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多市議會拒推行紫色垃圾桶計劃
2026 年 7 月 15 日
香港以往會有不同團體於5月1日遊行爭取勞工權益，惟香港基本法23條剛剛立法，警方表示截至19日尚未接獲遊行申請。兩大建制派勞工團體工聯會及勞聯，也都表示今年不辦遊行。 綜合媒體報導，全港最大工會的工聯會，因應2019年「反送中」運動及疫情，2020年起迄今年，都停辦遊行，但27日會到政府總部遞交「五一倡議」、舉行酒會，並於勞動節當天邀請港府官員探訪工友。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21日表示，會以多元形式表達工人的訴求，對於會在什麼情況下恢復舉辦遊行，他沒有正面回應，只表示遊行制度「很完備」。 勞聯則將在27日舉辦慶祝五一勞動節暨職業安全論壇。 去年到政總請願的社民連，今年會否有相關活動，尚待確認。而去年一度表示申請遊行的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則書面回復表示「今年不打算申請遊行」，但傾向於設街站，關注垃圾征費對前線工人的影響。他說，「擔心多少都有，但仍然希望可以為工友權益出一分力」。警方則表示，截至19日尚未接獲團體申請於「五一」舉行公眾活動。 已解散的香港職工盟前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去年原以個人名義，向警方申請五一遊行。但後來黃迺元一度失蹤，更傳出被當局帶走，其後宣布取消遊行。當時杜振豪表示，與黃迺元曾收到很多騷擾電話及訊息，取消遊行不是自由的決定。 海外港人恐懼紛噤聲 中央社報導，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3月23日生效以來，有海外港人憂心在海外參加遊行示威，甚至向批評港府的網路直播節目打賞，都可能違法，日後回港恐有被捕風險，長此下去，「大家可能養成不表達意見的習慣」。 港人May（化名）表示，這幾年發現被捕的並非「一小撮人」，非政治人物以及從海外返港者，都有人被捕。 2023年就有一名在日本留學的香港女生返港時，遭警方國安處拘捕，原因是她在社交平台發表支持港獨的照片和言論，且其中還有部分貼文是在日本期間發布的。May認為，「除非你終生不回香港」，否則在海外不一定百分百安全。 她說，條例新增境外干預罪，「境外勢力」定義廣闊，且很多罪行涉及勾結境外勢力都會加重刑罰，「令人覺得條例是針對境外的情況」。 她說，在英港人組織有時也舉辦遊行示威，「如果我參加這些集會，會不會違法？」有些組織會募捐籌款，「在港府眼中這些組織是否違法，如果我捐錢，又是否違法？」 移民英國的港人Helen（化名）表示，不少港人移民後會在YouTube開設網路直播節目，分析香港時事，她觀察到23條立法後，即時向這些直播節目給出賞金的人少了，留言的人也少了，特別是一些較激進的言論，質疑「如果這些節目主持人被指為境外勢力，我課金會不會又被指為支持境外勢力？」 Helen表示，很多直播主都靠賞金維持節目，如果賞金少了，很可能將來這些時政節目都少了，海外港人接收資訊的途徑進一步減少，「大家可能養成不表達意見的習慣」。
香港日前迎來疫後首個中國大陸「五一」黃金周的遊客潮。與之相反的是，在港區國安法下，街頭再也見不到昔日五一勞動節萬人空巷的工運遊行。社民連質疑，為何千人迫爆銅鑼灣的「姜濤誕」沒有被騎劫（泛指事務變質）的風險，警方還可維持秩序，而工人搞百人遊行卻不行。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港區國安法2020年中上路後，所有遊行都遭港府以防疫為由拒絕，但今年疫情解封后，「五一勞動節」還是沒有任何工會或關注勞工的團體能夠成功舉辦遊行，只有昔日「五一遊行」常客的社民連，主席陳寶瑩等5位成員前往政府總部請願。 陳寶瑩表示，全港在「五一」找不到一個遊行，因警方以一些子虛烏有的借口，迫使主辦者撤銷申請。她質疑，藝人姜濤日前有一千人在銅鑼灣為他慶生，警方協助維持秩序，沒發生甚麼事，「為何今日，5月1日，警方可以製造那麼大的恐慌、暴力的威嚇，迫使遊行沒法進行呢？」 陳寶瑩認為，五一遊行與公眾集會，警方維持秩序，使活動順利進行，才是警方應該做的。她說，今日的立法會都是僱主的聲音，本地勞工喪失了一個重大的發聲平台，反映政府不尊重打工仔的權益及尊嚴。 對於社民連未來會否嘗試申辦遊行，陳寶瑩表示，香港婦女勞工協會3月初申請「三八婦女節」舉辦婦權遊行，一度宣布獲警方不反對通知書，以為將成為香港疫後首個獲批的大遊行。惟遊行前，該協會多次被警方約見，最終遺憾地宣布煞停。當時，社民連4名成員遭國安警察問話，警告不得參與遊行，明言如堅持出席將遭拘捕。陳寶瑩說，作為「已被國安盯緊的團體，要參與集會遊行的機會甚微」。 對於工運未來去向，陳寶瑩指，雖然發聲機會減少，但仍有必要爭取發聲機會，「除非香港已解決所有勞工問題，否則就有工會存在的必要，而發聲亦是必須的，有組織才有發聲力量」。
3月被香港國安警帶走協助調查的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4月9日下午以個人名義申請舉辦五一遊行。 已經解散的香港工會組織「職工盟」，其前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4月11日在FB發文宣布，9日下午他們以個人名義申請舉辦五一遊行，並在文中坦言，明白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舉辦遊行之難，但仍望傳承五一的精神意志。 黃迺元及杜振豪在文中重提五一勞動節的起源，詳述1886年的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並表示希望闡述五一歷史傳統對工人運動的意義，指出今天歐洲國家推行相對合理的勞工及福利制度，絕非從天而降。 他們提到，有些社會賢達會宣稱，遊行示威不重要，工人有其他「發聲」渠道，政府會「聆聽」意見，但他們認為，「如果改變社會是這麼簡單，世上早就沒有勞工問題」。 他們說，他們不是天真地相信，搞一場數百人的遊行能夠製造甚麼壓力，可以推動甚麼改變。尤其是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大家都會明白這是何等困難。尤其近月出現幾次遊行申請的爭議後，他們更加明白可能會遭遇甚麼挑戰和風險。「或許，正因為舉辦遊行變得非常困難，反而突顯出舉辦遊行，或者努力嘗試舉辦遊行的意義所在。」 黃迺元及杜振豪在文末說，無論此刻香港社會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做到多少，最重要的是，將五一的精神意志傳承下去。 香港國安警3月曾帶走最少6名前職工盟成員，要求他們協助調查，當中包括黃迺元、杜振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