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序言
人老了每每于独坐或闲谈中回忆过去，尤其是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更是一遍遍在脑海中映现。
其实，我多年前就有写下自己童年到青年这一段生命历程中种种点滴的愿望，想过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也想过用长篇回忆录的体裁去记述，然而，最终还是用了笔记体回忆录的方式。因为笔记才能最真实地记录下我的经历和见闻，不像小说要顾及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完整，不像长篇回忆录要保持事件的连贯，也就不需要情节的虚构和材料的填塞，这样才能真实地还原那个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于只选了这个时间段来记述，是因为我那时的经历最多，社会的起伏跌宕也最受后来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小县城的一个最底层家庭的一个最平凡的少年，我那时的经历本就是细水微澜。这本小册子自然不可能记什么宏大叙事，也不会去叙述那些大环境大背景，更不可能站在某种高度描述那个时代的风云激荡，然而这些记述中的小事或可真实地印证那个时代。
回忆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因为历时久远，一些事留在印象中的总有些程度不同的模糊，所以要反复追忆，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挖掘出那些沉淀，让它们清晰起来，能够真实地再现。桌前、床头、沙发上、电脑前的我常常深陷于冥思当中，印象深刻、完整的写得快，模糊的则时时搁笔，想清了再写。有些虽有些记忆但难清晰确切的宁可不写，务求不留讹误，故而，这十几万字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多。在那二十年的时光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我，带着“贱民”烙印的我，在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中苦熬的我，回忆那时无疑是种种痛苦的再现。
“信言不美”。为了不损害真实，我尽可能地用白描、直叙的语言记述，不去抒情和评论，尽力留下事、物的原样，也尽力让不同文化水准的人在我的平淡叙述中认识过去。
在篇目的安排上，以年代为经，以事类为块。注重岁月的顺序，让读者了解时代的变化；兼顾事物的相关性，让整体上不至于芜乱。
回忆中自然涉及一些具体的人，一切行有不端的人都隐去其名。其实，他们多数也是时代中愚蠢的受害人。
六十年代后期是我国普通农村中传统的农耕方式向机械化耕作方式转变的初始阶段，我在下放中切实体验了传统农业劳动的种种，所以我也记述了它们，以资后人的了解。
记述中不少地方有些啰嗦。啰嗦是老人的通病，我之所以不避这种啰嗦，是为了详实地再现那时的一切，因为它们有些已是少见，有的或已经消失。
真实地再现，这是我落下每一个字时的本心！
肃生
2026年元月26日于放眼楼
第一集
出 生
公历1955年10月8日1时许，农历乙未年八月二十三日丑初（这时间是母亲记下的），我出生于甘肃省平凉专区（现为平凉市，专区政府在今崆峒区）人民医院。将入人世时，母亲原拟给我起名“肃生”，寓意是我出生在甘肃，又是在“肃反运动”期间出生的，而那时父亲正在地区干校“学习”（实则是接受政治历史审查）。不过，我坠地后，父母还是按照蒯家的行辈给我定了“文铮”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对我的期盼。我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大姐文瑶出生在南京，二哥文琪应该是出生在甘肃的静宁，后不一两年相继病夭。53年夏，三姐文光出世，父母极为珍视，担心在甘肃难以养育，一岁多时，母亲将她送回安徽和县交给自己的二姐代养。在和县，母亲又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哥哥，因为属马，乳名就叫了“小马”，也留在了和县。后来，我还有个妹妹。痛惜的是，60年，“小马”和这个妹妹都“病死”了，这个“病”无它，是饿病！
家 世
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经常写一些《自传》、《交代材料》交给大队、公社和某些造反组织审查，有时候也填写一些《登记表》之类的。上面总是写着：家庭成份，封建官僚；本人出身，反动军官。因为害怕写了错字或句子有误，招致“不老实”的罪名，更担心写到政治敏感词时出错而招致祸殃，所以，父亲写的材料都要让我细看一遍，有错的赶紧改掉或重写重抄。这样，我逐步了解了一些家世和父亲的历史。不过，他从来不和我谈这些。文革后，有一次我直接了当地向父亲问祖辈和亲戚的情况。父亲看了我一眼，只说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句，然后就摇头不语。
直到父亲晚年的一天，我说“家里还有哪些亲戚？不然以后或许见到，我不知道怎样称呼、应对。”父亲唔了一声，也没多说。过了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时，父亲递给我一页纸。饭后，我细看了一下，上面开列了从高祖到伯父、姑母的几十人的名字。在大伯父世元、二伯父世经名字的旁边写了“44年桂林一聚，五十多年了”一行小字。后来，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我从校图书馆陆续借了《史记》《汉书》《三国志》《明史》等史籍浏览，读到《清史稿》时，看到了高祖、曾祖的列传，我对祖辈的事迹和成就才有了不少了解。而父亲的经历，我则是在那些交代材料和父亲偶尔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的。我理解，那些年父亲不和我说这些，是因为怕我少不更事多言招祸，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的经历给我带来的只是政治上、生活上的负累，有了这两重顾虑，就不愿提起自己的往事。
花甲之际，我点注高祖的《带耕堂遗诗》、《吴中判牍》和曾祖的《金粟斋遗集》，并分别加了《辑佚》一卷，合辑为《蒯氏家集》。通过文集中的记载和对文集中史事的考证，终于对华夏蒯氏中我们这个合肥慎远堂支派，对高祖、曾祖的生平、政绩、文化学术、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当今，中华蒯氏族人散居全国和海外多地，总计不到10万人。无论何地何祠堂的蒯姓人均认同“天下一蒯”，以晋文公时的大夫蒯得为始祖，以襄阳为郡望，尽管支派不同，彼此相逢都以家人相称。我们家是合肥慎远堂一支中的大房，一世祖是明代隆庆年间从江西迁徙过来的，世代亦医亦农，耕读传家。传至晚清时期我的高祖这一辈始显赫，时为合肥四大家（一说是八大家）之一。
我的高祖字子范，讳德模，晚号蔗园老人，蒯氏合肥慎远堂支派第十世。生员出身，与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少年同窗，后均为亲家。历官庐州府五品衔教谕，江苏长洲知县，署苏州知府、太仓知州，又署镇江、江宁知府，终任诰授中议大夫三品衔补用道四川夔州府知府监督夔渝两关税务随带加二级，赠资政大夫。所到政声卓著，有“晚清循吏之冠”之称。逝后入长洲、太仓、夔州名宦祠享祀。《清史稿》有传。遗著有《带耕堂遗诗》和《吴中判牍》收在《蒯氏家集》中，另著有《带耕堂四书文》《验方杂录》。
曾祖字礼卿，讳光典，号季逑，又自号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子范公第四子。晚清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收藏家、金石书画鉴定家。是晚清变法维新、君主立宪、教育普及与革新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和西学传播者，是唯一与大文豪托尔斯泰晤谈过的清代官员、学者。光绪壬午（1882）江南乡试第五名中举，次年联捷中进士，朝考第二名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并任贵州乡试主考官、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会典馆图上总纂官。后以候补道分发江苏，创办江南高等学堂并任总办，复任尊经书院院长、两湖书院监督。后历任扬子淮盐总栈总办、加按察使衔淮扬海道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欧洲遊学生督学使、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学部丞参上行走兼京师督学局局长、南洋劝业会提调。在淮扬海道台任上抗洪救灾“活人无数”，淮扬海人请立专祠于淮安。《清史稿》有传。曾祖的交游上至朝廷诸多大学士、尚书、侍郎，下至文坛硕儒、变法中坚，享誉当时。遗著除收在《家集》中的《金粟斋遗集》外，另有《文字蒙求广义》、《旧典备征》等。
祖父字锦森，讳孝先，号筱亭（父亲的交代材料中从不称祖父的讳，只称“筱亭公”）。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归国后曾任沪杭、沪宁铁路公司总经理。惜壮年病逝。嫡祖母邵太夫人讳畹香，是晚清名宦上海道台，湖南、台湾巡抚邵友濂的长孙女。其弟邵洵美为民国时期著名文人。
父 亲
父亲原讳世英，从军后为表明心志更讳树英，号静雍，晚号澹庵。1914年出生于上海。1936年毕业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其师为竺可桢。毕业后先后在泰山、衡山测候站任测候员。在衡山时，叶剑英任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父亲有一气象研究所的要好同学，又是测候站同事某某为叶外甥，故而与叶时有接谈。其时抗战全面爆发，形势危急、国难当头。父亲在叶的鼓动下义无反顾，投笔从戎，欲度黄河未成，遂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为第十七期学员。毕业后即分发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投身上高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后任上校工兵团长。抗战结束前后父亲还担任过一小段时间的广西百色食糖专卖局局长。
后来，国民政府大裁军，父亲被编入军政部第三军官总队任中队长，驻重庆，《自传》中记述他的总队长叫傅正模。不久，大约在46年，一些同袍和父亲对在军官队的前程和待遇不满，拟组织抗议活动，并得到《新华日报》驻重庆的邵子南暗中鼓动。后事发，这批军官被重庆行辕拘押，行辕主任张群面斥后予以开除军职的处分。此后，父亲回到南京，先在“首都汽车公司”任庶务，不久即进入南京市第一区任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为第一区区长许某，49年4月去台湾。）兼保安组长。1949年4月23日南京易帜后，父亲作为“留用人员”仍在第一区，不久即被安排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学习，实际上是“镇反”审查。在华东革命大学接受审查后，父亲的历史结论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遂被安排“支援大西北”。
1950年，父母带着大姐文瑶远赴新疆，道经甘肃时因二哥文琪即将出世，母亲不能再行远途奔波，遂留在甘肃工作。先是在静宁，后到崇信（姐姐文光出生于此），最后到平凉，父母分别在地区供销社和地区银行工作。其间，51年在静宁时，父亲还担任过县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团长是县委书记陈聚奎）。1955年“肃反运动”，父亲的“审查结论”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不予处分”。1957年，在中共“反右运动”中，父亲再度进入干校“学习”，因在日记中被查到有和章伯钧等人在1949年以前交往的内容，再加历史问题，遂被“新账老账一起算”，由平凉地区中级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交乡管制三年”。因为被开除了公职，又要到农村劳动，考虑到当地农村环境条件十分艰苦，又是人生地不熟的，母亲就申请辞职，获得批准后，1958年冬，全家四口回到了母亲的老家和县。
父亲先是在历阳蔬菜大队清真二队（地名叫高巷，在县城西南角）劳动，61年下半年的时候“管制”解除，落户在横江街成了居民。迫于生计，挑过货郎担走村串户，在街道的公路边卖西瓜、香瓜、桃子、菱角、熟山芋，也租过冰棒箱子从县城里的食品厂兑上几十根冰棒背到城南的乡下去叫卖。大约在65年，政治气候又变，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城南公社得胜大队横江一队成了农民。1968年7月，父亲以“潜伏特务”嫌疑被关进“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9个月。释放后即失去干农活的体力，在家做做家务。1979年冬平反。1997年2月4日病逝于巢城卧牛山南面我们陪儿子读书租住的民房里。
母 亲
母亲沈氏讳次英，1923年出生于和县。外公是开木行的，做的是竹木生意，从皖南运来木材、竹料销售。因竹木运输，水路最便捷，可扎成木排，一次运输可以有十几二十排，从山里放排顺流进长江，在和县的金河口入得胜河运到南门的木行零售，所以家里雇的人手不少。当年家境比较优渥，外公在和城也有一定声望。
母亲是1950年到了甘肃参加工作的，旧时高中的底子，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银行工作。辞职时是平凉地区银行会计股长。回到老家横江街后担任了街道会计，也兼过一段时间扫盲班教师。到了1965“四清运动”中，因“反革命分子家属”（当时直接简称为“反属”）的身份，就不准再担任会计了。生计所迫，摆过瓜果摊，卖过油条，帮人织毛线衣，织渔网、发网挣点钱，维持着家里艰难的日子。直至69年开始自学裁缝，后来就以这门手艺养家糊口，父亲平反后有了稳定的收入，又因年老眼花，遂渐渐搁下。2001年4月3日病逝于和城横江街的家里。
乳 母
父母在甘肃工作的时候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他们的工资加起来有一百多。当地当时猪肉两毛六一斤，老母鸡四五毛钱一只捡大的捉，羊肉也很便宜。所以，姐姐和我出世后都是由保姆带着。姐姐送回和县后，母亲付给她二姐家一个月二十五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个基层干部或一个中级工人的月工资了。我出生后就放在了平凉当地的保姆家，父母每个星期去一次看看。
多年来，我的脑海中常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四周黑乎乎的，应该是窑洞里光线阴暗的缘故，一位三四十岁的妇女，圆脸微胖，穿着黑色泛灰的棉袄，梳着一种“斑鸠尾巴反卷毛”的发式（这是小时候在某本书上看到的对这种发式带有戏谑的叫法），是把头发在脑后理成一把，像宽宽的毛刷模样，在颈子后剪平，用一个别子在根部别起来，然后把别子以下部分的发束向上卷，再用一个别子在枕骨位置把前后两束头发夹在一起，上翘的发梢就像一把排刷。
我出世后一直是吃乳母的奶水，直到我离开平凉。大约是乳母奶水对我的影响，我的饮食习性和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不喜欢吃面食，不吃葱蒜，不爱吃羊肉，而这些却是我的偏好。从父母的言语中，我只知道乳母姓杨，别的信息就没有了。六十多年过去了，对乳母的记念时时涌现，可惜是无法去感谢她了。
03年后学校陆续来了几位甘肃籍的老师，05年又招来了5位平凉籍的学生，我每年都把他们邀到一起聚上两三次直到这批学生毕业，甘肃的老师们现在每年还能聚聚。他们认定我是甘肃人，而我对他们的这种情感，应该是下意识的对乳母的一种感恩。我中年以后所用的一个别号叫“空同山人”，是我对出生地的永远的怀念，平凉市区就在崆峒山下。2007年夏我在妻子杨晓勉的陪伴下回到平凉，走进了我出生的医院，寻访到了父母的工作单位，实现了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大愿望。
横江街
1958年冬，父母带着我和小妹从平凉经西安、过郑州，到南京呆了十来天，来到了母亲的老家和县历阳镇横江街。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年难忘的日子，充满苦难和屈辱的日子。
和县县城区域是历阳镇，因和县在汉代称历阳而得名。六十年代的和城以小市口为中心，由东西长约莫一公里、南北长不到一公里半的马路和马路两侧的一些小巷子构成，东西两头之外是城北公社和城南公社的生产队，南北两头之外是历阳镇的蔬菜队。县城的最北边是汽车站，从这里到东门口再转到南门口之间是一条绕城土石公路。
从东门口的酒厂开始到南门口的农机厂，这段路两边断续分布着直属粮站（后门，是车辆运粮进站的通道）、煤炭公司、轧花厂、机械配件厂、燃料油库、粮食局的直属仓库和油厂、面粉厂，可以说这一段路集中了和县最主要的工业厂家。这条公路的南段有一座木桥跨过得胜河的主干，叫小南门桥。过了桥向南一两百米，拐向西不到两百米，再转向正南又是两百米左右的一段，这三段公路的两侧，包括在第三段直道的北头和中间的两条向西延伸的几十米的小巷，就是横江街道的区域。
横江街得名于古代长江边的古渡口横江浦，李白的《横江词》写的就是这个横江浦。当我十六七岁读到“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时，心里不由一动，它仿佛是我对横江街这块地方内心感受的一种写照。这条街上不乏一些好人，也有一些快乐的回忆，但这里毕竟是我历经苦难的地方。
横江街是城乡结合部，第一段公路西侧主要是横江二队的农民，只有零散分布的几户是居民，东侧除了一个燃料公司的油库和两三户人家外就是农田。第二段公路的北面除了几户横江二队的农民就是农田，南面则是县粮食局的直属库、油厂和面粉厂。第三段公路以得胜河支流上的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名为“和阳桥”的三孔石拱桥为界，分为桥南、桥北两个地段。
桥北西边有一段是当时和县最大的工厂——和县农机厂的大门，东面有一段是面粉厂的厂房。桥南、桥北两侧其余的大部分是横江街的居民。这一段是横江街的主体部分，也是最热闹的地段，杂货店、小食业、酱园店、五金店、布店（后面两个店只开过短暂的一段时间）和各色手艺人都在桥南这一段。
在横江街这个区域，城镇居民归“横江街道居民委员会”管理，农民则分属于横江一队和横江二队。历阳镇下辖七个街道居委会，横江街应是居民数最小的一个，大约也就是六七十户人家的样子。居委会的负责人叫“代表”（文革期间叫“革委会主任”），其他成员称作“委员”。桥南称为南段，桥北为北段，各有一名段长，相当于保甲制度下的甲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