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童年到赴美留學 19歲網紅靠自媒體賺足300萬學費
2026 年 6 月 24 日
泰国当局近日破获一个专门贩售中国假货的跨境销售网络，扣押了总价值约462亿泰铢（约138万美元）的违法产品。 泰国主流媒体3月5日报导，泰国消费者保护及犯罪打击部门联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月18日至28日突袭了巴吞他尼府（Pathum Thani）、北榄府（Samut Prakan）及曼谷的六个仓库，破获一条来自中国的未受监管的直播带货供应链，查获近50万件违规产品，涵盖107种产品类别，包括护肤霜、洗发水、即食火锅食材及医疗设备等。其中许多商品缺乏泰国标准标签，安全与品质堪忧。 此次突袭行动挖出的分销网络高度组织化，依靠多个直播带货平台及网店运营，其中一间仓库每日处理的订单量高达2,000笔。 调查显示，所有查获商品均来自中国，部分商品标签经机器翻译生成，甚至没有泰语标签。当局将进一步调查该直播带货供应链的幕后运营者。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副秘书长勒察‧勒武特（Lertchai Lertwut）警告消费者，谨防直播带货平台上超低价的健康与美容假冒产品，“请务必核实卖家的身分，并检查产品是否具备合格的执照与标签。” 当局承诺将彻查到底，涉案者恐违反《化妆品法》、《食品法》、《危险物质法》及《医疗设备法》，并面临高额罚款及监禁。
得益于消费降级与短影音平台的推波助澜，中国的二手奢侈品市场日益蓬勃，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三、四线城市的交易量年增12%、15%。 综合大陆媒体报导，二手交易平台发布的“循环时尚产业趋势报告”显示，中国2020年二手奢侈品市场规模约173亿元（人民币，下同），预计今年达到384亿元，2030年更可能超过1,000亿元。 二手奢侈品市场为何能日益蓬勃？业界人士认为，2021年起，一些二手奢侈品项目的直播主，透过短影音平台带动了这个类别的销售。 报导指出，除了短影音之外，二手奢侈品市场快速发展的另一个动力，则是来自于三、四线城市消费者的支持。 腾讯投资的二手交易平台“转转”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新年期间，四、五线城市的二手潮流奢侈品交易量分别年增19%、33%。而综观2024年全年，三、四、五线城市二手奢侈品交易量年增12%、15%和8%。 业内人士观察，随著二手奢侈品市场在三四线城市得到开发，消费者需求也越来越大。最近一年，“县城贵妇”一词更在大陆网路走红，时不时地能在抖音与小红书看见挎著名牌包、住大别墅的“贵妇”，但显示的地理位置却是小县城。 分析指，二手奢侈品市场能得到蓬勃发展，除了有循环经济的概念支持，还有绿色环保意识，改善了消费方式。在消费降级的影响之下，比起在一级市场消费，消费者更愿意选择至二级市场交易。此外，追求高CP值，“以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产品”，也符合当代年轻消费者的偏好和调性。
曾因金融犯罪入狱的上海前首富周正毅，近日现身中国网红于文红直播间，推销新疆农产品，被网民调侃“从辉煌走向落魄”。 综合媒体报导，63岁的周正毅染著一头金发，10月26日现身中国网红、曾涉隐匿收入被罚的于文红的直播间，“助农新疆”。他甚至在直播中向于文红“表白”，“很多人问起，会长（于文红）那么凶，你为什么能和会长成为朋友，我说不但成朋友，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朋友，因为会长单身吗？我也单身对吗？”于文红笑回，周正毅的女友很多，她怕挨揍。 有大陆网民调侃，曾经的商界大佬为了“带货”也不得不“下流”。但也有网民支持他肯放下身段在网路抛头露面，参与时下最流行的电商营销。 2020年出狱的周正毅，2023年11月开始活跃于抖音，主要是分享日常生活，目前有11.1万粉丝。他在视频中基本以休闲造型出镜，一改以往西装革履的形象。不过，网传周正义仍戴著价值百万人民币的手表、穿著LV、开劳斯莱斯代步，依然奢华。 出生上海的周正毅，1989年与妻子毛玉萍在上海开设“阿毛炖品”，赚到人生第一桶金。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周氏夫妇买了香港企业家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获利数亿港币，买下多个上海楼盘。到了2000年，周正毅旗下已有四家上市公司，曾是香港上市的上海地产控股公司董事会主席、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 2002年，周正毅一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1位，被封为“上海首富”。但隔年（2003年）9月，周正毅就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被捕，判刑3年。2006年刑满出狱未满3个月，又因上海社保基金案被判刑16年，经减刑后于2020年出狱。 周正毅被指是江泽民家族马前卒 周正毅被指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家族的马前卒。 律师郑恩宠曾告诉海外中文媒体，周正毅其实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江绵康的借钱工具，两者关系是非常紧密勾结的犯罪集团。江家帮通过周正毅到香港圈钱，到各地银行借钱，然后分给江家帮。 香港《明报》报导，周正毅因涉嫌串谋诈骗、作虚假陈述，目前仍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 周正毅的前妻毛玉萍也曾因串谋造市及妨碍司法公正等3项罪名，2006年在香港被判刑3年半，2008年获释。今年5月，毛玉萍的公司被香港高等法院宣布破产。
中国去年5月发生“李昊石事件”后，“笑果文化”被打压，脱口秀行业在中共控制报复下遭遇寒冬，直到近期才出现转机，但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李诞却已转行做起了直播带货。 综合中媒报导，8月突然有原创单口喜剧竞演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和《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在爱奇艺及腾讯视频上线。上百位喜剧演员自我调侃，同场竞技，两档节目持续在全网正片播放市场位居前列，但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知名脱口秀演员、编剧李诞却未重返舞台。 脱口秀行业遭遇寒冬后，今年4月有了一次“尝试”。中共官媒中新网报导，综艺节目《轻轻松松喜剧节》4月19日开播，被视为脱口秀行业遭遇打击后的一次“尝试”，一些观众熟悉的脱口秀演员重返公众视野。 脱口秀元老转行谈情带货 不过，李诞却在5月宣布，他在小红书直播间增设《小卖部电台》栏目，以深夜电台方式解答粉丝情感问题，聊八卦故事，同时直播带货，商品从牛肉脆片到阳光西梅，大多是鸭架饼干之类的零嘴、咖啡酒水类产品，夹杂生活用品与书籍。 8月22日晚，脱口秀明星徐志胜与呼兰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李诞的直播间，累计吸引逾90万人观看，在线峰值达到3.76万人。有著“小红书一姐”之称的知名女星董洁，上一场直播的在观峰值是1.93万。 新红数据显示，8月的前7场直播带货，李诞直播的场均观看人次近60万，场均销售逾50万，周末晚间常有六七千人同时在线，直播间频登买手榜TOP 1。 李昊石事件 去年5月13日，上海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李昊石（艺名House）演出时说，自己收养的流浪狗追捕松鼠，让他想到“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据称这8个字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3月出席共军代表团会议时说的。 李昊石的前述言论被指控为侮辱“人民子弟兵”，引发轩然大波。中共官媒跟进斥责，李昊石遭立案侦查，笑果文化也被罚款1400万元人民币后暂停演出。此后脱口秀行业陷入沉寂。
日前，李佳琦在直播活动中介绍79元一支的花西子眉笔时，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越来越贵了，他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哪里贵了？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这段话让李佳琦翻了个车，一夜之间微博掉粉六十多万（当然，还有接近三千万）。网友们一片批评声，认为这话太刺耳，普通人挣钱确实不容易，工资不涨很可能不是因为个人不努力。网上获得最高赞的一句评论，是这样质问李佳琦的：“你爸妈当年拿不出你的学费时，也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吗？”还有一句高赞评论是：“一群穷人将一个穷人喂养成一个富人，现在这个富人嫌弃这群穷人了。” 李佳琦这话当然很让人反感，但更让人们刺痛的也许是他的身份。在过往的现实中，说出类似言论的个人、媒体和机构其实很多，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力和空间去怼这些人和机构。即使在中国家庭里，类似场景也不会少见，比如你跟爹妈讨论事情，对方一句“你挣几个钱？吃我的住我的，你凭什么跟我讲道理”就能把你怼回去，这话是不是跟李佳琦的言论有共通之处？ 当然有，因为它呈现的是中国社会很常见的价值观：赚钱最重要，谁钱多谁声音大，道理可以靠边站。一个“成功者”可以将各种荒谬言论当成真理传播，这一点在底层逆袭者身上体现特别明显，比如许多底层打拼上来的企业家总是鼓吹苦难的意义，认为人不吃苦就不可能成才，却完全不提能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人凤毛麟角，多少人被苦难所耽误的事实。这样的言论，又和李佳琦的“不够努力”有什么区别呢？ 只是对于李佳琦的粉丝来说，李佳琦的言论会让他们更加刺痛。十年前的李佳琦还是个穷学生，几年前还是一个彩妆柜员，可能说到嘴都干了也没卖出一支口红，属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在直播带货的风潮下，他成为时代的宠儿，获得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财富，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名誉与地位。这样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获得成功的人，却失去与底层共情的能力，当然会让许多人失望——在此之前，他们误认为李佳琦是“自己人”。 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在中国社会，一个人想获取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需要抛弃许多东西，与底层的共情能力可能是最早被抛弃的东西之一，逆袭的底层尤为如此。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会成功。有人将李佳琦们视为暴发户，但他们绝非暴发户这般简单。他们身上固然会有暴发户的贪婪、自大、爱显摆，但更重要的特质是无情。 我是个特别保守的人，消费欲望也很低，除了吃、买书和旅行之外，基本没有其他开销。像我这种人，自然也不是直播的受众群。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场购物直播，也从来没有通过直播买过一分钱东西。我从不否认直播带货的价值，它实现了另一种商业渠道，对商家和消费者都构成了便利，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但从一开始，它就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宗教化。 所谓宗教化，就是头部主播所依靠的是受众数量，受众所要做的就是信赖甚至盲从。一夜之间带货百亿元的惊人数据，固然可以视为个人努力和资本运作的成功，但它更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越来越多信众的宗教。 数据显示，仅仅2021年，在中国网络主播年度净收入百强榜中，李佳琦以年度净收入18.553亿元高居榜首。而当时的5274家A股上市公司中，2021年归母净利润低于18.553亿元的公司有4897家，占比达93%。这意味着，李佳琦年净收入超过93%的上市公司净利润。若以营业总收入与之对比，有2728家A股公司的2021年营业总收入低于李佳琦年度收入，占比达到所有上市公司的52%。也就是说，超一半的上市公司经营一年的总收入，不敌李佳琦一个人一年的净收入。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受众所赐予。但在宗教化的机制下，可以这么说，李佳琦以及其他头部主播越成功，赚的钱越多，他们对受众就会越轻视，“你们这么蠢，不赚你们的钱赚谁的”绝不是诛心之论。 宗教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随着信众的增多，“教义”可以摇摆。信众喜欢什么，“教义”就会偏向什么，但外部条件如果不允许“教义”跟随信众，“教义”也会随之变化。 最初的李佳琦，在形象输出上主打的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跟商家拼命砍价，即使品牌方是金主，他也不惜得罪。这种操作当然会让人很有好感，甚至让许多小女生感动，但因为它只是策略，所以一旦情况有变，砍价大战也会变成过去时。随着行业的发展，头部主播的议价权和话语权有所下降，价格牌已经行不通，“砍价”的戏码也明显减少。对于国货的强调，对于这些主播来说同样是一种形象输出和策略，这里无需多言。 我不否认李佳琦的努力，一个能从底层柜员一步步走到身家可能已经超过百亿的成功者，即使是碰上了巨大的行业机遇，不付出个人努力也是不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头部主播的钱确实挣得太容易，他的底层逆袭之路也太容易。 大多数人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遇，一份几千块钱月薪的工作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人生，而且还是极尽努力才能获得的结果。 相比之下，70后和80后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几率要大得多。多少人从小山村里走出来，考上大学，找到一份足以改变人生的工作，就此实现阶层跨越。但在当下，同样寒窗苦读十二年，考上不错的大学，并不意味着人生可以实现跨越，投胎才是最大的玄学。 与其说李佳琦忘记了来时的路，不如说社会本身就在嫌弃底层。当李佳琦们通过底层的“集资”实现自身的阶层跨越后，被鄙薄的不仅仅是自己曾经的底层经历，还有仍身处底层的受众。与自己的过去切割，也包括了与自己过去的阶层切割，无非是有些人不会说出来，李佳琦说漏了嘴而已。 只是，李佳琦们没有想过：如果一个时代，许多人都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跨越，成为时代的宠儿，那么意味着这个时代更能容纳梦想，成功的个体也更安全；相反，如果一个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机缘巧合下以暴发户的模式实现阶层跨越，那么这些时代宠儿的根基与命运，也是极其脆弱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新东方转型之后，突然火了。从教书育人到直播带货，中间不忘一些本色的出演，让大家都感慨万千，愿意为了这份情怀买单。有朋友和我讨论这个，虽然我是一个从来不看直播带货的大叔，但我绝对赞赏。只是，更多感到的是心酸和无奈。 读书人转型商贾这件事，并不新鲜。在孔子门下的弟子中，直播带货能力最强的是端木赐（也就是子贡）。他不仅思辨、口才出众，在政坛和外交领域建树颇多；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在曹国、鲁国之间带货，风生水起成为巨富。孔子虽然一心布道，但是也十分欣赏端木赐，夸他是“瑚琏之器”，评价很高。而且孔子自己也认为，只要是取之有道，君子求财很有必要，“富而有礼”才是王道。 但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最为欣赏的弟子，却是穷得叮当响“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孔子将其视为自己衣钵的传人，公开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一个认为君子也应该追求财富的老师，一个高度肯定自己学生经商致富的传道者，又为什么把安贫乐道的弟子看得最为重要？这矛盾吗？ 这其实不矛盾，恰恰可以看出，孔子心中，读书人的世俗追求和终极使命是不同的。为了生活，追求利益是应该的；但这种事情谁都可以干，唯有读书人，应该干世人不能干或者不愿干的，把自己的目标放得更高更远。这是他喜欢端木赐，但更推崇颜回的根本原因。如果孔子也能直播带货，我相信他也是愿意干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可能和罗永浩差不多，赚了钱还了债就会转身又去追求自己的“道”——因为那才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定下的终极目标。 新东方的老师们都走向直播间，这对于新东方或者老师们自己，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事，饿死了什么都是白搭，好好的活下去才有谈论未来的资格。但是这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行业持续火爆，各行各业的才俊包括教书育人的老师都要挤进去谋食的时候，这能算好事吗？ 直播带货能够带出一个苹果、谷歌或者特斯拉吗？即便矢志不渝的夹杂一点教书育人的情怀，能够带出一批社会栋梁或者诺贝尔奖吗？ 我更希望老师们站在讲台上，堂堂正正的教授我们英语，而不是欲言又止的市场叫卖。马斯克如果活在中国，当然也可以凭借巨大的人气带货，甚至也可以顺便给我们讲讲火星梦或者火箭回收，但可以肯定，他去研究星链或者龙飞船，对于本人甚至人类的意义远大于此。 我相信在新东方老师的眼泪之中，也肯定包含这样的感慨。即便教书育人可能不能为他们带来直播带货这样的收益和名气，但是那才是一个老师真正的使命。这个国家，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的网红从来不缺，今日火爆全网明日销声匿迹的也屡见不鲜，始终有人愿意干这个理所当然，但是大家都要争着干这个、而且只能干这个就很不正常。用国人特别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造导弹的争着去卖茶叶蛋，行业虽无高下之分，但是行为本身却凸显一个社会的深层病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各种各样的直播开始充斥国人的思辨空间。书可以不读，直播却不能不看。直播这个行当何以在今天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日常必须，恐怕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它清晰的带着某些社会的病态痕迹是毋庸置疑的。追求娱乐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征之一，但是全民追求娱乐化，还是极为单一肤浅的娱乐化，这就是问题。 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的转型，很多人都在叫好。其实前景恐怕也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在十几天前，直播一哥就莫名其妙的翻了车，至今都没有消息。在一个充满暗礁的大环境中，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越简单越没有技术含量的越危险。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何时何地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一个习惯性的举动，就可能导致触礁沉没。 卖东西谁都能卖，但是传道受业，却不是谁都能干。一个立身于教育的机构的价值，如果转投于直播带货，那么她的命运，也和其他的带货机构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大环境决定的。正如读者诸君看我的文章，风花雪月当然我也能写，而且也不会写得太差，但是如果沦落到了那一步，恐怕对于读者和我，都是末路。 当然，我绝不是唱衰新东方。相反，在断臂求生的时候，有所取舍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个中的苦衷和不可抗拒的原因，我们都懂。但我还是希望，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无奈之举，视为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义或者必由之路。老师们站在属于自己的讲台，远比站在直播间更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单纯依靠销售模式就能崛起或者屹立于世界的。从来没有。 孔子如果也带货，我并不失望；但如果孔子只能带货，那么不管是孔子的眼泪还是我们的眼泪，都是白流。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港星陈小春及其妻子应采儿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大陆，有公司砸重金51万（人民币，下同）邀请陈小春直播带货，结果三场销售额仅达到5千元，商家告上法庭要求退钱，法院判定商家胜诉，拿回41万余元服务费。 据上游新闻12月25日报道，民事判决书显示，2020年10月，一家按摩器公司与一家传媒公司签订一份有关当年双11直播推广的协议，传媒公司需提供16场次直播销售推广活动，并承诺其中一场会邀请陈小春。 不过，到了陈小春直播当天，由于没有在直播间补上商品链接，直播仅开始短短几分钟就被下架。事后，传媒公司只好安排陈小春的助理“直播带货”，没想到销售寥寥，3场直播的销售额仅为5千元，按摩器公司要求对方退款，结果双方没有达成共识闹上法庭。 陈小春正在直播。（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广州市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由于陈小春未完成“直播带货”，陈小春助理也不是原合同约定的流量主播，传媒公司实际安排直播成功共计只有3场，因此传媒公司严重违约。 另外，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保证，直播销售保底数额高达100万元以上，但实际直播后的销售额仅为5千元，继续履行合同由传媒公司补播显然已经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所以按摩器公司不再要求补播并且要求退款合理。 广州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决，判决直播推广协议的传媒公司向原告商家返还41万余元服务费。 陈小春生于1967年7月8日，香港男歌手、演员，原名陈小臻，2021年为转运改名陈泰铨。陈小春祖籍广东省惠阳县，儿时家庭贫困，后于1979年随父亲移居香港斧山富山邨富仁楼。14岁时，陈小春因非礼未成年少女被判非礼罪名成立。 2014年，陈小春曾担任第11届惠州市特聘政协委员。陈小春多次发表亲北京言论，被广泛视为亲北京派的人物，在台湾有“港版黄安”的称号。 陈小春的妻子是比他年轻16岁在台湾出生的香港艺人应采儿，两人育有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