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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26岁的闵超成为该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相关消息传出,引发热议。有网友指出,中共对马院的政策倾斜,加上当事人原生家庭的助力,以后,这类事件会屡见不鲜。。 12月8日,话题“本科毕业4年26岁研究员成浙大博导”、“浙大回应26岁研究员任博导”等,引发热议。 有网友表示,“理论上来说,我不应该跟风质疑母校,但26岁的博导,确实太不合常理了。我的浙大化学系、物理系同学中,博士是不可能留校的,需要海外博士以上学历,才有资格留校任教。医学好一点,但是留浙大附属医院,也是博士学历起步。他26岁就博导了,或许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学科特殊吧。” 有网友讽刺,“说明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遥遥领先!“ 有网友嘲讽,“就他研究那些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别太过分了。” 有知乎用户发文称,自己是南京大学教育学硕士,对其内情有一点了解。他说,“其实不少知乎答主没在高校工作,不太清楚最近当局对于‘马院’及相关专业的资源倾斜到何种程度,我就从工作实际补充几个背景知识: 1、马院的教授、副教授的评聘是计划单列,不用和学校的其他专业老师进行竞争; 2、马院教师的最低工资水平,不能低于全校专任教师的平均水平;3、划拨专门经费和建设专门平台,保障学校思政课(政治思想教育)听课全覆盖。” 该用户还称,“在审核评估中,对于生均思政经费、思政专任教师/折合学生数都有专门的规定。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有的211、985高校专门对校内的行政、辅导员队伍中进行思政老师再选拔,在海外名校博士+博后经历尚且只能拿到人事代理的背景下,马克思相关专业硕士就能进211高校成为正式编制的专任教师了。” “现在高校培养方案改革,学分压缩最大的困境,是思政课学分一分不能动且很多时候占据学生总学分一半背景下,只能从基础课和专业课入手,去砍学分。专业课要求课程思政占比这个更不是什么新闻了。” 在这种背景下,马院老师晋升速度快,再加上导师或者原生家庭助力,这种情况,以后会屡见不鲜的。 据陆媒报导,在舆论发酵下,极目新闻记者向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事工作的杨女士,咨询“新百人计划”招聘的必要条件。 杨女士回应,还有招聘名额,感兴趣的人可以先投简历,学院方面会综合考虑应聘者整体的学术情况。对于闵超受聘一事,需向该学院综合办咨询。 不过,该记者多次拨打该学院综合办负责人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据浙江大学介绍,自2020年7月1日起,该校实施“新百人计划”。其目标是招选,海内外在较高水平大学任职的人员、有潜力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获得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支持的优秀青年人才、及其他水平相当者。另外,这些入选的研究员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公开信息显示,闵超出生于1999年,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本科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研究生、202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看浙大赵鼎新教授的辞职信,有点感慨。 他正在上海为社会学系筹款的时候,系里开了一个党政联席会,搞了一个“社会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作为系主任,他根本不知道要开这个会,今后“更高站位”的学科建设和他想的也不一样,他也感到无法面对自己引进的年轻学者,于是一口气辞去了好几个职务。 这个概述中,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他正在上海筹款这个细节。研究经费不够,他自己想办法筹款,这一点他延续的还是美国大学的做法。其实在中国不是这样的,经费要向上面申请,要想办法“报项目”,不管是浙大、浙江还是教育部,都不缺钱。 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融入”。 前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他。他准备从芝加哥大学彻底退出,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中。那时,肯定已经有变化的潜流或者征兆,而他全然不觉,可见一个学者不管理论多么扎实、逻辑多么有力,也仍然有天真的一面。 该报道还提到他给浙大社会学系带来的一些“变化”。讲座明显增多,学术氛围活跃,年轻人的研究主题都很有趣,有一些学术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不想让学术那么僵化,而是尽可能保持开放和活力。 现在看来,这些“站位”还可能不够高,多少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幼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看过去很多年赵鼎新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他也在努力“接地气”和融入。他曾经从竞争的角度(他早年是搞生物学的),为“权力的集中”辩护,讽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现在却又抱怨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圈”,或许,在一些人眼中,他也有点“自由主义”。 他甚至是一个“筑牢共同体”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说明已经在努力提高“站位”了,只是还不够“进步”。 他内心理想的学术图景,应该是努力保持某种平衡。一方面,他长期在加拿大、美国读书和研究,熟悉那里的学术氛围,想引进到浙大,另一方面,这种努力也要尽可能符合中国国情。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了。 读他的辞职信,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倒不是为理念冲突,而是他的语言: “这就把我这个刚刚退下来才不到10天,并且仍然担任着社会学系大量工作的老人搞得非常被动,眼见教师们的各种焦虑我心里难受,但我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圈’,无能为力。想来想去我只能决定辞去所有职务,为‘陈素珊新政’腾出道路。” 这段话中的那个“我”,不再是率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而是一个在小权力体中挣扎的可怜人。这里的关键词是“老人”和“新政”,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单位”中都有着这样的冲突。坦白说,这和我小时候在河南一个乡镇感受到的学校权力斗争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权力斗争”不是一个天真的读书人所能驾驭。被“排除出”去,有着某种必然,也未必是坏事。尤其是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这至少为你提供一个研究主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