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习近平治下，中国警界高官不断在反腐运动中落马。中共二十大前夕，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高阶警官恰恰因为贪腐，才深得上司的信任。 根据中国最高检察院官网9月28日消息，已经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提起公诉。刘彦平曾经担任公安部副部长。 9月23日，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9月22日，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又是一批高阶警官落马，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共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加紧清理警察队伍，以起到震慑作用。这些落马高阶警官的主要罪名都是“受贿”。 警察腐败是常态 美国律师高光俊说：“在中国，别说是做到公安部的部级干部，你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警察，在中国的官员里面做了一点点警察干部的，如果没有贪腐的话，如果找出一两个人没有贪腐的话，那算是阿弥陀佛，凤毛麟角。” 高光俊毕业于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曾经任职中国公安大学。落马的傅政华曾经是他的同事；现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在中国公安大学读大专班时，高光俊曾经是他的刑事特勤课的老师。高光俊持有人们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警界“无警不贪”，这是已知数，是定量、常项。 高光俊说：“我在公安大学教的一个学生，毕业后没几年，做了派出所所长，买了房子。我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钱，没多少钱，我说你怎么去买了些房子？在南方那么发达的地方，买个房子现在多少钱？哎呀他说，高老师你就不要说了，这个我也不好跟你在电话里面说了。没有不贪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句话：没有人（不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中国最早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之一魏京生的看法也是如此。 魏京生说：“你不贪的话，你就当不了官啊。我在劳改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来到我这儿，跟我聊天，给我烟抽，我就说你这是腐败烟，因为那个拿着很贵的烟。他说连烟酒都不拿的话，我还能当这个官吗？……他说我是最廉洁的了，但是你也得像这小小不言的，拿个现金，拿个腐败，拿个腐败烟，拿个什么好酒啊，这都是最平常的。按他们的标准，他这算不上腐败。可是你要连这个都不拿，你这官就别当了。” 贪腐警察越来越多，贪腐数量越来越大。2004年1月，辽宁省鞍山市一家法院审判了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刘福久贪腐案，他在10年间聚集了将近6000万人民币的财富，被称为“大款警察”。但是比起今天的贪腐警察来，“大款警察”的桂冠早就易手无数次了。 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名长沙公安局的普通交通警察，此人涉案金额高达4246万余元。 但是比起落马警界高官，小警察还是只能甘拜下风。傅政华受贿1亿1700万元。孙力军受贿6亿4600万元；他们的同党、江苏省公安厅长王立科受贿4.4亿元；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受贿5.46亿余元；他的继任人薛恒受贿1.35亿元；原内蒙古公安厅长马明受贿1.5亿元。 警察越贪 领导越信任 这些落马高阶警官，每个人都贪腐，而且都是长期贪腐，但是个个都能一路带病提拔。贪腐警官为什么会持续得到信任？高光俊和魏京生给出了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奇葩”答复。 前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说：“你不贪污我才不信任，你贪污我才信任你呢。你不贪污，你有一天把我给举报上去，我怎么办呢？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人呢？你不贪污，如果你清廉的话我不害怕你有一天把我们全部举报了，包括我的上司？你说我怎么信任他？” 美国律师高光俊指出，得到信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行贿受贿。 高光俊说：“拿到信任的就是行贿受贿拍马屁，这也是能够取得信任，能够被重用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尤其是在军队，在警察司法系统，这个非常普遍。”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也认为，在中国警界，贪腐的警官才值得信任。 魏京生说：“值得信任，可以更听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好事，干坏事，都让你干什么，你都又得干什么。这样的人才值得信任。所以说中共从根上就腐败嘛。它这个制度是决定着它不可能不腐败。谁不腐败，你还能在这官场上待着吗？不可能了！” 魏京生指出，要巩固自己地位，就得向上司表忠心。 魏京生说：“表示的方法还有好几种。一个是在工作上，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人家不是很相信；那么金钱美女，哎不是国内有传说嘛，什么几大铁里头就有‘一起嫖过娼，一起贪过赃’，一起嫖了娼了，玩女人了，把小辫子给人家，人家才能对你很放心。” 这种金钱美女的行贿有时甚至意味着出卖自己的家人。美国律师高光俊讲了一个真实的事例。 高光俊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处长，他想要升到公安局副局长这个级别，他怎么做呢？把他老婆送给市委书记。市委书记玩腻了，然后市委书记直接要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当时才17岁，把女儿又送上去了。他如愿的当了公安局的副局长。女儿不读书了，干什么呢？她要报复，做鸡了。这就形成了当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说这个鸡简直是没人敢碰的。老爸是公安局的副局长，上面又是市委书记，没有任何人敢抓这个鸡，敢对她怎么样。” 中共大张旗鼓的反腐倡廉运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自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以后，全国公安系统落马高阶警官无数，包括公安部副部级以上的高级警官9人，有正国级1人，正部长级4人，副部长和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4人。首当其冲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跟在其后的是五位公安部副部长，即公安部正部级的副部长傅政华、李东生、杨焕宁和孟宏伟，以及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孙力军，另外还有三位副部级警官，即部长助理郑少东、政治部主任夏崇源和反恐局局长何挺。 中国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都有副厅局级以上高阶警官落马，无一漏网，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 在首善之地北京，继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落马之后，据说已经有50多名局处级警官被踢出公安队伍。包括七个公安分局的局长、政委或者副局长。 2021年落马的省市自治区高阶警官包括：王立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龚道安，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恢林，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刘新云，山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 2022年3月，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王大伟落马。至此，从2001年至2021年，二十年内，辽宁省公安厅连续四任厅长、四位副厅长和一位副厅级警官落马。 从2012年到2020年，重庆市连续三任公安局长、四位副局长和三位副局级警官落马。 内蒙古公安厅前后两任厅长、四名副厅长落马，一名副厅长自杀。 江苏省公安厅厅长、两位副厅长和两位副厅级警官落马。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三位副厅长和一位副厅级警官落马。 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副厅长和三位副厅级警官落马。 仅仅从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的两年半期间，中国公安系统落马的公安厅长和局长就有229人。 习近平真地希望自己的警察队伍是清廉正直的警队吗？魏京生认为，习近平本人就不清廉，而且他也未必希望自己的警队清廉。 魏京生说：“他（习近平）肯定是顺应潮流的，不然他也上不来。你要是不腐败的话，那遍地都是暗礁石，你这个躲过去，那个你躲不过去。所以说你在官场上混的话，……你要不腐败的话，大家全是你的敌人，你能上去吗？所以他肯定是适应这个环境。他在上面呆着，他肯定希望自己手下这些人都是被他抓住小辫的，或者被他的朋友抓住小辫的自己人。” 魏京生指出，这形成了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上下级关系。 魏京生说：“上层对下层，他有这么一条，就是我明着说我反腐，实际上这个反腐是干什么呢？就是控制你们下边这些干部。你不听话，我就说你腐败，一抓一个准。所以，下边把这个腐败的小辫子，把这个小尾巴让上级抓住，上级才能相信你。” 贪腐警官和党是利益共同体 魏京生认为，贪腐警察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魏京生说：“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中国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官僚文化的传统就是千里做官，为了吃穿。” 从实际情况来看，贪腐的警队在执行上级的任务时心狠手辣，有效地进行了维稳镇压。魏京生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往往和政权和党的利益捆绑了一起。 魏京生说：“有的时候看上去，他们还确实在维护党，维护这个政权的那个一党专政政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利益也绑在这个政权上了。这个政权如果垮了，他们也没好处。他们这个派系如果垮了，他也没好处。所以他们首先是第一，最高理想是维护自己利益。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就要维护自己派系的利益。为了维护这个派系不会完全倒台，他们也得有的时候也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 在这种利益关系之下，贪腐警官可以带病得到提拔。在孙力军的案子里，被他提拔的人就有先向他行贿的人。利益之下，贪腐警官们形成自己的小圈子，相互信任，共同贪腐，谋取更大的权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谋取利益。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正是江泽民重新让公安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介绍了毛泽东时代权大无边的公安部长的政治地位曾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弱化。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长只有三年时间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届国务委员，其他几位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他们在位期间，无论是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早已被明确为副国级待遇。所以说，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赵苍壁之后直到贾春旺的历任公安部长，至少从组织级别上均无凌驾高检和高法之上的资格。是从江泽民时代重用周永康开始，公安系又被重新凌驾于检察院和法院以及所有司法机关之上。 更有甚者，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虽说有大将军衔，但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党内最高职务只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行政最高职务也只是公安部长本身；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之初也是一样。而江泽民对周永康的安排，则是让他一开始就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三重副国级身份兼任公安部长。五年之后，周永康晋升正国级，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接替他公安部长职务的孟建柱，同样也是被安排为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 所以说，从让公安部长权大无比，凌驾于高检、高法以及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所有司法机关之上的角度，先不要说如今的习近平，此前的江泽民就已经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具体到重新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上，始作俑者更是江泽民。而且中央政法委也是在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被从组织架构和权限范围上恶性膨胀。 二十多年前，笔者就已经在《乔石传》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在1988年5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已经宣布了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其职能只是“指导和协调”政法方面工作。“通知”中强调了“一般不开政法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赵紫阳当年一再强调的“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份通知正是在当时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的主持下起草的。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发出指示说：“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当时的邓小平还要求“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正是在落实邓小平如上指示的过程中，于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内定接替陈丕显中央政法委书记兼职的乔石，又于1986年4月被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主管“刑部”的副总理。对照中国过去封建皇朝的吏制，乔石的这个副总理大概相当于“刑部尚书”一职。不过，在政府内有了副总理的名份，他这位党内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通盘掌管中国大陆所有司法部门单位。从法理上倒是说得通了，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等单位，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务院系统的。 接着，在胡耀邦、胡启立等人的支持下，由乔石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于1996年7月10日正式下发。 该通知中揭露：由于有的党员和干部不学法、不懂法，不重视法制，这就很容易产生“以言代法”的现象。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们当中有的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损害法律尊严，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和决议；有的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横加干涉，强制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者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调离秉公办事的司法干部；有的无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任意决定拘留和搜查公民，或者强令公安、司法机关去干一些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干警作为他们搞强迫命令和以权谋私的工具，等等。 所以，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机关应该认真听取和严肃对待党委的意见，但是，这种党内讨论绝不意味着党委可以代替司法机关的职能，直接审批案件。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必须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决定。对于司法机关依法做出的裁判、决定，任何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无权改变……。 在如上通知内容的基础上，当年，也就是1986年12月，赵紫阳亲自领导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例会，就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提出具体设置，认为：中央委员会中做政法工作的搞个小组，研究问题，有必要。省、市、县级，不必要。机构设置上即是保持作为议事协调机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为其办事机构的中央政法委机关。为将此机构调整信息以可见的符号方式标示出来，选择的方式与历来的政治惯例一致，即变更名称，将“实”的“委员会”改为“虚”的“小组”。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体制上实行党政分开。“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执行。法院、检察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严格履行法定的办案程序，不宜再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的形式。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虑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领导机关转变为调研和协调机构，地（市）委和县（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销。 十三大闭幕后，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并由中央书记处制定《党中央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对此进行实施。1988年5月，正式撤销了纳入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机关。原中央政法委承担的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更名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继续存在。不设办事机构，列入公安部编制。作为议事协调这一制度成分连续性的直观体现，原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继续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此前的成员构成也基本沿革未变。 不过，此方案颁布后，在当时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撤销政法委机关的也只有9个。然后，“六四”镇压事件就把中国政治形势彻底改变了。 应该承认，如上回顾的这段“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运作过程，针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党委领导一元化”和“党委书记一言堂”现象，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六四”事件发生导致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后，中共中央即于1990年3月宣布，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在当时的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政法委员会恢复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干预各部门的业务，使各级政府切实负起对所属的公安、安全、司法部门业务工作的领导责任，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1992年中共召开十四大之前，当时被邓小平内定接替万里人大委员长职务的乔石，曾和万里一起被邓小平找到家里谈话。邓小平告诉他们两人说，人大委员长进常委本来是十三大筹备时就在打算，只是因为党内争议太多，所以万里被委屈了。从十四大开始，人大委员长必须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要形成制度，形成（制度）了以后就不要变了。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 眼见此时的邓小平如此“识法”，万里和乔石都很受鼓舞，趁机提出了《监督法》的出台迟迟得不到党内共识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党内对搞不搞《监督法》这样的东西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担心会因此动摇党的领导。以后委员长是政治局常委了，副委员长和常委们也是党内人士占多数，所以事实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用《监督法》监督一府两院，有什么好担心的？ 既然有了邓小平的首肯，为什么直到乔石的人大委员长职务被李鹏夺走，《监督法》仍然未能出台并最终在李鹏任内流产，一直是谜。直到乔石去世，也未能将谜底对外透露。 不过，自乔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向江泽民和李鹏转达了邓小平“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一“最高指示”之后，江泽民倒是同意了将1986年由乔石主持出台的那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重新向县团级以上党组织印发，要求遵照执行。 但是，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此后，这个中央政法委无论从机构编制还是职责权限一直都不断扩张，并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国级，二把手和至少两个委员都是副国级的局面。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双开48小时后，中纪委周六宣布，公安部前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半个月前，傅政华还赴重庆市公开调研。 傅政华如何严重违纪违法？没有详细说明。按中共历来做法，要给傅政华定什么罪状，至少几个月后才能知道。但“审查”，“调查”官员，在中共的语言里是落马、被抓的同义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傅政华落马，引爆网络狂欢，有人指出，傅政华如此招恨，堪比专事审查、控制网络、被称为“网络沙皇”的中国网信办主任鲁炜，甚至有过之，鲁炜倒台时许多网民奔走相告，鲁炜被抓了，习近平当局指他是“两面人”，意味着对党的领导人不够忠诚，不过，鲁炜被抓并未引起网络查禁局面丝毫改观。 傅政华是“老公安”，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曾主导查封“天上人间夜总会”，2013年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负责调查前中共常委周永康案。傅政华落马消息传出后，许多新闻人、律师、维权人士，各种各样在傅政华主事期间的受害者，都觉得很开心。他被指是迫害高智晟律师的元凶之一，后来直接参与了709大抓捕，这是一起数百名律师、维权人士被失踪，被拘捕，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以来，中国律师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许多律师被吊证，被注销执业证的刘晓原律师发推质问：”2015年7月10日，傅政华指挥抓捕周世锋律师、黄力群律师等人时，不知是否想到过自己也有落马的哪一天？傅政华与周世锋、黄力群还是北大法律硕士班的同班同学。“ 甚至有很多警察也幸灾乐祸，微博上有许多这样的评论：“靠肆无忌惮的压榨底层干警，从而凸显自己政绩往上爬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傅政华们，都好好想想吧。”“没日没夜的让民警加班，动辄给民警处分，动辄让民警‘脱衣服’”。“我只知道司法监狱的基层警察们对他深恶痛绝。”“殊不知，他当司法部长期间把监狱系统和狱警折腾半死，他发明的瞪眼班一年能猝死百名干警”。基层警察的欢呼声这么高，有人分析，他们在傅政华淫威之下受到的压迫长期不为人知，今天终于爆发了。 有些网友直称傅政华为“当代第一酷吏”，“狂抓维权人权女权平权、社运工运人士，律师的头号操刀手、发起人之一”。 傅政华手段残酷，株连家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旅美媒体人温云超(北风)发推说：”傅政华是2016年‘倒习公开信’专案组的组长，专案组的人绑架了我的父母和一个弟弟，在纽约拍下我上学路上儿子的照片，并透过现仍在纽约的一个中间人，逼我承认是信件作者。适逢习访华盛顿，我要前往抗议，经和专案组直接谈判，他们才放了我的父母和弟弟。“ 有人指傅政华做酷吏，到头来还不是落个“请君入瓮”的下场。浦志强律师评论：“抹布的使命是擦桌子，擦得干净、擦不干净，归宿都是垃圾桶，因而老傅出事，迟早!”他还说，“能活成千夫所指，能死成普天同庆，倒个霉都能大快人心，放眼当今中国政坛，能超过傅政华的，也没几个了。” “我想提醒的是，酷吏没好下场，王立军，孙力军，傅政华，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反腐不等于法治，留置傅政华是杀鸡儆猴，是兔死狗烹，不是法治的胜利。” 中国的贪官恶官抓了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有人指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倒台也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好，傅政华落马中国也不会变得更好，有什么可高兴的! 作家苏晓康质疑：”傅政华被清洗，中国人再一次‘普大喜奔’，欢呼人家的‘内部清洗’，正经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中共残暴至极，逆普世人道而行，却快速地冷血、暴虐、狡诈、习近平也越来越残暴，为什么？中共甚至把‘马基雅维利’都现代化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学课题，有谁来做呢？” 不过，于建嵘教授微博写道：“当然知道，几个坏人被查不可能改变什么，但这个家伙落马，我还是特别高兴。“作者讲述，2010年，他批评某些迫害上访民众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傅政华指令国保大队收集他的材料，多次到他单位和家里威胁，并把他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如此恶徒，今日有了报应! 好事! 好事! 好事!“ 北京学者荣剑分析傅政华落马”看来的确有一盘大棋，这恶魔终于落网了! 有人还担心他落入的未必是正义之网，我说了，管他正义假义，这种人只配下地狱! 还用得着替他操心正义之事吗？“ 傅政华是中共十九大以来第三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此前已有孟宏伟、孙力军先后被查，三人在公安部共事多年。
中共地方换届在即，近期官场动作频频。为了迎接二十大的召开，中共疑似再次整顿政法队伍，一些地方更是对政法官员进行倒查20年。4月20日，港媒披露曾担任广东汕尾政法委书记的郑佳疑因“乌坎事件”落马。 据香港《明报》20日报道，广东省纪委监委19日发布消息，汕尾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郑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报道指，官方通报并没有披露郑佳受查的原因，但援引消息人士看法称，郑佳落马与变卖乌坎土地有关，此事曾于2011年引发轰动一时的“乌坎事件”。 镇压“铁帽子王” 公开资料显示，乌坎村隶属汕尾市下辖的陆丰市，2011年，乌坎村村民抗议村集体土地被当局非法变卖，爆发大规模示威。 乌坎事件一时成为海内外媒体热议话题。 乌坎村民第一次抗争，最后由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善后。 2014年11月，朱明国落马受查，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乌坎村村民自上次抗争后一直未能讨回被侵占的土地，2016年6月爆发第二次抗争。 该消息人士称，郑佳2013年6月任汕尾市委常委、陆丰市委书记期间，特别是担任陆丰市东海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时期，乌坎村的大片耕地被政府强行征用，而征地区域多位于东海经济开发区。 该消息人士还指出，2016年乌坎事件第二次抗争期间，担任汕尾政法委书记的郑佳，曾主导大规模拘捕原乌坎村民委员会主任林祖恋等人，又镇压村民和平示威。 当时郑佳表示：“在事关基层稳定大局、事涉违法犯罪的问题上，汕尾绝不允许有‘铁帽子王’，也不容许法外开恩。” 据中共纪委监委网站披露，郑佳，男，1960年12月出生，广东陆丰人。2009年任海丰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年至2017年间，他先后担任汕尾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陆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汕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2018年8月退休。 政法系统“倒查20年” 据亲北京的多维新闻20日消息，整顿政法队伍，大陆多个地区效仿内蒙古自治区反腐所采取的“倒查20年”，即将过往20年所有案件档案、假释材料全部重新检视问责。期间，多地一些退休多年的官员亦被召回问话。 多维网还称，自2020年起，中国就在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做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官方指，截至同年11月底，1.6万名干警中，有2,247人被处理，其中厅局级官员2人，处级官员227人；立案审查448人，移送司法39人。 报道还表示，倒查20年，实际上已涵盖胡锦涛江泽民时代，也即从周永康出任公安部长开始，彼时中共政法委书记是罗干，而近8年该机构的掌门人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这一运动已经在全国政法系统全面铺开。 据北京市公安局4月18日通报，北京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马立娜在其住所坠楼身亡。
中纪委10月24日发出通报，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纪委与国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该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有爆料称，王立科在压力之下“主动投案”是为了保全家人。 据公开资料显示，王立科生于1964年，现年56岁，长期在辽宁省内基层公安系统任职。 王立科落马后，陆媒刊发题为“政法委书记投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征兆 ”一文，文章说，17年前， 在辽宁锦州，王立科和王立军两个名字很像兄弟的人成了同事。王立军调到锦州担任公安局长，年轻五岁的王立科则成了他的搭档和下属。 两年后，王立军得到薄熙来提携远赴重庆担任要职。王立科则在辽宁一地深耕。十八大之后，从辽宁远调江苏、担任省公安厅厅长，后来不断升迁，直至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王立科从一名房管员成为省部级官员，却在一夜之间忽然崩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王立科选择了主动投案。 文章说，从十九大以来省部级官员主动投案的情况看，多数都是因为“特定关系人”出了问题。特定关系人在纪律和法律中都有所界定，要么是近亲属、要么是情人，又或者是存在特殊利益关系的人。 文章说，特定关系人的暴露，有时是因为搂草打兔子，但更多的情形是顺藤摸瓜、或者以瓜找瓜。在高压态势下，那根看似透明的绳子上，总会有一只蚂蚱先跳起来，更多的蚂蚱于是再难隐藏行迹。 文章最后说，王立科会在某个地方和他的老朋友（王立军）“重逢”吗？不妨等等看。 王立科仕途发迹于辽宁省。辽宁省长、省委书记近期相继换人；辽宁省副检察长宋兴伟与辽宁省前公安厅副厅长白月先9月23日同日被查处，两人仕途与曾主政大连、辽宁的薄熙来有交集。 港媒分析认为，在王立科“主动投案”的1个多月前，“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前往江苏调研。报导说，当前中共政法系统内部已然“闷雷滚滚”，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高官的纷纷下马，说明政法系统还在整顿，形势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