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作者脸书，标题转贴所加：新世纪） 当川普向中国狂加关税，引领美国走向萧条，关税大战令中国取代美国地位，中国赢。 几日之后，又有传言川普会大幅减关税，川普屈服了（但美国可避免衰亡），于是，中国又赢了。 很普通的逻辑问题：川普加关税，中国赢；川普减关税，中国也赢。 总之该国永不会输。 川普等中国习老大的电话等不到，中国赢了。但最新消息：川普一口咬定，其实习近平主动给他打电话了，派出财政部官员，被捕捉到出现美国财政部门外，明显是上门求谈。仇川亲中者忽然沉默。 我安慰其一位：不要如丧考妣的样子，中国派官员来美国谈，美国政府须尽地主之责，要负责提供他们的膳食，要特别开一个会议厅：冷气、电费、半途上厕所冲水、期间喝的蒸馏水，全部由川普政府支付，美国已经负债累累，增加负担，中国又赢了。 新加坡事实第一夫人何晶再转儎文章，明显美化笑容𤌴烂的川普👇，另外那位，阴暗孤独地坐着。何晶女士曲线宣示其「川粉」身份，华文世界之跟左屁仇川者，很懦弱地，不敢呛声诅咒。 因为这位「川粉」来自李光耀。 第一夫人转载的文章，没有吹捧川普，与我一样，只是表达川普是一个正邪合一的人物。在政治的哲学上，没有绝对的正邪。例如，三国的曹操，派兵攻克徐州，坑杀降卒与妇孺八万。曹操杀孔融、吕伯奢、杨修，都没有必要，曹操杀华佗，更令后世知识分子咒骂不已。 但曹操是文学家，诗风有雄才，开创建安派，精通音律书法，是一个魅力人物。刘备和孙权都没有文学建树。曹操摧毁四世三公的袁绍、杨震地主家族，有如川普扫荡布殊、克林顿的家族垄断，提拔寒门代替豪族，兴水利、屯农田，释放了生产力。曹魏政府比汉献帝政府有创新。 川普只是文学差一些，但不要紧，李光耀家族亦不以诗词创作著称于世。 中国的文人对于正邪合一的人物，多有情绪反应，无法理性判断。偏偏这样的人物很多：若雍正皇帝，愿意接受西方文化，但雍正兴文字狱，于是写历史的文人将雍正列为奸角。 咸丰皇帝重臣肃顺，为人记仇，整肃异己，手段刻薄冷酷。朝中有考试舞弊大案，收受贿赂的军机大臣柏葰，位高权重，平时很清廉，只是收了一次钱。但按大清律案例，严惩科场贿弊，罪该当斩。上呈咸丰批示，刑部求情：「虽罪无可恕，终究情有可原」。咸丰犹豫而心软，欲特赦之，肃顺在旁低声加一句：「虽情有可原，终究罪无可恕。」如此急才，略一颠倒，柏葰便绑赴刑场，送了一命。 肃顺像川普一样，看不起满洲的官僚，觉得他们懒惰无用。他大胆起用汉人，曾国藩就是肃顺提拔的。没有了曾国藩，太平天国会将赤柬的波尔布特血腥统治，提早一百年在中国实验。于谋害政敌落井下石的权斗，肃顺太狠；于历史进步的潮流大方向，肃顺有功。 在印度人甘地的眼中，邱吉尔是坏人。在中共眼中，为英国人捉拿马共、令马来亚和新加坡避免赤化一劫的，就是李光耀。 1969年，人民日报将李光耀定性为「美国反动派走狗」。今日的中共在李光耀面前，低下了头，不敢作声了，因为李光耀创办的新加坡空前成功，还为中共的贪官庇䕃了很多热钱。李光耀是董建华曾荫权习近平的偶像。 川普今日对付哈佛哥伦比亚等教育极左炮台，其实还不够狠，应该向雍正学习。全球化的跨国资本垄断，有如东汉末年袁杨地主集团的反动建制，汉献帝就像美国的民主党。 正因为全球化，赚大钱的只有金融、IT、医疗三大集团。文科毕业生全部乞食。川普企图颠覆此一制度，左胶的文丐知识分子，却诅咒得最激动，反而读理工出身的女权精英何晶最有common sense。 中国人看戏，从小要分红脸黑脸，忠奸分明的要拉着看戏的大人替他们导读，就这样傻傻的，虚度了许多世代。 陶杰披藏：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新加坡罕有的贪腐事件诉讼案2024年9月24日开庭，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Subramaniam Iswaran)面临 35 项指控。这是新加坡过去三十年来最大的腐败丑闻之一。 路透社报道称，易华仁在法庭承认以公务员身份收取贵重礼物，遭判五项罪名成立。 检方指出，易华仁向两名本地商人索讨总值约40万3298元新币(约31万2440元美金)的好处，包括英格兰足球联赛门票、多哈四季饭店住宿、搭私人飞机飞往卡塔尔、飞回新加坡的商务舱机票等。 检方补充说，易华仁已就他获取的所有好处，交出38万新币给新加坡政府。 法新社报导称，易华仁于2006年加入内阁，去年7月被捕。他被控向房地产大亨王明星(Ong Beng Seng)和建筑公司老板林国成(Lum Kok Seng)收受数十万美元的回扣。 这位62岁的前部长曾担任F1大奖赛指导委员会顾问，王明星拥有该赛事权益。王明星尽管在同日被捕，但在那之后未被指控任何罪行。 易华仁今年1月辞职时否认一切指控，称将洗刷污名。但他在法庭上出乎意料地认罪，包括“以公职身份收取贵重礼物和好处”与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 《联合早报》报导称，易华仁决定认罪，原因是检方取消两项与贪污有关的指控。 新加坡高级副总检察长戴伟雄在法庭上表示，会将与贪污有关的两项指控修订为抵触刑事法典第165条文，以五项罪名让易华仁认罪，另有30项指控交由法官审酌。 收受礼物的罪名可判处最多两年监禁和罚款。妨碍司法的罪名则可判处最多七年监禁和罚款。 新加坡以高薪、廉洁与有效率的公务体系着称，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首度有部长级官员遭审判，震惊了这个富裕的城邦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此案是新加坡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审判之一，也可能在明年大选前损及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的声誉。
彭博社引述英国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数据报道，新加坡重大洗钱案使得中国家族办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当局密切关注。 二名私人银行家表示，新加坡爆发的洗钱案影响代表著一些银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户（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国富人受到密切关注。“了解客户（KYC）”用于指代监督客户金融活动的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法规。 报道称，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贾西亚．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钱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瓦努阿图（Vanuatu）、圣基茨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护照的中国人，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洗钱的疑虑。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万富豪移民的热门地点，据Henley & Partners统计，新加坡今年预计将迎来3,500名百万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时报》引述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对于许多中国亿万富豪来说，他们不喜欢政府任意干预、检查或威胁个人财富，这正是他们想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国一样进行更多的检查、更严格的监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强审查海外资金或致中国富人再出走。 中国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饮料巨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摘下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胡润稍早前的另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于企业股权，但过去3年，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逾6.3万亿美元，当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他们的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这是富人财富减少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中国房市不景气，很多拥有多栋房产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净值缩水，致使他们的财富净值也跟著缩水。再来就是疫后中国整体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产危机以及通缩泥潭等三个因素下，造成中国整体平均财富水准往下走。 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日前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中，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翁流出的国家。报告预测了2024年中国大陆将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国依然是这些中国富豪移民的首选之一。
谈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国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 中国房地产政策迎来巨变，多家媒体用“史诗级”来形容近几日接连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经下调至15%，公积金利率下调0.25%，并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宣布，央行将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这意味着国企将直接进入房地产收购房屋，保障房市场将迎来大发展。 谈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国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 尽管关于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比如说住房自有率超过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价而精美的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征以及背后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却没有多少人深入细究过。 此时正值中国房地产政策巨变之际，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远比你想的复杂 粗略地说，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给，并由政府制定价格。 新加坡房地产的主要供给是由政府建屋发展局（HDB）开发的保障性的组屋，覆盖了大约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则主要面向没有资格购买组屋的外国人和少数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组屋的供给做到了“应需而建、供给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发展局宣布建屋计划，在申请期内如果申请购买的人数达到计划的65％-70％，就动工建房，如果达不到则修改计划，所以新加坡人申请组屋基本上几乎没有排队轮候期。一经购买，组屋的产权就属于购买者所有。此外还有供租赁用的组屋（相当于中国的“廉租房”），占比不到5％。 定价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础，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担三房组屋价格，7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担四房组屋价格为标准。一般来说，新开发组屋一般比二手组屋市场的价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标是保证新开发组屋的房价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价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例如在2015至2020年间，政府补贴平均占到组屋销售收入的31.8％。 2、严格的购买资格限制和内部流转限制。 组屋仅限新加坡公民购买，且申请者必须在国内外没有房产；单身人士得到35岁才能申请；两居室申请者的月收入不能超过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请者收入不超过1.2万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购买二手组屋的资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数量也相当有限。 新加坡对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为主”，限制居民购买、出售组屋的次数。法律明确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5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如果实在需要5年内出售，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场上出售，而且组屋也只能出售给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虚报收入“占便宜”，在买房子的时候提供虚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将会被处以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判处最高6个月的监禁，或者二者兼罚。 3、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撑保障性住房，摒弃土地财政。 房地产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规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业或工业区开发”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归国有，当然后者需要付出一定补偿，但是征收价格一直压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为参照土地被征收时的市场价格，但是那时新加坡国有土地占比已经从1960年时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时，新加坡的土地出让金是以政府储备资金的形式缴纳到国库，并需由总理和总统共同签署方可使用的，这就限制了政府通过大规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财政”，房地产业也不是新加坡支柱产业。 其次是税收制度。买卖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税。对公民，第一套组屋不征收，第二套税率为12％，第三套及以上则为15％；对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时征收15％。对外国人购房的印花税长期高达30％，2022年为了抑制市场过热，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还有针对房地产的财产税，税基为测算的房屋年租金，税率按照0％-20％的累进制，且自住房屋远低于非自住房屋，如一个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况下适用的财产税税率为4％，出租的情况下适用税率为15.5％。 网络图片 再次是公积金制度。新加坡建国以来一直推行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上个世纪70 年代开始逐步提高了缴存率，此后缴存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公积金总缴存比例甚至一度达到了50％，目前为37％（其中雇员缴纳收入的20％，雇主缴纳17％）。不过，新加坡的公积金，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五险一金”，而不仅仅是住房公积金。这样，在购房组屋的时候，就可以用公积金支付首付。 这种“强制储蓄”除了使人们有积蓄去支付首付之外，还给政府建设组屋提供了资金支持（因为大部分公积金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再由政府将出售债券所得资金以专项资金支持计划的形式提供给建屋发展局），同时公积金的投资收益又支撑了为购房者提供的优惠贷款利率。 4、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质很高，且由政府维护。 组屋配有划好车位的停车场，拥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设施；中小学、社区医院，诊疗所和商业及社会服务网点，都围绕组屋布点，因此不论住在哪里，居民都不会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业园区附近一般也会有配套的组屋区。 特别是近年来针对中高收入人群开发的大户型组屋的品质，已经不亚于私人公寓。此外还出现了EC公寓，专门用于改善夹心层的住房，其价格大体上相当于私人住宅价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会重新粉刷组屋，并制定更新计划，更换损耗的设备。 02 核心问题：如何避免有钱人套取保障房获利？ 许多人经常用香港来衬托新加坡模式的优越性。它们是亚洲相互辉映的两颗明珠，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都通过低税率环境和优秀的法治、社会服务等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打造总部经济，而且面积和人口也相差不远。 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房地产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积从建国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现在超过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达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刚刚超过了50％。 至于房价差距——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就更明显：香港的房价收入比超过了47，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数量占比高达82％的组屋只有4.8，甚至只针对外国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场的房价收入比也只有21（低于中国大陆所有一线城市和许多二线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归结为新加坡采用了保障房制度，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而香港则采用了简单地将住房视为商品和投资品的制度，结果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开发商大发其财、中下收入群体无房栖身。然而，这种看法仍然流于表面，因为没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征和背后的机制。 从根本上说，保障房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给无力按市场价格购买住房的居民。由于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涉及基本公民权，因此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崇尚市场，都必定会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实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着，保障房的“价格”必定低于其市场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面对这种诱惑，高收入家庭，特别是有一定权力或关系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强的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骗取”保障房。 中国前几年广受诟病的“开宝马车住经济适用房”怪象就源于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有非常强的激励通过保障房去寻租。这样一来，虽然政府会设置严格的保障房的申请标准（收入情况、现有住房条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仍然经常会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权力部门的默许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房几乎蜕变成了专供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一种福利，而且地段、面积也与“经济”完全挨不上边，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为了保证保障房的非市场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规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条件欠佳者才能申请之外，通常还会设计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请保障房的激励的机制。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通过设计适当的机制，实现分离均衡，即，让高收入家庭觉得，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比伪装成低收入家庭申请保障房对它们自己更加有利，从而达到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通常有以下两种机制。 第一，截断人们在获得保障房后通过转让来套利的路径，也就是说，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产权赋予购买者，让他们无法在公开的市场交易中实现“财富升级”。中国以前规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后可以出售，就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导致寻租的大量出现。 第二，像一部电视剧中说的，“往赈灾的米里渗沙子”，也就是说，有意将保障房从地段、面积、装修标准、周边配套等方面与商品房严格地区分开来，让高收入家庭从一开始就不想去申请保障房。曾经有人建议保障房不要建单独的厕所，这样高收入家庭没有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请保障房了。 以上两点，可以进一步总结为，通过产权市场上和住房品质上的严格隔离，来保证保障与市场的分离。 这是通常的经济学分析的结论，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采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细观察可见，新加坡似乎并没有这样做。首先，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后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组屋的品质也相当高，与商品房相差不远。 网络图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核心特征，或许恰恰就在于 “分离而不隔离”，即在上述两种隔离不严格的情况下，实现了保障与市场的分离。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关键：高效政府与尊重市场 上面的讨论意味着，新加坡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机制，来实现保障和市场的分离。从大的方面说，这与新加坡的国家体制有关。 新加坡是一个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洁的国家，而且这种高效和廉洁与它作为一个由执政党控制的法治国家的特点分不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律师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要求任何行动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而且特别强调贸易和商业法律的公平和国际化。 不过，在新加坡采用的由大选中胜出的多数党组阁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垄断了议会90％以上的席位，于是拥有了完全的立法权，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进行“依法治国”的基础。 有个笑话称，新加坡政府想进行拆迁，原来的法律规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现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么办？议会就连夜开会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于是政府就可以马上“依法拆迁”了。当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是指沿循英国国会体制，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议会民主制），然后才是威权控制，因为有了前者才能保证执政党一直拥有保持廉洁的意志（不然会被反对党取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全面控制，与这种控制相对应的是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服从以及相应的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 当然，新加坡容易实现全面控制也与它的“小国寡民”的特点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加坡整个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一个在内部管理中采用了市场原则的巨型家族企业。一方面，在应该运用权力的时候绝不迟疑，另一方面，对市场原则的利用又是非常彻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把市场机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相应地，新加坡的官员的薪酬是完全与市场接轨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员的高薪，以及相对应的民众的高度服从及对受到严厉惩罚的戒惧，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方面保证了从征地到组屋分配的整个过程的极低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直接增大官员和民众违规的机会成本，使得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寻租。 当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个迹象是，近几年来，新加坡二手组屋的价格出现了非常迅猛的上涨势头，甚至有人认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这也许会对原来有效的机制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的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场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声相当强烈。确实，大规模启动保障房建议，除了保障民众的基本居住权之外，对推动经济复苏可能也有很大益处。不过，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独特性，不可以贸然照搬。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华尔街日报》日前宣布将亚洲总部从香港迁往新加坡，凸显在北京与港府强推国安立法后，香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环境持续恶化。有学者认为，香港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当地记者难以作出有新闻价值的报导。 美国之音报导，《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塔克（Emma Tucker）5月2日通知内部员工，《华尔街日报》“一如我们报导的许多公司一样”，会将亚洲运作重心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部分员工将因此被迫离开，而这些员工多数来自香港。未来将在新加坡新设编辑，报导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 香港《明报》报导，虽然《华尔街日报》在内部通知中未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环境或国家安全法律，但该报的多名新闻工作者均指不排除与香港近年事态有关。 《华尔街日报》曾多次发表社评批评北京箝制香港人权，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提出质疑。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及特区政府曾点名批评该报有关《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的负面评论。 《华尔街日报》以报导财经、投资新闻为主，但仍作出这样的决定，让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感到意外。 陈朗升直言，现在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确有一定的风险，这些机构十分著重员工的风险。可以预见有更多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会有相同的疑虑。新加坡的新闻自由空间较大，《华尔街日报》迁到当地后，不会有后顾之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表示，以往国际媒体把总部设在香港是基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空间较大，但现在香港无论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记者留在香港，难以作出具新闻价值的报导。 庄嘉颖指出，在《基本法》23条、国安法之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主性，没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若要报导中国新闻“何不干脆到北京采访”。虽然新加坡当局对报导当地消息有所限制，但是对于有关国外的报导不会有那么多限制。 今年3月29日，在香港颁布《基本法》23条新的国安立法后不到一周，美国之音的姊妹机构自由亚洲电台即宣布将关闭在香港的实体办事处，主因即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这项决定标志著该机构在香港近30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华尔街日报》公布将迁往新加坡翌日（5月3日），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RSF）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排第135位，评分较去年的44.86下跌1.8分。无国界记者表示，这与港区国安法下，记者持续受到打压有关。
澳洲已成为全球百万富翁的首选目的地，越来越多富有的国际投资者将目光瞄准当地的房地产，其中新加坡首当其冲。 Juwai IQI国际房地产集团发布的新数据显示，澳洲是新加坡购房者的首选目的地，新加坡占Juwai IQI所有境外住宅物业谘询的27.5%。 在去年移居澳洲的5,200名百万富翁中，新加坡人也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在2022-2023财年，新加坡买家在澳洲购买了价值3亿澳元的住宅房地产。Juwai IQ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萨里（Kashif Ansari）表示，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新加坡房地产投资者的偏好。 安萨里说：“过去15年来，全球关焦点一直是中国买家，但新加坡买家保持活跃的时间更长。” 安萨里说，“因为新加坡买家往往有充足的现金，他们在像澳洲这样抵押贷款利率高的市场上有优势。无独有偶的是，澳洲也是全球百万富翁的首选目的地。” Henley & Partners的数据显示，仅在2023年，就有5,200名百万富翁移居到澳洲。相比之下，移居阿联酋的人有4,500人，移居美国的人只有2,100人。 安萨里表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国内市场有限，财富水平高，而且具有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