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看到一个“夜班媒体人”救助贴，说是救助了几十个夜班编辑。我点开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美编，那时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编辑。最初决定加入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还有时间看书，真是理想的职业。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并不是每天凌晨2点都能下班，有时候要等到四五点，而且你等的东西，又都是绝对无聊的。有一天凌晨4点，我在报社下面等出租车，一辆汽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背包。 里面有下雨换下来的袜子，还有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书会这样流通。 10年报纸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编辑。中国的编辑有一种双重性，既是“新闻人”，又是“审查者”，当我发现后一种比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丧失了动力。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先是去报社的新媒体，然后是去做杂志，2019年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户和自由人。 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却也是“真正新闻人”的开始。疫情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区杀三只猫的消息（它们的主人阳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成都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来写这个。 那一瞬间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组深呼吸才从床上下来，打开电脑。我知道新的时刻开始了，如果我写这个，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疫情中成都还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不会有人写也不会有人评论，现在我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 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从媒体辞职两年后，自己真正成为了“新闻人”。我不得不集编辑、记者、评论人角色为一身，战战兢兢，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有些话评估再三，还是不得不从文档中删除，这让我想起在报社受到的那些训练。 坦白说，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人，滋味并不太好受，压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变得“危险”，让人讨厌。 但是也因为这些写作，我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一个标志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的群，“以后不管怎样，跟着我们你都会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头，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 想起2005年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编辑的培训。记得当时报社有领导还向纽约时报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时，“本报”做的版面，纽时的同行发出赞叹——那时真切感受到“新闻”是一个行业，有全球通用的语言和范式。 前几天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专门去新闻学院参观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 后来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挡住了他的名言：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m of future generations. 我们的共和国和它的新闻媒体将共同兴衰。一家有能力、公正、秉持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体，具备训练有素的智慧去认知正确之事，并有勇气去实践，可以维护公共美德，没有这些美德，民主政府就是虚伪和嘲弄。愤世嫉俗、唯利是图、煽动民众的新闻媒体最终会培养出与其本身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未来一代新闻媒体的手中。 即便是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读起来也多么陌生啊（也让人心惊肉跳）。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有什么样的媒体，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民族——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这么大。“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子女后代的新闻从业者手中。”这不是褒扬，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诘问。 必须批判普利策老师，不然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经常反过来思考，并且为自己辩解，“大环境……所以我只能……”我们假装不知道，媒体人不但是环境的一部分，还参与了环境的塑造。估计今天有不少人又会开心庆祝“记者节”，特别写下这篇添堵的短文。 如果重新回到2005年，还会选择到报社当夜班编辑吗？如果我知道这一切，可能还会如此选择，尤其是辞职后的时光，即便是18岁最天真时的我也会认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中国著名记者高瑜早年投身新闻行业，在中国高压政治环境里，坚持媒体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坚持说真话，报道实情，获得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等多项国际褒奖，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官方称高瑜积极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动乱”，其后为境外媒体供稿，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高瑜对所有这些指控予以否认。 如今高瑜年近8旬，虽然受到当局的严酷打压和封杀，仍然笔耕不辍，以一位专业记者和媒体人的敏锐嗅觉，观察、审视和评论身边发生的时政新闻。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栏目最近专访高瑜，听她讲述对中国新闻业“三寸黄泥地”的不屑，对自己屡经政治磨难的无悔，对独子蒙受牵连的心痛。 中国新闻行业是既危险又肮脏的“三寸黄泥地” 高瑜毫不避讳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更不掩盖她对目前中国新闻媒体行业的鄙视。她引述今年六月高考结束后，一位专门指导高考生报志愿的网红引发的一场网络争论，认为中国媒体行业既危险又肮脏，是典型的“三寸黄泥地”。 高瑜转述教育博主张雪峰的话说：“报什么也不要报新闻专业，如果我的儿子非要学新闻的话，我就把他打晕，然后我替他填一个别的专业。” 高瑜说，这位网红认为新闻专业在中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专业，引起不少网友，尤其是新闻学专业的教授学子们的抗议，直到其后不久京津冀洪水泛滥，才验证了这位网红所言不虚。 高瑜说：“水灾这么严重，竟然看不到我们的媒体。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媒体竟然没有一家报道，或者只报喜不报忧。所以我也赞成哪位网红的说法了。” 不久前，新华社社长傅华在金砖国家媒体高端论坛致开幕词时，发表了吹捧习近平的讲话，称习近平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效应对了当今世界的思想赤字、形象赤字、领导力赤字”，“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精神引领。” 高瑜回忆老一辈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和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与康生、胡乔木鼓吹毛泽东思想“顶峰论”作斗争的职业操守和勇气。她认为，对照之下，这几位老前辈的操守和勇气与傅华的肉麻吹捧高下立见。 她说：“你说像这个傅华社长这一番高论，我总觉得，那和顶峰论又是亲家了……听听他都说了什么，简直不忍卒读，想想这能起到什么作用？老百姓谁听啊？” 对个人遭遇无怨无悔，但最对不起唯一的儿子 高瑜的厄运与中国的政治风雨紧密相连，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称高瑜为“神通广大的记者”，此后她三次被捕，两次判刑入狱，一次监视居住，一段时间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青春年华和身体健康的代价，家人也受到牵连。 高瑜说，她对自己的遭遇无怨无悔，但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唯一的儿子。 高瑜1989年因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被捕之后，正在北京四中念高中的儿子便拒绝再上政治课，致使学业受到影响。大学毕业后，高瑜的儿子一度为人民日报工作，受母亲二次被捕的株连，被逼辞职，成为一名以教授滑雪为生的自由职业者。高瑜2015年出狱后，为照顾家庭，儿子被卫生部一个下属机构录用。 高瑜说，2020年，因为在推特上声援许章润和任志强，当局要求她关闭海外的推特账户，被她拒绝之后，厄运再度降临到儿子头上。 她说：“北京市公安局人也不来，打电话到我儿子工作单位问他怎么样，他们说工作很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第二天又来电话说你们把他辞了，人家领导问什么原因，答曰：别问，你别管。第三天又来电话逼问，人家又问什么原因，答曰：父母原因。” 高瑜的丈夫2003年10月就病逝了，“父母原因”自然是指高瑜坚持在海外写推特的所谓“政治”问题。 儿子失业后，母子相依为命，高瑜说，过去三年多以来，仅靠她每月3千多元退休金生活。高瑜说，生活的清苦不算什么，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当局为了扼杀她的声音，几乎切断她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绝不放弃，打破天也要写下去 旅居美国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让高瑜社死，以消除她的所有影响。 2012年高瑜的微博就被封了，她经常供稿的海外媒体德国之声主办的北京观察和苹果日报也都先后遭到整肃，失去了对外发声的平台。 高瑜说：“我这两年太轻松了，时政我也不写了，我就是写一个推特，国内有点什么事我写一些，结果把我儿子工作给砸了，还牵连到我的亲戚。就是这个月，也把我的一个只能私聊的微信封到年底，就是想让我连个微信的消息都看不到。” 就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前两个小时，两位国保来到高瑜家，向他解释封她的微信的原因是她“写水灾了”，并警告高瑜不要继续写推特了。 高瑜大怒：“只要你是一个有点良心有点人味的人，你能对这场水灾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我做不到，打破天我也要写下去。 中国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回首遭遇坎坷的一生，高瑜说她丝毫无悔。她说：“我没有屈原那么悲壮，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想如果我有个先知先觉，再有个30年40年我还这么过来。” 高瑜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事业中都要有付出，而且有人会付出很多。她以美国为例，称马丁路德金是她的楷模。
香港“Now新闻”新闻部开台元老、副总裁郑丽矜7月19日请辞。有消息指，她因无法与空降的新闻部主管陈铁彪合作而决定离开。 综合媒体报导，来自新闻部员工的消息指，19日请辞的郑丽矜向员工表示，“时候到了，我选择放下，保存美好”，过去16年，Now财经台和新闻台由开台时的数人到现时的300人团队，有幸在重要历史时刻留下真实纪录，“有血有汗，有笑有泪”，“曾经拥有，无悔无憾！” 部分员工或酿集体辞职 郑丽矜辞职后，已有部分员工酝酿集体辞职，包括部分新闻部管理层人员。 据知情人士称，引发郑丽矜辞职的导火线与该台节目《经纬线》最近一辑有关移民英国的“英伦香港人”有关。陈铁彪要求该集节目删除受访者提及在国安法下的移民理由，引郑丽矜不满，双方对此事有所讨论和争拗。该节目在刚过去的星期天（18日）播出后，郑丽矜翌日便公布请辞。 与中关系密切 陈铁彪疑多次自我审查 据传前TVB管理层陈铁彪和中方关系密切，约一年前空降接掌新闻部后，经常在接到中联办的电话后，要求抽稿和更改内容，令郑丽矜与其难以合作；陈铁彪还要求新闻台的皇牌论政节目《时事全方位》在7月大换血，只容许亲北京学者许桢留任，在郑丽矜几经争取后，只有主持冯智政不获续用，常任节目主持彭晴自行请辞。 此外，陈铁彪主掌新闻部后，还传出多宗疑为自我审查事件，包括：曾邀请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出任《大鸣大放》主持、漏夜删除民主派议员叶建源评论港大副校长申作军是清华党委委员报导、国安处处长蔡展鹏因光顾无牌按摩受查相关报导一度消失等。 去年8月，“Now新闻”原新闻部主管张志刚退休，郑丽矜未能“坐正”，公司委任原已退休、曾在无线新闻任中国组主管的陈铁彪接手，空降执掌新闻部；另有几名前TVB管理层吴宜婷、李伟亮和叶惠民亦先后空降“Now新闻”，不过李伟亮加入不久后便已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