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这个时代的舆论场，注定属于董明珠这样的弄潮儿。 前段时间，刚把格力专卖店改成“董明珠健康家”，引起巨大讨论，这几天，董明珠又用一番半夜通知论，抢占了观众的眼球。 董明珠在与俞敏洪的对谈视频中，自曝自己经常半夜发通知： “半夜三点钟我醒了，我就要研究公司，我想好了，马上就要发通知。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夜里给他们东西，他们早晨一看，哇，昨天晚上又有通知。” 俞敏洪说：“每次发个通知，把你的员工会都会吓得心惊胆颤的，老总怎么到现在还不睡觉？” 没想到，董明珠说：“不会，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网络图片 看着董明珠轻描淡写地把凌晨三点发工作指令说成工作热情，我只觉得背后发凉。心疼格力员工三秒，并决定以后买美的，没别的原因，单纯不忍心看格力的员工那么累。 看到网上有格力员工爆料，经常凌晨被微信轰炸，50条消息起步，第二天不执行还要被骂“不敬业”；周末团建必须秒回消息，否则会扣绩效；收到凌晨两点发的会议纪要，要求早晨六点前反馈…… 新闻一出，有人嘲讽“建议董小姐先给员工配股再谈24小时待命”，也有人质问“谁能给老板普及普及劳动法”，毕竟大家签的只是8小时合同，而不是24小时的卖身契。 董明珠张口闭口“大家都用这样的热情”，可她口中的“大家”拿着普通员工的工资，操的却是股东的心。 她要是真能把赚到钱分给大家，员工或许还能安慰自己“看在钱的份上忍了”，但现实是，打工人既分不到股权红利，还要承受半夜被工作支配的恐惧，这样的权责倒挂，才是最讽刺的。 更讽刺的是，当俞敏洪调侃“员工会被吓到”时，董明珠竟理直气壮问：“大家（如果）都是用这样的热情，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合着企业成败的大旗非得用员工的睡眠时间来缝制？ 这种把个人奋斗逻辑，强行套在员工身上的做法，本质上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无耻侵占。 毕竟工作手机一响，打工人哪敢装睡，可董老板们永远不会懂，凌晨三点的消息提示音，对普通人就是意味着心跳加速、失眠焦虑。亮哥我在上家公司作为内容负责人，听到微信响都头皮发麻，何况是普通员工？ 可怕的是，这样的老板绝非孤例。我相信，你我身边多少都会有这样的老板，从互联网大厂的“狼性文化”到中小企业的“家庭式管理”，多少管理者把压榨当美德，把越界当敬业？ 这些老板们总爱把“以司为家”挂在嘴边，可他们忘了员工不是签了卖身契的家奴——家里可不会在凌晨三点布置任务，更不会把“随叫随到”写进家规。 更可怕的是，当这类管理者用“奋斗”包装剥削时，连社会舆论都会出现分裂： 有人捧臭脚说“这是敬业精神，也是老板成功的关键”，却看不见多少年轻人因此患上消息恐惧症，连手机震动都成了心理阴影的触发开关。 说到底，这类老板的可怕不在于凌晨三点发通知，而在于他们永远理直气壮地把人当工具。 董明珠可以炫耀自家别墅摆满格力电器，可以豪言“已经找到三四个接班人”，但这些光鲜背后，是无数普通员工在深夜里盯着刺眼的手机屏幕，是打工人在生活与工作的夹缝中艰难喘息。 当管理者把“敬业”异化成无休止的侵占，把“责任心”扭曲成随时的待命，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正在摧毁最基本的职场伦理。 一个连员工睡眠时间都随意践踏的企业，又有什么资格谈“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好”？ 当老板们陶醉在自己的“事业激情”里时，也该有人问问： 如果一家企业要靠榨干员工的生活才能运转，这样的成功，真的值得骄傲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日前，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与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直播受访时，三次提到“六四”对他创业的影响，导致俞敏洪的直播间被短暂封禁。 综合媒体报导，吉利汽车为推广新车，董事长李书福3月28日邀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在吉利集团旗下台州卫星工厂为新车作直播宣传。 网传视频显示，李书福向俞敏洪谈及当年创业的心路历程，过程中多次提及中共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学运的“六四”事件。 李书福说，当年他创建的电冰箱厂，是他创办企业的第一桶金，“（当时）我们没有国家的定点（定点生产批文），也就是我们不能生产，‘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 我们的政府什么都行俞敏洪采访吉利董事长李书福pic.twitter.com/KhZNfeDNqS — 推民快报⚡️ (@TCitizenExpress) March 28, 2024 “因为‘六四’之前，我们电冰箱的牌子叫‘北极花’。青岛有一个国营电冰箱厂，品牌叫‘六月雪’，他们的成本太高，质量技术也不行，所以他让我们帮忙生产，就是贴牌生产。”李书福说，“但是，‘六四’发生以后，这一切都停止了。工厂停以后全部都送给政府了。” 俞敏洪问：“现在这个电冰箱厂还在吗？”李书福脱口而出，“政府拿走了，他搞不好的嘛！”似乎未意识到两人正在直播。俞敏洪立马说：“你这话说得太直白了，我们政府什么都能搞好。”然后两人尴尬地笑了。 李书福的侃侃而谈，一度造成俞敏洪的直播间被短暂封禁，再度引起“李佳琦悖论”现象，网民纷纷询问“直播为什么被封？”“他们没聊什么敏感内容啊”，然后就有其他网民开始介绍“六四”。 何谓“李佳琦悖论”现象？ 近2年前，大陆知名电商主播、“口红一哥”李佳琦，在“六四”事件敏感日的前夕（2022年6月3日），直播秀出一款看似“坦克”的冰淇淋蛋糕，结果直播立刻被中断，其人也消失于公众视野三个多月。 李佳琦那次直播被封杀，反而引起年轻网民探寻“六四”真相的热潮，还有网路公司为了避免“触雷”，特意在内部“科普六四”，相当于为“六四”做了一次大规模宣传。 该事件催生了“李佳琦悖论”之说，亦即“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
新东方转型之后，突然火了。从教书育人到直播带货，中间不忘一些本色的出演，让大家都感慨万千，愿意为了这份情怀买单。有朋友和我讨论这个，虽然我是一个从来不看直播带货的大叔，但我绝对赞赏。只是，更多感到的是心酸和无奈。 读书人转型商贾这件事，并不新鲜。在孔子门下的弟子中，直播带货能力最强的是端木赐（也就是子贡）。他不仅思辨、口才出众，在政坛和外交领域建树颇多；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在曹国、鲁国之间带货，风生水起成为巨富。孔子虽然一心布道，但是也十分欣赏端木赐，夸他是“瑚琏之器”，评价很高。而且孔子自己也认为，只要是取之有道，君子求财很有必要，“富而有礼”才是王道。 但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最为欣赏的弟子，却是穷得叮当响“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孔子将其视为自己衣钵的传人，公开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一个认为君子也应该追求财富的老师，一个高度肯定自己学生经商致富的传道者，又为什么把安贫乐道的弟子看得最为重要？这矛盾吗？ 这其实不矛盾，恰恰可以看出，孔子心中，读书人的世俗追求和终极使命是不同的。为了生活，追求利益是应该的；但这种事情谁都可以干，唯有读书人，应该干世人不能干或者不愿干的，把自己的目标放得更高更远。这是他喜欢端木赐，但更推崇颜回的根本原因。如果孔子也能直播带货，我相信他也是愿意干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可能和罗永浩差不多，赚了钱还了债就会转身又去追求自己的“道”——因为那才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定下的终极目标。 新东方的老师们都走向直播间，这对于新东方或者老师们自己，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事，饿死了什么都是白搭，好好的活下去才有谈论未来的资格。但是这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行业持续火爆，各行各业的才俊包括教书育人的老师都要挤进去谋食的时候，这能算好事吗？ 直播带货能够带出一个苹果、谷歌或者特斯拉吗？即便矢志不渝的夹杂一点教书育人的情怀，能够带出一批社会栋梁或者诺贝尔奖吗？ 我更希望老师们站在讲台上，堂堂正正的教授我们英语，而不是欲言又止的市场叫卖。马斯克如果活在中国，当然也可以凭借巨大的人气带货，甚至也可以顺便给我们讲讲火星梦或者火箭回收，但可以肯定，他去研究星链或者龙飞船，对于本人甚至人类的意义远大于此。 我相信在新东方老师的眼泪之中，也肯定包含这样的感慨。即便教书育人可能不能为他们带来直播带货这样的收益和名气，但是那才是一个老师真正的使命。这个国家，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的网红从来不缺，今日火爆全网明日销声匿迹的也屡见不鲜，始终有人愿意干这个理所当然，但是大家都要争着干这个、而且只能干这个就很不正常。用国人特别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造导弹的争着去卖茶叶蛋，行业虽无高下之分，但是行为本身却凸显一个社会的深层病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各种各样的直播开始充斥国人的思辨空间。书可以不读，直播却不能不看。直播这个行当何以在今天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日常必须，恐怕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它清晰的带着某些社会的病态痕迹是毋庸置疑的。追求娱乐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征之一，但是全民追求娱乐化，还是极为单一肤浅的娱乐化，这就是问题。 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的转型，很多人都在叫好。其实前景恐怕也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在十几天前，直播一哥就莫名其妙的翻了车，至今都没有消息。在一个充满暗礁的大环境中，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越简单越没有技术含量的越危险。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何时何地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一个习惯性的举动，就可能导致触礁沉没。 卖东西谁都能卖，但是传道受业，却不是谁都能干。一个立身于教育的机构的价值，如果转投于直播带货，那么她的命运，也和其他的带货机构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大环境决定的。正如读者诸君看我的文章，风花雪月当然我也能写，而且也不会写得太差，但是如果沦落到了那一步，恐怕对于读者和我，都是末路。 当然，我绝不是唱衰新东方。相反，在断臂求生的时候，有所取舍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个中的苦衷和不可抗拒的原因，我们都懂。但我还是希望，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无奈之举，视为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义或者必由之路。老师们站在属于自己的讲台，远比站在直播间更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单纯依靠销售模式就能崛起或者屹立于世界的。从来没有。 孔子如果也带货，我并不失望；但如果孔子只能带货，那么不管是孔子的眼泪还是我们的眼泪，都是白流。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前几天，《经济日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友情建议”俞敏洪老师不要直播，不要从一个赚快钱的赛道转到另一个赚快钱的赛道，这种示范作用不好。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诶，谆谆教诲。 一个媒体记者指导一个久经市场考验遭遇突发变故仍能坚强应对的企业家，您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这样不好，不如这样，您觉得呢…… 全文如下，可看可不看。我反正是忍不住看完了。感觉别有一番精彩。 网络图片 俞敏洪老师特别狠，第一时间就出来对记者表示感谢，感谢感谢，学到了很多。并斗胆提出一点小意见。俞敏洪老师对记者这个“挣快钱”的说法不同意，大意是说，误会了，教育行业谈不上是挣快钱，直播也没那么容易。 整个事件是如此荒谬到让人觉得冷笑都费力气。教育行业遭遇变故，那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相关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是哪儿来的底气去点评人家俞敏洪搞直播？用个网络流行语是，做个人吧。 这篇文章非常之轻佻，处处是偏见，并且一丁点的基础常识都没有。 都知道纸媒衰落，确实不知道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真是“好家伙”！ 简单说，无论是市场层面还是监管层面，俞敏洪都需要自己面对，做得好赚钱，皆大欢喜，做不好，亏了，也没浪费别人一分钱。现在搞直播的人比逛街的人还多，真以为谁都能赚到钱呢。再说，这不是人家的机会吗，亏了让你掏钱了吗？一个事业编的蠢货为何有脸扯那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有人被推到河里正在拼命挣扎要活下来，《经济日报》的记者在岸上说，瞧瞧这姿势，不对啊。你看哈，手脚不太协调呢，说你呢老俞，动作都变形啦！这不够优雅！ 这篇文章最混淆视听的偏见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快钱”。 “快钱”这个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是商人的贪婪和短视，说得再难听一点，能捞一天是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所以“快钱”在日常语境里一个贬义词。说谁赚快钱，几乎等同于骂人。 那么什么叫“挣快钱”呢，什么又叫“挣慢钱”，日进几金算快？没有人能回答得上来。因此所谓的“赚快钱”跟赚到的金额无关，是一种心态和业务模式。而且包括这位记者在内的很多人估计都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这么说吧，资本投入越大，周期越长的，赚的其实是慢钱，比如教育行业。干活就有钱拿的，就是赚快钱，比如送快递，送外卖。 有哪些媒体记者会说外卖员和快递员赚的是快钱呢？不会的，在这些擅装良知逼的逼逼们眼里，这是要团结和拥抱的“底层人民”，怎么能说他们赚快钱呢。讨厌。当然，主要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赚快钱”这三个字的时候在说什么，就如同他们在使用“资本”两个字的时候的无脑抡。管他呢，这些词伦出去就有群众欢呼，还感觉自己特深刻，思考的都是资本层面的事情了，为何不呢。 为什么不少企业家更热衷于赚快钱，其实我在曾经一篇写莆田系医院的文章说过了。没别的，因为预期。也没啥需要补充的了，今年的教育行业已经贡献了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发现场。 长远是什么，如果经商环境变幻莫测，谁敢持续投入呢？实际上一个基础的商业常识是，通常来说长期持续的投入才是企业最大的护城河。大生意从来不就是一蹴而就，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资金投入。渠道和品牌也都是耗费数年深耕出来的。事实上有野心的企业和资本都想赚“慢钱”，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亚马逊了。根本不着急，即便有了赚钱能力也不着急。 说来也怪，贝佐斯咋想的呢，就敢这么不着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吴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