忠。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昊曼青已經於2022年7月「當選」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繼而便辭去了中國電科總經理和黨組副書記職務。就在財新網披露出他已經被帶走調查的消息之後，中國工程院官網上至今仍還保留著他的信息，這和工程院官網在得知肖龍旭被全國政協撤消委員資格後立刻將肖龍旭的信息完全清除的作法大不一樣。 不過呢，雖然財新及牆內一眾媒體都被迫刪稿，可中共官方，特別是中國工程院院方至今都沒有出面對外「闢謠」，所以什麼時候在中國工程院的官網上再也找不到吳曼青的名字了，才算是「靴子落地「。 至於曾在中國電科與吳曼青同為何文忠頂頭上司的陳肇雄，則是一個比吳曼青更有故事的人。此人是當年的78級大學生，也是在同一所大學裡本、碩連讀，而後就是長期在中科院從事技術工作，直到1997年開始擔任計算機技術產業方面的行政及黨委負責人，2005年官至副省部級的十大軍工企業巨頭之一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的總經理。 我們知道，中共政權里科學技術專業領域，特別是軍工領域出身的地方省級領導有一大堆，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張國清、袁家軍、馬興瑞是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這其中的袁家軍從軍工企業領導人轉為地方省級黨委常委的時間是2012年3月，而僅比袁家軍年長一歲的陳肇雄則是比袁家軍早兩年就進入了地方省級黨委常委。他當時是從軍工企業總經理位置上平調至湖南省副省長的，兩年後就地升為省委常委，繼而便是省政府黨組副書記、常務副省長。說起來離正省部級就只剩半步之遙了。但就是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卻被中組部調回北京，改任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長。 懂的都懂。凡是從地方省委常委和常務副省長位置調京改任國務院一個普通部的副部長的，除非當時即已經被內定為正部長的接班人，否則就等於是晉陞正省部級的前景基本落空。 果不其然， 在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近5年，已經年滿59歲的陳肇雄被安排轉任中國電科董事長、黨組書記。 也就是說，這個陳肇雄當年被安排到中國電科老總的位置上，以令他的退休時間延後3年，就是一種典型政治安慰。至於當年他為什麼在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的位置上轉眼又不被中組部從正省部級幹部培養對像名單里剔除，筆者並不清楚個中原委，但是僅與前湖南省委書記許達哲的晉陞路線對比一下，就能夠得出陳肇雄不可能不心理失衡進而心生反骨的結論。 陳肇雄是2015年10月被從湖南調回北京出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的，此時，比他陳肇雄年長5歲，中國航天科工董事長出身的計達哲也是該部的副部長之一。 不過陳肇雄只與這個許達哲在該部共事了一年時間，人家許達哲反被調至湖南任省委副書記 ，繼而又是省長、省委書記，直到年滿65歲時退居二線。如此近距離的比照，當時的陳肇雄百分之百分會心生怨憤。而中共官場里像他這種因為錯失晉陞機會而懷著對「組織上「的強烈報復心理趕在退休之前」大撈一筆「者，為數甚多。 幾乎可以肯定，日後中紀委宣布對這個陳肇雄的處分通報中，一定也會和何文忠一樣，被定性為「靠軍工吃軍工」。至於其他也將會被中紀委定性為「靠軍工吃軍工」者，至少還應包括我們本專欄上月的《肖龍旭 中共火箭軍窩案的第N個落馬人》一文中點名的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燕生，前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和前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總經理劉石泉，前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王長青（也是該集團下屬的負責導彈研發的第三研究院的前副院長），前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和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總指揮王小軍， 以及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辦公廳總經理辦公室前主任龍飛、航天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前副院長馮傑鴻、兵器工業集團裝備保障部原部長李照智、航天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前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韓樹旺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個局長的墜樓身亡，令人浮想連翩。 2024年10月9日，經濟觀察網記者從多個信源獲悉，福建省醫療保障局局長林聖魁近日墜樓身亡。其妻女發布了訃告，透露林聖魁於9月30日去世，而且已經於10月4日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 網路圖片 報道寫道，林聖魁生於1965年6月，福建福州平潭人，歷任福建省衛生廳計財處主任科員，辦公室副主任；福建省衛生廳衛生監督所黨委書記、常務副所長；福建省衛生廳辦公室主任；莆田市秀嶼區區委常委、副書記（掛職）；福建省衛生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福建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2017年3月，林聖魁轉任福建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2021年10月，他又出任福建省醫保局局長。 在福建省醫保局原本的分工中，林聖魁主持福建省醫保局全面工作，分管辦公室、醫藥價格和採購處、基金監管處、機關黨委（人事處）、省葯械聯合採購中心。 林聖魁去世後，福建省醫保局官方網站刪除了林聖魁的信息。機構領導一欄，只有副局長程雪鶯的信息。 整個報道中，有價值的信息就是4個字：墜樓身亡。 所謂字越少，事越大，這4個字，也給了公眾巨大的猜測空間。 事實上，就在墜樓前一日，即9月29日，林聖魁還參加了醫保局舉辦的朗誦展演活動，觀看了幹部職工的演出，在活動結束時，林聖魁還和幹部職工一起登台合影留念，從當時的狀態來看，林聖魁神情歡快，並無異常表現。 沒想到，第二天他就撒手人寰。 「墜樓身亡」是對結果的一種客觀描述，直白地說，可以是自己跳樓，也可以是被別人暴力推下樓。 上個月，湖南省財政廳女廳長發生意外時，率先報道此事的財新在標題里使用的也是「墜樓身亡」的字眼。 當然，財新的報道里就表明這是一起刑事案件。 而福建醫保局長墜樓的相關報道中，並無這樣的表述。 如果系林聖魁自己跳樓，一種可能的猜測是，他的抑鬱症犯了。 有很多官員因抑鬱症跳樓的新聞。很多人認為那是「被跳樓」，但是，考慮到我國抑鬱症群體非常大，而且非常隱蔽，官員因此而輕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網路圖片 我的一個前同事，給人感覺是一個特別陽光開朗的一個人，但是，他毫無徵兆地，在一個雨夜，用一根繩子，在路邊的樹林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種可能，是壓力過大所致。 但是，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壓力，導致他選擇放棄生命，外人無從揣測。 最近，與醫保領域相關的一則新聞是，日前，國家醫保局派出飛行檢查組進駐無錫虹橋醫院，檢查發現，該院涉嫌違法違規使用醫保基金2228.4萬元，其中以勾結中介或以免費體檢為名，拉攏誘導參保人員虛假住院，通過偽造醫學文書、虛構診療服務等，涉嫌欺詐騙取醫保基金1179.2萬元。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是，林聖魁今年59歲，明年就可以退休頤養天年了，卻在這樣的關口棄妻女而去，這樣的結局，令人唏噓。對一家人來說，平安是最大的福報，他的猝然離去，對他的妻女來說顯然是一種需要一輩子來消化的苦痛。在此，我要向他的妻女送上我基於人之常情的一個普通陌生人的同情。 當然，也可能有不為人所知的另外的原因。誰知道呢。 這個世界的劇情，往往會對一個人的想像力構成考驗。 不管怎樣，還是希望有關於他的後續報道，就像那個墜樓身亡的女財政廳長一樣。 因為，他是一名公職人員，尤其是他的醫保局長身份，不僅很容易引發公眾關注，實現相關信息的披露，也可能是更好地保障公眾利益的一種努力。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常識流通處，原文已被刪除
中國官方媒體9月20日星期五發布公告說，58歲的「湖南省財政廳（中共）黨組書記、廳長劉文傑同志不幸遇害」身亡。劉文傑由此成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官員的一員。官員非正常死亡不斷發生是近年來中國官場一現象，當今中國一現象。中共當局對這一現象的報道網開一面，令中國公眾和中國國內外觀察家迷惑。 官員非常正常死亡成為一現象 中國官方媒體星期五轉發湖南省財政廳發布的劉文傑訃告只是含糊其辭地說她「不幸遇害」，沒有透露她遇害的具體詳情和時間。 但中國官方權威媒體新華網隨後援引湖南省會長沙地方公安機關的報告說，死亡前，劉被兩名男子劫持，被劫持到樓頂上，隨後劉和其中一名男子同時墜樓身亡，另一名男子試圖逃離現場時因為失手而墜樓身亡；一名劫持者有上千萬元的賭債，「經調查，未發現（受害人劉文傑）及其家人與兩名犯罪嫌疑人在案發前有交集。」 作為名單不斷加長的非正常死亡官員的最新一員，至少按照截至目前的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來看，劉文傑的非正常死亡的明顯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她似乎是被殺，而不是自殺。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還有不計其數的官員非正常死亡。中國官方媒體稱，他們主要是自殺身亡。 在眾多話題被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列為敏感話題、禁止媒體公開報道評論、禁止公眾公開議論的當今中國，官員非正常死亡成為自中共領袖習近平上台以來的中國一現象，這個話題在中國的媒體上顯然沒有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以「官員非正常死亡」之類的措辭為標題的文章、新聞報道、新聞綜述時常出現在正式的官媒上，以及網路新聞門戶網站上。例如，就在9月9日，中國網路新聞門戶網站網易新聞發表專題報道，標題是：《中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其提要是： 「9月9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政協原主席張彭慧中秋節晚上被發現自殺身亡； 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樓所屬街道建設管理辦副主任被發現自殺身亡； 4月8日上午，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被發現在辦公室自殺身亡； 4月4日，在重慶「打黑運動」中立功的渝中區公安分局經偵支隊支隊長周渝，在一賓館內自殺。 從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數十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殺者數量最多，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官員非正常死亡諸多疑點/看點 網易新聞的所謂「從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數十名官員非正常死亡」顯然是一種淡化的、縮小化的說法。實際上，據中國官方權威媒體報道，僅僅在2015年，中國各地公開被報道出來的非正常死亡官員至少有25名。 例如，2015年12月1日，新華網轉發中國經濟周刊的綜合報道，標題是《今年來25名官員非正常離世：多在最熟悉的地方離開》。該報道配發表格圖片，列出該年在各地被報道出來的非正常死亡的25名官員名稱和死因，其中從高處墜落（墜樓、跳樓、跳塔、墜崖）的佔15名，占非常正死亡的60%。 為什麼官員非正常死亡在當今中國成為一種現象，甚至成為一種所謂的現象級現象？2018年10月22日，中國的財新網的一篇綜合報道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該報道的標題是《盤點十八大後非正常死亡官員 多人生前疑患抑鬱症》。 財新網報道的導語是，「官員非正常死亡再添一例。據國務院港澳辦官網消息，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因患抑鬱症於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位於澳門的住所墜樓身亡。」 財新網的報道沒有說明為什麼中共十八大之後（也就是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書記和中國「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統治者之後）非正常死亡官員變得引人注目，也沒有說明為什麼死亡的官員好像抑鬱症多是在十八大之後發生或發作。 當今中國的不解之謎 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普遍認為，當今中國政治非常不透明。這種不透明導致中國公眾和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們不能確定為什麼在敏感話題多如牛毛的當今中國，官員非正常死亡這個話題居然可以得到相當自由的報道和評論。 有許多觀察家認為，官員非正常死亡這個話題之所以能時常見諸中共嚴密控制的正式媒體和網路媒體，是因為中共各級官員要藉此向當今中國的「一尊」習近平發出哀求，懇請他體恤官情，愛惜和珍惜為他出大力干臟活並為此得罪無數民眾的各級官員，以維護中共政權。 與此同時，也有許多觀察家認為，官員非正常死亡這個話題之所以能時常呈現於中國公眾視野，是因為「一尊」習近平就是要獲取一種讓官員感到恐懼的震懾效果。這些觀察家指出，習近平反覆公開宣揚他高度欣賞並有意效法前起源於兩千多年的法家治國思想，而法家治國思想的核心就是最高統治者要想獲得長治久安，就必須不但要使民眾感到恐懼，而且更使各級官員包括高級官員感到恐懼。 眾多觀察家指出，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持續以「反腐」的名義清除其政敵或疑似政敵，並且公開祭出和持續宣揚要「堅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讓官員隨時感到戰戰兢兢，馬首是瞻，絕對服從；在另一方面，像中國前總理、有六四屠夫之稱的李鵬的女兒李小琳儘管被查出擁有巨額來源不明財產，但因為有習近平保護便可以安然無恙，甚至她的綽號「電力一姐」都得到保護。 與此同時，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宣揚習近賓士下的中國官員朝不保夕，隨時可能被投入黑牢（即被「雙規」，即被投放到一個秘密地點，不得會見家人、律師、不得對外通信，法律專家稱之為「法律黑洞」，有官員在黑洞中被拷打致死）。早些時候乃至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官方媒體時常報道說，某某官員上午還出席會議下午就被「雙規」，或正在出席發表講話就被帶走「雙規」。 絕大多數中國民眾乃至官員認為，導致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恐懼，即害怕墜入那種生不如死的「雙規」。 然而，官員批量非正常死亡這一現象在當今中國為何沒有被列入不得見報的禁忌話題？對觀察和研究中國的分析家和學者們來說，這個問題依然是一個有待於水落石出的未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