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 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 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 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 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 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就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 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大家也知道，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哪怕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总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 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六洋鬼子临近，如此多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的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 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 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 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 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 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 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楞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 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 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 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莲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全无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 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某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影像
中国苏州日前发生的两名日本公民遇袭事件，上前阻止行凶的中国女子胡友平，6月26日不治身亡。日本驻华使馆28日早降半旗，向胡友平的“大义之举”致敬。 见义勇为 中国女子伤重不治 综合媒体报导，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车站，6月24日下午4时许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有3人受伤，其中1人为中国的随车女性员工胡友平，另2人为日本籍，犯罪嫌疑人是一名52岁男子周某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胡友平因阻止周某某伤人，而遭周某某刺伤倒地，经送医抢救无效，26日不幸离世。而2名日籍人员中，1人在院治疗，无生命危险；另1人当日已出院。 现场目击市民表示，胡友平首先拉住犯罪嫌疑人，又从身后将他抱住，但嫌疑人反手将她刺伤倒地，并继续刺她。犯罪嫌疑人后来被市民、途经司机和巡警制伏。如果当时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拦住，会有更多人受伤。 日籍成年伤者表示，因胡友平阻拦嫌疑人行凶，其儿子才得以趁机躲开。 对于胡友平的见义勇为，苏州市正按程序追授其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28日早在官方微博发文指，“惊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馆深感痛惜。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 官称“偶发事件” 网民讥：一发就发两个事件 的确是偶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日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回应事件称，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此前不久（6月10日），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也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遇袭的是四名美籍人士。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也称，这是“偶发事件”，并重申“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不过，这两起事件的主要伤害目标均为外国人，且都有见义勇为的中国人受伤，而犯罪嫌疑人均为50岁左右的“失业中年人”。 对于官方的“偶发事件”说法，网民予以驳斥，认为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土壤催生了这类事情。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摘自微博、X网民的评论： 迷路的羊羔：宣传仇外—吓跑外商—失业—攻击外国人—吓跑外商—失业—宣传仇外—吓跑外商—失业……我愿称之为冈本回圈。 紫雨hz-1974：义和团一旦被煽动起来，要压下来可难了。 投资大未来：直接挑明吧：坚决反对义和团、红卫兵式的极端民粹主义思潮和行为！ 太极刚猛：一发就发两个事件，的确是偶数。 吃瓜的专业群众SH：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改变，宣传机构不改变，以后刀枪不入的会越来越多。 渔村戴汉斯：应该第一时间给苏州女性申请“见义勇为奖”。 浦东胆小鬼：苏州那事，中国籍校车女司机为这个国家挽回了一丝颜面，希望她能平安康复！ 天色蔚蓝2012：不要认为只是偶发事件，社会问题都是忽小而积大，现在上层对百姓的声音都是少听少闻，加上媒体只会鼓吹好话，天天稳中向好，等某天爆发了，还是稳中向好。 ———————— huangha91693452：百年一遇年年遇，偶发事件天天发。 SimonLe99917871：外资撤离也是偶发事件，失业率飙升也是偶发事件，每周都有跳楼的也是偶发事件，不安排撤离就开闸泄洪也是偶发事件，外交部天天撒谎算不算偶发事件呢？ johnny_onpuchan：“偶发事件”那怎么这么频繁发生呢？一个月中已经有两次了。 laozhouhengmei：政府培养疯狗本来只是希望它们帮忙叫几声，但现在脱缰了。 woyongdehuawei：对日本人是偶发，对外国人是频发，对中国人是常态。 JohnZhangSV：跟“百年一遇”年年有的洪水一样，“偶发”刺杀外国人也将成为常态。新时代特色果然厉害啊！ SaotomeMeariHTT：义和团最后的结局是？ quan_wai60357：是世界公认最安全的经常偶发事件的国家！ 敬佩中国籍伤者勇气可嘉 日本人为其募款 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25日在FB发文表示，日本多家媒体都报导了这起持刀伤人事件，赞赏努力阻挡行凶者的中国籍女子。 矢板说，他从日本网路上看到，很多日本人开始为这位受伤的中国女子募款。“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这位女性坚守了自己的职责、保护了多名儿童的安全。很多日本人对这位中国女性的勇气表达了敬意，并衷心希望她早日康复。” 矢板指出，发生这种伤及无辜的恶性事件，只有知道加害者的动机，才能设法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件。但中国媒体几乎完全没有对该事件的报导。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偶发事件”说法，更引起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士的不安。 他说，很多人认为，这和中国政府最近推动的“仇视外国”的宣传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的影视剧中，日本和日本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发泄国仇家恨的主要对象。在中国的网路上，甚至有人把这些袭击外国人、特别是袭击日本人的加害者，称之为“民族英雄”。 矢板以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说明，国际社会认为那是一场愚昧而残忍的犯罪闹剧，但中国政府却将其当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加以宣传。这种巨大的认知落差，很可能是造成一次又一次悲剧重演的原因。
日本多家媒体报道，一辆日本学校的校车遇袭。一对日本人母子受伤，送到医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歹徒在刺伤这对母子后，试图冲上校车伤害更多人，被校车“向导”（一位中国女性）拦下。 这位中国女性重伤，面临生命危险。歹徒目前已经被拘捕。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专门针对日本人的行凶事件。 这是极其糟糕的事件，期待苏州警方能够作出回应，给出案件更多信息。 我很期待了解这位歹徒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对社会的无差别攻击（看到校车想行凶），还是出于“爱国激情”的针对外国人的行为？此前，在吉林市一个公园，有四位来交流的美国老师遇到袭击，有关部门认为是“偶然事件”，希望这次也是“偶发事件”。 但是，在苏州发生这样的事，格外让人担忧。 记得疫情的时候，苏州有穿和服的中国女性遇到拉扯，有穿制服的男子要她脱下和服，当时也引起广泛讨论。这不是说苏州更排外，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重镇，苏州的日企更多，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更多。 “日本人学校”，就是为这些日方工作人员子弟开设的，它是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产物。如果那些学生的日本家长，认为在这里读书不安全，会加速日本企业的撤离。 就在几天前，江苏省代表团还到日本考察访问，江苏省外办网站上的官方通稿写道，此行是“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交流交往，为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贡献更大力量”。看来，不管是苏州市还是江苏省，目前仍然是欢迎日本企业的。 在任何国家，针对校车的袭击，都会受到严惩，因为这给社会传递的信号极坏，远比一般治安事件恶劣。但是，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定会有一些人为这样的袭击叫好。相比于袭击本身，社会对袭击的看法，更让人担忧。如果很多人叫好，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概率就更大。 一个社会的主流民意，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这次事件的关键所在。 去年夏天，我曾在一个派出所就“在中国城市穿和服”问题和警官进行了交流。警官明确说，成都是很开放的，不会有问题。我相信这能代表大部分警官的认知。 排外，反美反日，发展到人身攻击，这明确违反中国法律。但是，有些人认为有“更宏大、更正确、更正义”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伤害外国人让他们感到振奋。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神秘气氛，善良的人们畏畏缩缩，不敢发声，不是害怕歹徒，而是担心这个“神秘气氛”。 校车上的中国女向导，无疑让人敬佩。在日本生活的朋友说，日本媒体和网民关心的重点，是那位生命垂危的中国女性，甚至有人呼吁为其捐款。 她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她为苏州做出了无比重大的贡献，如果她退缩，一定会造成更大伤亡。她心中从来没有那种“神秘气氛”，而是相信这样的原则：保护孩子，忠于自己的工作职责。 我认为对一个社会来说，这才是更正常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不仅会保护日本孩子，也会保护中国孩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地得
义和团算是爱国吗？我最近越来越怀疑这件事。 你说义和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有“灭洋”的具体贡献，但是义和团杀害咱们自己同胞的事件也不少啊。 你尽管用“天助神拳”来灭洋就是了，干嘛打在自己人头上呢？ 就如同家里的丈夫，看见外村的恶霸进来，出去跟人战斗几轮，但是回到家里对着自己的老婆也是一顿海揍，这样的人却解释说自己是热爱家庭的，这怎么能让人去信服呢？ 倘若做了义和团的家人，实在是让人惶惶不可终日啊，谁知道这神拳有一天不会打在你的头上呢？ 义和团在防御民族、抵御外强方面，当然是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贡献。 但是，由于义和团不会反思，他们就用一种极为抽象而粗暴的世界观去看待这社会上的人，还让自己的同胞也难遭他们的毒打。 比如义和团将国人分成三六九等，其中从二毛子到十毛子不等，二毛子是信徒，三毛子是通洋语、穿洋装、买洋货的人，到十毛子为止，换言之，只要和洋子沾边的，都要格杀勿论。 看得我这个英语爱好者提心吊胆的，因为按照这个标准，我也是义和团神拳袭击的对象啊。幸好我没生在义和团的时代。 在真实的历史上，义和团就是打死了很多同胞，这一切都是因为义和团自己定的莫名其妙的标准。 根据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记载：“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 《拳事杂记》记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请问这些人到底有什么错，看了点国外的书，甚至家里有根火柴，就要被义和团暴揍？这天理何在啊？ 你当然可以说，义和团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标准，也是受到历史局限性所致。因为义和团大多没什么文化，没读过洋书，更不通外语。所以打死同胞，纯属是误伤。 但是难道就因为是误伤，我们就要去刻意美化义和团吗？ 在我看来，没有足够的认知，你的一切所谓的“正义”举动，都是值得怀疑的。蠢就是恶，你不能因为你不懂，你是个文盲，然后你伤害了无辜者，你就等于没伤害了。 发心好当然重要。但是，如果这发心没有足够清醒的逻辑和认知，那就会演化成为一种失控的暴力。 所以我无法接受“平原公子”给义和团唱的赞歌了。在我看来，这有点把义和团给过于拔高了。 网络图片 还是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义和团到底爱国吗？ 可能是爱的吧，或许义和团就是爱国。 但是从结果来看，义和团的铁拳却不少也打到了自己人头上。这你怎么解释呢？ 义和团的爱，让国人那些读外国书的，学外国语言的，甚至是那些原本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读书人，都惨遭毒手。 那么，这“爱”是不是有点不太健康呢？ 譬如五一上海淮海路，一对家长在人行道中间，为了教训自己的孩子（四五岁的女孩），无视女孩的隐私和嚎啕大哭，合力摁住女孩，把女孩的裤子扒了，当众打屁股。 请问这对父母是爱自己的孩子吗？ 我觉得很难讲，可能在他们的心中是爱的，在一些习惯于权威和服从的人的心中，这也是爱的。 但是从生命健康的角度，他们就是在通过当众羞辱自己的孩子，来获取一种被围观的权力欲。孩子是长记性了，然后呢？ 本质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更爱自己多一些。 正如义和团也许更加爱的，是一个抽象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是在乎身边的同胞，他过得到底好不好。 一旦真的由具体走向抽象，那就变得很可怕了，人们会迅速被贴上各种可怕的标签，然后遭受“神拳”的惩罚。为什么是“神拳”呢，因为不仅可以让义和团觉得自己如有神助，另外，可以让他们在无意间觉察到了孟子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时候，他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屏蔽自己的良知，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贯彻正义的施暴工具。 6月10日，北山公园事件，各位可看通报，具体的我也不细聊。 我就是非常在意，为什么连那个“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中国籍游客”也要被捅？ 我始终认为：一个可以残忍伤害无辜同胞的人，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他跟“正义”二字也完全不沾边。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我是关尔东
近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的一篇文章《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在网上疯传。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自主限关”。但文章传开后，舆论却惊呼这是在为”闭关锁国”翻案，带有政治风向。 这篇文章在上个周末通过网络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不少人立即把文章和“清零政策”下，当局限制与外国交流的措施联系起来，并且指责文章的主旨与改革开放相悖。 在美国华盛顿的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民间的这种情绪，“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还会有人从心里头认为改革开放是错的？应该回到过去，应该闭关锁国，走到过去的那种封闭、专制的环境中去？” 学界的反驳 《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历史类核心顶级期刊《历史研究》今年的第三期上，署名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 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它也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推特上一些社科界学者也纷纷转发并对这篇文章作出评述。 该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关闭国门的政策没有阻断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交流，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遭到西方侵略埋下了伏笔。文章还强调，明清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张晨晨在推特上评论说，中外学者早已对“闭关锁国”的概念提出过挑战，明清时期的闭关政策确实没有阻断中西的贸易往来。但她指出，文章主张的闭关政策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却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现代的主权观念在明清时期尚未形成，而清王朝自身就是一个殖民帝国。她暗示性地说，对闭关政策的这种重新解释更主要是因应目前中国的自身环境，而不是以历史为根据的阐释。 “试水” 她的这种暗示在学界也得到了呼应。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Henry S. Gao)在推特上转发了这篇文章，并评价说，在中国，历史并不仅仅是一些有趣且无用的事实，它往往预示着重大的政治变化。在推文中，他还贴出了作为文革导火索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截图。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则认为，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习近平为了谋求连任在政治试水，“如果他抛出来，舆论反应没有这么强烈，党内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声势浩大，那么他可能进一步组织力量、组织文章，往更高层级的政治宣传部门走。” 陈奎德分析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项政策在逻辑上必定会走向闭关锁国，“他现在就是为自己的政策正名，寻找理论根据。他要把过去宣传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闭关锁国等等这一套逻辑全部打掉，所以他要为闭关锁国翻案。” 类似的文章，陈奎德还提到了李光满去年8月底发表的时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当时就有人警告说，这是文革2.0版的檄文。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历史评论》今年第2期刊发了山东大学彭淑庆的文章《义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在承认这场运动的局限性的同时，认为它的主旨是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中国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尝试。 陈奎德分析说，这篇文章出现的时机恰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的政治老人很可能在会议中对习近平提出了批评，对他的连任构成了阻力；习近平为此要作舆论准备，“他要放出这些舆论来，说明他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目前这场政治斗争还处于胶着的状态。所以，抛出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作舆论准备。” 再次闭关锁国有可能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虽然舆论上可以为“闭关锁国”造势，但实际上能否做到却是另一个问题。 一位身在上海的金融专家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分析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假如闭关锁国，这次中美审计监管协议就不会达成。可能只是开放的方式会大不相同而已。”他强调，闭关锁国的最大反对者是权贵阶层，因为这相当于断了他们的财路。出于安全考虑，受访者以匿名接受采访。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则认为，从习近平掌握的权力看，他是有办法做到闭关锁国的，“因为他掌握着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三样东西都在他手里，包括喉舌都在他那里。” 但他强调，从长远看，闭关锁国这类开倒车是不可能得逞的，如果真的得逞，那就是中国的悲哀。
近期欧美多国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中共随即翻出多家国际知名企业拒用新疆棉之“旧帐”，鼓动全民抵制欧美品牌。抵制之火在中国蔓延，短期间恐难稍歇，然对中共而言，福祸难卜。 美国、欧盟、加拿大及英国近期先后就中共侵犯新疆人权进行制裁，北京迅即启动“反制裁”行动。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在3月22日宣布制裁4名新疆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这是针对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进行制裁之后，欧盟首次再度制裁中国，显见欧盟重视程度。 共青团：造谣又赚钱？痴心妄想！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指出，3月24日上午中共“共青团中央”在新浪微博持续发文，率先翻出瑞典时尚品牌H&M针对新疆人权而在去年发布的“不用新疆棉”声明，中共许多官媒跟进呼吁全民抵制H＆M，各大电商也纷纷让H＆M下架。 据悉被中共所抵制的H＆M声明最早发布于去年3月20日，内容关切新疆维吾尔人遭受歧视、强迫劳动等危机，并强调不再与任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衣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采购，声明至今刚超过1年，中共在今年3月24日“翻旧帐”，显然是针对欧美国家对新疆议题的关切与制裁，也被认为是延续对美中阿拉斯加会议破局之不满。 3月24日“共青团中央”不仅率先点火，还积极煽风。在H＆M去年的“关于尽职调查的声明”双语截图旁边强调“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痴心妄想！” “共青团中央”意犹未尽，随后继续补帖“今日热词：越级碰瓷”，标上“HM碰瓷新疆棉花”“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还要H＆M“立刻停止发布虚假信息”，并宣称“戴著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配不上新疆这么好的棉花。” 3月24日晚间，中共官媒《央视》、《新华社》、《凤凰网》评论文章纷纷出笼，批评H&M集团“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随后大量“爱国”网民蜂涌而出，叫嚣“H＆M滚出中国”，数十位中港艺人也纷纷表态划清界线，连四位台湾艺人也凑热闹积极表态效忠中共立场。 由于H&M所参与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暂停认证新疆棉花，使得BCI以及与BCI合作的企业也沦为中共点名和网民围剿目标，包括瑞典IKEA、德国adidas、美国Nike、德国Puma、美国Gap、日本UNIQLO等200多种品牌，差不多所有有BCI标签的品牌都遭到抵制。 例如3月25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微博发文，题为“西方企业‘碰瓷’新疆棉花引不满”，点名H&M以及瑞士BCI会员企业，包括Burberry、adidas、Nike、New Balance、CK、Tommy Hilfiger等等。《环球时报》也点名批判BCI拒用新疆棉。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BCI，是全球最大的棉花专案永续发展NPO（非盈利倡议组织），BCI曾经表示已经为全球23国230万棉花农提供永续耕作方案，由于新疆涉及大规模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自去年10月起BCI停止使用新疆棉花，并停止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所有合作活动。 3月25日，四川成都“大悦城”商场H&M户外广告牌被砸、Nike球鞋被烧、H&M衣服被剪烂等泄愤影片在微博等平台迅速流传，并且流到推特、脸书等国外社群平台，却被戏称被烧球鞋外型粗糙可能来自“盗版”，中国诸般群众行为已被舆论讽喻犹如清末“义和团”。 战狼外交持续升级？ 同样在3月25日，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在西方多国与中国互相制裁之际，中国突然提到之前外企拒用新疆棉花的声明，不免令人质疑中国当局想以商逼政，对国际品牌施压，逼迫外企与各国在新疆问题上低头，中方该如何解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闪烁其词，仅重复指控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基于“谎言”指控新疆，加上“反华势力”炒作，是“极端错误”。 华春莹并且拿出预备好的百年前美国黑奴时期照片，对照所谓新疆机械化棉花田彩色照片，宣称现在中国新疆棉花田采摘作业有百分之四十多都已经机械化。并且重申“中国老百姓”“有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表达他们的感受”已经不允许一些外国人“一边吃中国的饭，一边砸中国的碗。”然而事后不久已有网友证实该新疆照片来自澳洲棉花田，而且新疆棉花田采摘作业基本上倚赖被迫劳动的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工。 H&M此番意外沦为中共对欧美吵架的代罪羔羊，波及BCI以及200多种国际品牌，亦有论者认为中共是借由排挤西方名牌商品刺激“内循环”拉动内需，实则拉动效应极其有限，而且相信这些外企只要过阵子拍卖打折，中国消费大众马上回来抢购了。 中共将H&M等拎出来清算的争执核心，涉及中共在新疆强制劳动、戕害宗教、种族灭绝、大规模关押等重大人权议题，如今在中共战狼外交攻势持续高张之际，官方率领的“中共义和团”恐怕已经是骑虎难下，然而中共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不惜持续激化战狼外交，强制在中国的中外企业采购新疆棉花，则值得近期注意。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我这人是很记仇的。我始终记得，今年1月8日我写了一篇《从萨哈夫现象看胡主编这条可怜虫》，当晚就阵亡了我十多个发文公号，还把我赞赏账户“沉雁璧花”也灭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写老胡了。 但在今年5月27日，我看见老胡对特朗普发出的一则“灵魂拷问”后，我突然就不那么讨厌老胡了。 老胡对老特的灵魂拷问是：“你真的会派美军登陆香港地区吗？如果不这样做，那你所说的（强有力回应）就是虚张声势，不是吗？” 我看见老胡这则灵魂拷问，嘴角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旁人察觉不到的微笑。严格说是善意浓度不高的微笑，其实我也挺坏的。我特别喜欢老胡这样咄咄逼人最富挑衅性的刺激言论。 更重要的是，从短短几句灵魂拷问里，我看懂了老胡心中的“强有力”必须是武力或暴力，我更看懂了老胡及其后面势力最畏惧的也只有武力和暴力。 我相信，特朗普和蓬佩奥，以及纳瓦罗和卢比奥等人，看见了老胡这则灵魂拷问一定气得全身抽搐。这就对了，只要老美很生气，后果一定很严重。这是我和我们时评人用浩瀚文章永远办不到的事，老胡只须轻轻一句灵魂拷问就轻松办到了。这就是我突然喜欢起老胡的原因。 果不其然，求锤得锤。美军虽然没登陆香港，但在南海没有让老胡失望。不过，美军可不是到南海来拷问老胡的灵魂，而是来问候老胡爹妈的：“近来二老在地下可好？是否想念你们的儿子？” 其实，早在今年5月7日，我对老胡的态度就大幅度削减了恶心度。 5月7日老胡发了一则微博。“中国需要在较短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水平”，“我们天天都在使用它们，默默用它们塑造美国精英们对中国的态度”，云云。 当时我看见老胡这则微博，就咯噔一下，心里想这也能说？但白纸黑字确确实实是老胡的微博。嗯，当时我就知道世界会很生气。果不其然，只隔了一夜，第二天5月8日，全球记者蜂拥至北京，要找崴脚布问个究竟，看来把地球人吓得不轻。 这就对了，不要老是只晓得吓自己家里人，也去吓吓世界，世界一定会跪倒在老胡脚下哭爹喊娘。我给老胡点了一个大赞：有种，再接再厉。 所以，就在自媒体海量文章猛批老胡是战争狂人时，我却静静地一声鄙夷：一群傻叉，批什么批？目前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老胡，老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老胡确实不负众望。 7月27日，老胡顶着亿万网民如潮唾骂的压力，又一次披挂上阵了。他在当天微博重申：“老胡之前说过，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今天老胡要重申这一主张，要抓紧把足以震慑美国地缘政治野心家们的更多核导弹造出来，要只争朝夕”，“中国拥有更强大的核武库是把美国一些疯子的嚣张气焰压制在一条安全线之下的最关键砝码，别的都没有这一条管用。” 我看完这次没笑，而是闭目养神，当然心里也在默默祈祷：我们可能有救了，谢谢老胡。希望老胡奋勇前进，千万别吃药，千万。 让大清迅速覆灭的是义和团，让日本迅速转型的是山本五十六，我们就全指望老胡了。很多人栽赃方方递刀，姑且不谈方方是不是递刀，递刀也太小儿科了。老胡上来就是大手笔，直接递核弹，并且是在最能代表喉舌的主阵地敲锣打鼓地递核弹，其恐摄力把义和团和山本五十六直接甩了几十条街。 老胡是春药，是催情汤，是万艾可。我相信，在老胡连番猛药进补下，老美一定会翘起，一定。 果然，这次老美不但翘起来了，而且翘起就不再收工了。多谢老胡叫春叫得好。从九段线一夜之间陡变为共同的家园，虽然全靠老美的翘起，但老胡的尖叫也是功不可没。 不过，老胡有时也像这立秋的月亮，阴晴不定。上次他那句“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我就非常不喜欢。堂堂手握核弹的大老爷们儿，居然开始下软蛋认怂，这不应该是老胡的一贯性格。 幸好，老胡只怂了一下又满血复活元气回归了。 8月5日，就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一事，老胡发表长篇大论，其中最富挑逗性的一句尖叫是：“美方一边挑衅着，一边有它怂的一面。它要真有本事，真敢玩大的，它就断然与台湾建交，与北京断交好了，它敢吗？” 特别是那一句后缀“它敢吗”，我很喜欢。话就要这么说，不然刺激不了老美，老美是需要狠狠刺激才行，不然老美就只晓得呼呼大睡。 读友们可能不知，老胡最近半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什么角色呢？大家应该看过《英雄儿女》这部电影，里面有个王成，他有一句家喻户晓的黄钟大铝“向我开炮”。对，老胡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什么西奴、美狗、带路带和第五纵队，都弱爆了，远不如老胡一句“向我开炮”有用。我真的有点喜欢老胡了。 当然，老胡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老胡的铁杆盟友金灿荣、金一南、张维为和周小平等，战斗力都是一个比一个超强。他们虽然没有像老胡一样直接吼“向我开炮”，但润物细无声，他们一句接一句的妙言金句丝毫不亚于老胡的催情药。不妨放两句供大家欣赏。 金一南：“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敌人。” 金灿荣：“如果不是心软，我们几个小时就把老美打残了。” 张维为：“老美没什么文化，该轮到我们给他们立规矩了。” 俗话说，家兴出恶狗，家败出恶人。这家，是你的？是我的？所以啊，你们怎么恶心胡张二金，我管不着，反正我有点指望他们了。 真心希望老胡不要怂，继续保持递核弹的大无畏精神。青岛港外边老美又搞事了，老胡这次应该再次重申扩大千枚核弹的必要性了。 最后借用窃格瓦拉的网红语结束：老胡是个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波澜的时光）
晚清跟洋人打了很多仗，但一般来讲，老百姓的表现，很令皇帝失望。第一次鸦片战争，皇帝要士绅们练团练，帮助大清的军队，但事实上，只有广州一带，组织起了团练，而所谓三元里抗英，也是个被高度夸张的事件，如果没有事前官方大肆渲染英军杀人抢劫强奸，甚至拆人祖坟（真不明白英国人挖一般老百姓的坟干嘛），团练也是不会跟洋人动手的。在当时人的笔记里，广州人民更多地是看热闹，尽量不惹洋人。 而聪明的江浙一带的刁民，发现英国人的纪律比清军好得多，牵了牛羊还给钱，给的还不少，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跟洋人做生意。别看洋人的舰船高大，农民一样攀上去做买卖，语言不通，但交易畅通无阻，用手比划，买的和卖的，皆大欢喜。反倒是清军感觉，遍地是汉奸，到处都是敌意。大清的子民，除了卖给洋人食物，而且还给洋人做向导。在大清的境内，清军倒是瞎子聋子，派出的探子，打探来的情报，简直匪夷所思，把英国人说的跟白娘子的虾兵蟹将蚌壳军似的，而英国人则对清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最后，英国人兵临南京城下，大清皇帝撑不住了，要改剿为抚，跟人谈判。大清子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洋人，把个谈判签约的英国康华丽号兵舰，变成了演戏的舞台。 总的说来，大清子民，在洋人打上门来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如皇帝的意。他们的给养，不是抢来的，但都在当地解决。相比起清军的白拿，英国人都付费，所以，老百姓挺喜欢跟他们做买卖。别老是渲染三元里抗英，其实，整个战争期间，差不多有两年，部分的英国部队一直待在广州附近，守城的清军，为了求英国人别攻城，广州一旦沦陷，他们就不好跟皇帝吹牛，而且会被治罪，交给了英国人600万两的赎城费，英国人就用这笔钱，给自己买给养，绰绰有余。而且，一直过得很太平，除了三元里一时一地，再没有跟百姓发生过冲突。 北京民众为联军架云梯（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不仅给养没有问题，而且召集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苦力队伍，帮助自己运送物质，无疑，这些苦力，都是中国老百姓。他们非常忠于职守，经常不可思议地将洋人看起来陷在泥里，根本拉不起来的车给拉出来。双方交战的时候，这些苦力是非常好的看客，总是为打得好的一方欢呼叫好。很不幸，打得好的一方，固定属于洋人。 在中法战争时，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渔民，听说洋人来了，尽管官府有令，凡是跟洋人接触，就以汉奸论处，一律杀头。但是，这些渔民还是甘冒风险，出去跟洋人交易，拦都拦不住。即便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京津一带，跟他们做交易的大清子民，也是一把一把的，洋人的牛羊都吃不完，而且，从来不担心有人给他们下毒。 到了甲午年战，跟日本人开战了。在战地山东，老百姓跟日本人做交易，也是件拦不住的事儿，尽管离得不远，日本人的给养，出入意料地完全可以在当地解决。当地的官员，看着一拨一拨跟赶集一样来和日本人交易的中国人，非常痛心，拼命地骂他们汉奸，但也无可奈何。至于给人家带路，做探子的，也是大把的。这一点，来华的洋人，都非常感慨，说中国人还是比较实在，受雇干事，实事求是，很少蒙事儿，更不消说成心欺骗了。 唯一例外的，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由于这回洋兵的对手，不光是清军，而且有了大批穿老百姓服装的义和团，这些洋鬼子，哪里分得清谁是义和团，谁又不是，所以，一路过来，滥杀老百姓的现象，相当的严重。顺便抢劫强奸，也是家常便饭，可是把京津一带的老百姓给坑惨了。 好在，仗打完了，京津的老百姓加上部分的士绅，对统治他们的洋人，非常配合。早早就在家门口挂上了洋旗，自称是大日本，大英国，大美国顺民，还频繁地请洋人的首领吃饭看戏。打仗，那是朝廷的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谁管我们，我们就听谁的。再后来，连义和团的大师兄，都信了基督教，因为人家的菩萨灵，我们的不灵。 冯玉祥是个很爱国的军人，在他的队伍里，每个营都有一个爱国室，里面挂着瓜分图，经常跟士兵讲中国近代怎么受洋人欺负的惨痛故事。但是，他还在做大清军队士兵的时候，一次在山东，被一个老头给教育了，老头说，爱什么国呀，谁来当家，就给谁交粮纳赋就是！让他很无语，多少年之后，还写在回忆录里。 爱国爱朝廷这种情感，是需要灌输的，同时，也需要培养。义和团为何会跟朝廷卖命，是因为西太后突然夸他们是义民，一直被当刁民的若辈，受宠若惊，就光着膀子冲上去了。仗还没打完，西太后又变脸了，嫌义和团给她惹事，派清军去剿灭。老百姓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是刁民，打仗了，能躲就躲吧。 （本文作者为张鸣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共和中的帝制》、《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作品。全文转自微信公号默存格物，文章发布时已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