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每年的“双十一”光棍节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购物节。不过，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消费者今年的整体买气相对冷淡。但在官媒吹捧和直播主低价带货下，国货逆势热销，凸显当地消费行为的改变。市场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电商巨头连续两年未披露“双十一”成交量，再次释出内需疲软的信号。 为了迎战今年的双十一，中国各大平台都祭出“最低价”揽客。不过，随著中国掀起荷包勒紧的“消费降级”潮，电商业者和消费者都感受到冷清的买气。因此，各种形容双十一“穷狂欢”的词汇陆续登上微博热搜榜，例如，“今年双十一变得更静悄悄了”或“一觉醒来双十一结束了”。 消费降级下，双十一买气冷清 双十一的年销额常被视为中国内需经济的一个指标，但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商龙头去年首度拒绝公布其双十一档期的销售数据，引发外界有关中国内需疲软之说。两大电商今年依旧未公布销售总额。 阿里巴巴集团仅称，截至11月11日凌晨，402个品牌成交额突破人民币1亿元，3.8万个品牌成交额比去年倍增，总销售额按年增长。京东11月11日也强调，300个品牌的累计成交额也破1亿元人民币，直播累计观众突破3.2亿人。而成交额、订单量和使用人数皆创新高。 据美国顾问公司贝恩（Bain & Co）双十一前夕发布的调查显示，77%的中国受访者无意在这个促销周末花大钱瞎拼。该报告分析，宏观经济下行使得中国消费者更注重商品价值，而影响消费信心的主因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对未来家庭收入的担忧，双十一销量黯淡已有迹可循。 中国官媒口径一致吹捧国货、操弄民族主义 在一片内需疲软的悲观声浪中，国货成了卖家唯一的希望，尤其本土品牌的美容美妆商品、家居用品和食品不仅逆势呈爆炸性成长，还受到官媒的热捧，趁势为这一波的爱国热潮推波助澜。 《中国日报》海外版11月10日引述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天猫的数据说，20多个国产品牌于10月24日、双十一档期预售的第一个小时，销售额就超越去年同期。10月31日促销正式起跑后，7万多个国产品牌的成交额翻倍，85个国产品牌的销售很快就超过人民币亿元。 党媒《人民网》11月11日也表示，天猫双十一将243个国货品牌打进“亿元俱乐部”，让这些“好用不贵”的品牌不再只是国际品牌的“替代品”，一跃成为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信任和青睐的商品。 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官方近年来打压外企，摆明要拉抬本土产业和品牌。另外，美中交恶也煽动中国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选用国货。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就说，中国几个指标性产业今年都出现本土品牌大跃进的趋势，例如，比亚迪电动车热卖，美企特斯拉的销量自然就下滑，华为和小米的新手机在中国一机难求，逼得苹果iPhone15需要降价促销。 黄世聪告诉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说过，要用中国货、吃中国饭、捧中国碗。所以，他们刻意鼓吹所谓的民族品牌，官方刻意这样操作，平台业者当然是配合官方的政策，所以，可能就是尽量减少外国品牌的露出，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官方的态度。” 直播间成中国消费主力战场 相较电商，内容平台崛起的直播带货主近年也掳获中国消费者的心。几位中国家喻户晓的直播主在吹捧国货上，更是功不可没，甚至争议缠身的直播主，也受到官方政府青睐，带节奏炒热买国货潮。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北京市民罗娜表示，越来越多品牌找带货直播主合作，在双十一期间加开直播频率和时间，她身边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开直播采买。 罗娜说：“有的头部（前几名）一点的主播比较有议价权，就会比直接在那个(电商平台)链接里买，真的会便宜一点。还有些头部的主播比较爱惜自己的名声，他推的东西，有的就感觉比较可信一些。” 位于深圳、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某互联网企业经理人Nina(化名)透露，直播间卖的商品并不一定是市场最低价，但消费者下单其实图的是种参与感。当直播主在众多观众中喊出你的名字，一种光荣感油然而生。 Nina说，以中国直播带货一哥李佳琦为例，其火红程度让厂商捧着大把钞票为他推出一档特别节目，大谈他如何跟品牌商砍价。他让消费者自觉受到公主级的待遇，而他则是公主们的专属采购助理。 不过，李佳琦6月3日直播时，开卖坦克车造型蛋糕，疑似触碰到中国敏感的政治红线（六四坦克人拦截解放军坦克 ），直播被瞬间中断外，更自此噤声109天。北京当局6月底随即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其中有关“网络主播应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等规定被戏称是“李佳琦条款”。 直播一哥李佳琦回归带卖国货 Nina认为，中国需要刺激内需，官方也知悉李佳琦的带货实力，因此让他在双十一前回归，为国货效力。她说，中国消费降级后，欧美品牌越来越不亲民，这也是李佳琦的商机，趁势掀起新一波的国货潮。 Nina告诉美国之音：“国货本来没有什么名声的，但是真的因为李佳琦的直播间(带动)，就是他只卖国货。他把很多不同产业的国货都品牌化，现在都是国货(厂商)给李佳琦代言，他们就根本不需要去投广告。” 位于台北的商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毕婉君也说，李佳琦9月复播后，人气不减，但带国货的比例明显提高，他的直播时段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在推销中国货。 毕婉君告诉美国之音：“最大的一个标的就是李佳琦，他被下播了快一、两个月。他回来以后，他带国货的比例就很高。” 毕婉君说，中国货热卖背后当然是民族主义兴起，但不可讳言，部分懂品牌行销的海归派回到中国后，也成功扭转中国货“低价打天下”的形象，提升其价值链的层次。她说，很多本土品牌经过包装加值后，现行售价已可以比拼日韩品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总理李强周二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力图强调经济全球化已使得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批评西方试图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李强在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成为总理，造成这种困境某种程度上与中国自身有很大关系。三年严酷清零，形同闭关锁国，吓走了外企，窒息了国内经济的活力。而且，习近平的中国在经济发展已不如以前对世界有那么大吸引力的时候，与西方的对立也越来越严重，与美国的关系又走到了悬崖边上，中国已从繁荣之国成为风险之国，以至于西方国家被迫采取“去风险”政策。 李强在致辞时直接冲着“去风险”而来，他表示，“现在在西方有一些人在炒作所谓‘降依赖，去风险’，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看这两句话‘去依赖，降风险’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全球化已使得世界经济你我难分。 李强忘记了“去依赖降风险”产生的背景，此刻正是西方对这个亚洲巨人的经济依赖产生不信任的时候。欧盟委员会上周出台了如何坚决应对经济风险的战略举措，瞄准的最大目标就是中国。 其他西方国家采取了同样的对策。比如，美国正在全力推动西方盟国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技术依赖。 李强将这一西方的战略姿态简化为“炒作”，他要让西方人相信，“当今时代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过去，而是一个需要相互合作的时代，团结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但是，在西方看来，缺乏诚意合作的是一个越来越野心勃勃、企图向世界推销自己发展模式的中国。 美国向盟国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不过，欧盟需要找到自己面对北京的经济坐标。在美中围绕半导体竞争的背景下，一年以来，华盛顿对中国从美国进口高精度晶片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美国同时禁止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获得美国技术。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访问北京时表示，美国并没有与中国“脱钩”的打算。 这一在中国举行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北京自2019年以来首次组织的论坛，中国在过去三年里，实施习近平严酷的清零政策，与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几乎军事性质的清零手段使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挫伤。 李强在会上说，“世界不应该也不可能退回到过去那种彼此孤立、彼此封闭的状态。”这其实正是前三年中国的状态，中国把这一状态强加于自己的国民，也强加于世界。负有拯救中国经济重任的李强要求世界“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 他不断地提到“合作”一词。最有意思的是李强称，“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开放共享中一定有竞争，这需要正确对待竞合关系及妥善处理利益纠纷，强调和平稳定是发展和其他一切的根本前提。”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好，李强勉力表现出乐观主义。中国去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为十年来最低，远低于政府预订目标5.5%。2023年，北京当局把增长目标定为5%。李强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可能超过第一季度，年增长5%左右的目标仍有望实现。中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 李强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诸多经济困境的时候。后疫情时期一度指望出现的经济复苏，近几周呈现的状态是越来越疲软。 传统的经济增长支柱–房地产行业过度负债，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疲软，以及全球经济放缓拖累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萎靡不振。
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经营环境继续恶化，除了工厂停止招聘36岁以上的工人，就连外卖配送员的送货收入也大减，而顺丰等快递配送费已降薪。网民称，深圳外卖配送费即将进入一单三元时代。此外，富士康深圳观澜厂员工再有七千人离职。 本周日（19日），美团外送员在网上抱怨他们的收入愈来愈少，并指深圳美团正式发通知，外卖配送费大降价。当天深圳美团正式发出通知说，为了给骑手提供一个稳定可持续的赚钱养家平台，对配送费进行结构调整，结果大家所看到的很多订单的配送费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平台出现了大量三块多的订单。一百多块钱的大单也没有了大额补贴，配送费只有四块多。外送员说，这波降价实在是太狠了。这也怪目前行业不景气，行业太卷了，给了美团降价的底气，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达达，顺丰、同城也相应的进行降价，深圳外卖配送费进入了三元时代。 深圳一外卖送货员于先生发视频说：“跑了几个月的外卖了，今天第一次把我整崩溃了，不是客人把我整崩溃了，也不是商家，而是单量把我整崩溃了。从早上七点钟上线跑到下午一点钟，整整六个小时才跑了十张单，下午三点钟又开始上线，跑到晚上十点钟，七个小时，现在十三个小时的总单量才二十五单，一百元收入。” 左图：深圳观澜等地富士康等加工企业已经停止招聘临时工。 右图：深圳美团正式发出通知，外卖配送大降薪。（网络图片/石亭提供） 网购疲弱 70人抢一张4元配送单 于先生说，现在抢单大厅内，出一张单：“那个速度，你连看都没看到就被人抢走了。从昨天晚上到下午三点钟，总共出了八百多张单，70个人抢，一天耗了十几个小时才赚100元，还要去掉电池费10元，扣除租车只赚80元，连喝水都不够。” 对此，网民“呾有呾无乐乐念”评论说，所有平台都因为失业大军的加入，穷尽所能压榨骑手配送费，过段时间骑手反弹起来平台就倒闭了。还有网民说，生意就是生意，美团也需要吃饭，它不是慈善机构。 中国经营环境持续恶化，失业人口增加，民众节衣缩食导致餐饮等服务性行业消费疲弱。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9日发布的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月CPI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出现的通缩性衰退还在持续，当进入通缩的恶性循环，对经济的影响更糟。 富士康观澜厂约7000派遣工离职 深圳富士康观澜厂区，近一个月也在裁撤按小时计算薪水的员工。一位富士康前员工说，半个月前，观澜厂区有员工56000人，但近期离职的派遣工有七至八千人：“派遣工（弹性用工）很多是因为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约，也有没满6个月工期，被迫离职的。小时工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资方遣散他们是不需要赔偿经济损失的。” 有关深圳富士康现状的多段视频显示，不少外省打工者聚集在厂区周围。他们被劳务中介告知36岁以上连小时工都不要。当地一位张女士说：“看到有去武汉的，有去西安的，还有去印度的，这么多富士康企业都在撤人。” 江苏“长三角”曾经是外资在中国进行精密机器加工的集中地，但是，众多企业停止找人。当地一男子发视频说：“我现在苏州火车站，这里有很多老哥滞留，现在找工作真的很困难。” 昆山一服装企业主管张先生告诉本台，他们接不到订单：“这个月，到今天，一天都没有开工。员工的收入就很少，员工都是靠加班增加自己的收入。”
消费不振也就罢了，经济出现问题已经够糟心了，各路专家和分析人士还非要把锅甩给“国人和年轻人不花钱”。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张明扬 最近，有一个新词叫“超额储蓄”。 大概的背景就是，2023年1月居民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昨天（2月15日），《证券时报》头版忧心忡忡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多管齐下引导居民从超额储蓄向消费转化”的文章，“超额储蓄”瞬间成为热词。 图/微博用户@凤凰网财经 舆论关注“超额储蓄”的原因无非是：群众怎么又不爱花钱了，再这样下去，中国经济可怎么办啊？ 一时间，不爱花钱的本届中国群众又成为了中国经济的背锅侠。 01 1月存款创下历史新高固然震动了市场，但其实自去年开始，“中国人又爱存钱了”便已露端倪。 根据央行数据，2022年居民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远远高于2021年的9.9万亿元。 这两天对数据的解读有很多，但大多都是愁肠百结惶惶不安，似乎中国人不消费爱存钱有多么意外似的。 我就想问，少消费爱存钱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么？ 2022年是疫情封控最严格的一年，很多人钱当然是少挣了，但出于未来经济前景的晦暗不明，花钱就更谨慎了，再说，去年那么多店都关了大半年，就算想花钱，也花不出去吧； 2022年10月前后，理财产品处处爆雷，银行理财的保本神话被打破，甚至出现了大幅亏损，对于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公众而言，少理财多存款太应该不过了； 2022年，房企也群起爆雷了，大量期房烂尾，这时候群众谨慎点不敢买房也很正常吧； 2023年开年，虽然防控开放了，社会步入正常了，但经济究竟怎么样，裁员减薪会不会继续延续，谁都不敢打包票，这时候减少点消费，才是对个人和家庭负责吧。 也是2023年开年，传来了延迟退休的消息，对于那些惴惴不安的年轻人而言，少花钱是正常的应激反应吧。 在既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中国人做出了最理性最有责任感的财务抉择：多存款少消费。 在经济下行期，群众纷纷增加负债，非理性消费，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吧？到时候，负债叠加失业，对每一个家庭都是灭顶之灾。 最近两年，但凡有朋友来问我家庭财务的问题，我的建议无不是：少花钱多存钱，不跳槽不创业。 我明白，从整体经济而言，消费低迷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有两件事我们得明确： 第一，减少消费是大环境下的正常抉择，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大环境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盯着民众；第二，宏观经济固然重要，但对于个体家庭而言，他们作出最符合家庭利益的经济决策，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02 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舆论将锅甩给群众，甩给群众爱不爱花钱，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项。 平日比较关心经济的朋友们应该有印象，2018年前后，舆论也曾惊呼：中国人为啥不爱存钱了！ 当时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短短十年间，居民存款增速从18%下滑到了7%左右。 当时，舆论关注的是“居民存款减少会带来哪些隐患”。“业内人士”也和今天一样忧心如焚：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如果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幅度过于明显，将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债务偿还压力，使金融体系变得更加难以承受风险。 甚至还有经济学家公开表示：“中国居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赤字部门，后果很严重。” 图/微博用户@云南网 好家伙，群众爱花钱不存钱，国将不国了？ 短短四年过去，风向为之一变。舆论和专家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焦虑和规训：群众爱存钱不花钱，中国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按理说，2018年时对于“国人为啥不爱存钱了”的忧虑，今时今日不是得到完美解决了，不是应该如释重负么？ 中国经济的一大关键隐忧解决了，中国经济不是应该从此一飞冲天了？ 但事实呢？ 群众花钱也好不花钱也好，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困难和问题，锅都是群众的。 03 2022年时，舆论将中国经济的困难原因尽数推诿给疫情。似乎疫情结束了，中国经济就瞬间转好了。 对此，吴敬琏前一段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再版序言中特别提到： 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防疫告一段落，为中国经济承担责任的又成为了“居民不消费”。 但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是什么？ 是民营经济的信心问题，是重新激活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支出过大累积债务过多的问题。 所谓居民爱存钱不爱花钱，不仅远不是什么核心原因，充其量只是经济问题丛生导致的“结果”。 中国人不爱花钱或许有关传统文化因素，但年轻一代早已走出了这种影响，前些年还因为“过度借贷”备受争议，他们怎么可能不爱消费呢？ 如果连年轻人都不愿或不敢消费了，问题一定不是出自消费本身，而是与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高度相关。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消费不振都是一个大问题，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就消费谈消费，仅仅关注什么“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率”，根本就是言不及义。 否则，按理说，现在存款利率那么低，央行的印钞机也重新轰鸣了起来，存钱是多么不划算的一件事啊。 更不好的舆论风向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消费不振也就罢了，经济出现问题已经够糟心了，各路专家和分析人士还非要把锅甩给“国人和年轻人不花钱”。 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不花钱爱存钱国人要对经济出问题要负总责，需要通过花钱“将功折罪”。 所以，如果群众幡然悔悟，大方地花起钱来，中国经济就将百病消散一跃而起，其他的问题都是枝节问题，没那么重要。 背锅侠应该有这个觉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7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21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2.7%。但是，疫情带来的后遗症没有完全消除。低收入人群缺乏足够的补助和关心，失业率很大程度被低估和忽视。虽然一二线城市受疫情影响相对较轻，但后疫情时期广大中小城市内需萎缩、消费降级，和蓬勃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形成鲜明对比。 自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中国靠着严厉封锁和隔离的政策，相对成功的在短期内实现了国民经济运行和产业链的复苏，令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引以为豪。6月29日，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8.5%。 被亚马逊封杀的中国电商只有出海才能大赚 2021年的春夏原本是中国南方大批跨境电商的欢乐嘉年华：在美国，5月有母亲节，6月有父亲节，紧接着就是亚马逊的会员大促销。然而，就在5月9日母亲节当天，中国跨境龙头企业傲基（AUKEY），被亚马逊在其美国站、英国站、欧洲站尽数封杀。这只是亚马逊近期对中国电商封杀大潮中的一轮。到目前为止，号称“深圳跨境五虎”的电商，除了安克（ANKER），其他四家傲基(AUKEY)、通拓(TOMTOP)、泽宝(SUNVALLEY)、帕拓逊(PATOZON)全部被封。 亚马逊下此狠手，主要原因是大量中国跨境卖家把他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行为带到了国外：为了追求流量虚假刷单，送礼品卡给买家换取好评。这在亚马逊的平台上属于不折不扣的欺诈行为，所以各商家受到亚马逊的严厉处罚。截止本文发稿，封杀大潮依然在继续，涉及电子产品，家居健康，服装美妆各项类别，一时间深圳各大跨境电商一片哀嚎。 “封杀对大企业肯定是致命的打击。在亚马逊，一个两千美金的床能容易卖出去。在中国，高端产品真的不行，卖不出去。现在的小青年，都是拼多多上买几块钱的置物架啊，小书桌啊，窗帘啊。跟出海的那个销售价格根本就不能比”， 长期研究电子商务的香港某广告公司顾问Tina Wang告诉美国之音：“政府最近说内循环，双循环，把出口不了的内部消化一下，根本就不可能消化的。我们现在消费往下走，收入往下走，即使不往下走也没有国内的市场。电商想到的全都先是国外的市场。在国内做很难的，利润低，只能拼伪劣产品。” 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呈现疲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已经降到10%以下：2018年是8.8%，2019年是8%，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变为负增长（-3.9%）。按照7月15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84098亿元，两年平均增长4.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7807亿元，两年平均增长4.0%。 低迷的国内消费需求和消费降级 快60岁的郑先生在成都金牛区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做了近30年的服装批发生意，顾客主要是成都周边小城镇人群。疫情后，他的服装销量下滑近7成。“最近两年是生意最差的两年”，他说：“很多客户直接把店铺关了，都不做生意了。大家都没钱了，连几十块的衣服都不买了。” 原材料和员工工资的涨价令他一直在亏损，但是郑先生还在苦苦支撑：“很多工人都跟了我20年，不然早解散了。现在只能给他们放长假。” 郑先生面临如此困境，主动给自己消费降了级：以前打麻将50元起步，现在变成了5元起步；以前一晚上可以花300元买彩票，现在只舍得花10元买。就连疫情前经常光顾的舞厅，现在也不太去了。 在北京某投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张红（化名）告诉美国之音：“国内现在零售比疫情之前高了8%。但是跟其他的产业相比，消费这块显得特别低迷。工业生产涨了百分之二三十，消费只涨了8%，这反映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比较一下，疫情之前，消费占了经济增长的60%。就是说60%的增长是来自消费的。但是去年消费的占比，就是给经济的贡献，是负的。也就是说大家不消费了。现在的增长，一半是从出口来的，一半是从国内投资来的。今年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仍然没有恢复到那个疫情之前的占比。大家消费的动力没有工厂生产的动力那么足。” 财新7月14日的一篇文章称，当前中国经济分化程度或许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消费正在经历二次探底。“在中国的28个省会城市里，已经有4个在五月份出现了社会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这些城市在疫情之前从未有过负增长，即使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也只有几个月出现负增长。五月份这些城市再次出现负增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美国之音对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近年消费占比做了梳理。根据公开数据整理的结果显示，在4个一线城市，33个二线城市和252个三四线城市里面，数量占大头的三四线城市消费占比，从2019 的52%，萎缩到2021前五个月的44%。 张红举例说：“像河南安阳，当地卖衣服卖鞋的，能倒闭的都倒了。大家都从拼多多上买东西了。拼多多很便宜，而且经常有的品牌甩货。小城市的实体店被冲击的不行。本来疫情是个暂时的困难，现在成了长久困难，都倒闭了。” 作为非生活必需品的烟酒行业，销量在疫情之前已经开始呈现颓势。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卷烟行业的产量峰值是2015年（2.59万亿支）。此后数年卷烟行业的产量不增反降，2016年的产量下降到2.38万亿支，2020年的产量依然是2.38万亿支，而2021年前两个季度的数据基本和此持平。白酒产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1358.36万千升），之后一路狂降，到了2020年，产量几乎只有2016年的一半。2021年前5个月白酒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并不显著。 如果说烟草和白酒行业的不景气有一大原因来自反腐打贪，啤酒产量的大幅下滑也许更能解释“躺平一代”的消费疲软。从2013年啤酒产量达到峰值（5061.54万吨）之后，开始连年稳步下降，到了2020年只有3411万吨，和2013年相比跌幅达32%。在疫情过后的恢复期，单看5月份的啤酒产量的话，2021年比2020和2019分跌落12.5%和2%。 张红在评价烟酒销量时说：“烟酒不是属于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烟酒销量一旦下降，一般说明这个气氛不一样了，说明商业活动下降了。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场合，烟酒是最多的。烟酒个人消费比较稳定，差别不会太大。其实这个反映的是商业环境没有原来那么活跃。” 家住江苏省扬州市的王欢（化名），经营一家学龄前早期教育机构已经快20年，早年利润颇丰。在她看来，过去几年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锋芒。“今年业绩差了很多，至少少了三成”，她告诉美国之音。“人口出生率本来就在下降，小孩子少了，疫情之后经济下滑，大家都不肯花钱了，尤其是花在教育和享乐上的钱。连我自己都消费降级了！”7月份，她还遭遇另外的致命一击：国家开始大力整顿校外教培机构，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因为“合同存在不公平条款”要罚她的款。王欢觉得现在举步维艰：“有时候恨不得把机构卖了算了，挣钱太累了。” 被低估和忽视的失业率，失去购买力的老百姓 中国对于失业率的统计一直被外界所诟病，因为正式数据只观察城镇失业人口。大部分失业人口并不会去领取数额微薄的失业保险金，在城市丢失工作回到农村的失业人口被忽略在官方统计之外，导致实际失业率往往和现实有很大出入。 2021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7月15日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 然而，2020年底北大经济学家姚洋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团队曾在2020年6月底做过一项6000多人的调查，调查显示的失业率有15%，此外还有5%处于半失业状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张丹丹也在今年5月撰文表示，根据团队2020年6 月和11月的追踪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群体有可能已经超过800万人。总之，我国的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大起大落，整体情况并非那么乐观。” 张红认为中国的疫情补贴没有足够照顾到消费者：“现在最新的数据是中国的零售比疫情前高了8%。美国是高了20%。这个差距在于，中国不补贴消费者，而美国是直接补贴消费者。中国的钱都拿去补企业了，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工作。但是其实企业提供工作不多。最后导致消费的恢复相当的慢。” “低收入的人，其实消费倾向最高。实际上高收入的人，消费本来就没受什么影响。然后股市房产还好，他们的钱其实是变多了，不过这些人不会有那么多的额外消费。但是那些底层人民，如果多给他一千块钱，可能全都消费掉了。现在只不过没有多出来那一千块。其实拼多多在小城镇这么火，也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