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中国战略生变？官方公众号进入注销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3年8月13日是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师出狱后在软禁中被中国共产党绑架失踪六整年的日子。 六年来他的家人们无数次要求中共及其爪牙部门给个说法，均遭到无理拒绝。即使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所谓的“发言人”也旁顾而言它，不予回答。中共这些反应给了外界一个印象：共产党通过一再回避来拒绝面对高智晟律师失踪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党对于认清中共邪恶本性并坚决反共的高智晟们，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迫害、打压。 最近在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将满六年之际，世界各国多地陆续展开了寻找高智晟、谴责中共绑架的抗议游行。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后，她录制了一个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要人的视频，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动呼吁寻找高智晟。就是这件事情引出了中国共产党隔空与世界正义力量为敌的幕后故事。 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来电话说：“我们找的翻译正在把翻译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时接到中共爪牙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人权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则你在中国的家人就会有麻烦。” 助手说“我们必须马上另外找人翻译，并放上字幕”。 另外找人翻译并不难，我们很快就搞定了。然而这件事再次充分证明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工作做到点子上了。我们每周结合时事向美国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讲解中共的邪恶，让他们知道中共一边迫害自己本国的人民，一边如何通过大外宣和统战来渗透腐蚀自由世界，不断破坏我们的自由生活……事实在证明中共对此工作的恐惧，证明我们的工作初见成效。 另外，上周被美国司法部以间谍罪逮捕的美国海军士官22岁的魏金超和稍早被捕的海军士官赵文恒都被拒绝保释申请。上述案件以及我们的翻译人员被中共威胁的事情说明，中共不仅一直在全神贯注地隔空与正义为敌，还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中共也不断对美国多方面进行深度腐蚀与渗透，而且中共的这些做法早已引起了美国相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高智晟，这位著名的人权律师，因为他的人权工作，他在被暴政构陷关押酷刑后，又在中共当局软禁他的家中被中共绑架失踪长达六年，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家人却控告无门。这正在成为中共打击异己的一种模式。 对中共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罪恶行径若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就会被其更加广泛应用。 我们非常期待更多正义之士加入寻找高智晟律师的行动。世人从寻找高智晟的过程中，能更深刻认识到中共政权这个邪恶组织如何随时随地与正义为敌，中共政权从未想过放下屠刀改过自新加入文明世界民主行列。 因此，对中共这样彻底流氓化的魔鬼撒旦罪恶政权，除了用实力驯服它，不要对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经过百转千回，几度天真期待落空之后，还得回到实力的较量上来。 寻找高智晟律师！中共当局必须明确告知高智晟律师的现状，还高智晟律师自由！让我们直面邪恶，用实力抵制之。 没有共产党才能真自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共沦陷区，也适用于世界各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13日抵达中国访问3天。当日，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夫妇在前往欧盟驻中使馆的路上遭北京警察拦截带走后失联，隔日，多位维权人士遭到警方的软禁，据悉，中共正全力阻挠异议人士与贝尔伯克等欧洲高层官员会面。 15日，余文生的儿子接到警方通知，他的父母被依“寻衅滋事罪”遭刑事拘留。 余文生的儿子就读高中，目前无人照顾。余文生夫妇的好友维权律师王宇发推文感叹“可怜的孩子，谁照顾他呢？” 13日下午4时，余文生和许艳在推特发布影片与文字，表示他们在地铁列车上遭到北京石景山区警察拦截，表明对他们口头传唤，并问他们是不是要去“使馆”。 余文生发推表示他被警方带走 （图：推特） 余文生、许艳下车后，警察表示他们“涉嫌寻衅滋事”，随即带他们上车到八角派出所。两人其后失联。 与此同时，知名维权律师王全璋、李和平、王宇和包龙军等人，14日均遭到便衣警察堵住家门口，禁止他们出门，还称“什么事情，你们心里清楚”。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王宇表示，来的人声称自己是员警，但是没穿警服、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解释不让他们出门的原因。她认为，出行自由被限制的原因可能与贝尔伯克访中有关。 欧盟驻中代表团官方推特14日发文表示，余文生、许艳夫妇在前往欧盟驻中代表团的路上被中国当局拘留。王全璋、王宇和包龙军在家中被软禁。“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已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坚决反对这种不可接受的做法。” 余文生现年56岁，他是一位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代理“709大抓捕”多位被捕维权律师等案。2018年4月，他被当局抓捕并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四年。 2023年3月1日，余文生在南京刑满出狱，获准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出狱后的余文生曾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离开中国。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本《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曾宣告“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门槛”。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感受过些许自由气息的活动人士，用“一片肃杀”来形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氛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掌权这十年间，究竟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做了些什么？ “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是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不过10多年光景，这句写在2009年初、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中的“中国自豪”，仿佛已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公民社会止于雏形，就像《蓝皮书》迄今没有发布第二版一样，令人唏嘘。 主编此书的这家机构，已经易名为“北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从公民社会变成社会治理，尽管“二字之差”，但一个强调“公民”，另一个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见一斑。 延伸阅读：【习近平这十年】之一：悄然自杀的中国农村老人 对有“709案最后一人”称号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来说，“官说了才算”的社会不但没有“公民”存在，为法轮功学员等弱势“公民群体”代言的他，还成了“国家敌人”。 他告诉记者，公民社会被北京当局视为“眼中钉”，但它恰恰是个“稳定器”。 “如果公民社会发展不起来的话，整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失衡，一些极端的社会案件会层出不穷地爆发。中国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各种组织的压迫，没有独立的民间组织相互支撑，个体承受的压力会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0年才出狱。 倡导型组织几乎绝迹 21世纪伊始，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了世贸组织，似乎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随后几年间，中国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 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不少以政策为导向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想为一些问题建言献策，2007年成立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简称“传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传知行“致力于调查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课题包括公民参与、转型经验、行业管制改革等等。这家机构的创办人郭玉闪曾帮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逃，还曾参与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邓玉娇刺官案”等维权活动，传知行也很快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 传知行的前员工、旅美活动人士杨子立回忆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们此前的一些活动空间很快就消失殆尽。 “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很快就受到了打压。传知行在被取缔前，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原来我们每周都会举办一场讲座，当局起初不允许我们请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谈论敏感的议题，后来干脆不允许办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原因是他们符合民办非企业的定义，却没有向当局注册。郭玉闪表示，这家研究所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属于民政管辖的范围，但无济于事。 随后几年间，帮助乡村学校兴建图书馆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机构相继被取缔。 曾在传知行和立人乡村图书馆衍生出的“立人大学”任职过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堃对本台表示，这些机构被取缔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有鲜明的立场，不像其他一些组织把有些话“藏着掖着”。他指出，传知行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可能已经绝迹了。 “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传知行、立人大学这样的组织，它们全都被消灭掉了。这些组织的员工，要么跑到了国外，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就没有办法再为这些事情发声了。” 与公民社会为敌 政府扶植特定“社会组织” 总部设在南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亚太部研究员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过书面形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过去六年间，他们一直在监测中国的公民活动空间，中国年年都被列为等级最低的“封闭”（closed）国家。 本尼迪克特写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急剧收缩，活动人士需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当局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让非政府组织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几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导型非政府组织都在政府的压力下停运。”他还补充说，“中国有几十万个已登记的社会组织，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赞助的服务型组织。”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约为90万个，较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时的2013年一季度的50万个几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美国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学助理教授普兰坦（Elizabeth Plantan）就对记者说，在她关注的环保领域，中国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近年来反而变大了，这可能与当局意识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势必会危及政权稳定有关。 “对于环保领域的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来说，无论是在地方、区域还是全国范围内来讲，他们仍然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做些事，特别是在环境公益诉讼、提升政府在环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过官方智库与国家行为者合作等方面。” 习治下“七不讲” 公民社会不要讲 但普兰坦强调，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反感是有迹可循的。她举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发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9号文件》，提出了“七不讲”，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宣称公民社会就是要制造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北京当局近些年对公民社会的围剿，大幅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 “目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原子化’了，就是说在一个极权(totalitarian)政体下，人们都被打散了，他们只能依靠家人之间的互助，但人与人之间难以联结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莲告诉记者。 维权律师的寒冬 像王全璋这样的中国维权律师可能对这一点再熟悉不过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国警方在全国各地约谈、传唤、拘留或逮捕了几百名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因此被外界称作“709大抓捕”事件。 据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间，有29名中国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被剥夺执业权；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间，有至少42名律师因此被剥夺执业权。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五年，加速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在数字上，他在第二个任期赶超了江泽民加上胡锦涛时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个任期的总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彻底改变了维权律师群体的命运。 “‘709大抓捕’是当局对公民维权、对人权律师打压的又一个小高峰。自那以后，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群体的活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和压缩。” 在人道中国、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上个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线上活动中，曾代理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说，自2018年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她在转所过程中遇到当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难，最终她的律师执照在2020年被吊销。她还表示，她此后仍在以公民身份坚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美国国务院去年授予王宇“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在颁奖典礼当天，她却与外界失联。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当时对本台透露，当局为了不让王宇出席网络颁奖仪式或接受采访，计划把她带到武汉“旅游”。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维艰”四个字，向记者形容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处境。 同为“709案”当事人的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被全面压缩。 “我觉得公民社会所处的环境显然变得非常恶劣了。不仅仅是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就连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士都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 端点星被“端”了 网络审查变本加厉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各地暴发。《纽约时报》后来报道，早在2019年底，武汉的多家医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却听从地方官员的指示，隐瞒相关病例，导致全国的防疫工作出现延误。 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后，不少中国人对于传染性疾病有种莫名的恐惧。新一轮疫情来袭后，人们在官方消息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希望避开网络审查，接触到更为客观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于备份在中国社媒平台上被删文章的端点星计划（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场。起初，这个在开源代码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网站收录了中国“米兔”运动（#MeToo）、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点星备份了上百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却在三个月后戛然而止。当局逮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和蔡伟，并在去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上文提到的活动人士陈堃就是陈玫的哥哥。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借着疫情的名义，对社会的控制变本加厉，很多人反而还支持这种控制。” 疫情激发公民权利意识 疫情暴发至今，中国一直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严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开始放缓的经济增长。官方数据显示，经济总量多年来位居全国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不及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5.7%。毫无疑问，这与上海“封城”长达两个多月有关。 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报道，上海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灾害，包括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基础病患者无法及时就诊、儿童感染者与家长被强行分开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座25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出现如此重大的人道灾难，让他们难以置信。 前仆后继的“冲塔者” 季孝龙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发布《公民请命书》、呼吁政府暂停“清零”政策的浦东新区居民季孝龙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他曾因发起在公共场所写下反共标语的“厕所革命”入狱三年半。几个月以来，他因持续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多次被警方传唤，9月27日，季孝龙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带走快一个月之际，才收到《逮捕通知书》。他这次被抓捕，距离上次出狱才7个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龙告诉记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抗争，这些人为当地公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指出，在一个专制国家，公民社会必定处在风口浪尖。 “公民社会需要不断有人去‘冲塔’、不断有人挑战专政，让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众妥协。只有这样，公民社会才有成长的空间。” 在建构公民社会的路上，季孝龙的身体力行换来的是官方打压，但8月初，得到当局大力支持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邀请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等400多名代表与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当时说的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汇聚民间力量，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在一个连“公民社会”这几个字都不能讲的国家、在一个公民逐渐失去彼此联系的社会，季孝龙展现“民间力量”后遭受的待遇，还会有谁愿与中国共命运？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失踪已经整整5年了，这5年当中，他没有任何消息，也未传出只言片语，甚至没有任何人及单位证明他尚在人世。日前，声援他的数十个团体再次发动协寻，同时谴责中共暴政制造的人权灾难。 据中央社报导，高智晟被迫害失踪已有5年。8月15日，包括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民主中国阵线、洛杉矶法轮大法学会等数十个团体联署声援寻找“中国良心”，同时谴责中共暴政制造的人权灾难。 同一天，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推特发文：“十四年前我被迫逃离中共国，只身带孩子来到美国。自从与丈夫高智晟分别后，没有想他会消失至今。看见别人在手机里查看家人的照片，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墙上打上他的照片，是呐喊，是抗议，也是思念。邪恶的共产党，释放我的丈夫！释放孩子们的父亲！” 十四年前我被迫逃离中共国，只身带孩子来到美国。自从与丈夫高智晟分别后，没有想他会消失至今。看见别人在手机里查看家人的照片，我心里五味杂陈。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墙上打上他的照片，是呐喊，是抗议，也是思念。邪恶的共产党，释放我的丈夫！释放孩子们的父亲 ！ pic.twitter.com/N1d9uAXEMh — 耿和 (@Genghe1) August 15, 2022 此前，在8月10日的晚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为高智晟举办祈祷会，同时放耿和（高智晟的妻子）事前录制的影音，曾在中国遭受中国冤狱迫害的李明哲也出现在现场，他们呼吁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关切中国政治犯。 据公开资料报导，高智晟，1964年出生，中国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律师。自1996年起执业后，便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被外界誉为“中国良心”，2001年在中国司法部与官方媒体活动获“全国十佳荣誉律师”；美联社将他称为“中国维权律师界的领军人物”；被中国法律界人士称为“中国维权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全民维权意识觉醒的引领人”，并因此遭受到中国当局最严厉的迫害。 高智晟因长期替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教徒等弱势群体辩护，被中国当局视为“眼中钉”。 高智晟自2004年底开始多次上书中国政府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处理手段，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器官遭当局活摘指控的调查。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形容他是曼德拉和甘地的结合体，是“地球上最勇敢的律师之一”。他曾三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5年11月，高智晟成为基督徒并与妻子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 2006年，高智晟被吊销律师执照，12月22日因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010年4月，高智晟获释，但他又因为接受美联社采访再次失联。 2011年12月16日，家属从官方喉舌新华社的报导得知，高智晟再次被北京法院逮捕关押，接续服刑2年7个月。 2014年8月7日，高智晟刑满出狱后，仍被软禁在陕北榆林老家，要求治牙看病等，当局就是不批准。 2017年8月13日，高智晟经由山西维权人士李发旺、邵重国等人协助，逃离陕西老家躲藏山西准备就医看牙。 同年8月19日，高智晟再次被警方逮捕，之后便失去一切消息，生死不明。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高智晟前前后后失踪的10多年当中，除了妻小受苦外，他的姐夫因病重取药被刁难而跳楼自尽，他的姐姐因思念高智晟，加上长期被公安骚扰抑郁成疾，于2020年5月跳河自尽。
中国的“709大抓捕”事件届满七周年，多数被抓捕的当事人或辩护律师，虽然获释却因被吊销执照而无法执业，也有人仍在狱中关押，或再度被拘捕。多位受害律师向本台回顾维权律师7年来的生存和奋斗。 今年的7月9日对许艳来说特别不一样，因为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师终于重获自由，与她团圆。通过许艳牵线，余文生在获释后首次接受本台访问，他回顾过去7年，感慨中国维权律师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余文生：对未来不抱期望 “即使我现在在监狱外面，实际上也是无法工作。前两天司法所还给我打电话，可能是提醒我，我现在还是被剥夺权力的人，”余文生苦笑，“这7年多，环境是越来越恶劣，我对未来是不抱什么特别好的期望，现在的情况让人感觉非常压抑。”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丶传唤丶刑事拘留或是约谈200多名维权律师丶法律助理、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属，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事件。余文生在事发后挺身而出为多名被捕律师辩护，并于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国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是“709大抓捕”事件后首位公开反击的维权律师。 回顾当时，余文生对本台记者说，他和妻子许艳也是广义的“709大抓捕”受害人：“‘709’刚爆发的时候，是我和我妻子率先发声、开始反击，当时是为谢燕益、王宇发声，后来我又控告公安部，也使我当时被北京警方破门。” 凑局搓麻将的角色到“一只花瓶” 余文生口中的王宇，是“709大抓捕”首位被抓的律师。 回忆，当时在她任职律所担任助理的维权活动人士吴淦，在当年５月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拘留，加上中国官媒发表文章抹黑，称她有“案底”在身还“四处接活”，她有预感当局可能会加大力度打压自己，但她没有料到是大规模的全面抓捕。 王宇：“我要求找这些律师，我每说找哪个律师，他（当局）就说‘他已经被抓了’，我说找谁他就说被抓了，甚至说‘你找谁就抓谁’，只要我提到的就说被抓了。” 王宇表示，曾经有几年时间，中国的人权律师勉强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活动，但自从“709大抓捕”事件以来，人权律师多面临吊照、停业、抓捕软禁，律师事务所被加强党建工作甚至解散，律师协会出台各式规范限制，仍保有执照的律师不仅变得谨小慎微，替当事人辩护也处处受限，生存之道被完全堵死，从凑局搓麻将的角色到“一只花瓶”。 “中国律师一直都是花瓶、都是摆设，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工作的，之前像我们人权律师愿意去抗争的，还可以做点事……未来这种状况，可能不是失望，我个人是挺绝望的，不知道中国律师出路是什么。律师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现在这个环境根本没办法。”王宇说。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官方抓捕与注销牌照的维权律师谢燕益，在接受本台访问时仅表示，“709大抓捕”是“人为制造的冤狱”，并呼吁当局尊重法治，不要制造冤狱和矛盾。 “希望当权者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善待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没有法治和人权，大家都是牺牲品和受害者。”谢燕益说。 那些仍在里面的人 虽然多数当年被判刑入狱的律师现在都已获释，但仍有一些当年被抓捕判刑的律师，目前仍在监狱服刑，譬如周世丰、覃永沛，以及释放后却再因“煽颠”、“寻衅滋事”被逮捕的律师谢阳，他疑似因为公开声援“被精神病”的怀孕女教师李田田，在今年１月被刑拘、2月正式逮捕，是“709”受害律师中第一个出狱后遭二度逮捕的。 旅居美国的谢阳妻子陈桂秋接受访问时说，谢阳这次被逮捕后当局控制的情况更为严厉，甚至连通信权都被剥夺，寄给谢阳的信遭到退回，使她对于谢阳的状况一概不知。 “人一旦落在他们手里面，酷刑也好，这些不让会见、不让通信的违法行为，各种各样不讲法律的东西都变成家常便饭了。”陈桂秋说，“位子颠倒了，他们（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服务我们（人民）的，而不是掌控我们的。” 人权律师们的理想很丰满，中国法治的现实却很骨感。为了这份理想，他们在7年前牺牲自由、遍体鳞伤；7年后，有的人仍在牢中承受苦难、有的人仍在监狱幽谷来回摆荡、有的人想尽办法在当局的压迫夹缝中求生存。不过，“709大抓捕”带来的压迫并没有让这些律师们意志消磨，余文生说，对于社会的不公不义仍会义无反顾，因为自由民主的思想早已在心中扎根。
去年底在北京被“国保”（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带走羁押超过半年的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近日传出发生意外，头部受伤。维权人士呼吁中共从人道出发，释放唐吉田，让他自由就医，为日本病危的女儿尽力。 据维权网报导，唐吉田从去年12月10日在北京被中共国保带走后，“被强迫失踪”已逾半年。据悉，唐吉田在失去自由期间非常焦虑，血压很高，心气郁结。上周五（3日）晚间，他突然在厕所摔倒，头部著地，出现昏迷咳血、口鼻出血、脑震荡等症状。 今年54岁的唐吉田是吉林省延边敦化市人，目前常住北京，前延边第二师范学校（后改制为延边第三中学校）教师，原执业律师，人权律师，《零八宪章》签署者。 唐吉田曾为土地被非法征用受害者、强制拆迁受害者、上访者、三聚氰胺污染受害者等进行法律维权，也曾接受过多宗法轮功案件的代理辩护。 2013年10月16日，唐吉田因与多位人权律师前往黑龙江省鸡西市帮助被非法拘禁在“学习班”的法轮功学员，遭鸡西市警方非法扣押，并处行政拘留5天，期间他被酷刑到10根肋骨断掉，牙齿也被打断。 2017年11月11日，唐吉田因身体疾患欲往香港求医，但遭深圳罗湖海关边检部门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出境。 2021年6月2日，唐吉田在日本留学的女儿罹患肺结核，生命垂危，其急欲飞往日本探望和给予照顾，但却在福州机场遭边检部门拦截，并在北京市公安局指令下以“恐有危害国家安全”禁止出境。 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欧盟驻北京代表团在北京举办活动。据了解，唐吉田原拟出席活动，却于活动前一天被北京国保带走，当时公安指控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律师王宇：唐吉田极可能受到不人道对待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关注事件的律师王宇表示，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唐吉田极可能受到不人道对待。 王宇说：“如果具备法律文书，而且羁押在看守所这种受到法律约束的单位的话，还是会受到刑事诉讼法规范，但是唐吉田（身处的地点）完全没有受到法律规范。关押他的一些人也无法受到任何约束和规范。他现在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都不是，肯定会受到更多酷刑虐待。” 唐吉田旅居日本的女儿唐正琪去年5月因肺结核引发脑水肿，影响身体其他部位，昏迷一年多，目前由母亲照顾。为了到日本看望独生女儿，唐吉田去年6月曾尝试在福州机场“闯关”出境，但过海关时被边检人员拦下。唐吉田失联前曾透过不同途径，包括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写信，要求当局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