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獲劉曉波人權獎 旅德作家嚴歌苓代領
2026 年 7 月 14 日
（作者臉書，標題轉貼所加：新世紀） 當川普向中國狂加關稅，引領美國走向蕭條，關稅大戰令中國取代美國地位，中國贏。 幾日之後，又有傳言川普會大幅減關稅，川普屈服了（但美國可避免衰亡），於是，中國又贏了。 很普通的邏輯問題：川普加關稅，中國贏；川普減關稅，中國也贏。 總之該國永不會輸。 川普等中國習老大的電話等不到，中國贏了。但最新消息：川普一口咬定，其實習近平主動給他打電話了，派出財政部官員，被捕捉到出現美國財政部門外，明顯是上門求談。仇川親中者忽然沉默。 我安慰其一位：不要如喪考妣的樣子，中國派官員來美國談，美國政府須盡地主之責，要負責提供他們的膳食，要特別開一個會議廳：冷氣、電費、半途上廁所沖水、期間喝的蒸餾水，全部由川普政府支付，美國已經負債纍纍，增加負擔，中國又贏了。 新加坡事實第一夫人何晶再轉儎文章，明顯美化笑容𤌴爛的川普👇，另外那位，陰暗孤獨地坐著。何晶女士曲線宣示其「川粉」身份，華文世界之跟左屁仇川者，很懦弱地，不敢嗆聲詛咒。 因為這位「川粉」來自李光耀。 第一夫人轉載的文章，沒有吹捧川普，與我一樣，只是表達川普是一個正邪合一的人物。在政治的哲學上，沒有絕對的正邪。例如，三國的曹操，派兵攻克徐州，坑殺降卒與婦孺八萬。曹操殺孔融、呂伯奢、楊修，都沒有必要，曹操殺華佗，更令後世知識分子咒罵不已。 但曹操是文學家，詩風有雄才，開創建安派，精通音律書法，是一個魅力人物。劉備和孫權都沒有文學建樹。曹操摧毀四世三公的袁紹、楊震地主家族，有如川普掃蕩布希、柯林頓的家族壟斷，提拔寒門代替豪族，興水利、屯農田，釋放了生產力。曹魏政府比漢獻帝政府有創新。 川普只是文學差一些，但不要緊，李光耀家族亦不以詩詞創作著稱於世。 中國的文人對於正邪合一的人物，多有情緒反應，無法理性判斷。偏偏這樣的人物很多：若雍正皇帝，願意接受西方文化，但雍正興文字獄，於是寫歷史的文人將雍正列為奸角。 咸豐皇帝重臣肅順，為人記仇，整肅異己，手段刻薄冷酷。朝中有考試舞弊大案，收受賄賂的軍機大臣柏葰，位高權重，平時很清廉，只是收了一次錢。但按大清律案例，嚴懲科場賄弊，罪該當斬。上呈咸豐批示，刑部求情：「雖罪無可恕，終究情有可原」。咸豐猶豫而心軟，欲特赦之，肅順在旁低聲加一句：「雖情有可原，終究罪無可恕。」如此急才，略一顛倒，柏葰便綁赴刑場，送了一命。 肅順像川普一樣，看不起滿洲的官僚，覺得他們懶惰無用。他大膽起用漢人，曾國藩就是肅順提拔的。沒有了曾國藩，太平天國會將赤柬的波爾布特血腥統治，提早一百年在中國實驗。於謀害政敵落井下石的權斗，肅順太狠；於歷史進步的潮流大方向，肅順有功。 在印度人甘地的眼中，邱吉爾是壞人。在中共眼中，為英國人捉拿馬共、令馬來亞和新加坡避免赤化一劫的，就是李光耀。 1969年，人民日報將李光耀定性為「美國反動派走狗」。今日的中共在李光耀面前，低下了頭，不敢作聲了，因為李光耀創辦的新加坡空前成功，還為中共的貪官庇䕃了很多熱錢。李光耀是董建華曾蔭權習近平的偶像。 川普今日對付哈佛哥倫比亞等教育極左炮台，其實還不夠狠，應該向雍正學習。全球化的跨國資本壟斷，有如東漢末年袁楊地主集團的反動建制，漢獻帝就像美國的民主黨。 正因為全球化，賺大錢的只有金融、IT、醫療三大集團。文科畢業生全部乞食。川普企圖顛覆此一制度，左膠的文丐知識分子，卻詛咒得最激動，反而讀理工出身的女權精英何晶最有common sense。 中國人看戲，從小要分紅臉黑臉，忠奸分明的要拉著看戲的大人替他們導讀，就這樣傻傻的，虛度了許多世代。 陶傑披藏：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新加坡罕有的貪腐事件訴訟案2024年9月24日開庭，新加坡前交通部長易華仁(Subramaniam Iswaran)面臨 35 項指控。這是新加坡過去三十年來最大的腐敗醜聞之一。 路透社報道稱，易華仁在法庭承認以公務員身份收取貴重禮物，遭判五項罪名成立。 檢方指出，易華仁向兩名本地商人索討總值約40萬3298元新幣(約31萬2440元美金)的好處，包括英格蘭足球聯賽門票、多哈四季飯店住宿、搭私人飛機飛往卡達、飛回新加坡的商務艙機票等。 檢方補充說，易華仁已就他獲取的所有好處，交出38萬新幣給新加坡政府。 法新社報導稱，易華仁於2006年加入內閣，去年7月被捕。他被控向房地產大亨王明星(Ong Beng Seng)和建築公司老闆林國成(Lum Kok Seng)收受數十萬美元的回扣。 這位62歲的前部長曾擔任F1大獎賽指導委員會顧問，王明星擁有該賽事權益。王明星儘管在同日被捕，但在那之後未被指控任何罪行。 易華仁今年1月辭職時否認一切指控，稱將洗刷污名。但他在法庭上出乎意料地認罪，包括「以公職身份收取貴重禮物和好處」與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名。 《聯合早報》報導稱，易華仁決定認罪，原因是檢方取消兩項與貪污有關的指控。 新加坡高級副總檢察長戴偉雄在法庭上表示，會將與貪污有關的兩項指控修訂為抵觸刑事法典第165條文，以五項罪名讓易華仁認罪，另有30項指控交由法官審酌。 收受禮物的罪名可判處最多兩年監禁和罰款。妨礙司法的罪名則可判處最多七年監禁和罰款。 新加坡以高薪、廉潔與有效率的公務體系著稱，這是新加坡建國以來首度有部長級官員遭審判，震驚了這個富裕的城邦國家。 分析人士認為，此案是新加坡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審判之一，也可能在明年大選前損及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的聲譽。
彭博社引述英國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數據報道，新加坡重大洗錢案使得中國家族辦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當局密切關注。 二名私人銀行家表示，新加坡爆發的洗錢案影響代表著一些銀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戶（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國富人受到密切關注。「了解客戶（KYC）」用於指代監督客戶金融活動的銀行監管和反洗錢法規。 報道稱，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賈西亞．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錢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萬那杜（Vanuatu）、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護照的中國人，這引發了人們對於洗錢的疑慮。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萬富豪移民的熱門地點，據Henley & Partners統計，新加坡今年預計將迎來3,500名百萬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時報》引述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指出，對於許多中國億萬富豪來說，他們不喜歡政府任意干預、檢查或威脅個人財富，這正是他們想把資金轉移出中國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國一樣進行更多的檢查、更嚴格的監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強審查海外資金或致中國富人再出走。 中國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飲料巨頭農夫山泉董事長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摘下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胡潤稍早前的另一份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千萬以上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有很大的財富比例來自於企業股權，但過去3年，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逾6.3萬億美元，當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時候，他們的財富自然就會縮水，這是富人財富減少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房市不景氣，很多擁有多棟房產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凈值縮水，致使他們的財富凈值也跟著縮水。再來就是疫後中國整體的消費市場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產危機以及通縮泥潭等三個因素下，造成中國整體平均財富水準往下走。 多項研究顯示，中國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加速從中國流出。日前發布的《2024全球富豪遷徙報告》中，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多百萬富翁流出的國家。報告預測了2024年中國大陸將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過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國依然是這些中國富豪移民的首選之一。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中國房地產政策迎來巨變，多家媒體用「史詩級」來形容近幾日接連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經下調至15%，公積金利率下調0.25%，並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陶玲宣布，央行將設立3000億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支持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預計將帶動銀行貸款5000億元。 這意味著國企將直接進入房地產收購房屋，保障房市場將迎來大發展。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儘管關於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個人都能說上幾句（比如說住房自有率超過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價而精美的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徵以及背後的基本機制是什麼，卻沒有多少人深入細究過。 此時正值中國房地產政策巨變之際，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遠比你想的複雜 粗略地說，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給，並由政府制定價格。 新加坡房地產的主要供給是由政府建屋發展局（HDB）開發的保障性的組屋，覆蓋了大約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則主要面向沒有資格購買組屋的外國人和少數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組屋的供給做到了「應需而建、供給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發展局宣布建屋計劃，在申請期內如果申請購買的人數達到計劃的65％-70％，就動工建房，如果達不到則修改計劃，所以新加坡人申請組屋基本上幾乎沒有排隊輪候期。一經購買，組屋的產權就屬於購買者所有。此外還有供租賃用的組屋（相當於中國的「廉租房」），佔比不到5％。 定價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礎，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三房組屋價格，7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四房組屋價格為標準。一般來說，新開發組屋一般比二手組屋市場的價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標是保證新開發組屋的房價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價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補貼，例如在2015至2020年間，政府補貼平均佔到組屋銷售收入的31.8％。 2、嚴格的購買資格限制和內部流轉限制。 組屋僅限新加坡公民購買，且申請者必須在國內外沒有房產；單身人士得到35歲才能申請；兩居室申請者的月收入不能超過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請者收入不超過1.2萬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購買二手組屋的資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數量也相當有限。 新加坡對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為主」，限制居民購買、出售組屋的次數。法律明確規定，新的組屋在購買5年之內不得轉售，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如果實在需要5年內出售，必須到政府機構登記，不得自行在市場上出售，而且組屋也只能出售給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虛報收入「佔便宜」，在買房子的時候提供虛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將會被處以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判處最高6個月的監禁，或者二者兼罰。 3、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公積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撐保障性住房，摒棄土地財政。 房地產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規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業或工業區開發」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歸國有，當然後者需要付出一定補償，但是徵收價格一直壓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為參照土地被徵收時的市場價格，但是那時新加坡國有土地佔比已經從1960年時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時，新加坡的土地出讓金是以政府儲備資金的形式繳納到國庫，並需由總理和總統共同簽署方可使用的，這就限制了政府通過大規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財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財政」，房地產業也不是新加坡支柱產業。 其次是稅收制度。買賣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稅。對公民，第一套組屋不徵收，第二套稅率為12％，第三套及以上則為15％；對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時徵收15％。對外國人購房的印花稅長期高達30％，2022年為了抑制市場過熱，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還有針對房地產的財產稅，稅基為測算的房屋年租金，稅率按照0％-20％的累進位，且自住房屋遠低於非自住房屋，如一個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況下適用的財產稅稅率為4％，出租的情況下適用稅率為15.5％。 網路圖片 再次是公積金制度。新加坡建國以來一直推行強制性的公積金制度，上個世紀70 年代開始逐步提高了繳存率，此後繳存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公積金總繳存比例甚至一度達到了50％，目前為37％（其中僱員繳納收入的20％，僱主繳納17％）。不過，新加坡的公積金，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五險一金」，而不僅僅是住房公積金。這樣，在購房組屋的時候，就可以用公積金支付首付。 這種「強制儲蓄」除了使人們有積蓄去支付首付之外，還給政府建設組屋提供了資金支持（因為大部分公積金用於購買政府債券，再由政府將出售債券所得資金以專項資金支持計劃的形式提供給建屋發展局），同時公積金的投資收益又支撐了為購房者提供的優惠貸款利率。 4、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質很高，且由政府維護。 組屋配有劃好車位的停車場，擁有游泳池、兒童遊樂場所等公共設施；中小學、社區醫院，診療所和商業及社會服務網點，都圍繞組屋布點，因此不論住在哪裡，居民都不會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業園區附近一般也會有配套的組屋區。 特別是近年來針對中高收入人群開發的大戶型組屋的品質，已經不亞於私人公寓。此外還出現了EC公寓，專門用於改善夾心層的住房，其價格大體上相當於私人住宅價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會重新粉刷組屋，並制定更新計劃，更換損耗的設備。 02 核心問題：如何避免有錢人套取保障房獲利？ 許多人經常用香港來襯托新加坡模式的優越性。它們是亞洲相互輝映的兩顆明珠，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都通過低稅率環境和優秀的法治、社會服務等營商環境吸引外資打造總部經濟，而且面積和人口也相差不遠。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房地產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積從建國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現在超過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積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了50％。 至於房價差距——用房價收入比來衡量——就更明顯：香港的房價收入比超過了47，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數量佔比高達82％的組屋只有4.8，甚至只針對外國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場的房價收入比也只有21（低於中國大陸所有一線城市和許多二線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歸結為新加坡採用了保障房制度，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標；而香港則採用了簡單地將住房視為商品和投資品的制度，結果政府大搞土地財政、開發商大發其財、中下收入群體無房棲身。然而，這種看法仍然流於表面，因為沒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徵和背後的機制。 從根本上說，保障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給無力按市場價格購買住房的居民。由於住房是一種特殊的稀缺資源，涉及基本公民權，因此當今世界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崇尚市場，都必定會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實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著，保障房的「價格」必定低於其市場價值。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面對這種誘惑，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有一定權力或關係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強的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騙取」保障房。 中國前幾年廣受詬病的「開寶馬車住經濟適用房」怪象就源於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也有非常強的激勵通過保障房去尋租。這樣一來，雖然政府會設置嚴格的保障房的申請標準（收入情況、現有住房條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仍然經常會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權力部門的默許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經濟適用房幾乎蛻變成了專供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的一種福利，而且地段、面積也與「經濟」完全挨不上邊，原因就在這裡。 因此，為了保證保障房的非市場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規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條件欠佳者才能申請之外，通常還會設計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購買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的激勵的機制。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通過設計適當的機制，實現分離均衡，即，讓高收入家庭覺得，直接到市場上購買商品房比偽裝成低收入家庭申請保障房對它們自己更加有利，從而達到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目標。 實現這個目標通常有以下兩種機制。 第一，截斷人們在獲得保障房後通過轉讓來套利的路徑，也就是說，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產權賦予購買者，讓他們無法在公開的市場交易中實現「財富升級」。中國以前規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後可以出售，就沒有做到這一點，結果導致尋租的大量出現。 第二，像一部電視劇中說的，「往賑災的米里滲沙子」，也就是說，有意將保障房從地段、面積、裝修標準、周邊配套等方面與商品房嚴格地區分開來，讓高收入家庭從一開始就不想去申請保障房。曾經有人建議保障房不要建單獨的廁所，這樣高收入家庭沒有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了。 以上兩點，可以進一步總結為，通過產權市場上和住房品質上的嚴格隔離，來保證保障與市場的分離。 這是通常的經濟學分析的結論，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採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細觀察可見，新加坡似乎並沒有這樣做。首先，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後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組屋的品質也相當高，與商品房相差不遠。 網路圖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核心特徵，或許恰恰就在於 「分離而不隔離」，即在上述兩種隔離不嚴格的情況下，實現了保障與市場的分離。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關鍵：高效政府與尊重市場 上面的討論意味著，新加坡必定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機制，來實現保障和市場的分離。從大的方面說，這與新加坡的國家體制有關。 新加坡是一個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潔的國家，而且這種高效和廉潔與它作為一個由執政黨控制的法治國家的特點分不開。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律師出身，畢業於劍橋大學，要求任何行動都必須有法律依據，而且特彆強調貿易和商業法律的公平和國際化。 不過，在新加坡採用的由大選中勝出的多數黨組閣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壟斷了議會90％以上的席位，於是擁有了完全的立法權，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進行「依法治國」的基礎。 有個笑話稱，新加坡政府想進行拆遷，原來的法律規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現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麼辦？議會就連夜開會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於是政府就可以馬上「依法拆遷」了。當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體制（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奉行議會至上原則的議會民主制），然後才是威權控制，因為有了前者才能保證執政黨一直擁有保持廉潔的意志（不然會被反對黨取代），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強有力的全面控制，與這種控制相對應的是民眾對政府的高度服從以及相應的對違規者的嚴厲懲罰。 當然，新加坡容易實現全面控制也與它的「小國寡民」的特點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加坡整個國家，在一定意義上類似於一個在內部管理中採用了市場原則的巨型家族企業。一方面，在應該運用權力的時候絕不遲疑，另一方面，對市場原則的利用又是非常徹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把市場機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相應地，新加坡的官員的薪酬是完全與市場接軌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員的高薪，以及相對應的民眾的高度服從及對受到嚴厲懲罰的戒懼，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機制。這一方面保證了從征地到組屋分配的整個過程的極低成本，另一方面則通過直接增大官員和民眾違規的機會成本，使得擁有公權力的官員和民眾都沒有太大的動力去尋租。 當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個跡象是，近幾年來，新加坡二手組屋的價格出現了非常迅猛的上漲勢頭，甚至有人認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這也許會對原來有效的機製造成巨大的壓力。 在當前的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場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聲相當強烈。確實，大規模啟動保障房建議，除了保障民眾的基本居住權之外，對推動經濟復甦可能也有很大益處。不過，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獨特性，不可以貿然照搬。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華爾街日報》日前宣布將亞洲總部從香港遷往新加坡，凸顯在北京與港府強推國安立法後，香港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環境持續惡化。有學者認為，香港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當地記者難以作出有新聞價值的報導。 美國之音報導，《華爾街日報》總編輯塔克（Emma Tucker）5月2日通知內部員工，《華爾街日報》「一如我們報導的許多公司一樣」，會將亞洲運作重心從香港轉移到新加坡。部分員工將因此被迫離開，而這些員工多數來自香港。未來將在新加坡新設編輯，報導中國股市、樓市、電動車、港股等商業新聞。 香港《明報》報導，雖然《華爾街日報》在內部通知中未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環境或國家安全法律，但該報的多名新聞工作者均指不排除與香港近年事態有關。 《華爾街日報》曾多次發表社評批評北京箝制香港人權，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案提出質疑。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及特區政府曾點名批評該報有關《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的負面評論。 《華爾街日報》以報導財經、投資新聞為主，但仍作出這樣的決定，讓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升感到意外。 陳朗升直言，現在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確有一定的風險，這些機構十分著重員工的風險。可以預見有更多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會有相同的疑慮。新加坡的新聞自由空間較大，《華爾街日報》遷到當地後，不會有後顧之憂。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庄嘉穎表示，以往國際媒體把總部設在香港是基於香港的新聞自由空間較大，但現在香港無論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記者留在香港，難以作出具新聞價值的報導。 庄嘉穎指出，在《基本法》23條、國安法之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主性，沒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若要報導中國新聞「何不幹脆到北京採訪」。雖然新加坡當局對報導當地消息有所限制，但是對於有關國外的報導不會有那麼多限制。 今年3月29日，在香港頒布《基本法》23條新的國安立法後不到一周，美國之音的姊妹機構自由亞洲電台即宣布將關閉在香港的實體辦事處，主因即為香港新聞自由狀況惡化、擔憂員工安全。這項決定標誌著該機構在香港近30年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華爾街日報》公布將遷往新加坡翌日（5月3日），新聞自由組織《無國界記者》（RSF）公布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排第135位，評分較去年的44.86下跌1.8分。無國界記者表示，這與港區國安法下，記者持續受到打壓有關。
澳洲已成為全球百萬富翁的首選目的地，越來越多富有的國際投資者將目光瞄準當地的房地產，其中新加坡首當其衝。 Juwai IQI國際房地產集團發布的新數據顯示，澳洲是新加坡購房者的首選目的地，新加坡佔Juwai IQI所有境外住宅物業諮詢的27.5%。 在去年移居澳洲的5,200名百萬富翁中，新加坡人也佔了相當大的份額。 在2022-2023財年，新加坡買家在澳洲購買了價值3億澳元的住宅房地產。Juwai IQI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安薩里（Kashif Ansari）表示，這些數據可以讓我們深入了解新加坡房地產投資者的偏好。 安薩里說：「過去15年來，全球關焦點一直是中國買家，但新加坡買家保持活躍的時間更長。」 安薩里說，「因為新加坡買家往往有充足的現金，他們在像澳洲這樣抵押貸款利率高的市場上有優勢。無獨有偶的是，澳洲也是全球百萬富翁的首選目的地。」 Henley & Partners的數據顯示，僅在2023年，就有5,200名百萬富翁移居到澳洲。相比之下，移居阿聯酋的人有4,500人，移居美國的人只有2,100人。 安薩里表示，「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國內市場有限，財富水平高，而且具有國際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