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浙江宁波5个月大的女婴洛熙因微创手术去世，由于整个事件充满疑点，引发大众关注。据悉，洛熙并不是其主刀医生第一个因做微创手术而去世的婴孩。事发至今已经超过1周，虽然有很多网友持续声援，但直到目前，官方和医院也未给出任何说法。 11月17日，洛熙的母亲邓蓉蓉在网上实名举报称，自己5个月大的女儿许洛熙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进行心脏微创手术及离世的详细经过，并对女儿的手术过程、医生提出质疑。她的遭遇引发舆论关注，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榜首。 邓蓉蓉称，女儿洛熙是早产儿，只有5个月，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进行常规检查时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但女儿发育正常、无心衰迹象，也无急症指征。她本想等女儿大一大，看看能否自愈，再决定是否治疗。但是心脏科主任陈君贤却称，女儿这种情况“自愈概率低”，建议立即进行微创手术。还称手术不难，风险很低，只有1/200，时间不长，只需2.5～3个小时。 邓蓉蓉表示，在医生的建议下，邓蓉蓉决定给女儿做手术。11月14日上午7点48分，洛熙被推进手术室，9点25分开始手术，16点37分结束。全麻时间长达7个小时12分钟，从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到手术结束，总时长高达9个小时。她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再三询问医生护士，手术如何，但被告之一切都好。 孩子被推出来时，“全身发紫、眼角含泪、插满管子”。但医生却坚称“手术成功”。邓蓉蓉说，当时她就觉得孩子危险了，于是要求请上海专家过来支援，医院答应了，但最终医院并未兑现承诺。孩子在当天晚上去世。死亡通知书显示，孩子的死亡时间是22:03，但在21:08分，其病历仍显示“生命体征平稳”。 邓蓉蓉及家人质疑孩子的死因，要求观看手术及治疗视频，但医院告知没有。 邓蓉蓉质问医院，为什么在孩子手术前，医生告之家属的手术风险信息和实际完全不符？为何2-3个小时的手术，会延长至7、8个小时，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知情者称，邓蓉蓉及家人表示，如果医生早告诉他们手术的时间长达7、8个小时，他们决不会让孩子做手术。 由于医院一直没有给出说法，邓蓉蓉选择将事件曝光，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及支援。 在舆论的压力下，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在11月17日回应，院方已对医生陈某某进行调查，并称目前陈某某已被停诊，将配合患者家属依法维权，如果涉事医生确实存在医疗过错，将根据相关鉴定结果依法处置，并承担相关后果。 有知情者称，家属不要任何赔偿，一分钱也不要，其唯一的诉求就是要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与主治医生陈贤君公开手术监控与病例资料、承认自己的过失、给家属道歉。至此以后，陈贤君不要再当医生祸害他人了，不要让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事件发酵后，有网友称涉事医生陈贤君并非初犯，洛熙是第三个受害宝宝。还称在今年6月，陈贤君曾被举报治死过一个1岁大的婴儿，不过，院方将此事“压下来了”。 据网易报导，有媒体联系到受害婴儿的母亲贺女士，她称，今年6月4日，她的13个月的孩子被诊断为动脉导管未闭，在陈贤君的主刀下，做胸腔镜下结扎术。在手术前，医生告诉她，这只是一个小手术，成功率高达99%，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在听到医生的介绍后，她和孩子的父亲才放心签字。 手术当天，孩子在8:30分被推进手术室，直到15:30分手术才结束，整个时间超过7小时。手术后，孩子情况不好，在傍晚18:38分宣告死亡。 贺女士质疑，五个月内接连出事，说明院方根本就没有重视。她呼吁相关部门彻查，为两个不幸夭折的孩子讨公道，同时避免更多的孩子重蹈覆辙。
9月22日，广州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血案。骨科主任医生被人捅了十几刀，跟诊的两名实习医生也受到波及被捅伤。目前，嫌犯已被抓捕。但因为网络管制，大量相关帖文被删除，引发不满。 广东中医学院附一院的一名学生称，老师是医院的骨科主任，名叫王海彬，同时也是学校的老师，人品挺不错的。他被一名患者砍了二十多刀，现在生死未卜，还有两名跟诊的学生也被砍伤。学生应该伤得不重，而老师还在抢救之中。患者动手的原因是，他觉得手术后的效果不理想。 事件发生后，多位网友将相关信息上传网络。其中一位医生在帖中称，涉事患者进门后，就把门给反锁了。按住医生直接砍。除此之外，还把诊室里的一个本科生、一个研究生、及一个患者一起砍了。 这位医生强调，这就是故意杀人，不能简单说成医闹，用大事化小来处理，医疗人员在医院甚至不如普通人走在大街上被砍值钱。他说，“医疗行业一再降薪，内要面对医保，外要防范患者，每次被砍的都是好医生，这个主任我虽然不认识，但周围的人认识，都说这个主任的人和科研都挺好的。我国医疗环境真是一言难尽。” 不过，该消息遭到当局管制，相关帖文被删除，引发医护人员和医学院学生的不满与议论。有医护人员公开表示，你越删、我越发。 有自称医生的网友在评论区称，最早披露这个消息的医生发的帖子连带社交媒体上的数千评论全部被清干净了。他说，中午时还看到了这个帖子，一会就没有了。 当天晚上，中国新闻周刊发布消息称，有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称，“王医生身上有多处伤口，‘受伤很重’，行凶者已被抓捕。” 据医院官网显示，王海彬，1971年出生，博士生导师，教授，从医30余年，是广东省首位中医骨科博士后，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全国重点学科骨科实验室主任。 近年，大陆频频发生患者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比如，今年4月28日，天津医院河西院区发生血案，一名男子持刀袭击六名医护人员，导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
根据一项新提案，对患者收取过高费用的专科医生将被剥夺医保资金（Medicare），并被公开点名批评，以确保澳人能够获得急需的医疗服务。 根据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一份新报告，每10名患者中有1人每年支付近600澳元的费用给专科医生，自2010年以来，这些费用在实际价值上已涨73%。 精神病学、内分泌学、心脏病学和儿科的初次专科咨询平均自付费用最高，这些专科医生的收费是医保费率的三倍多。 这些费用导致约190万澳人推迟或放弃必要的医疗服务，导致漏诊和可避免的痛苦，这给本已紧张的医院带来更大的压力。 报告主要作者布雷登（Peter Breadon）表示，数百万需要看专科医生的患者要么支付高额费用，要么等待太久才能获得医疗服务。 “专科医疗体系已失灵，澳洲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正在为此买单。”他说，“若不采取行动，随着澳洲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负担加重，费用和等待时间只会进一步恶化。” 为确保民众能获得所需医疗服务，格拉坦研究所提出五点计划，呼吁政府停止向收取过高费用的专科医生提供医保资金，并公开其名单。 该举措预计每年可为纳税人节省高达1.7亿澳元，格拉坦研究所呼吁消费者监管机构对专科医生的费用和收费展开调查。
4月28日傍晚，天津医院（原天津骨科医院）发生血案。一名患者持刀无差别袭击医护人员，6人被刺，其中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目前该案件被官方严密封锁，引发公众不满。有民众直言“越压越传”。 据悉，该名患者是在傍晚时分带刀潜入天津医院，他绕过安检，闯入骨科病区行凶。 知情人王强（化名）透露，当时一共有6位医护人员遇袭，其中一位医生的头骨被劈开，深度有四五厘米，另一位医护人员的腹部被一通乱刺，现场非常混乱。” 王强称，行凶者见人就捅，伤亡惨重。保安在行凶者亮刀后迅速逃离，最终是带罪犯到医院的特警出面将其制服。 其中一名遇难者是44岁的骆巍，根据公开资料，骆巍是天津市天津医院数字骨科技术临床应用中心党支部书记、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据称，其中一名受害医生腹部受创严重，无法止血，只能到天津多家医院紧急调用A型血，以致天津血库A型血告急，多家医院与A型血有关的手术全部暂停。天津多所医院，包括天津一中心医院、总医院及三中心医院在内的医护人员紧急赶赴天津医院支援。 对于保安未能阻止行凶，王强表达理解，但同时予以批评。他说，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谁愿意拿命去拼？但至少可以报警或组织防护应对吧！ 王强还提到，事发后，相关信息被迅速封锁，很多发布相关信息的公众号，被要求删除相关内容。但他称，现场目击者众多，加上事件的恶性程度极高，想封也封不住。 4月29日，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封锁信息一事并非医院所为，而是中共当局（包括现场卫健委人员）直接下令不许对外发布，疑似与即将在天津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有关。 据悉，中国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于今年秋季在天津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筹备工作自3月13日开始，由天津市主要领导主持。 尽管事件被严密封锁，但社交平台上的悼念声仍不断涌现。不少网友通过点蜡烛、发黄花等方式表达哀思，但相关内容很快就会被删除。 有天津影视博主仅用“真的痛心”配图，就被平台封禁账号。有博文只发了一句“天津医院发生了什么？为何微博热搜如此异常？”即被下架。 为了绕开审查，网友们通过变换措辞继续发声。例如，有人将“天津医院”改称为“天津反帝医院”，以此规避敏感词，获得不少点赞。有网友戏称，“我刚出门就听见俩老大爷在路口讨论这事，真是越压，就传得越广。” 医生群体对该事反应强烈。辽宁一位医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热搜没了，弱弱地问一句，天津医院砍人的事你们知道吗？”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大力不爱玩”发文质问：“谁来保护医生？他们又是谁的丈夫、妻子、孩子？”还有一名医生的女友透露，警方已前往各大医院取证，每家医院都被记录。 虽然有很多医护人员对该事件表达震惊与愤怒，但也有部分患者在留言中透露自己对医院的不满，认为行凶者可能是“被逼到极点”。 一位署名“霖霖”的患者称，自己也曾在该院骨科接受髋关节手术，花费高达20万元，术前医生承诺“一个月能走，三四个月能恢复如常”，但手术后连基本的行走都困难，最终瘫痪。 另一位孙先生表示，2018年其妻在该院接受腰椎微创手术，术后复发两次，医院建议再做开放性手术，最终选择保守治疗才恢复健康。他还批评该院安排混乱，“假期让病人回家，等上班再住院。” 王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不同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同，有人花20万治不好也不会走极端，那是因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对一些人来说，几万就是全部，甚至是最后一根稻草。 王强推测行凶者可能长期失业、无收入、精神长期受压。他说，“他可能是豁出去了，不打算活，才会下如此狠手。但医生何其无辜？他招谁惹谁了？” 不少网友在讨论中指出，中国医保制度存在严重短板，激化患者与医护之间的矛盾。有声音呼吁社会正视问题，理解医生并非故意失职，治疗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但也有人提出改革建议，比如设立“医患双向黑名单”机制，允许医生和患者都拥有选择权，以减少不信任与误解，建立更健康的医患关系，避免悲剧发生。
由于无力承担完成学业所需的无偿实习费用，数以千计的医学生正面临饥饿和无家可归。在政府努力应对医疗劳动力危机的同时，许多学生因贫困而不得不辍学。 全国范围的学生联盟，包括学习心理学、物理治疗学和药学的学生，将发起一项运动，要求政府提供财政支持。 2024 年 5 月，联邦政府宣布将为从事无薪实习的教学、社会工作、护理和助产学生设立联邦实习补助金（Commonwealth Prac Payment）。从 7 月起，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实习期间每周可获得 319.50 澳元的补助，该补助以澳大利亚学生奖学金（Austudy）的单笔补助为基准。 但是，新成立的医疗专业学生联盟（Health Students Alliance）指责政府忽视了其所代表的数以万计的药剂学、物理治疗、心理学和其他联合医疗专业学生所面临的困境。 据《信使邮报》报导，医疗保健专业的学生面临着长达 1000 小时的无薪实习，几乎不可能在学习的同时兼顾有偿工作。 最新的 REA 集团市场洞察报告显示，昆州各地的房租已经飙升。 布里斯班和其他地区的房租中位数为每周 630 澳元。 购买房产的成本也在飙升，Propertyology 的分析预计，今年布里斯班的房价将再飙升 10%，而在汤斯维尔（Townsville）等一些地区，房价可能再增长 30%。
由于无力承担完成学业所需的无偿实习费用，数以千计的医学生正面临饥饿和无家可归。在政府努力应对医疗劳动力危机的同时，许多学生因贫困而不得不辍学。 全国范围的学生联盟，包括学习心理学、物理治疗学和药学的学生，将发起一项运动，要求政府提供财政支持。 2024 年 5 月，联邦政府宣布将为从事无薪实习的教学、社会工作、护理和助产学生设立联邦实习补助金（Commonwealth Prac Payment）。从 7 月起，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实习期间每周可获得 319.50 澳元的补助，该补助以澳大利亚学生奖学金（Austudy）的单笔补助为基准。 但是，新成立的医疗专业学生联盟（Health Students Alliance）指责政府忽视了其所代表的数以万计的药剂学、物理治疗、心理学和其他联合医疗专业学生所面临的困境。 据《信使邮报》报导，医疗保健专业的学生面临着长达 1000 小时的无薪实习，几乎不可能在学习的同时兼顾有偿工作。 最新的 REA 集团市场洞察报告显示，昆州各地的房租已经飙升。 布里斯班和其他地区的房租中位数为每周 630 澳元。 购买房产的成本也在飙升，Propertyology 的分析预计，今年布里斯班的房价将再飙升 10%，而在汤斯维尔（Townsville）等一些地区，房价可能再增长 30%。
近年来，中国医改政策在医生薪酬和医院收入方面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多地三甲医院医生的薪资普遍下降，引发了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关注与担忧。近期，广州、深圳等地的三甲医院传出医生绩效工资显著下调，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分析指出，经济下行与医改压力的双重夹击，让中国医疗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医生降薪引热议：绩效奖金大幅缩水 近期，中国南方包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被曝出降薪问题。据中国《财新周刊》报道，深圳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透露，“降薪从今年8月就已经开始，绩效工资降低了50%”。这名医生表示，他们医院主要就靠绩效收入，他说，“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都被扣完了”。据报道，另一家深圳市三甲医院医生则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明年起降低绩效工资，但未明确降薪幅度。 所谓三甲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的简称，是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三级六等”的等级划分中最高等级的医院，代表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质量的顶尖水平。 此外，有来自广东的内科主治医生日前在网上发帖，对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为46万585人民币，而2024年则降至26万2316人民币，收入减少近20万人民币。在评论区也有多名医生纷纷反映薪资下降的情况，称绩效奖金普遍下调了30%至50%。 微博网民“行走中的伍玲玲”发帖称自己在广西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看病，他表示：“医生都在跟我发牢骚，说今年已经降薪了，明年还会断崖式下跌，都不知怎么过？” 医院降薪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南部城市，北京同仁医院去年就曾爆出医生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从1.5万元腰斩到7000元，降幅达50%。 医学信息平台康迅网2023年6月发起的一项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5%的中国医务人员所在医院已调整薪资比例，而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绩效奖金部分，对收入依赖绩效的医生群体影响尤为显著。 医改强调“公益性”导向 医生面临减薪挑战 2016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今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个结构调整”，要公立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导向，缩小公立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调整不同专业和科室间的薪酬待遇差距问题，并提高固定收入在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的比例。 不过追本溯源，导致当前相对高薪的医生薪酬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中共自2012年启动的“三明医改”密不可分。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切断了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压缩了医生的“灰色收入”。随后“三明医改”经验在全中国迅速推行。 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津贴补贴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大致为3:7或4:6。由此可见，医疗改革确实会造成医师的薪酬大幅减少。 专家忧医疗质量与人力短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洪子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改革中的“药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依赖药品销售加成获取收入的模式，减少了医院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医生通过开药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结构调整”更强调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层和一线医师倾斜，导致管理层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医师收入下降。 此外“控制过度医疗收入”政策减少了高价检查、过度治疗和非必要手术，使医生的收入不再过度依赖这些项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转向固定工资和服务质量为主的薪酬结构。尽管固定工资有所提高，但绩效奖金比例降低，这可能使一些未能适应新考核体系的医生，因绩效不佳或未调整工作方式，导致收入减少。 但洪子仁认为，医师减薪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还对病患和整体医疗行业带来挑战，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对从事医疗行业的兴趣，长期下来可能引发医疗人力短缺，并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构成威胁。 “长远来看，当然也会担心医疗的品质，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照顾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会不充足。总体来看，也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医疗卫生的指标，像是平均余命、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他说。 洪子仁认为，解决医生减薪问题需要从薪资制度改革和财政支持入手。他建议优化薪资架构，将医生收入与诊断、技术能力挂钩，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以减轻医院的财务压力。“毕竟医护人员有适当的薪资待遇，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医疗的行业，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跟健康。”他说。 医改压力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影响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薪资下降的问题，不仅与医疗改革政策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联。 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正在急剧缩减，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自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非必要支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医院运营愈发依赖自有收入。他表示，这样的经济背景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医师减薪，并非仅限于广州、深圳等地。 他还表示，尽管中共中央提出“医疗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支持。“目前我们看来，中共对于所谓的医疗公益性导向的改革，和医疗品质的持续性之间，似乎没有取得平衡，未来如何取得平衡可能还是必须要长期计议。” 医改如何走向平衡？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医疗系统“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医生待遇、患者利益与医疗质量，是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虞平告诉美国之音，在探讨中国医改制度对医生薪资的影响时，还需关注经济下行可能导致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压力使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选择不再前往大城市就医，而是改为在当地接受简单治疗或放弃治疗。这一变化如果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选择，政府就需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虞平说：“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导致人们有大病不再向医院求医，或者不再向中心医院去求医的话，当然政府就应该要花一些财政的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人间的惨剧了。”
近年来，中国医改政策在医生薪酬和医院收入方面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多地三甲医院医生的薪资普遍下降，引发了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关注与担忧。近期，广州、深圳等地的三甲医院传出医生绩效工资显著下调，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分析指出，经济下行与医改压力的双重夹击，让中国医疗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医生降薪引热议：绩效奖金大幅缩水 近期，中国南方包括广州、深圳等地的多家医院被曝出降薪问题。据中国《财新周刊》报道，深圳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透露，“降薪从今年8月就已经开始，绩效工资降低了50%”。这名医生表示，他们医院主要就靠绩效收入，他说，“基本工资每个月扣五险一金都被扣完了”。据报道，另一家深圳市三甲医院医生则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明年起降低绩效工资，但未明确降薪幅度。 所谓三甲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的简称，是中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中“三级六等”的等级划分中最高等级的医院，代表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质量的顶尖水平。 此外，有来自广东的内科主治医生日前在网上发帖，对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为46万585人民币，而2024年则降至26万2316人民币，收入减少近20万人民币。在评论区也有多名医生纷纷反映薪资下降的情况，称绩效奖金普遍下调了30%至50%。 微博网民“行走中的伍玲玲”发帖称自己在广西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看病，他表示：“医生都在跟我发牢骚，说今年已经降薪了，明年还会断崖式下跌，都不知怎么过？” 医院降薪的情况不仅仅限于南部城市，北京同仁医院去年就曾爆出医生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从1.5万元腰斩到7000元，降幅达50%。 医学信息平台康迅网2023年6月发起的一项投票调查结果显示，65%的中国医务人员所在医院已调整薪资比例，而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绩效奖金部分，对收入依赖绩效的医生群体影响尤为显著。 医改强调“公益性”导向 医生面临减薪挑战 2016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今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个结构调整”，要公立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导向，缩小公立一二三级医疗机构间的绩效工资水平差距，调整不同专业和科室间的薪酬待遇差距问题，并提高固定收入在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中的比例。 不过追本溯源，导致当前相对高薪的医生薪酬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中共自2012年启动的“三明医改”密不可分。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三明市医改的‘第一刀’挥向‘药品加成’切断了药品销售与医院收入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压缩了医生的“灰色收入”。随后“三明医改”经验在全中国迅速推行。 中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津贴补贴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的比例大致为3:7或4:6。由此可见，医疗改革确实会造成医师的薪酬大幅减少。 专家忧医疗质量与人力短缺 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行政副院长洪子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改革中的“药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医院依赖药品销售加成获取收入的模式，减少了医院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医生通过开药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结构调整”更强调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层和一线医师倾斜，导致管理层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医师收入下降。 此外“控制过度医疗收入”政策减少了高价检查、过度治疗和非必要手术，使医生的收入不再过度依赖这些项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转向固定工资和服务质量为主的薪酬结构。尽管固定工资有所提高，但绩效奖金比例降低，这可能使一些未能适应新考核体系的医生，因绩效不佳或未调整工作方式，导致收入减少。 但洪子仁认为，医师减薪不仅影响从业人员，还对病患和整体医疗行业带来挑战，这可能会降低年轻人对从事医疗行业的兴趣，长期下来可能引发医疗人力短缺，并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构成威胁。 “长远来看，当然也会担心医疗的品质，病人的安全以及医疗照顾的质量跟数量，是不是会不充足。总体来看，也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医疗卫生的指标，像是平均余命、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他说。 洪子仁认为，解决医生减薪问题需要从薪资制度改革和财政支持入手。他建议优化薪资架构，将医生收入与诊断、技术能力挂钩，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以减轻医院的财务压力。“毕竟医护人员有适当的薪资待遇，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医疗的行业，提供给全国的民众更好的医疗照顾跟健康。”他说。 医改压力与经济困境的双重影响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薪资下降的问题，不仅与医疗改革政策有关，也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联。 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正在急剧缩减，且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自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非必要支出，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逐步减少，医院运营愈发依赖自有收入。他表示，这样的经济背景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医师减薪，并非仅限于广州、深圳等地。 他还表示，尽管中共中央提出“医疗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债务压力严重限制了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支持。“目前我们看来，中共对于所谓的医疗公益性导向的改革，和医疗品质的持续性之间，似乎没有取得平衡，未来如何取得平衡可能还是必须要长期计议。” 医改如何走向平衡？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医疗系统“公益性”的改革目标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医生待遇、患者利益与医疗质量，是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现居美国纽约的独立学者虞平告诉美国之音，在探讨中国医改制度对医生薪资的影响时，还需关注经济下行可能导致医院收入下降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压力使民众可支配收入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选择不再前往大城市就医，而是改为在当地接受简单治疗或放弃治疗。这一变化如果影响到患者的治疗选择，政府就需及时介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虞平说：“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导致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导致人们有大病不再向医院求医，或者不再向中心医院去求医的话，当然政府就应该要花一些财政的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就是人间的惨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