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著作

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著作”的总印量已达天文数字，版税所得自然是高得吓人。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带给习近平的收入即已经数以亿计。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3日起在全国发行。 报道说，这两卷文集分别选编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十九届中央总书记任内的各类文稿，由习近平逐篇审定成书。这两卷书的出版，必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对此，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 稿费知多少？》一文中引述六四学运领袖李恒青在推特上的评论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也是这样的，文革是高潮。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充斥民众的生活。这一天大概不远了……”有网友说，他更关心的是稿费知多少？ 要估算习近平的稿费知多少，中共大外宣《中华网》2015年11月刊登的《正国级撰稿人的稿费到底有多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阅文章。该文中说：最近，《人民日报》连续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国家级正职撰稿人的身份，引发一些媒体的关注。 像《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报刊杂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令人意外。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是为了稿费吗？当然不是。但是，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确会收到稿费。而且，一些时候稿费不菲。 首先是稿费标准问题。其实，政治局常委们的稿费标准与普通作者一样，既不会多，也不会少。2014年《南方周末》的报道称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求是杂志社的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也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都是按照普通标准执行，一般在7%-10%之间。 通过上面的标准，很容易算出，如果政治局常委级的领导人仅仅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按照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计算，所获得的稿费不会是一个太大的数字。然而，如果领导人的讲话、工作文稿结集成书，虽然也按照普通标准执行版税，但是因为领导人著作的发行量巨大，算起来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出书，起印数就是几十万。 该文章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透露朱镕基的著作《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均在130万册以上，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目前销量也已达到数百万册。这里不妨做一道计算题，就拿《朱镕基讲话实录》有130万册的销量算，目前该书定价为196元，按照7%的版税标准保守估计，那么税前收入就高达1783.6万元。当然，这笔稿费还得交11.2%的税，所以估计朱镕基的实际（版税）收入保守估计在1500万以上。 2014年10月，朱镕基登上“2014胡润慈善榜”。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报告，朱镕基“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的版税。想必这份报告还没有算全朱镕基在2013年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版税。 笔者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关于朱镕基稿费和版税数字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后续报道内容。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曾对采访相关问题的官媒记者介绍：领导人出书销量往往特别好，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总销量过百万，《闲来笔潭》不到一个月发行45万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销量也过20万册。而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就算卖得很好了。 2019年1月8日澎湃新闻社刊登报道说：2009年至2013年，一位卸任数年的国家领导人所出版的实录系列图书陆续问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十年，历任副总理、总理的朱镕基，通过《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讲话三部曲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三步曲惊人的市场表现，也使其成为中国党政图书市场中的“超级畅销书”。澎湃新闻记者近日从上述系列图书的出版方人民出版社方面获悉，《朱镕基答记者问》销售至今达150万册，《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出版伊始短短数月就破百万套。随着2016年声像立体呈现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再版上市，至今以上4种图书的销量总计就已超过800万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5年2月公布了“中国捐赠百杰榜”，上榜的绝大部分人为富商，而现年86岁的朱镕基连续第二年跻身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里，他总计捐赠4000万元左右，成为中国退休政界领导人中最乐善好施的人物。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唯一一个在位期间即大肆出版自己各类“著作”同时也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中共领导人。而在他之前，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朱镕基是版税收入最高的一个。而从公开资料中可以查找到的各自“著作”的总印量计算后对比，他朱镕基的这点版税，应该说算不上习近平版税的零头。 去年十月署名“中日政治评论“者在推特上发文说：习有多少资产？除了公告的两套房产外，稿费应该是其主要收入。根据公开信息，《治国理政》2018年就发行了1300万册，《用典》年发行110万册，《重要讲话》两个月发行1000万。其他出版物有60多本。以7000万册保守计算，价格以35元保守计算，稿费按3%计算，已经超过7000万，加上两套房子，总资产也过亿了。按照朱镕基稿费的标准—码洋的10%计算，习的收入应该超过了2亿元。 毫无疑问，这位“推友“的估算实际在太过于保守。首先此文中的习近平各类“著作”的印数都已经是过期的数字，几乎每本书都还不断再版或者加印。 其次，习近平的“著作”平均每本的定价，即使是中文的普通版，估算应该是45元人民左右。 其三，习近平陆续出版过的各类“著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的印量当然远不如中文普通版，但外文版因为售价高，所以版税也高。这一部分如上推文内容中根本没有计算进去。 2014年1月，人民网曾刊登《卸任领导人这样出书》一文，文中说：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是以名字＋“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频密，并出现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李岚清各出版10本。卸任常委出书频率即使与西方国家退休领导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书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还上了畅销书榜。 该人民网文章引述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的话说：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需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由领导人本人向中央立项，或是走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选题通过后还需要送审。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 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是个别文字内容的调整。“中办出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经中办批准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严格规定。据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原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 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研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请注意，出版退位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对出版社来说有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出版习近平的著作的经济效益就肯定是天文数字了。 据这位张振明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按常规计算，一般在7%－10％之间，发行量大时会上调。 那么，我们不妨假设习近平本人根本不会如同一个普通作者一样计较稿费和版税的比例，但出版社也好，报刊杂志也好，谁都会把习近平的稿费及版税付到规定额的最高档。也就是说，习近平的版税肯定不会低于百分之十。那么如果发行量大版税就会上调百分比的规矩具体到习近平身上，此作者被出版的每一本书的印量动辙就是上千万，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多少呢？只要他习近平敢接受，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即使把版税比例上调到售价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出版方仍然还会有高额利润。 2017年4月，海外的万维读者网曾刊登一篇署名公孙平的文章《从习近平的巨额稿费看腐败之源》。文章中说：习近平上台才两年，但他的著作发行量可不小。就像他急速揽权一样，稿费也大有急起直追，超毛越邓之势。2014年9月28日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截至2015年5月底止，仅八个月时间，多语种发行量累计已近5百万册，（中文版每册80元），其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文版在海外已发行40多万册（外文版每册120元），不考虑对领导人的优惠，仅按百分之十五计算，印数稿费总计至少6200多万元。以前毛著是先出中文版，后出外文版。习著迫不及待，中外文版同时出版发行，人民币和外汇同时进账。、 请注意，如上文章中所说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数量，只是这本书的第一卷截止2015年年中的不完全统计。而这本书日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第三、第四卷，每一卷的出版数量不会低于中文版500万，外文版40万是肯定的。 有一个2021年的数字说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的第一卷总印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也就是500万的6倍。那么这就要把前面说的6200万元乘以6，这就等于3亿7千2百万了。 那么，陆续出版的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后三卷，我们假设刚刚到每卷500万本，那就是总共1500万本。按照前面的计算公式，这部分的版税应该是1亿8千6百万。也就是说，仅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保守的估计也已经给习近平带来了共计5亿5千8百万的中文版版税收入。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把该套书的少数民族文字版忽略不计，但十几种文字的外文版版税肯定也是为数可观。 至于习近平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们的出版发行数量及相应版税的数额估算，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