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暴雷

秋后“告状” 每年秋后，10月收了玉米，重新犁地种下麦子，农忙一过，河南省驻马店市后楼村村民刘喜珍就要上乡里，再到县里，一级一级地反映情况。和她一道的，通常还有村里几十位老人，年龄大都60岁往上了，个个面容愁苦，闷闷地坐在一旁，眼睛失神。 这件事老人们已经持续了7年，“政府门口的保安都眼熟我。”可年年没有结果。刘喜珍说，他们只是想讨回自己的养老钱。 7年前，村里老人的积蓄被尽数投入到一家基金会，说服他们投钱的是村里的信贷员，承诺的年利息为2%—5%不等。在2016年，这样的利率比银行高不了多少。后来据基金会的人说，钱被拿去投资郑州的养老公寓，但资金链很快断裂，不仅利息见不着，连本金也还不出来了。 刘喜珍62岁，出门见客时，她会特地换下沾满泥土的长靴和黑裤，换上白衬衣和卡其色风衣，淡淡扑一层粉，涂上口红，以示郑重。但一提起那笔消失的金钱，她的眼泪浸湿了好几张餐巾纸。 她在基金会里存了39万，是全村损失最多的。其中大部分是她和丈夫年轻时跑了一个又一个工地，挑水泥、搬砖、筛砂攒下来的，还有几万是儿子和女儿交给她的，一夕间，这个家的全部储蓄就像砂石落入混凝土，看不到一点踪迹。 她急得有一个星期吃不下饭，也喝不下水，晚上睡不着，就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转圈，眼睛发直，一句话不说。丈夫跟她说，那会儿都以为她要神经了。第二年，她就长了乳腺结节，得动手术。没过多久，甲状腺也生了病，需要开刀。医生一看她病历就问，你生什么窝囊气了吗？ 唯一幸运的是，丈夫和孩子们并不责怪她。在后楼村更多受害家庭里，把钱交出去的老人成了全家的罪人。一个70岁的老人存了29万，那是他在村里干保洁，一个月挣700块，加上43岁的儿子在全国各地搭建舞台，纯靠卖力气攒下的钱。因为这事，儿媳妇至今没再踏进过他家大门。“我就怪我自己。”他有些无措地搓着手。 另一个存了8万块的53岁大娘说，她和丈夫年轻时到广州的制衣厂打工，挣了钱回来盖房子，“剩下的全部积蓄都搁里头了。”钱没了之后，“我家掌柜的天天骂我，还打我。”她过去会还手，如今却不敢了，“那是我做错了。” 62岁的江桂芳也曾到信贷员家里询问，在得知钱没了那一刻，她脑袋嗡地一声，“啥念头也没了。”整个人浑浑噩噩，不小心从二楼平台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折了右腿，膝盖上至今留着一道泛白的疤痕。 丈夫破口大骂，从此不搁家待着，“每两年回来一次，待一星期就走。”15万里还有1万是93岁老父亲的养老钱，弟弟知道钱没了，将父亲往她家里一扔，也不再管了。 她翻着手里的一堆会员证，红外壳，底下烫金字“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如今在网上搜索，还能看到基金会的官方介绍：成立于2013年2月，是致力于为全省老年人提供爱心事业服务的公募基金会，登记机关及业务主管单位为河南省民政厅。 第一页填着会员信息、会员积分，一元等于一个积分，存一万就是一星会员，最高等级是五星。但除了名头，这些积分没有丝毫实际用处。会员证上加盖着基金会的公章，“你说俺咋分辨？”江桂芳抹着眼泪说。 每个人的家里都能翻出一堆相似的会员证，他们恨不得撕烂这红本本，可如今，这又是他们积蓄存在过的唯一证明。有人拿塑料袋装好，缠紧，仔细放进柜子，不必要不愿拿出来看，“看了糟心。”  信贷员之死 后楼村像油画里几笔抹出的模糊颜色，白色平房，红砖围墙，漆红或蓝的大门，门前是连绵的刚割完麦子的黄土地——刘喜珍时不时就能抬起手，指着其中一家，准确地报出他们的损失金额，还有因钱生长出的怨恨和争吵。 村里曾经统计过受害人数和金额，“差不多100来户，没了600多万。”刘喜珍说。每个人都会提到同一个名字——孙凯林，“就是相信他呀。”不止一位老人愤愤道。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相对落后的储蓄方式，这里没有银行网点，也不流行网上银行。留守的老人要么腿脚不便，要么三天两头在地里干活受伤，对他们来说，骑电动三轮车上乡里或县里的银行是个麻烦事。 穿梭在各个村子间的信贷员填补了需求，存钱、理财、贷款等等都能轻易解决。 后楼村的人都还记得那辆摩托和制服，“夏天是绿色短袖，冬天穿的大袄，邮局的，帅得很，成天骑个摩托。”老人口中的孙凯林40来岁，1米8高，白白胖胖，是邮政银行的一名信贷员，勤快、嘴甜，熟悉乡村的行事规则。 他总时不时地往村里各户人家跑，尤其是每年秋收后，买了玉米或收了小麦，还有过年时，外出打工的都陆续回来了，家家户户手里都有些闲钱，他总会主动上门，帮忙办理存款业务，“根本不用跑去镇上存。”取钱也方便，刘喜珍说，“打个电话，说取多少多少，他骑个摩托就给你送过来了。” 村里老人大多习惯使用现金，一位随叫随到的信贷员很难不赢得大家的喜爱。一位80多岁的老太，每次做了好吃的，遇到孙凯林上门，总会特地给他留上一份。老太在他那里存了8万块。 更让村民感到信任的是，上一任信贷员是孙凯林的父亲。“他爹做事没得挑。”刘喜珍说，付存款利息时，他爹从不迟到，“1毛都保证给你送回来。”孙凯林的父亲干了一辈子，没出过一点差错，每笔账记得清清楚楚。后来老信贷员退休，孙凯林接了班。 孙凯林给刘喜珍的利率是2%，存期一年，同时告诉她，钱存在基金会里还能当人身意外保险使。刘喜珍想着，家人还在外头打工，这也能作为一个保障，其中几本会员证，她特地用丈夫和儿女的名义登记上了。 然而存期还没满，信贷员孙凯林却毫无预兆地死在一个值夜班的晚上。 或许是为了心里好受点，村里许多老人认为，孙凯林可能是心里有愧，自杀的，但其实没人能确认这一事实。有村民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上邮政银行，第二天上班的员工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找来钥匙一打开，他已经死在单位了。 家属对外称其因病死亡。在刘喜珍看来，自杀才符合事情发展的规律，“那么多钱，他兜不住了，压力肯定大哩！” 有人甚至是在孙凯林死后，才知道自己的钱没存进邮政银行，而是被私自挪进了基金会。当时，存款条都是手写的，说年后再补机打的。“太相信他了啊。”一位家里被骗了29万的人说。 出事后，刘喜珍也到孙家询问，孙凯林的妻子刘丽拿出一沓红皮会员证，信誓旦旦跟她保证，“姨，没事，大家的本都在这呢。”会员证上登记的实际经办人也是刘丽，她说，“我掌柜的死了，我还在呢。” 刘喜珍说，那天她见到孙家的大床下露出一个提包，“都是钱。”但听了刘丽的解释后，刘喜珍不好意思再继续要钱，“我还是好面子，不好撕破脸。”每次想起这事，她总忍不住扇自己几个耳光。 消失的办事处主任 在广大偏远的基层农村，孙凯林这样熟知每家经济情况的信贷员是最末梢和关键的一环，后楼村的遭遇也并非孤例。 河南西峡县检察院在2022年曾发布通报，2013至2020年5月，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在全省非法吸收群众存款1.9亿元。而吸收存款的方式甚至并不复杂，挑选那些本来就拥有高信用度的人，在县城、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人情最重也最好用。 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于2013年成立，此后在省内各个县市设立办事处，据南方周末报道，基金会至少设立了18个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多是县城退休干部。 65岁的高奇是河南周口市商水县的一名会员，他介绍，商水县办事处主任曾经当过乡里的党委书记，“人挺实在。”主任有时会组织饭局，高奇就是在一次饭局里听到基金会的介绍，“说是慈善基金会，民政厅批的，为老人服务，要建养老公寓，而且利息比银行高一点。” 高奇陆续存了20来万。他后来也索性加入基金会，帮忙揽收群众存款。在办事处里，高奇这样的角色被称为“义工”。高奇说，前几年利息兑付一直没问题，“到2021年总部说没钱了。”据他所知，商水县办事处主任也没拿回自己存款，今年7月还带着其他“义工”写联名信。 仅商水县涉及的存款就有4000多万。高奇说，存款的人甚至包括县银行原副行长，原民政局局长，“你说我们骗人吗？我们也受害啊。” 一份公开的判决书显示，基金会曾在驻马店市确山县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招聘了四名确山县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拉存款，其中一位供述，“我吸收了大概二百多人、六百五十万左右。大都是我老家的群众，他们投资三五万至十几万不等。” 每吸收一万元资金，信贷员会得到二百元的利息差，也是劳务费。确山县办事处主任供述，将近一年时间，“我总共获得的收益有几十万元。” 也是在这份判决书里，该主任提到，2015年10月，“基金会资金断裂，无法兑付群众本金及利息。”这是最早暴露的受害地区之一。但在2016年，后楼村的村民们还被劝说着将钱存入基金会。 直到2020年，河南省民政厅将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2年开始，各地公安局对县级“老基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立案调查。 刘喜珍更想知道的是钱去哪了？过去县里曾安排人陪他们到郑州，找基金会总部的人协商。她得到的答案是，钱被投入建设郑州的一处老年公寓了。 多份刑事判决书大致记录了这些金钱的去向。根据一位赵姓证人供述：老基会与一家名为河南省合融养老产业集团的公司关系密切，“我是合融公司的董事长。河南省老年文化事业发展基金会是合融公司的合作伙伴，合融公司是基金会的用款公司。” 据供述，基金会募集的资金通过合融公司投资到河南新乡、焦作、商丘等地的城乡改造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其中投资最大的是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老年公寓，这一项目曾经作为标杆登上过当地新闻报纸、网站。 但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判决书中提到，从2015年开始，“房产没有销售出去，资金还没收回来，我们的资金链又出现断裂。”而老年公寓从2016年立项，但一直到2019年才正式开建。之后也并不顺利，河南省民政厅曾在2022年回复刘喜珍一份信访处理意见书，其中提到，“该基金会报告，航空港区养老院项目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影响，项目运行困难。” 这几乎可以表示他们手上的还款方案成了废纸。刘喜珍说，2018年，基金会用车抵消了部分存款，她被迫接受了一辆市价12万多的小汽车，“说给我顶23万。”但很快，车也不够了，还有400来万存款还不上，基金会又和后楼村村民签订了养老公寓的使用权回购合同，明确三年后合融公司会按市价从村民手中回购公寓，用于还款，“到2021年就完全没动静了。” 种子与苗 刘喜珍不懂背后的各种纠葛利益，只知道钱是从信贷员孙凯林妻子刘丽手上流出去的，“只要能找到刘丽，问出钱给谁了，给到哪了，这个钱就好要。” 她堵到过两回刘丽。第一次是大年三十，孙凯林去世没几个月，刘丽还回村里过年，刘喜珍和村里十几号人堵在了她家门口。民警过来调解，不了了之。 第二次，刘喜珍打了刷在墙上的要账公司电话，对方跟了三天，在医院堵住了探望公公的刘丽。最后又闹到派出所，刘丽一句话不说，一头撞到墙上，被紧急送到医院。这之后，村里再没人见过刘丽。 刘喜珍曾经是村里最出风头的人，每晚会站最前面，领着女人们跳广场舞。现在她垂着头，认为自己“做错了”，再不去村里的活动了。 很多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出事前，他们不怎么跟子女商量钱的事。“我不敢跟儿子说，想留着养老呢，可是弄成这了。”刘喜珍压低声音，“儿子不知道我有多少钱，他跟我要，我就能少少地给。” 他们是被信息时代抛下的一群人。谈话中途，一位存了11万的65岁老人接了个电话，手机漏音，那是个银行推销电话，很明显的机械音。可他还是温和礼貌地说，“好，好，我这边还有点事。”机械音没有中断，继续说下去，他也耐心地听到最后才挂断。 村民们的“秋后告状”持续了7年，且还将继续下去，他们都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再挣一笔养老钱了。“我是6万，干了10年。”一位50岁的村民说。他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做玩具，一个月拿5000块工资。他要赡养80多岁的老人，儿子似乎有精神类疾病，他不能确认，他一直没时间，也没足够的钱带儿子看病。 前阵子种下小麦，刘喜珍的丈夫揣了200块上驻马店打工，丈夫已经65岁，很多工地已经不收他了，这回还是托了熟人关系。工期一个来月，能挣几千块钱，“差不多够我们俩过完年。”刘喜珍一身病，每晚得喝两碗药才能睡觉，前段时间还摔伤了胳膊，已经没法出门打工了。 56岁的齐大娘催促着刘喜珍，尽快再去一趟乡里，问问钱的下落。这几天地里干旱，大家都在忙着给麦种浇水，齐大娘不在意。她说，地里不浇水，种子可能出得不好，但只要种了下去，怎么都能出苗，来年都能看到收成。 但家里那笔至今看不到踪影的积蓄不一样，她生怕再等，讨回钱的希望就更少一分。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