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香港以往会有不同团体于5月1日游行争取劳工权益，惟香港基本法23条刚刚立法，警方表示截至19日尚未接获游行申请。两大建制派劳工团体工联会及劳联，也都表示今年不办游行。 综合媒体报导，全港最大工会的工联会，因应2019年“反送中”运动及疫情，2020年起迄今年，都停办游行，但27日会到政府总部递交“五一倡议”、举行酒会，并于劳动节当天邀请港府官员探访工友。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21日表示，会以多元形式表达工人的诉求，对于会在什么情况下恢复举办游行，他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游行制度“很完备”。 劳联则将在27日举办庆祝五一劳动节暨职业安全论坛。 去年到政总请愿的社民连，今年会否有相关活动，尚待确认。而去年一度表示申请游行的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则书面回复表示“今年不打算申请游行”，但倾向于设街站，关注垃圾征费对前线工人的影响。他说，“担心多少都有，但仍然希望可以为工友权益出一分力”。警方则表示，截至19日尚未接获团体申请于“五一”举行公众活动。 已解散的香港职工盟前主席黄迺元及前干事杜振豪，去年原以个人名义，向警方申请五一游行。但后来黄迺元一度失踪，更传出被当局带走，其后宣布取消游行。当时杜振豪表示，与黄迺元曾收到很多骚扰电话及讯息，取消游行不是自由的决定。 海外港人恐惧纷噤声 中央社报导，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3月23日生效以来，有海外港人忧心在海外参加游行示威，甚至向批评港府的网路直播节目打赏，都可能违法，日后回港恐有被捕风险，长此下去，“大家可能养成不表达意见的习惯”。 港人May（化名）表示，这几年发现被捕的并非“一小撮人”，非政治人物以及从海外返港者，都有人被捕。 2023年就有一名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女生返港时，遭警方国安处拘捕，原因是她在社交平台发表支持港独的照片和言论，且其中还有部分贴文是在日本期间发布的。May认为，“除非你终生不回香港”，否则在海外不一定百分百安全。 她说，条例新增境外干预罪，“境外势力”定义广阔，且很多罪行涉及勾结境外势力都会加重刑罚，“令人觉得条例是针对境外的情况”。 她说，在英港人组织有时也举办游行示威，“如果我参加这些集会，会不会违法？”有些组织会募捐筹款，“在港府眼中这些组织是否违法，如果我捐钱，又是否违法？” 移民英国的港人Helen（化名）表示，不少港人移民后会在YouTube开设网路直播节目，分析香港时事，她观察到23条立法后，即时向这些直播节目给出赏金的人少了，留言的人也少了，特别是一些较激进的言论，质疑“如果这些节目主持人被指为境外势力，我课金会不会又被指为支持境外势力？” Helen表示，很多直播主都靠赏金维持节目，如果赏金少了，很可能将来这些时政节目都少了，海外港人接收资讯的途径进一步减少，“大家可能养成不表达意见的习惯”。
香港日前迎来疫后首个中国大陆“五一”黄金周的游客潮。与之相反的是，在港区国安法下，街头再也见不到昔日五一劳动节万人空巷的工运游行。社民连质疑，为何千人迫爆铜锣湾的“姜涛诞”没有被骑劫（泛指事务变质）的风险，警方还可维持秩序，而工人搞百人游行却不行。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港区国安法2020年中上路后，所有游行都遭港府以防疫为由拒绝，但今年疫情解封后，“五一劳动节”还是没有任何工会或关注劳工的团体能够成功举办游行，只有昔日“五一游行”常客的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5位成员前往政府总部请愿。 陈宝莹表示，全港在“五一”找不到一个游行，因警方以一些子虚乌有的借口，迫使主办者撤销申请。她质疑，艺人姜涛日前有一千人在铜锣湾为他庆生，警方协助维持秩序，没发生甚么事，“为何今日，5月1日，警方可以制造那么大的恐慌、暴力的威吓，迫使游行没法进行呢？” 陈宝莹认为，五一游行与公众集会，警方维持秩序，使活动顺利进行，才是警方应该做的。她说，今日的立法会都是雇主的声音，本地劳工丧失了一个重大的发声平台，反映政府不尊重打工仔的权益及尊严。 对于社民连未来会否尝试申办游行，陈宝莹表示，香港妇女劳工协会3月初申请“三八妇女节”举办妇权游行，一度宣布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以为将成为香港疫后首个获批的大游行。惟游行前，该协会多次被警方约见，最终遗憾地宣布煞停。当时，社民连4名成员遭国安警察问话，警告不得参与游行，明言如坚持出席将遭拘捕。陈宝莹说，作为“已被国安盯紧的团体，要参与集会游行的机会甚微”。 对于工运未来去向，陈宝莹指，虽然发声机会减少，但仍有必要争取发声机会，“除非香港已解决所有劳工问题，否则就有工会存在的必要，而发声亦是必须的，有组织才有发声力量”。
3月被香港国安警带走协助调查的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及前干事杜振豪，4月9日下午以个人名义申请举办五一游行。 已经解散的香港工会组织“职工盟”，其前主席黄迺元及前干事杜振豪4月11日在FB发文宣布，9日下午他们以个人名义申请举办五一游行，并在文中坦言，明白在今天的香港社会举办游行之难，但仍望传承五一的精神意志。 黄迺元及杜振豪在文中重提五一劳动节的起源，详述1886年的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并表示希望阐述五一历史传统对工人运动的意义，指出今天欧洲国家推行相对合理的劳工及福利制度，绝非从天而降。 他们提到，有些社会贤达会宣称，游行示威不重要，工人有其他“发声”渠道，政府会“聆听”意见，但他们认为，“如果改变社会是这么简单，世上早就没有劳工问题”。 他们说，他们不是天真地相信，搞一场数百人的游行能够制造甚么压力，可以推动甚么改变。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大家都会明白这是何等困难。尤其近月出现几次游行申请的争议后，他们更加明白可能会遭遇甚么挑战和风险。“或许，正因为举办游行变得非常困难，反而突显出举办游行，或者努力尝试举办游行的意义所在。” 黄迺元及杜振豪在文末说，无论此刻香港社会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做到多少，最重要的是，将五一的精神意志传承下去。 香港国安警3月曾带走最少6名前职工盟成员，要求他们协助调查，当中包括黄迺元、杜振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