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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准总统川普已表明他上任后会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对此,前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日前表示,从经济角度看,不报复是最好的,但不报复可能没办法应付国内民意,决策者“无奈”。 财新网报导,易纲12月4日在“第20届东京-北京论坛”上表示,“面对目前的一些困难,经济学家也好,业界也好,确实感到很无奈,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应对办法。”他说,“实际上自由贸易是最好的一种安排。” 易纲表示,不管是面对“小院高墙”或高关税,有经济学家在研究是否应该报复,即是否进入“第二轮”。“对于第一轮,我讲的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原理在第二轮仍然适用,也就是说,当对方不理性时,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不予报复是一种最优解。” “但是从政治学来说,不报复可能没办法对付国内的民意。”他说,这使决策者很无奈,可能被迫做出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不合理的事。 对于易纲说“很无奈”,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告诉海外中文媒体,这代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很无奈,搭了梯子下不来,“对美国的制裁,中共从上到下没有有效应对办法,易纲说得很明白了。” 李林一还表示,易纲说从经济学角度看,不报复是最优解,说决策者可能被迫做出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不合理的事,疑似有点发牢骚,暗示习近平的经济决策并不合理,这在中共禁止妄议中央的紧张氛围下很罕见。 至于易纲呼吁自由贸易,提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李林一认为这是“贼喊捉贼”,因为正是中共2001年加入WTO后,持续不遵守WTO规则,成为第一个被该组织多数成员国共同批评的对象。 前美国资深贸易谈判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此前表示,中共从来没有真正遵守过WTO的规则,而是利用了WTO;它没有像WTO要求的那样对待外国国家和公司。
美国准总统川普已表明他上任后会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对此,前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日前表示,从经济角度看,不报复是最好的,但不报复可能没办法应付国内民意,决策者“无奈”。 财新网报导,易纲12月4日在“第20届东京-北京论坛”上表示,“面对目前的一些困难,经济学家也好,业界也好,确实感到很无奈,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应对办法。”他说,“实际上自由贸易是最好的一种安排。” 易纲表示,不管是面对“小院高墙”或高关税,有经济学家在研究是否应该报复,即是否进入“第二轮”。“对于第一轮,我讲的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原理在第二轮仍然适用,也就是说,当对方不理性时,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不予报复是一种最优解。” “但是从政治学来说,不报复可能没办法对付国内的民意。”他说,这使决策者很无奈,可能被迫做出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不合理的事。 对于易纲说“很无奈”,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告诉海外中文媒体,这代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很无奈,搭了梯子下不来,“对美国的制裁,中共从上到下没有有效应对办法,易纲说得很明白了。” 李林一还表示,易纲说从经济学角度看,不报复是最优解,说决策者可能被迫做出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不合理的事,疑似有点发牢骚,暗示习近平的经济决策并不合理,这在中共禁止妄议中央的紧张氛围下很罕见。 至于易纲呼吁自由贸易,提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李林一认为这是“贼喊捉贼”,因为正是中共2001年加入WTO后,持续不遵守WTO规则,成为第一个被该组织多数成员国共同批评的对象。 前美国资深贸易谈判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此前表示,中共从来没有真正遵守过WTO的规则,而是利用了WTO;它没有像WTO要求的那样对待外国国家和公司。
六年前作为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接班人的易纲是在十九大的中委预选过程中惨遭淘汰,才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的事实是有据可考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与易纲一同成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潘功胜在去年召开的中二十大上居然重蹈了易纲的覆辙。 在本专栏周一刊发和播出的《六年前的央行行长接班人易纲为何会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一文中,我们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因为周小川和刘鹤的双重加持,从2016年春易纲以央行第一副行长身份又被宣布为央行党委副书记开始,就意味着他的央行行长接班人地位已经被习近平当局认可,并因此在2017年的十九大筹备期间即已经被安排进入了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三,不过已经接替了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党组书记兼职的潘功胜,则被安排进了十九届候补中委的候选人建议名单。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因为中国内地财经界当时一篇“流毒甚广”的主观分析和预测郭树清是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最可能人选,也是最可靠人选的“重头文章”内容,似乎是严重影响了党代表们的判断力,导致易纲成为总数为222名的十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被差额掉的18人之一。 于是,落选中央委员的易纲被临时安排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与潘功胜一同“当选”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与易纲同时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而也同样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并(勉强)当选的还有宁吉喆和姚增科等。而其中最冤枉的当属于宁吉喆。因为此人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四年,即2013年8月开始即成正部级单位的国务院研究室的党、政一把手,随即被中国内地媒体吹捧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首席智囊”。十九大召开之前他的职务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统计局局长。 熟悉中共组织运作的人士都清楚,自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开始实行党内“差额选举”至今,历届党代会上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最可能遭至差额命运的首先就是央企老总,其次就是当时的职务还是省、部副职——虽然他们都是已经被内定升任省、部正职者,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十四大上落选中委的李克强和十六大落选中委的李源潮。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里已经介绍过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就是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里,,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内定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都是排在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该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习近平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不过,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介绍了如上内容之后,也有当年的亲历者向笔者回忆说,其实是李克强在十四大的中委预选中不但落选,而且得票数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当时的大会主席团没有把他临时增补进候补中委预选名单的原因。 至于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的原因,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也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话说当年的十六大中委落选者里,包括李源潮在内至少有七个人,都是内定要在十六大之后晋升正省部级或者正大军区级的。其中李源潮内定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杨传堂内定晋升青海省委书记,李成玉内定接班河南省长,张文岳内定出任吉林省长,朱文泉内定接班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家瑞内定接任中联部长并事实上已经主持该部工作,张定发则是内定接替海军司令员职务。 而当时负责十六大人事筹备的曾庆红之所以没有赶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级岗位上的原因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已经被内定让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然后再等次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召开时让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应该是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让回良玉进京,同时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进京必须还需要一个“党内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就先向党代表们告之回良玉将要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把江苏省委书记职务让给李源潮来坐。所以当时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就同时有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长季允时和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 过去,历届党代会上安排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所谓的“标配”就是每个省市自治区占两个名额,当然是党政一把手,每个大军区也是两个名额,分别为军政一把手,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原则上是每单位一个中央委员名额。少数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因为该自治区内有一个正省部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该自治区基本上每届党代会上正常情况下都会被分配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如此说来,当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发到党代表们手中之后,一看江苏省委居然会有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党代表们自然就会把其中那个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副职的李源潮当成“另类”。 不过,如上“惯例”在二十大上已经有所改观,在省部副职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在省委副书记位置上被直接安排进入中委候选人名单而且还顺利当选者能够举出好多个例子。 如何判断每届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有哪几个很可能是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下去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比他们当选时的年龄。 从当年的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开始,对并非连任或拟新任国家级领导人的新任和连任中央委员的年龄要求就是(原则上)执行“三上四下”,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年满64岁者,若不是“确因工作需要”,不会被安排新任或连任中央委员。 在此前提下,连任和新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年龄杠杠则是在中央委员的年龄限制上减去4至5岁。意思是在召开党代会的当年已经年满60岁者,原则上不会被事先安排连任或新任中央候补委员。 换句话说,凡是在当届全国党代会上以年满或年近60的年龄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者,基本上都是从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差额下去的。 如此说来,如果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筹备期间易纲并没有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选,所以也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仅因为当年的他还差几个月就该过60岁生日了,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十九大筹备期间就被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另外一个可以印证当时的易纲确实是被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差额出去之后,才被临时增补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根据是,历届中共党代会上新产生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在十九大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一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的两名副职同时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这也足以证明六年前的十九大上,潘功胜的中央候补委员名额是事先就为他安排的,而易纲的中央候补委员则是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被迫退而求其次的。 话说2002年的李源潮落选十六大中委后虽然只能被委屈为当届候补中委,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锦涛等人在十六大闭幕三天之后,即宣布对他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命。而六年前易纲落选十九届中委后被委屈为候补中委,也正是为了不影响习近平当局坚持落实对他接班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内定计划。 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易纲与潘功胜两个时任央行副行长一起“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正在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首选“的郭树清顺利连任中央委员。在此之前,他已经于2007年10月以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进入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再于2012年11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六任主席(正部级)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并在十八大召开的三月被外放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四年后回京,在十九大召开的当年3月成为当时的中国银监会的第三任主席。 事后看来,当时的中共高层显然是内定了让郭树清在银监会主席兼党组书记位置上继续坐下去,并没有受“舆论”的影响将他视为周小川的央行行长接班人。但就是因为易纲的意外落选中委,只好以候补中委身份接任央行行长,这才有了让已经连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雄厚的郭树清,以银监会主席身份同时兼任央行党委书记的安排,同时也还安排了他出任央行第一副行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了易纲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除了行政职务的央行第一副行长,而且还被特别安排了央行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在被宣布正式接替行长职务之后,他易纲的党内职务仍然是党委副书记,一直到今年7月被免去。 2018年3月周小川的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分别由易纲和郭树清两人继承的任命公布之后,中国内地的财经类媒体上曾有过易纲和郭树清之间谁大谁小的讨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所以当时的郭树清为了“以正视听”,特别在央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表示, “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 从那以后,那些过去一直看好郭树清接班行长的人士一直都在为郭树清抱屈。 时光又过去了五年,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易纲被内定不延续“周小川模式”连任第二届行长,已经和易纲一样当了5年时间的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比易纲年轻5岁的潘功胜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后,居然在二十大的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重蹈了5年前易纲的覆辙。 今年7月初笔者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之后,在网上读到一位网名为“政研室主任”网友的评论,说是“不认为潘功胜是落选。按照他在20大之前的职位,几乎不可能当选中委,就像02年的李源潮那样。如果想确保他当选,稳妥的办法是提前挪一个正常情况下会当选中委的职位。” 笔者相信质疑笔者如上文章内容的读者,首先是没有关注到笔者本文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事实上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当局即已经为央行设计好了干部接班梯队计划,那就是易纲是周小川的接班人,潘功胜是易纲的接班人。不然没有理由安排他潘功胜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就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这是其一。 其二,在易纲和潘功胜同为央行副行长的时候,易纲是第一副行长,第二副行长是比潘功胜年轻3岁的陈雨露。而一度非常被看好,“年轻有为”的陈雨露日后竟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无疑是在为潘功胜接班行长腾路。 其三,在出席二十大的中央金融代表团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发改委主任,但事实上正在主持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筹备工作的何立峰只是普通团员,团长是郭树清,副团长是易纲和易会满,而潘功胜则是被安排赶在大会刚刚召开,但还没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议程时,即以中央金融代表团发言人身份对外亮相,高调造势。此安排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潘功胜已经和易会满一样,被内定为中央金融系统内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任局长们,有如周小川、易纲、潘功胜这样荣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国级者,但也有如朱小华那样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样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者。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绍了因为在整个央行系统除他以外居然再无一人进入二十届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序列,所以朱鹤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统的行政职务一经正式由人大常委会对外宣布,他朱鹤新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别看他朱鹤新的貌相比潘功胜老上许多,但事实上他朱鹤新的年龄比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年轻了正好五岁。这里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为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和国务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届。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经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到2027年召开中共二十一大时也才59岁,与届时已经年满64岁,所以应该没有可能入选新一届中委的潘功胜之间是一种“接班梯队“的安排显而易见,就如同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之前对易刚和潘功胜之间的接班梯队安排是一样的考量。 如果未来朱鹤新能够如愿从潘功胜手中接手央行行长,那么央行从周小川开始,到易纲,到潘功胜,再到朱鹤新,另外还有担任过五年央行党委书记职务的郭树清,全部都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出身,足见这个外管局在中共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之重。 不过,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历史上,其历任局长中有如周小川等数名晋升副国和正部的政坛辉煌者,也有本人入狱的同时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楼自杀者。 曾经在央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职务上总共延续了长达15年半时间的周小川,期间历任了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三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执政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 自中共央行行长不再由国务院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兼任至今,后几任央行行长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国级。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正部级身份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长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长职务兼任外管局局长的上任时间是1995年9月,卸任时间是至1998年4月。 当时,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长朱小华更是所谓“朱镕基爱将”,他当时离开外管局的去处是光大集团。一手掌握光大集团期间,朱小华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团麾下股票大为升值,集团市值亦翻数倍,被当时的香港金融界誉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于1949年,比周小川还年轻一岁的朱小华当时因为在主持光大集团的亮眼政绩而一度成为比周小川更有晋升前景的中国金融的“未来掌门人” 。可惜的是,正在风头最劲的时刻,他于1999年7月开始被“双规”后失去自由,其妻自杀,其女成疯。 2002年8月20日开始对朱小华案庭审前,中纪委已经宣布对他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报道,当时的朱小华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万股的股票,随后由其妻卖掉套现108万港元(约值13万9千美元)。他同时被控透过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万港元贿赂(当时约值38万8千美元)。朱小华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时办案人员欺骗他说抓了他的妻子,威胁他认罪,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经于美国芝加哥自杀身亡。 朱小华的强烈抗辩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对此内幕感兴趣的读者听众,网上仍可查阅到刘晓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为什么相继中箭落马?》。也请参阅我们自由亚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窗口:朱小华案件开庭》一文。 其实,在中共政权的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里,朱小华家破人亡的下场还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杀身亡。 前面说了朱小华的外管局局长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银行家之一,曾于2004年和2005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年度全球最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两度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吴晓灵。这是她首次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只担任了半年时间,一个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时任副局长于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转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吴晓灵。 出生于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后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负责人、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总经理等金融要职,1995年升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升任正局长,官至副省部,时年仅46岁,比当时也还是副部级的周小川年轻4岁的他,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大陆金融系统中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大有晋升空间。 追踪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它在1979年成立时和中国银行“合署办公“,当时中国银行同时承担着外汇管理和经营职能,与外汇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82年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开始专司外汇经营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从中国银行独立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单独履行国家的外汇管理职能”……。所以出身中国银行,而且曾经有过金融驻外资历的李福祥自然被视为外管局掌门人的最佳人选。谁成想他接受这一职务不到两年时间,却突然用跳楼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殁年48岁。 2000年5月11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消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说是受到朱镕基赏识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还没有证实他的死讯。但是﹐外汇管理局一名姓邓的官员证实李福祥已经死亡﹐他不肯进一步透露详情﹐表示要等候上级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讯。 暂时还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资料显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医院登记入院﹐治疗糖尿病。 而香港《明报》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医院跳楼身亡﹐医院停尸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员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经处理过一名跳楼死亡的外汇管理局官员的尸体。 香港媒体说﹐李福祥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心脏出现问题﹐以及可能牵涉在贪污丑闻之内而自杀。 还有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不久前曾经就前外汇管理局局长、光大集团朱小华贪污案要求曾经是副局长的李福祥协助调查。 外汇管理局同国务院有关单位都拒绝对事件发表意见。 5天后,中国内地的财经时报刊登《详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坠楼身亡》,说今天来自官方的消息证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间,于5月10日坠楼身亡。 消息说: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满48周岁,是目前国内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据悉他的坠楼地点在解放军304医院,该院是全军的三级甲等医院,以治疗创伤、烧伤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内容为“记者今天从官方得到证实,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的消息。 时间又过了10天,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和内地的中关村在线等同时刊登了《国家外管局长自杀原因真相大白》的报道,说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在本月上旬跳楼自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消息称,李福祥在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职务之前,在原部门任职的一名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前下属,因涉及一宗近两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去向不明案,结果被中纪委“双规”调查(近期案件稍后移交检察院)。专案组相信李福祥知道内情,却未有向组织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则认为自己对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觉,造成巨大精神压力。 据悉,专案组曾多次找李福祥谈话,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对这笔逾亿元巨款的去处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患上精神忧郁症,终日精神恍惚不定……。据了解,李福祥于北京三○四医院跳楼自杀前几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脱险。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杀,有关部门本月初派出专人保护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绪失控再度自杀。九日,李福祥最终还是乘人不备而跳楼结束生命。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据悉,央行有关报告对李福祥生前任职外管局长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 说起来,李福祥担任副局长时的顶头上司朱小华虽然一度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出狱后因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够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辉煌。所以说李福祥的下场才更是令人唏嘘。 李福祥自杀后,从上海分行调回总行出任副行长才几个月时间的吴晓灵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长。 这个吴晓灵比李福祥年长7岁,当时已经不很年轻。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别因素,所以并未能在一线岗位上升至正部级。但是,她却是在副部级岗位上因到龄而退居二线的中共官员中极少有的退居二线的同时还能官至正部级者。 2008年1月,61岁的吴晓灵卸任央行副行长职务;当年3月即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且出任了当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年后,又连任了这个职务。直到71岁才退休。 在中共政坛,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才有资格在到龄退居二线时被安排成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军队的退役上将也同样可能有此资格,事实上有些省委书记和国务院部长退居二线时,也只是被安排为低半格的全国政协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而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退居二线的吴晓灵,不但和退位省委书记们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平起平坐,而且还在这个二线正部级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谓十分特殊。 当年吴晓灵的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轻8岁的郭树清,日后离开外管局后担任过中央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多个正省部级职务,而且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和19届中央委员。 郭树清的外管局局长任职时间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继任者是比他年轻3岁,此前已经是央行行长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长的胡晓炼,也是外管局历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长。当时中共官媒曾为此发表《走近女外汇局长胡晓炼》一文,说是胡晓炼的登场“折射女性从政新态势”。日后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全球50位女强人”中,胡晓炼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女性局长身份排第四位。 这位胡晓炼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时间总共4年4个月,将外管局局长职务交给与自己同龄的易纲后,胡晓炼继续专任央行副行长一段时间即转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政一把手。 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和专门任副行长的那段时间里,胡晓炼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连续被安排为十七和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离开央行之前在副行长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纲之前。 但是,性别应该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当时的易纲的“国际化背景”决定了胡晓炼在周小川行长接班人竞争中败北。中共十九大上时年59岁的胡晓炼未能进入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此后,她继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岁时才被中组部要求到点下车。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相比于在地方省级副职和中央部委副职岗位上的干部年龄是60岁封顶,众多副部级的中央金融机构和副部级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况下的任职年龄都可以延长到63岁。 至于当时打败了胡晓炼,被以央行行长备胎身份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中的易纲为什么最终被委屈成候补中央委员,留待下篇文章与潘功胜为何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等内容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被吹捧为“临危受命”的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新官上任没不得及点着“三把火”,整个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败绩便接踵而来。虽无人相信习近平政权面临的日益恶性化的金融是潘功胜的责任,但在“一切错在美国”的愚民宣传越来越难以奏效之后祭出“人事变动”牌安抚人心的情况可能就快要发生了。 最近几天,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局势可谓败绩连连,险象环生:中共央行银行上周五(8月11日)发布7月份的金融数据四大数据全线回落,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同比少增3498亿元;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同比少2703亿元。 自由亚洲为此新闻刊发的及时报道的标题中将其形容为“断崖式下滑”……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5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87%,这是自 1998 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惊传爆雷的消息传出后,被港台媒体形容为“大陆版’雷曼风暴’上演”。 该中植集团有“中国版黑石”之称,是中国最大、也是非常神秘的金融巨头,业务涉及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和财富管理……。按照中国内地行家之一单仁行的说法,现在就到了投资人血本无归的时刻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集团“中植系”爆雷,涉及资金不亚于恒大亏损的钱……。这又是一个堪比恒大的雷,恒大起码还有一批没交付的房子,中植系可能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 如上上种种,都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令中共政权才被任命了半个月时间的央行“新当家”潘功胜接应不暇。人家都是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潘大官人却是新官上任,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 中国大陆的金融险象很可能如同刚刚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华北洪灾:台风过去是暴雨,暴雨过后是洪灾,洪灾过后则是家破人亡、颗粒无收…… 话说在半个月前,英国BBC才为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发表专文《潘功胜接棒中国央行行长意味着什么》。文中说:60岁的潘功胜接任这一职位时,中国正在继续应对后疫情时代的许多重大经济挑战……。潘功胜的晋升表明中南海认识到为了应对经济问题,需要一位具有危机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来协助引导。 文中引述策纬咨询(Trivium China)分析师陈昕然的话说: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手上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金融技术官员。“潘功胜被认为是一位能干、优秀且直言不讳的技术官员,他在危机时刻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决策层提出政策建议。” 该新闻中称赞潘功胜在国有银行工作期间取得了声誉,被认为在2016年的货币危机中有积极作为。在担任中央银行副行长期间,潘功胜加强了管控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规定,并警告即将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损害中国经济。 该文章中也引述香港恒生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丹的话说:潘功胜以处理金融监管和合规问题闻名:“他非常重视控制金融风险。” 这位王丹表示:“我毫不怀疑,中国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重大转变。保持经济稳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将看到更多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不会过于激进。” 类似如上溢美之词,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上。相比较而言,前一阶段看衰他潘功胜的评论文章不是没有,但至少可以说不是主流评价。 可时间才过了半个多月,即使外界评论都会众口一词地强烈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央行央长的责任,笔者本人当然也百分之百认为如上种种都是整个中共政权必须面对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不应该由事实上只负责数钱的央行和它的会计专业出身的新任行长潘功胜负主要责任,但这等形势持续发展下去,暂时还能靠“一切都是美国的错”之理由忽悠中国屁民的习近平和李强,迟早是要拿“人事调整”来安抚民心的。届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习近平问责的。倒霉的不是他潘功胜还能是谁? 说到“一切都是美国的错”,这里穿插几句题外话。中国大陆目前流传一个讽刺段子:“一辈子没出过村儿,一提美国就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令笔者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习近平把个中国经济搞成如今这个样子,也许真的不是因为他的小学毕业加“二百斤担子”的无能,而是从北韩金小弟暴政加穷民的统治术中得启发,从而有样学样! 习近平虽然从不去灾区但却能从电视上看到为保雄安而面临家破人亡的受灾民众站在齐腰深的洪水里打出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的大字横幅,个个都是热泪盈眶。此情此景,更令他习近平坚信中国的经济形势越糟,就越能让他习近平有甩锅美国及西方列强的理由;中国的老百姓越能感受到经济危机,就越有利于他习近平凝聚中国人民的对美国和西方的同仇敌忾!进而在他习近平一旦下决心对外转移内部危机时,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对他加倍拥戴!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的金融危机与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是否有因与果的关系。无论事实上有与无,说起来,这位潘功胜是中共央行的第13任行长,在不久的将来不幸成为中共政权最短命的行长的可能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屎盆子被一股脑扣到他潘功胜一个人头的好戏也许很快就会上演。 笔者有较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国大陆刚刚出了一个最短命的外交部长秦刚之后,下一个“最短命”的,很可能就是新任央行行长了。 本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因为此前在中共二十大上未进中委,所以易纲在今年三月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再度出任新一届央行行长后,外界一度惊讶。但惊讶之余却也没有人会猜到这个易纲的第二任行长职务只担任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时任外交部长秦刚必须去职的“紧急需要”,一般双月的下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例会原定是本月底举行的,也就是说潘功胜在被宣布接替了郭树清的央行党委书记之后,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行政职务的正式交接,原应该是要等到本月底才会进行的。 不知道易纲和潘功胜他们本人是否想过,如果不是因为秦刚的“紧急需要”,本文开始所列举出的一连串的金融形势恶化,就都是发生在他易纲的离任之前。也就是说,如果“按部就班”地等到本月底再进行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央行行长的行政交接,本文开头并没有列出全部的这几十天里接连涌现的金融败相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在此前提下,岂不更能突显出他潘功胜的“临危受命”? “临危受命”是中国内地对潘功胜寄以厚望的评论文章中所使用的原话。 一篇来自微博网页版的文章这样描述:潘功胜虽然是安徽安庆人,但因为其毕业于浙江,往往在业内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学霸,“典型的浙江人”。 1980年,17岁的潘功胜考录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留校的他不甘于平庸,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一路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请注意这位潘行长的初期学历。所谓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4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创办的“宁属县立甲种商业学校”。中共建政之后这所中等专科学校多次改制易名,1978年易名为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并开始提供大学专科层次的教育培训,学制三年。当年的潘功胜不远千里,从安乡安徽安庆考到浙江进入这所刚刚从中专升格为可招收大专生的专门为冶金部门培养会计的学校,只能证明他当年的高考分数实在是有点低了。他在这所学校的会计系当年同窗回忆说:潘功胜在算盘专业课上从来都是成绩第一,算盘都打出花来了。 确实,当年的潘功胜在校学习了三年之后直接被留校任教,还是能证明他与这所会计专科学校的同窗们相比,在校成绩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在担任专科学校财会专业的助教期间,他潘功胜考上了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硕士生。从进入人大硕士班继而再进入博士班,前后6年时间他潘功胜都是全日制脱产生。公正地说,这和同时期的习近平清华“在职博士”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上中国内地吹捧潘功胜的文章中还介绍说:潘学霸于1997年以博士后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学习。2003年,潘学霸再一次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录取,此时的他已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 当他满怀激动的去找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审批时,姜董说,你博士也读了,留学也留过了,别去了,留下来跟我搞股改。 这句话,将一个学霸,变成了一个全球顶级的财神爷……。 文章中吹捧说:在姜建清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银行家的带领下,潘学霸出任工行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主持工行的路演工作。 2006年,潘学霸以董秘的身份,推动完成了工行的“世纪招股”,以219亿美元的数字,创下了全球资本规模最大的IPO。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国有大行中最后的农业银行上市受阻,潘学霸临危受命,被提拔为农行副行长,分管股改与IPO工作。 彼时,由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连爆发,农行甚至一度准备停止路演,但是在“懂外语”的潘学霸带领下,引入“绿鞋”机制,设计了一套西方听得懂的“县域经济蓝海”故事。 最终,农行仅用了百余天的时间,就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完成了登陆资本市场,成功的路演为农行募集到了221亿美元,再次破了自己的记录,创下了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2011年,在完成了两笔“全球最大IPO”之后,潘学霸终于拿着录取通知书,赴他梦想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完成那场2003年的约定。 2012年,学成归来的潘学霸,被任命为当时央行最年轻的副行长,分管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局、调统司等部门,2016年,接替易纲担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如今,“双非”的潘学霸再次临危受命! 如上所述如果被姜建清读到会是什么感想这里不做猜测。如上列举的潘功胜的“丰功伟绩”是否就是习近平看中他的主要原因我们外界也无从判断。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有人讽刺说习近平其实是看中了潘功胜基础学历的“会计大专”,央行行长不过是他习近平政权的总出纳员而已。 这里需要指正的是关于“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的说法有严重误导读者之嫌。 先说人大,特别是人大的劳动人事学院,是否是中国“最顶尖”?应由清华、北大等等也有经济门类各系的中国境内真正顶尖的毕业生们评论。 至于剑桥和哈佛,当然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的顶尖,但当时的潘功胜前后从这两所学校拿到的并不是什么“录取通知书”,而是接受他为“访问学者”的“聘书”。 说句不好意思的话,笔者当年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第一年有“资助“,第二、三年“续约”为自费。 记得当年第一次进入哈佛某研究所与另外一位学者(现为中国国内知名教授)共用的办公室时,这位学者介绍他自己是耶鲁博士毕业,到哈佛当博士后是为了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介绍完自己之后,这位老兄又接了一句:访问学者阿猫阿狗都能当! 笔者回顾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想把当年的潘功胜类比于和本人一样的“滥竽充数”,只是想强调把在美国或西方某大学当过访问学者说成是在某校学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这些学校里拿了某个学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里针对境外有文章在对潘功胜寄以“厚望”时,把他的所谓“国际背景”过分强调了,并把他潘功胜与易纲和刘鹤的国际背景作了比较。 易纲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未毕业即考试通过为官派留学生,到美国读博完成后又拿到了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职,所以从“镀金”的角度形容,他易纲可谓被美国大学给加了一层挺有厚度的金壳。 刘鹤除了在美国当过访问学者,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所以,他刘鹤可以被形容为被美国的大学给镀了一层金皮。 相比如上二人,仅仅当过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的潘功胜,不过是被涂了一层金粉而已。其所谓“国际背景” 确实是非常有限。 事实上,在易纲退出之后的中共央行领导层子里,其真正的“国际背景”完全可以与易风相媲美的是目前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宜昌能。详细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在被宣布连任第二届的三个多月后即因新党委书记的任命而大权旁落,面临着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运。而他始终未取得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众说纷纭,当年美国政府为中国在美学人发放的“六四绿卡”是否算是易纲的“政治污点”,值得讨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美国财长宣布了中国央行新行长的任命?》中已经介绍过了日前到访北京的美国财长耶伦与中国央行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的会面标志着仍然还是央行行长的易纲事实上已经交权并等让位。虽然潘功胜正式接替易纲中国央行“行政一把手”职务,恢复央行首长党政“一肩挑”的预期的实现,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为需要一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过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之后的副行长行政头衔即被取消,目的显然是要对内对外彰显潘功胜和他的央行上任党委书记郭树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树清在被宣布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的同时也被宣布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长的行政职务的会议上,亲自到会的时任中组部长陈希特别宣布了郭树清出任央行的党委书记、副行长,负责党委职责范围内工作(人事、行政、党务和改革等),易纲负责央行的全面工作。会议上也还特别强调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郭树清也当场表态“全力支持易纲同志履行行长职责”。 由此可见,5年前任命郭树清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样的“双首长制”,而如今任命潘功胜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向把央行已经施行了5年时间的“双首长制”恢复为“单一首长制”或者说党政“一肩挑”过度。 说到中共外交部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的“双首长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经神隐20天之久,原因仍不确定是阴沟翻船还只是新冠复阳的秦刚。 按照法广最新报道的说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相关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别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与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之后便销声匿迹。中国墙内盛传他与一位涉间谍案的凤凰卫视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纪委约谈。也有网文提醒说,有关秦刚被双面女谍拉下水的流言盖住了中国火箭军司令和副司令先后被抓和涉嫌自杀的劲爆消息。 香港明报7月13日的报道说:“几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秦刚是否健康有事时回答称‘没有听说’”。该报说,“如果秦刚真如传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较为严重的病例,毕竟现在中招的人,逾两周仍无法康复的个案较为罕见”。 总之,如果仅仅是新冠复阳的话,那么总有转阴康复的一天,但如果确是是阴沟翻船的话,秦大官人官场上还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后的秦刚会怎么样,反正自从他神隐至今的这段日子里, 外交部里的业务工作党委书记齐玉无法代劳,原因就是齐玉是外交部历任党委书记里的唯一一个纯党务干部,中组部副部长出身。而在齐玉之前,外交部的历任党委书记都是在部内的业务干部中产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长临时出状况时即可代行部长职务。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央行的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及暂时还被保留着行长职务的易纲。 正如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如果是从“国际背景”考虑的话,如今央行党委的潘书记只在国外做过一年“博士后”研究,外加几个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短期培养班的“国际化”,与现成的央行行长,不但是美国培养的博士而且还曾经是美国的大学终身教授的易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易纲的前美国大学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习近平完全放心的说法如果切中事实真相的话,那易纲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们不妨先对比一下去年10月产生的中共新一届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与易纲年龄相仿以及比他还年长的所有领导成员截止目前的党龄。习近平49年,李强40年,赵乐际48年,王沪宁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纲党龄则是44年。 也就是说,七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党龄比易纲长。至于其他所有二十届政治局委员里,也是大部分人的党龄都短于易纲。至于易纲的公开简历里一直没有特别注明他的入党时间1979年,是因为不愿被人忆起他当年“留美地下党”的那段历史。 易纲的官方公开简历里说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人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步入中共官场……。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纲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体以《“美国通”易纲接替周小川 中国货币政策料走稳》报道之,说是“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4年之久的易纲当选中国央行行长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墙内网民们的质疑声四起,围绕易刚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期间的身份展开讨论。对于其中质疑易纲当时已经是美国公民的说法,笔者倾向于不相信,但他在美国期间持有“绿卡”是肯定的。至于是否是“六四绿卡”,笔者听到过不同的说法和分析。 关于所谓“六四绿卡”的由来,如今的中国大陆墙内的百度网站上居然还能查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词条,内容是“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英语: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简称“CSPA”)是一项由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籍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 此法案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了“天赐的绿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请永久居留身分前,连续在美国居留、短期出国或回中国大陆不超过90天者,都被视为连续在美国居留,都有机会取得“六四绿卡”。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至少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当时仍在大陆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8万人。 日后有人指责说:“六四绿卡”所保护的当时的公费留学生、访问学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费留学生和访问人员在内,他们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共产党政权的宠儿和既得利益者,他们还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激烈地为利益竞争取得优势才公费留美深造,他们获得了“六四绿卡”又一个既得利益之后,下一个追求的利益目标就是将来回中国不要跟中国政府有麻烦,能够体面地回国安全地投资和购置产业,或“叶落归根”,等等。其中为数不多者曾经回国后成为中共政权的高官显贵。 5年前易纲当了央行行长后,笔者曾与仍留在美国的易纲当年在美国的旧识们讨论过易纲的在美身份问题。其中一种说法是易纲在“六四”事件的前两年即已经有了美国教职,取得绿卡的时间可能会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持有J1交换学者签证,易纲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事件,这类人是不可能在美国学成之后直接获得绿卡的,除非申请政治庇护。 持这一说法的人士认为:因为J1签证有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利用这种签证对公派学生加以控制。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J1持有人在学成后不得留在美国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实习期)。所以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例如部长州长出面)可以豁免两年回国服务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转H1或者直接申请绿卡。 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曾刊登的《易纲:学者本色,天下情怀》一文中写道:“22岁的易纲又被时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为77级北大经济系第一位公费赴美留学的学生,从此开始了在美国十余年的奋斗生涯。” 所以,无论日后是如何转换,当年的易纲是持J1签证的中国公派留学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时间在美中国留学生无人愿意回国。当时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在绿卡申请上,而是J1回国服务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高票通过,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却否决了这一提案。布什耍了个滑头,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对J1中国学生回国服务条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签证逾期者也不会被驱逐出境等条文,这样等于给很多中国J1学生开了找工作的绿灯。 如此说来,事实上还没等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易纲即已经取得了在美国合法工作的政府许可。而接下来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对于易纲这样本来就找到了在美国工作机会的人来说,则是解决了绿卡排期的难题。他的妻子如果当时还没有工作的话,则是直接拿绿卡。 除了依何种途径拿到绿卡的问题,5年前的易纲一经就任中国央行行长,墙内网上的非议之声也还集中他儿子的事情上。 当时有外媒综合墙内网文爆料内容,说是“易纲儿子易般非‘一般’,美国百万置业一次付清”。详细内容为,有网民25日(即5年前易纲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的5天之后)将易的妻子和儿子的姓名、身份、职业悉数公开。易纲的30岁儿子虽名为易般,但其身家却绝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资100万美元在西雅图购入一个单位,而且是一次过付清。 被网民公开的资料同时显示,在美国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州理工学院就读,拥有后者的工管硕士后,曾先后在微软和亚马逊工作。 当时网民还披露说: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图单位之外,易般同时被指在麻州波士顿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诺沃克市分别持有两个街号相连的物业及一栋公寓,后者估值200万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惊人。 至于易纲的妻子郭京平,当时的相关报道引述爆料者指称,她和易纲同样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拿的是经济学硕士,曾在印第安纳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过中国高阶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回流北京,曾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中投主要负责营运中国主权基金。郭2011年离开中投,转投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 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的易纲先是独自一人回国,而其妻显然是继续留在美国陪伴儿子,直到儿子在美国学业有成,才转而“回国发展”。 网民指易纲2009年任央行外汇管理局局长,负责外汇业务监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总经理,被指负责营运欧美基金,并提出疑问:“根据公务员回避规定,涉及亲属利害关系时,公务员应回避,易行长,你回避了吗?” 总之,关于易纲不被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说法之一是他易纲虽然当年在美国的政治表现,包括对“六四”镇压的态度都经受住了党的考验,但他毕竟也还是中共政权的所有正部长级以上官员中,唯一个在美国取得过“六四绿卡”者,政治上就显得没那么“清白”了。另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他妻儿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经被反映到了中纪委,查证结果虽不至于让他本人受到处分,但仕途无疑还是受到了影响。至于他本人在情愿让位给潘功胜之后,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够平安降落,但日后是否会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后帐,也都还是问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财长叶伦的4天访华行程已经结束。在北京,密集会见了中国多位财经官员,包括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财长刘昆、央行党委书记潘功胜,以及卸任的副总理刘鹤和尚未卸任但实际已经退居二线的央行行长易纲。对前几位的会见很正常,算对口,见退休高官,就中国的外事纪律来说,虽然并非绝无仅有,但确实不常见,尤其考虑当下的美中关系。所以,外界对叶伦见刘、易二人,特别是刘鹤,关注度甚至超过她见李强。有美国谘询机构问我,如何看待此事,是否说明刘鹤退休后仍然对政策发挥很大影响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看中国官方对这事的报导处理。透露叶伦访华要见刘鹤和易纲的是美国财政部,然后西方媒体发布会见消息,然而中国官媒不置一词,未见相关报导。一般来说,已退休官员包括总书记或者总理,见来访外宾,除非某种极特殊的情况,官媒都不会报导,所以中国媒体没有刘鹤见叶伦的消息不奇怪。但按理来说,易纲见叶伦,媒体是要报导的,刘昆和潘功胜二人会见叶伦,都上了官方网站,易纲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退休,名义上是央行行长,他若见叶伦,不应该没有报导。因此,我怀疑他没见叶伦。我问了几个相关人士,他们也不能确定易纲是否见了她。 假如易纲见了叶伦而官媒却没报导,肯定不是易纲本人有什么问题,当局不让见报,一定是当局又出台新规定:对于已决定内退但尚未正式宣布的官员,会见外宾不再宣传报导。习近平时代对官员的宣传报导,只有对他自己开绿灯,怎么宣传都可以,不怕多只怕少,对其他官员,包括总理在内,则非常吝啬,多一字都不行,因此如果做出这种新规,也没什么奇怪的。 现在来说说退休后的高官去处和对政策政局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其实,我之所以在前面花很多笔墨讲当局对刘鹤易纲会见叶伦一事的报导处理,同这个问题是有关的。当局不让官媒报导退休官员会见外宾,目的就是要限制他们的影响力,不让外界和民众产生联想,以为这些退休官员特别是那些在位曾受很大关注的官员在退下来后,还能对当局的政策甚至政局产生某种影响,发挥某种作用。中国官场的规律是,新官不理旧政,官员退下来后,一般是人走茶凉,但是,如果曾经主政一方,或在重要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并广受瞩目,卸任后,对地方政治或者国家某个方面的政策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或者某件特定事情上,所能起到的作用还很大。 以刘鹤而言,南华早报前不久报导,他在今年两会退下来后,现在还参与当局有关经济政策尤其是对美决策的制定,原因在于,他过去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让当局认为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时还要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刘鹤和习近平的关系密切,做副总理负责处理对美事务,包括贸易谈判,被认为是习的首席经济智囊,他有国际视野,思想相对开明和开放,因为年龄问题退下,但像他这种资历和学识的官员,在习的财经队伍里,确实也不多,因此,卸任后还受重视,还能向当局提供政策谘询和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和习的个人关系,能够得到当局的信任。 像刘鹤一样,退下来后可以给当局提奏折的高官,特别是财经高官并不少见。比如温家宝内阁的副总理曾炎培、多次连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他们卸任公职后依然很活跃,曝光率很高。此次叶伦访华,据说周小川设晚宴款待她。中国退休高官完全退下来,不过问政事的不多,一般会到某个曾与自己管辖业务有关的行业协会或者与自己的学术背景有关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去挂个职、做个顾问什么的,发挥影响力。这种行业协会很多,智库也很多,像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国家顶级智库,网罗了一大帮退下来的高官。曾炎培和周小川先后出任博鳌论坛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前者2019年还作为时任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人员之一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参加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的美方代表。除此外,如今去大学担任某个二级学院的领导的退休官员也多起来了。但后者对官员的学术背景要求更高,有些官员原本是学者从政,退下来后再回到大学任职。像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都有高官在卸任后转向讲坛。这些有点像西方的旋转门。不过,像朱镕基卸任总理后还挂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属于特例。 当然,去行业协会、智库和大学发挥馀热的退休官员,虽然有机会为当局提供政策谘询和建议,但如刘鹤、曾炎培和周小川一样,继续深度参与当局决策的,则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对退休官员还是有顾忌,说多了怕有干政之嫌,另一方面在任者有自己的主政思路,不一定会接受这些人的意见。中国官场复杂的人事问题,让退下来的官员在提意见,参与政策讨论时,也要慎重,不能越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尽量让在位者不要产生某种不好的联想,免得双方都尴尬。 我谈的退休高官主要指部级和副部级这两个层级,至于副国级及以上的所谓国家领导人,则另当别论,他们退下来后除少数外,基本是淡出公共视野。尤其是正国级领导人,包括总理和总书记,退下来后表面上在家安享晚年,不再对国事指指点点,否则很犯忌。对他们过问政事,相信当局有这方面的规定或默契,原则是不可让他们随意发表意见,干扰现任领导人的工作。而在习近平治理下,怕是不需要当局提醒,这些退休来的正、副国级,自觉会闭嘴,以免吃力不讨好。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