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出生于80年代的维吾尔人戈贾（Ghoja）在2015年经历了重大转变，当时中国当局开始向维吾尔人发放护照，让他们可以自由出国旅行，并鼓励居住在国外的人回国。他抓住机遇，从国外回到新疆，在家乡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为确保安全以及担心他在中国的亲戚和同事可能受到影响，该人以戈贾（Ghoja）为化名，并明确要求美国之音不要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目前居住的第三国。 然而，到了2017年年初，他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转折。戈贾因涉嫌“境外旅行罪”被捕，经历了一周的审讯和虐待。 戈贾回忆道：“我被当地警方逮捕，并被审讯了至少一周。他们让我坐在老虎凳上，我被剥夺了数天的睡眠。他们会问从我出生到现在的一切。” 后来，戈贾在集中营（中国当局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期间他被迫为一家中国电子公司工作至少六个月，工资微薄，最终于2019年底获释。 获释后，他利用自己以前的政府关系在当地跟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企业，希望与新疆的强迫劳工计划保持距离。 2023年一个维吾尔人的出国遭遇 戈贾表示，2023年，为了将新疆描绘成自由之地，中国当局有选择性地发放了护照。戈贾决心逃避监视，通过了一系列官僚程序，在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担保人的帮助下获得了中国护照。 “在中国，你无法与任何汉人分享你的经历。你必须成为一名演员，向汉人或公司隐瞒一切困难。如果你告诉他们真相，没有人会提供帮助你获取护照，”戈贾说。 尽管身已经在国外，但他越来越担心的是他仍然面临来自中国当局的询问。 “尽管我在国外，但当地的警察和居委会官员仍然联系我，询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中国，”戈贾表示。“我现在还没有自由，因为我非常害怕中国的手臂伸向我。” 戈贾透露，从2019年底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关闭了一些拘留设施，将其中一些改造为中国公司中被胁迫的维吾尔工人的宿舍，而其他一些设施则作为政府认定为“不安全的个人”的拘留场所，即使他们并未犯罪。 2023年新疆局势演变与中国政府的叙事努力 丹麦人类学家鲁恩·斯汀伯格（Rune Steenberg）是捷克奥洛穆茨帕拉茨基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他致力于新疆和维吾尔研究近十五年。十年前，他居住在新疆南部喀什噶尔，进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维吾尔民族亲属关系的综合研究，深入研究了婚姻传统、风俗习惯、边境贸易以及维吾尔知识分子的作品。 从2017年起，斯汀伯格将注意力转向该地区的大规模监禁和暴行问题。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在2017年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禁，他无法访问新疆。尽管如此，斯坦伯格未受阻，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与离开新疆的维吾尔和其他民族进行了访谈。这使他能够收集第一手信息，以继续研究不断演变的新疆人权状况。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宣传，尤其是更微妙的中国宣传，包括来自该地区的网络影响者和维吾尔网络影响者，”斯汀伯格说。 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斯汀伯格深入探讨了2023年新疆维吾尔社区不断变化的局势和面临的挑战。他讨论了中国政府的宣传举措，以及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这一时期对于有关新疆的叙事的应对。 “在2023年，我们看到了该地区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结束，以及对中亚边境的部分和不断扩大的开放，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边境，”斯汀伯格指出。 根据斯汀伯格，尽管大多数所谓的再教育营可能不再运作，或其中一些已完全关闭；其中一些以非常低的容量运行，但人们仍然在被监禁。 “人们仍然被监禁和判刑，那里仍然有大量的监狱人口，”斯汀伯格说。“特别是那些在2017年、2018年被判刑的维吾尔人，2023年被监禁的人数并没有真正减少多少，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之前曾经被关进再教育营或其他类型拘留的人被重新逮捕，以及2023年之前未曾被拘留的人们的新逮捕。” 斯汀伯格指出，2023年，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监控重点不断发生转变，从安全和治安措施转向更加强调高科技和行政单位的控制。其中包括城市地区的社区（居委会）和农村地区的大队、小队，限制了人们的流动性和时间。 斯汀伯格强调，这些流动性限制和阻碍了人们像以前一样寻求劳务迁移的自由，迫使他们参加国家组织的强制性劳工计划。 “维吾尔人现在找到工作变得如此困难，”斯汀伯格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经济上被迫参与这些计划，而统计数据中看起来有更多人在就业，是因为他们过去从事非正式就业。但实际上，当他们失去了土地时，他们也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们之前未必是失业，只是在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而已。” “2023年，新疆当局的另一个转变是加大宣传力度，” 斯汀伯格指出。他表示，中国政府已加大努力，试图通过创造由政府主导的“新疆故事”来塑造围绕新疆的叙事，将其描绘成一个发展、和平和民族和谐的地区，以转移注意力，避开有记录的人权侵犯。 斯汀伯格表示，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仅限于国内受众，还针对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内的国际受众。 “新疆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幸福地载歌载舞，再加上殖民叙事，在国内外都有所呈现，” 斯汀伯格说。“政府邀请国际媒体亲眼见证其精心策划的新疆版本，同时掩盖阴暗面，例如集中营地的存在、再教育和政治灌输。” 中国大使馆就新疆局势表态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媒体询问的电子邮件中强烈捍卫了中国的立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新疆问题”的看法。 “在社会治理方面，利用现代科技产品和大数据改善社会治理是一种普遍的国际做法。”刘鹏宇说。“在新疆合法范围内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旨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预防和打击犯罪。这一措施得到了各个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它能够使社会更加安全。” 在谈到对行动自由的担忧时，刘鹏宇强调了中国对法治的承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他说。“中国政府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出入境权利等合法权利。新疆从未限制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迁徙自由。” 关于强制劳动这一问题，刘鹏宇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毫无根据。“所谓的‘强迫劳动’不过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华组织和个人捏造出来的谬论。” 刘鹏宇进一步强调了新疆在摆脱深度贫困方面的成功，表示：“新疆成功地克服了深度贫困的阵地，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 2023年中国成功引导多数穆斯林国家支持 驻华盛顿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尔斯兰·希达亚特（Arslan Hidayat）表示，中国政府在塑造2023年维吾尔人权状况的叙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希达亚特指出，中国有效地获得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支持，显示出重要的外交胜利。 根据希达亚特的说法，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对于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外交战略显著升级。这次外交活动激增的特点包括强调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战略性地营造了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对中国穆斯林的遭遇不表达担忧的环境。因此，当中国加大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并被美国和一些西方议会正式认定为维吾尔种族灭绝时，这些国家选择不表达反对意见，反而支持中国。 “[当]习[近平]上台时，迅速赶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并建立关系，因为他需要这些国家，” 希达亚特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中国争取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支持，就能够对维吾尔人进行积极种族灭绝，而没有受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太多抵抗。” 希达亚特强调，在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在网络上对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抵制时，中国政府迅速派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前往新疆。然后，这些代表团将参观北京精心策划的展览和博物馆，这些展览和博物馆将维吾尔人描绘成以维吾尔自由的名义进行犯罪。
日前由新疆伊犁自治州人大颁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把习近平早在2014年的治疆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民族互嵌”的少数民族治理手段“法制化”的开端。而这个“民族互嵌”的要害是“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说白了就是要把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变成多民族的混居、杂居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被美国制裁的涉疆中共官员之一：伊犁恶警高琪》中已经介绍了中共前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在位时下达对所有“不放心人员”的所谓“应收尽收”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象主要是维吾尔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进了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把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推行“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首选样板区。 就在高琪和胡联合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两天后，本月14日，《新疆日报》刊登新闻报道说：12月13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全文共19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立法目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措施，逐步推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此消息公布后，似乎并未引起广大外界媒体的特别关注，如果上网查找“民族互嵌”一词的话，只能找到一篇《大纪元》发表于本月17的揭露和批判文章 《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文章直指中共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颁布的所谓的民族交融促进条例，旨在为中共宣扬的少数民族政策确立“行为规范”，以建设所谓的“民族互嵌式社会”。法学家表示，这实际上是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新思想阴谋。 的确，强推所谓的“民族互嵌”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就是“种族灭绝”，只不过这一阴谋早已经不新，被胡联合等“体制内学者”先以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形式引发当权者注意可以追索到十五、六年前，而开始成为实施习近平新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 据一个叫郝亚明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教授撰文介绍：“深刻认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这一指导性原则在2010年被提出后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阶段，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提出使其具备了可操作性的实践抓手”。 这个所谓“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成为中共治疆政策内容的首次对外公布，是新华社2014年05月26日播发的新闻稿，标题就是《政治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该新闻稿的副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其中提道：“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紧接着，4天之后由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两次将此“最新提法”对外宣讲。 中共“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是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 敬请注意，到此为止，这个“民族互嵌”还只是局限在中共治疆新理念范围。习近平当时的设计是把“互嵌”解释成双向，即在新疆当地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同时，还要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到内地居住、就业并接受（汉化）教育。 紧接着，就是在几个月之后，“民族互嵌”就被当成中共整个民族政策的新内容了。 还是发生在2014年年内的事情，当年9月28至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开了两天，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2014年年底，习近平当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形式，将这个“民族互嵌”正式官宣为其整个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意见”中具体要求说：“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媒体要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推广经验，树立典型，营造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该政策文件下达次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了评论员文章《为民族工作注入新动力》，说是“ 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创新载体和方法，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也要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致此，习近平当局的对“民族互嵌”政策的宣传造势达到了最高潮，而且是明白说明要将其由单一的治疆手段扩展成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治理手段。但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政策曾一度给外界以“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感觉，而“理论界”时有讨论文章的零星发布，反而给人政策不成熟，还在进行理论评估的感觉。直到习近平突然下令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学校强推汉语教学事件的发生。 当时，内蒙古教育厅印发的《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中所体现中的“党和国家意志”，成为整个内蒙古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保护母语运动的导火索。 自2020年8月底开始，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民众为抗议当局强推汉语教学，各地暴发学生、家长与老师上街抗议运动。蒙古族家长和学生在学校外唱歌、喊口号的照片与影片在社群媒体疯传，内蒙古电视台的300位工作人员公开按手印签名呼吁保护蒙语、师范学院老师集体签名抵制新政策，十几岁的学生、家长、知识分子、公职人员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政策。 当时的习近平当局立刻将此次抗议定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在内蒙古切断通讯软件微信、解散微信群组，派警察和政府公职人员挨家挨户要求蒙古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否则要开除公职，公安、武警及各级公职人员抓捕参与抗议民众，甚至出现内蒙古女官员反中共暴政而坠楼身亡的惨剧……。 对于该事件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详见笔者在2020年9月7日发表的《原来内蒙强推汉语教学是习皇诏令》及此前此后的系列文章内容，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引发的强烈反弹虽然被习近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习近平当局由此对所谓的“民族问题”有了更强的危机感。于是，于2021年8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民族互嵌”的必要性和强制推行的紧迫性。 习近平的这份讲话已经收录于《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取标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当局的宣传文章说它是“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学习时报》上刊登的相关文章称习近平的这份讲话“科学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划定‘路线图’”。 文中具体解释说：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交往交流交融基础。加强空间嵌入，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加强文化嵌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 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互鉴；加强经济嵌入，让各族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相互照顾，在产业链上相互关联，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加强社会嵌入，营造各族群众日常接触、共同居住的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加强心理嵌入，促进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 读罢如上内容，就不难明白所谓的“民族互嵌”，首先是“空间嵌入”，把“让各族人口在空间地理上合理布局”这句官话翻译成老百姓一听就懂的人话，就是实行所谓的“掺砂子”， 让各民族混居、杂居！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大纪元》上星期刊登的《新疆首推“民族互嵌”恶法 专家：中共新阴谋》一文中引述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蓝述的话说：所谓的“互嵌”实际上是让汉族和维吾尔族全面杂居，其目的是为了方便中共对维吾尔族人的控制。 蓝述说，维吾尔族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将形成凝聚力。毫无疑问，这种凝聚力不利于中共掌控，因此中共采取了杂居的方式。在杂居状态下，由于汉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从而降低维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此外，蓝述还表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引发矛盾。他说，这种矛盾有助于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挑起汉族与维族之间的斗争，从而方便中共实施控制，这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这种杂居的方式也使中共能够更便捷地组织特工，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 这位时评人士分析的没有错，只不过把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互嵌”简单理解成了对付和“瓦解”新疆维族人的手段，其实不然。所谓的“民族互嵌”被深入推广肯定是要假以时日，但习近平当局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区域逐步扩展和深入。而且，别忘了这“民族互嵌”说的是“各民族互嵌”，也就是说，不但是人让汉族与维族，或者让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嵌”—以汉制“夷”，也还要让不同少数民族“互嵌”—“以夷制夷”。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和哈萨克族与蒙古族“互嵌”。 日前刚刚通过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条例》中明白强调的就是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本文前面已经强调过，这个新疆伊犁州，说是“哈萨克自治州”，是因为哈族人口居多，但该州境内也还有包括汉族、维族、蒙族、回族等在内的40多个大小民族的人群。而中共当地政权用“地方法规”要求县以政府以“经济补助、环境优化、完善设施”等手段强推的“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无疑是包括了让汉族人“嵌入”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人为打乱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的单一族群聚居状态。用中共当局御用文人的话说就是“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新时期我党增强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推进族际和谐的新举措”，此举“并非单纯强调少数民族嵌入到多数民族之中，也包括多数民族嵌入到少数民族之中，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嵌入”。 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本专栏日后还会有文章跟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新一轮制裁名单的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长高琪不但在中共新疆”反恐”过程中屡立战功，而且还把原本主要针对维吾尔族群的”应收尽收”的极端手段对付伊犁境内众多少数民族和穆斯林群体。 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前夕，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于12月8日宣布因侵犯人权而对九个国家的20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名涉新疆事务的中共官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兼公安局领导人高琪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胡联合。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高琪所在的上级部门新疆公安厅之前已被列入被指定实体名单，而他作为副州长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镇压。高琪及其直系亲属被禁止入境美国。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胡联合所在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组在制定新疆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直接和密切卷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的制定和修订，该条例在中国政府眼中为在新疆展开再教育拘留运动提供了推定的法律依据。 其实，这其中的胡联合，已经是第二次被美国国务院列入制裁名单了。上一次整好是两年时间以前，也是赶在国际人权日之际。 2021年12月10日，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国际人权日 美宣布制裁四涉疆中国官员与一实体》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对中国等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两篇报道文章，说是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这一天，美国宣布制裁四名涉及严重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现任与前任中国官员，并将涉及新疆监控的中国企业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企业的名单上，美国个人与实体将不得投资。 如上报道中详细介绍说：中国使用一种人工智能（AI）辅助计算机系统，可为新疆地区数百万维吾尔人创建生物识别记录，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跟踪维吾尔人的行动和活动……。其中一些人随后被拘留并被送往拘留营，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关押。这一技术专门针对维吾尔人，根据他们的外表，并记录他们的动作。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是中国当局利用拘留和数据驱动的监视在新疆地区建立警察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商汤科技开发的人脸辨识系统被中国政府用以监控新疆维吾尔人。商汤科技在申请专利时，还强调自家技术对有胡须、戴墨镜与口罩的维吾尔人，有强大的识别能力；集团子公司“北京商汤科技”2019年就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 现如今，两年时间过去了，美国新的一轮制裁名单中虽然再有胡联合，而没再有臭名昭著的商汤科技，但不知仅是是巧合还是天意，就在这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名单发布6天之后，该公司的创始人、“中国人共智能领域的杰出代表”，年仅５５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汤晓鸥却突然被官宣“因病医治无效”了。较详细报道见自由亚洲网站本月１６日文章《商汤科技创办人汤晓鸥猝死 公司曾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两年前的国际人权日上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涉及新疆人权迫害的4名中国官员，包括前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现任的新疆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关键人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胡联合以及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陈明国，他们的亲人也不得入境美国。 关于胡联合，我们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专门进行详细介绍。而两年前和胡联合一起被制裁的陈明国当时的职务是自治区副主席兼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今年１月和3月他已经被分别宣布连任了这两项职务。既然已经开始了连任，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今年没有对他进行再制裁。而这次新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高琪则是陈明国最得力的部下之一。 １９７０年出生的高琪是汉族，祖籍山西。十之七、八应该是毛泽东时代响应号召“援疆支边”的内地汉人后代。他的官方简历中说他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在 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管教专业学习，1990年6月毕业待分配“，其实这所“新疆劳改警察学校”的全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 这所学校当年成立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内地数万名“重刑犯、顽危犯、反改造尖子犯”，为培养大批劳改工作干部的需要，1984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干部学校。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警，每年3至4期，意即每个学员的在校受训时间也就三四个月。 1987年4月，该学校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改工作警察学校”，一年多后经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批准，学校成立电大工作站，实施大中专学历教育。意思是有资格招收广播电视大专或者中专生了。直到１９９３年，这所学校才被批准增挂“公安司法学校”牌子，列入国家普通招生计划，实施高中和初中起点的普通中专学历教育。 也就是说，１９８８年的高琪或者是高考落败，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高考，这才退而求其次，读了一个“广播电视中专”。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毕业待分配”了。 接下来，这个高琪并没有因其所学＂专业“而对口当了一名狱卒，而是成了泽普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继而又被调入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科干警。 从1999年起，高琪从喀什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职务一路晋升。 2008年8月4日喀什市发生一次袭击武警案件。中国官方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公布的案件细节是当时有两名维族男子驾车对正在出操的喀什市边防支队武警发动袭击……，共造成武警17人死亡、15人受伤。 接下来，在对这两个人的抓获过程中，高琪立功受奖，于２００９年4月晋级为喀什地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几个月后即又被提升为副司局级待遇的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 当时那几年里，喀什地区是中国新疆“反恐”的第一线，身为当地公安局局长的高琪所扮演的角色可想而知。 2013年开始，高琪转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常委兼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2016后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州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指出：高琪在2018年6月表示，新疆必须“坚决按照陈书记的要求，把不放心人员送到放心的地方……慢慢改造”。 此后，伊犁地区公安人员实施了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酷刑，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经审判的长期羁押； 绑架和秘密关押造成人员失踪，以及其他公然剥夺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的行为； 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如上内容中所说的“陈书记”，就是几年前早已经被美国宣布制裁的时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 2017年8月30日，陈全国对全疆县级以上干部发表视频讲话，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总结“反恐”工作成绩：……“三仗一战”打得漂亮，“挖减铲”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严打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安宁。社会面防控成效明显，布下了反恐维稳的天罗地网。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实现了全封闭，筑起了防回流、防袭扰、防热兵器流入的铜墙铁壁。断根、断代、断联、断源“四断”明显，实现了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如上都是陈全国所讲的原话，请读者听众特别注意其中的“断根”和“断代”的表述，真得是让人毛骨悚然！ 在这次讲话中，陈全国还对下一阶段的“反恐”提出要求：强化严打攻坚。继续挖存量、减增量、铲土壤，集中力量开展严打攻坚会战，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把暴恐团伙和暴恐分子挖干净、抓干净、打干净，坚决消除现实危害。坚持应收尽收、有了就收，对重点人员和不放心人员集中办班培训，实施甄别审查、教育转化，坚决消除潜在危害。切实抓好“断代、断根、断联、断源”工作，精心组织各类专项斗争，坚决切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承体系，切断宗教极端思想传播渗透的途径，切断“三股势力”内外多联的渠道，切断“三股势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传播的源头……。 如今，陈全国早已经被习近平打发回家养老，但他当年亲自考察、任命的高琪还在继续作恶。 有道是，笔者在设法查找陈全国的这份讲话内容时，居然无意中看到了当时被中共内部查办的时任莎车县委书记王勇智的一段自我批判内容。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进入查一下王勇智其人其事。维基百科的记载是：2014年莎车县暴恐袭击案发生后，在新疆南部长大并有着执政经验的王勇智就任莎车县县委书记。王勇智认为教育和经济发展为消灭恐怖主义的方法，因此上任后加强了莎车县的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并建设机场、水利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经济发展。根据上级指示，王勇智在任内建起了两个庞大的新拘留设施，并把两万人关进了拘禁营。但王勇智私下里对这些做法表示顾虑，担心大规模拘禁会损害该县的民族关系，并阻碍经济发展。王勇智下令释放了拘禁营中关押的7000多人。 2017年9月后，王勇智从公众视野中默默地消失了。莎车县委书记一职改由范宝军担任。2018年3月，王勇智被控存在“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贪污腐败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官方的公开报告中并未提及王勇智释放在押人员一事。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声称，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向王勇智表示了敬意。 而笔者这次无意中查找到的王勇智的自我批判内容中有他自己解释他释放“在押人员“的初衷。 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毫无党性原则，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自认为比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更了解喀什地区实际情况，上级的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差距大，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有选择地抓落实。因此，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都收走了，势必影响脱贫攻坚进程，影响自己的政绩，导致无法实现自己尽快离开莎车的目的。因此，为了一己私利，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做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的2万余人中的7000余人违规解押、解教，亲手埋下这些“定时炸弹”，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请注意，所谓“应收尽收”的“收”，就是“收押”和“收教”，意思是要对所有“不放心人员”都或者直接判监，或者关押进不需要审判程序的教育营。 而当时陈全国下达的如上指示，主要是针对喀什等地区，镇压对像主要是维族。而如今被美国宣布制裁的个高琪则是把陈全国的“应收尽收“，落实到伊犁自治州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及穆斯林群体。这是因为由他主持“维稳”的新疆伊犁州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境内居住有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47个民族。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共当局选中这里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法”强推“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的样板区。进一步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批令人震惊的题为‘新疆公安文件’的档案曝出后，美国政府表示“惊愕”，“愤怒”。德国外长贝尔博克立即要求中国外长王毅“对这批揭示令人震惊的严重违反人权的档案”作出解释。德国外交部发出的文告说，德国致力于捍卫人权，而人权是属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德国副首相罗伯特.哈贝克在周二晚间的一份声明中说：”维护人权比什么都重要，”他保证，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组成的政府已经 “改变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视角”。他还表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实现多样化，也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北京是德国的主要经济伙伴：2021年两国之间的交流超过了2450亿欧元，这个数字比一年前增长了15.1%。 新一批有关新疆严重违反人权的内部档案的披露让民主社会异常震惊，参与披露这批档案的国际媒体集团的法国‘世界报’就此发表题为“镇压维吾尔人，见证中国粉碎机”的社评。社评说，谁还可以对中国强加给他的少数名族的命运继续否认，淡化甚至沉默？尽管从来没有人相信北京把关押维吾尔人的营地解释为职业培训中心的官方解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在媒体公布的见证已经讲述了政权专门针对某些民族的任意镇压行为，包括任意拒押，强迫绝育，通过灌输洗掉这些民族文化的特征。但是，‘新疆警察文件’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另一维度。 评论指出，这些直接出自中国公安系统的文件，从内部证实了中国当局对安全的疯狂迷恋和重塑人口的极权主义努力。文件以‘指导手册’的可怕精确性描述了如何粉碎整个家庭的机器般的运作，那些人或因为他们之间仅仅存在着家庭关系，仅仅因为他们与其中一个囚犯关系密切，仅仅因为 “家庭宗教氛围浓厚 “而被关押起来。 如果我们相信当时新疆地区负责人陈全国的话，粉碎机在全速运转。陈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讲话中，他对 “四个打破 “”完成得很好 “表示祝贺，所谓“四个打破”就是：打破他们的根源，打破他们的血统，打破他们的联系，打破他们的起源。 这批文件恰巧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经过长久谈判争取到访问中国特别是新疆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之前已经对巴切莱特此行能否获得真相表示严重怀疑，法国世界报评论说，这次访问的内容尚未公开。但是要进行真正的、独立的、不受阻碍的、没有经过乔装打扮的实地调查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当局反而有可能利用巴切莱特此行，为其实施的激进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辩护。 美国国务院5月20日担心中国将限制巴切莱特对新疆地区的访问，同时批评巴切莱特对新疆发生的严重的暴行“保持沉默”。法国媒体报道，不仅巴切莱特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只针对西方国家出现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事件予以迅速谴责的国家是如何保持沉默的了。这种状况反映了北京对国际体系的新影响，它已有能力影响其在经济上支持的许多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 世界报认为，这也是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认可某种残暴，有罪不罚的标志。2月4日俄国入侵乌克兰前夕发表的意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修正主义性质的中俄联合声明更强化了这种趋势。尽管中国关押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人，至今无人出面给北京给予与其违反人权程度相等的惩罚。对于所有北京的对话者和合作伙伴来说，‘新疆警察档案 ’应该唤醒我们的良知，认清今日中国的残酷现实。
美联社（AP）记者今年4月参加了一次罕见的由中共当局人员引导的媒体活动，参观位于达坂城的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随后，作为第一家被允许参观的西方媒体，美联社星期四（7月22日）发表一篇独家报道，介绍了这次参访的情况。 报道表示，在这处估计有240个监房的看守所的一个监房内，记者看到，身穿狱服的配有编号的维吾尔人后背笔直地盘坐着，盯看着电视中有关中共历史的黑白画面。 报道说，位于偏远西部新疆的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占地超过220英亩，约1335亩，近1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看守所，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面积超过梵蒂冈的两倍。 报道表示，中国官员拒绝说明这个看守所关押多少人，只是说数目不同。不过，美联社根据卫星图像、查看监房及板凳的数目等等，估计可能关押约1万人。 报道称，这处看守所的规模表明，中国仍旧并计划继续关押大量的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卫星图像显示，2019年，达坂城的这处看守所扩建了绵延几乎1英里（1.61公里）的新设施。 过去几年，中共当局被指责将至少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再教育营”中。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当局称这些是“职业培训中心”。 报道表示，中国当局2019年称这些中心的人都“毕业”了。美联社记者的参访、卫星图像、对前被关押者及专家的采访表明，许多“培训中心”确实被关闭了。不过，许多只不过是变成了监狱或者看守所。而卫星图像显示，更多的新设施也出现了，包括距离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不远的一个2019年建成的占地85英亩的新看守所。 这些变化看上去是试图将一些临时和法外的所谓“培训中心”变成法律允许的固定的监狱和看守所。虽然一些维吾尔人被释放了，但其他的则被转入了看守所和监狱系统。 报道表示，研究人员说，许多人经常只是因为出国或参加宗教聚集便被投入看守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的人类学家雷风(达伦·拜勒Darren Byler)说，许多犯人没有从事以任何标准能认定的“犯罪”，不过是走一个毫无司法程序的“审判秀”过场。数以10万计的人从一般人口中消失，新疆从一个“警察国家”变成了“大规模监禁国家”。 报道还表示，尽管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局长赵忠伟等官员坚称，乌鲁木齐第三看守所与“培训中心”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证据显示，这个看守所以前确实是所谓“培训中心”的拘押营。路透社2018年9月的一张照片显示，当时这处设施被叫做“乌鲁木齐职业技能教育及培训中心”。另外，记录显示，恒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曾赢得一个价值1100万美元（约7000万人民币）的合同，装配了这个培训中心。 报道说，曾在2018年到过达坂城这个设施的前建筑合同商告诉美联社，“乌鲁木齐职业技能教育及培训中心”在2019年被改建成了看守所。这位合同商因担心家人被报复不愿报道透露其姓名。 报道表示，这个庞大的看守所由高达25尺（约7米）高的水泥墙包围，上有电网，并有岗楼。当地官员带着美联社记者通过有人脸识别、由手持步枪的身穿军用迷彩服的门卫把守的门岗。在监控室，看守盯着满墙的约几十个监控屏幕，实时监控每一间牢室。还有一个屏幕在播放官媒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报道表示，看守所的所长朱宏斌（音译，Zhu Hongbin）说，央视的节目在播放给在押者，另外还有教育在押者认清所犯“罪行”的视频课程。朱宏斌还说，他们控制在押者能看的内容，并且时刻能看到是否有人破坏规定，或是否会自残或自杀。
经济学有条原理：当一家生产商严重依赖某一单一客户时，该客户对于商品往往具有较大的议价权。这道理用中国俗语表述，就是“客大欺店”。中国近年痛下杀手制裁澳大利亚，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澳洲铁矿石、煤炭的第一与第二买家，既然你国的产品对我国的市场依赖甚大，那咱就玩一把客大欺店，看你们最后投不投降。没想到的是，因为新疆维族问题，居然会有H&M等企业效法天朝制裁澳大利亚的做法，拒买新疆棉花；接着又有耐克等加入，一时间好不热闹。 印太局势紧张、缅甸动乱后面的中国身影、再加上新疆问题，终于弄得现年97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忧天下大势，公开表达希望：美国与西方盟友需要与中国就全球新秩序达成谅解，否则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 中国的底气来自何处？ 这个全球新秩序其实就是一条：中国要有与美国相等，甚至更大的话事权。中国的自信来自两点：一、全球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二、西方的太阳正在落山。两点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阿拉斯加会谈，杨洁篪们的自信就来自于这两点。 回到世界市场上来，任何市场都有涨有落，有时是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有时成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所谓经济制裁，说穿了，就是国际社会当中那些在金融支配力、市场供给、资源供应等居于优势的国家，利用自身最大的买家或者卖家优势，迫使那些在这三者当中对自己有依赖的国家服从自己。西方国家当年在“六四”之后对中国短暂的制裁，后来对缅甸军政府的制裁，都是这一类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之时，中国确实是世界各国产品位居第一、第二的最大买家。然后中国极其敏锐地发现，这种经济依赖可以转化成政治要挟的工具，于是开始玩起制裁来了。用来第一个小试牛刀的就是韩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甚至发展到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该国发展统战力量，用民主摧毁民主。整个过程我在《各国经济依赖中国，终成北京政治要挟的工具》中写过，此处不赘。 这种将他国对自己的经济依赖玩成政治要挟的把戏，中国在2020年的“口罩外交”当中曾想故伎重施，因各国太过反感而不得不放弃。 但是，国际经济还有个比较优势理论，谈的是各国经济与产业发展，本就是优势互补。中国独独忘记自己的优势有如沙堡，一是外汇储备90%左右来自于与美国的外贸，二是也有中国充当卖家的时候，比如这次背后新疆棉花问题。 BCI：中国遇到的“大店东” 新疆棉花——中国遭遇的是最大客户的买方制裁，与澳大利亚遇到中方拒买性质相同。 目前，全球棉花年均产量约在2500万吨左右。其中，印度产量占26.1%，中国为24.4%，美国为13.2%。对中国来说，棉花是个千亿元级别的重要产业。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纺织生产国，除了自身生产的棉纺终端成品出口外，还有很多是棉纺中间品出口到第三方国家。一句话，棉花在中国是个千亿美元的大产业。 那么，这个H&M又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它的抵制能让北京暴怒？这点北京很清楚：H&M禁用新疆棉花的背后，还有Nike、Gap、ZARA、UNIQLO等品牌，他们背后的主导者实为BCI。BCI是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的英文缩写，全称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中国是其最大客户，专为中国客户设置中文网页。简言之，BCI是供应链联盟，掌握定价权。BCI拥有五个类别的会员，分别是：1、零售品牌会员，也就是采购商，比如H&M，耐克等；2、供应商制造商，以棉商、纱线厂为主；3、种植者组织；4、其他类别，主要为供应链提供技术的公司；5、社会团体，主要为与棉花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 BCI的供应量约占全球的30%左右，它组织的采购量和供应量在全球首屈一指，掌控着棉花的标准和定价权。面对这样一个掌握供应链主导权、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大店东，一向以大买家身份话事的中国，算是遭遇对手了。 中国的问题不止是棉花，据奥纬咨询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有4000亿元人民币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服装市场蒸发，大多数中国服装品牌面临经营风险。 在此情况下，这几家BCI成员以强迫劳动为名抵制中国新疆的棉花，等于抓住中国的弱点痛殴。有BCI在背后，这把新疆棉之火可能还会延烧一阵。最新消息是：意大利名牌班尼顿和OVS捍卫人权拒用新疆棉；雨果博斯（Hugo Boss）发官方声明，撤掉早先支持新疆棉的表态。 中国与BCI性质不同，责任风险大不一样 中国是个国家，本国经济好坏直接影响到税收、就业。新疆棉花被抵制，对政府财政、社会安定影响甚大。BCI只是个垄断棉花行业供应链、定价权、产品标准的NGO，每年收取会员费用，供方、需求方的赢亏与其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新疆棉花卖不出去，BCI自会寻找替代产品，会费仍然照收。这种主体地位不同带来的不同责任后果，注定中国政府一开头就处于不利地位。全球化之后的世界，无论是美国的911，还是后来各种形势的反恐，以及应付移民无疆界的大篷车，没有一个政府应付裕如，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那套外交、利益制裁、军事威胁都不适用。更何况，BCI还掌握着道德王牌：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政策。 商战如战，运筹帷幄也难万全 即使政府对政府之间的经济制裁，比如中国对付澳大利亚想以世界上最大铁矿石买家身份夺走定价权，占全球需求量的65%，中国因此认为，可以凭借澳大利亚对中国订单的依赖获得较大的议价权。但在铁矿石的问题上，中国漏算了一点：中国进口的铁矿石有三分之二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铁矿企业在中国减少购买后不得不减产；但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巴西却无法成为供给替代方，结果由于矿石供应短缺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石价格飞涨。2020年12月11日，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价格上涨近10％，中国买家直呼澳大利亚不讲武德。在此形势下，中国现在对澳大利亚的拒绝购买已经悄悄放弃了好几项，包括煤炭在内。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各国经济、政治方面的争斗折冲，各国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不会轻易让步。面临中国咄咄逼人的进击姿态，西方国家一直采取谅解姿态，结局就是目前这种状态。在此情况下，基辛格先生的“互相谅解”可能并非解决之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