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严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真正精打细算，确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 据第一财经11日发出评论直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这些年持续地严控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这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从长远来看，可发挥效果空间逐渐减小；一些地方则仍存在“大撒币”、资金浪费等现象。 “当前最为关键的是，必须遏制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上马无效、低效但投资额大的基建类专案”。评论直言，相较于严控政府行政支出，控制政府投资专案可以省下来的财政资金更可观，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评论引用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2”指出，2008年以来行政管理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显著下降，从2008年15.25%降至2021年8%左右，近年在8%左右小幅波动，行政支出再压缩空间很有限。 相较于行政支出压缩，无效的政府投资支出减缩空间更大，这才是“过紧日子”需要关注的焦点。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官员花纳税人的钱办事，若要做到省钱又有效，需要一套长效机制。 评论强调，中国在预算资金安排、预算绩效管理、强化财经纪律、各类监督等层面做了不少事情，不过相关机制仍有待健全。 例如，预算绩效管理推行多年，如何真正地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评估指标体系，尚待推进；如何遏制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盲目地大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落实。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困境，复旦大学经济学者张军认为，北京当局应该压缩投资预算，避免动辄数千亿、上万亿搞形象工程的浪费，然后把腾出的15万亿至20万亿人民币用于支持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和福利项目。 观察者网10月11日刊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专访，探讨当前中国经济难题。 张军表示，中国的劳动收入仍太低，需进行政策调整，大体上让工资增长至与名义GDP增长接近或持平，政府应把相当一部分的收入用于改善家庭收入，比如用于减少家庭支出的负担，“这就是增加家庭的实际收入”。 张军说，中国有6亿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人民币3000元，月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这跟国力不匹配”。“既然我们的国力可以动辄就花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去搞形象工程，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买单呢？”这方面需要有一些政策的大调整。 张军认为，这些钱可以用在从生育到幼儿园、小学，由国家买单；大幅提高用于老人赡养的抵税额度，甚至迳发现金给老人或家庭帐户。“特别是大量农民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元左右，这说不过去，是不是可以涨到500至1000元，地方每年投资浪费的钱都比这些多得多了。” 他表示，若国家能够有更多支出用于家庭方面，家庭就可以有更多支出用于消费，形成正向循环。 张军的这篇文章在微博热传。网民认为，张军的建议契合当下中国社会大量民众的心愿，“应该给农村老人发钱。农村的小孩本来起点低，赡养老人也是个很大负担，体制内老人养老金花不完，还可以补贴小孩。给农村老人发钱，可以促进老人消费，同时也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进一步促进消费。” 但也有网民质疑：想法好，但是如何执行？百姓实际能得到多少？ 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在疫情期间直接发现金给民众，刺激消费，同时拉动股市上涨，而大陆在疫情冲击下，中共面对失业率大增，百姓收入锐减，需求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从来不发钱给民众。 此外，对于鼓励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支出的政策变化，例如扩大医疗和失业救济金，当局也一直持抗拒态度。但需求、特别是内需，是拉动经济成长的主体手段。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不断有学者、业内人士呼吁当局给百姓发钱，一方面纾困，更主要的是刺激经济。2020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就撰文呼吁发现金，他认为中国发的消费券实际是折扣券，不达门槛得不到补助，刺激经济的作用非常有限。 中共去年底无预警地放开疫情封控后，今年前8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持续萎靡，有些人建议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更有力的政策，不要“挤牙膏式”的调控。 中国低收入至少6600万人 2020年中共两会上，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当时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人均年收入30,000元。 央视报导，截至今年6月，中国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讯息平台已归集到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等6,600万低收入人口等的基本讯息。 报导说，目前有关低收入人口讯息搜集还很不完整。 很多微博网民表示，低收入人口不可能只有6,6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