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去年遭控拒向截查警员出示身分证。法官9月25日判其“阻差办公”罪成，须入监5天。陈提出保释等候上诉获批，离开法庭时表示，“公道自在人心”。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陈朗升遭控于2022年9月7日在香港旺角故意阻挠正当执行职务的女警。交替控罪则指，陈在同日同地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女警。 香港记协声明指，据法庭供词，陈朗升当时已按警员要求取出身分证，双方互动历时仅15秒，期间陈向便衣警员查询身分、队伍及截查原因，却换来警方证人以陈情绪激动、挥动双手为由，将其拘捕并指控其阻差办工。 记协指，从警方拘捕一名正在进行采访工作、行使基本权利、并尽力配合警方行动的记者，再到法庭定罪，均向外界释出，香港以法律为名，针对新闻工作者阻挠新闻采访的强烈讯号；声明认为，陈所面对的裁决和刑罚，显示香港新闻自由恶化。 声明最后指，香港2019年至今至少有7名新闻工作者遭判囚，最长刑期达32个月。 另外，陈朗升早前获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The Reuters Institute）接纳参加其学人计划。该研究所25日声明指，有关判决提醒人们众多记者在独裁环境中面对的困境。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遗憾 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表示，陈朗升被指控妨碍警察执法。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庭上发言的警员证词相互不符。 她说：“事实上，陈朗升有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出示身分证件的充分理由。他解释，他很著急，且他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他向警方出示身分证时，其身分证被展示给了数千名的网路观众。” 白奥兰表示，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类似案件中，法院基本上都是判处社区服务令，而现在则判处监禁。 她又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港府至少指控了28名媒体工作者和新闻界捍卫者，其中12人至今仍遭拘留，包括《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港府还强行关闭《苹果日报》在内的至少6家媒体和独立报纸。有些机构因受压力而不得不解散。对香港仅存的几个协会之一、香港记者协会的陈朗升进行判刑，对新闻自由是又一次重击。 截至2020年，香港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0，在过去的20年中，香港从接近80的位置急剧下降。
香港网路电台“民间电台”6月30日停止营运，成为直接或间接因港区国安法而停止营运的第15间传媒。 综合媒体报导，民间电台2005年成立，以播放政治辩论、评论和访谈闻名，部分节目由高知名度的民主派人士主持。过去多年来，民间电台积极争取港府开放大气电波，但未能成功，加上政治压力升温，无论是节目制作或财政，民间电台都遭遇到空前的困难，无奈下于七一前夕停止营运。 民间电台创办人曾健成表示，该电台近一年来遭银行以不同理由禁止收款，造成营运资金不足，且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嘉宾因政治压力更常婉拒上节目。 除了港区国安法引起的社会环境压力加剧，港府“依法办事”也是另一种压力。曾健成透露，今年初税务局突然来信要求民间电台报税，“这是从未试过的”。 对于一些明知是倚靠捐款而勉力经营的公司，港府一般甚少抽查，但近年来这些公司反而成了被抽查的对象；更大的问题是，不少审计师为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拒接相关组织的审计工作，以致难以满足法例要求，有政党甚至因此拖了两年也未能解散，因为解散清盘也须提交审计报告。 香港新闻自由 位列全球第140名 总部在法国巴黎的促进新闻自由组织的“无国界记者”发布新闻稿指出，民间电台成立以来，由于港府持续拒绝批准其执照申请，迫使该媒体以“地下电台”的形式运作，并不断遭受当局与北京政府支持者的骚扰。 该组织的东亚办事处主任艾玮昂（Cédric Alviani）指出，民间电台多年来为香港的独立广播作出贡献，该台停止营运将对当地媒体多元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无国界记者批评，过去3年来，港府配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打压新闻界的行动，已强迫关闭独立媒体《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另有5间媒体在压力下解散。港府并起诉至少28名记者与新闻自由捍卫人士，其中13人仍遭拘押。港府持续对独立媒体的打压，已使香港的国际形象大受损害，促请港府停止打压传媒。 无国界记者每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排名，在短短20年内，从第18名大幅下滑至第140名。 民间电台最初曾透过FM超短波广播，但多次遭当局上门查封、没收器材，2009年更被当局裁定无牌“非法广播”而遭罚款、卷入诉讼。后期民间电台以网路电台形式运作，透过油管（YouTube）广播，坚持以公民抗命挑战被认为“违宪过时”的《电讯条例》。 2019年，4名蒙面人入侵民间电台办公室，并当著工作人员的面以球棒和锤子破坏电台的部分设备。
5月3日是世界记者日，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40位，高于索马里等国，而中国就跌至倒数第二名，仅领先于朝鲜。倒数第三是越南。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从2002年开始，每年对1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全面评估分析，以所得分数决定排名。当时香港排名第18位，2022年从80名跌至148位，今年回升至第140位。 挪威连续七年高居榜首，爱尔兰比去年上升4位，成为前五唯一的非北欧国家；随后是丹麦、瑞典和芬兰。荷兰升22位跻身第六。澳洲由去年第39位升至27位，美国第45，俄罗斯第167，台湾排35。 据美国之音报道，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指，香港排名的上升只是“小调整”，可能是因评分类近的地区今年分数有所下跌，使香港的排名得到“技术上”上升。 他说，香港不再有示威，记者的工作环境从某个程度上来说较安全，但排名的小小上升不代表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被囚禁，占中国总数的10%，《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官司等待9月审讯，我们不能说香港的情况有所改善。” 艾玮昂又说，一些香港媒体被禁止出席官方活动，有记者被跟纵，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案件仍在审讯，这些情况使越来越多的记者离港，并纷纷在海外成立新媒体，这些情况恰恰反映出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 记协不敢评论报告 因“不知会否有后果”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说，记协完全没有参加该调查，完全不知道该指数的调查方法，也不知道他们从哪些人取得这些数据，如何做数据分析。“不过，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的情况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陈朗升指出，现在让记协评论这份报告对香港的陈述，都是非常有危机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完全认同它所有的说法，不知会否有后果”。 “香港新闻审查压力未有改善” 香港前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海外香港传媒协会董事颜宝刚说，排名有些微改善，可能是过去一年香港没有再关闭大型的传媒，也没有拘捕很多记者，以及香港传媒机构陆续重新恢复聘请员工。 他说，香港从起初名列全球前20名，如今滑落到接近新闻自由落后以至专制的国家，让他感到相当可惜。 他说：“我们看到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是红线处处，无论是机构还是自己本身，来自政府的审查压力，或是机构本身的自我审查，都仍然不见得有任何改善，反而是越来越差，我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仍然是需要各界去值得关注，以及支持仍然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正在香港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6日在香港立法会与议员交流，这是首次有北京官员与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会议厅会面。专家认为，此举代表北京对香港立法会行使“全面管治权”。 香港《明报》报导，夏宝龙16日在特首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及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陪同下到访立法会，在会议厅与议员交流一个多小时，之后与议员共进午宴。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后表示，“今次是历史性有中央领导人在立法会会议厅与议员交流”，有80多名议员出席交流，会上未提及基本法23条立法议题。 报导引述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分析，立法会是香港特区管治架构其中的一部分，夏宝龙这次是代表北京行使全面管治权，并表达北京对议员的期盼。 记协忧港府拒传媒采访成新常态 此前一天（15日），夏宝龙在湾仔会展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开幕礼暨专题讲座。香港记者协会17日晚声明指，多家媒体被拒到场采访，担心这将成为新常态，严重损害香港新闻自由。 据记协了解，拟到场采访的传媒须预填政府新闻处派发的申请表格，之后由处方筛选，但多家传媒机构直到活动当天才被通知拒绝他们到场采访。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七一访港时，传媒机构也被政府拒绝采访官方活动。记协指出，与去年七一不同的是，今次政府未解释拒绝原因，质疑当局筛选传媒机构的合理性，以及筛选的准则不透明，更担心政府拒绝传媒采访将成为常态，窒碍资讯流通，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记协促请港府尽快解释拒绝传媒采访的原因，并采取措施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 夏宝龙称游行非表达诉求唯一方式 香港“五一游行”过去3年被港府以防疫为由禁止，今年能否“复常”引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夏宝龙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时称，香港有“暗流还在涌动”，声称维护国家安全与表达利益诉求“并不矛盾”，“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又称环保民生的诉求很容易“被骑劫”，“被歪曲成政治问题”。 正申请“五一游行”不反对通知书的职工盟，其前主席黄迺元表示，不会因夏宝龙的言论影响申请决定。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官方未来对港人游行尺度“倾向从紧”，“从《基本法》23条立法现仍讨论不休，可见一斑”，相信会有更多的“政治性”和“目的性”的选择和考虑，“例如这游行是否有政治性质，或民生事务，因应人和团体而异去评估风险，亦一定与政治气候挂钩”。 刘锐绍认为，在举办游行与否的问题上，建制派会按官方要求办事——办游行，可助营造粉饰太平的效果；不办游行，则为减少官方双重标准的尴尬。
9月23日，香港警务处在官方网站刊登了经过修订的警察通例，成为港警执法的守则和依据。此次修订的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定义被修改，只承认特定媒体记者证的有效性，取消记者协会及摄影记者协会所发出的会员证。日后非主流传媒、自由记者等的采访范围可能因此受限。 新刊登的警察通例对第39条即“警察与市民和传播媒介的关系”的“传媒代表”作出修订。 “传媒代表”包括持有下列机构所发出的身分证明文件的记者、摄影师及电视台工作人员： 一、 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的传媒机构； 二、 国际认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警察通例中，将记协和摄影记协发出的会员证也列为“传媒代表”，而修订后被删除。 此外，之前的警察通例只规定如下：应以互谅互让的态度，尽量配合传媒工作；以及不应妨碍传媒的摄录工作。 但香港电台报导，在这次修订中，警方新增了一句话，即“人员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下”，给警察配合传媒工作增设了前提。 港警23日在脸书发文指，修订《警察通例》的目的主要是协助前线人员辨别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以便为他们提供协助。 去年反送中运动中，大量传媒前往现场采访，警方曾多次对记者实施暴力，警媒关系不断下降。警方经常投诉有示威者“假冒记者”在冲突现场采访，目的是妨碍警方执法，记协等组织则谴责港警滥用暴力，破坏新闻自由。 这些记者中，不少持有记协或摄影记协发出的会员证。还有许多学生记者及自媒体人。 多个新闻组织、工会以及大专院校新闻系22日先后发出联署声明，批评警方此举损害新闻自由，泛民主派基本上也反对警方的做法。 外国记者协会（FCC）发声明，坚决反对警方对记者实施认证制度（Accreditation Process），认为此举将侵蚀新闻自由，令报道警察行动篇幅的主导权由编采人员，转移至警方身上。声明亦指，警方如对其成员遵守纪律、指引有信心，便不应害怕记者的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A force that is proud of its discipline and confident its officers follow established protocols and guidelines should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 spotlight journalists shine on it.）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23日批评FCC“说三道四”，并对FCC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和非常不满，促请FCC“立即停止打着新闻自由幌子插手香港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