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仍未緩解 萬科預計上半年恐虧損150億人民幣
2026 年 7 月 13 日
2023年8月13日是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師出獄後在軟禁中被中國共產黨綁架失蹤六整年的日子。 六年來他的家人們無數次要求中共及其爪牙部門給個說法，均遭到無理拒絕。即使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所謂的「發言人」也旁顧而言它，不予回答。中共這些反應給了外界一個印象：共產黨通過一再迴避來拒絕面對高智晟律師失蹤問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共產黨對於認清中共邪惡本性並堅決反共的高智晟們，從來沒有一刻放鬆過迫害、打壓。 最近在高智晟律師被中共綁架失蹤將滿六年之際，世界各國多地陸續展開了尋找高智晟、譴責中共綁架的抗議遊行。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後，她錄製了一個向中共黨魁習近平要人的視頻，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動呼籲尋找高智晟。就是這件事情引出了中國共產黨隔空與世界正義力量為敵的幕後故事。 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來電話說：「我們找的翻譯正在把翻譯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時接到中共爪牙打來的電話，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為美國天主教大學的人權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則你在中國的家人就會有麻煩。」 助手說「我們必須馬上另外找人翻譯，並放上字幕」。 另外找人翻譯並不難，我們很快就搞定了。然而這件事再次充分證明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的人權工作做到點子上了。我們每周結合時事向美國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人講解中共的邪惡，讓他們知道中共一邊迫害自己本國的人民，一邊如何通過大外宣和統戰來滲透腐蝕自由世界，不斷破壞我們的自由生活……事實在證明中共對此工作的恐懼，證明我們的工作初見成效。 另外，上周被美國司法部以間諜罪逮捕的美國海軍士官22歲的魏金超和稍早被捕的海軍士官趙文恆都被拒絕保釋申請。上述案件以及我們的翻譯人員被中共威脅的事情說明，中共不僅一直在全神貫注地隔空與正義為敵，還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中共也不斷對美國多方面進行深度腐蝕與滲透，而且中共的這些做法早已引起了美國相關部門的高度警惕。 高智晟，這位著名的人權律師，因為他的人權工作，他在被暴政構陷關押酷刑後，又在中共當局軟禁他的家中被中共綁架失蹤長達六年，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家人卻控告無門。這正在成為中共打擊異己的一種模式。 對中共這樣公然踐踏人權的罪惡行徑若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就會被其更加廣泛應用。 我們非常期待更多正義之士加入尋找高智晟律師的行動。世人從尋找高智晟的過程中，能更深刻認識到中共政權這個邪惡組織如何隨時隨地與正義為敵，中共政權從未想過放下屠刀改過自新加入文明世界民主行列。 因此，對中共這樣徹底流氓化的魔鬼撒旦罪惡政權，除了用實力馴服它，不要對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世界民主國家必須認識到，經過百轉千回，幾度天真期待落空之後，還得回到實力的較量上來。 尋找高智晟律師！中共當局必須明確告知高智晟律師的現狀，還高智晟律師自由！讓我們直面邪惡，用實力抵制之。 沒有共產黨才能真自由，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中共淪陷區，也適用於世界各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13日抵達中國訪問3天。當日，中國維權律師余文生夫婦在前往歐盟駐中使館的路上遭北京警察攔截帶走後失聯，隔日，多位維權人士遭到警方的軟禁，據悉，中共正全力阻撓異議人士與貝爾伯克等歐洲高層官員會面。 15日，余文生的兒子接到警方通知，他的父母被依「尋釁滋事罪」遭刑事拘留。 余文生的兒子就讀高中，目前無人照顧。余文生夫婦的好友維權律師王宇發推文感嘆「可憐的孩子，誰照顧他呢？」 13日下午4時，余文生和許艷在推特發布影片與文字，表示他們在地鐵列車上遭到北京石景山區警察攔截，表明對他們口頭傳喚，並問他們是不是要去「使館」。 余文生髮推表示他被警方帶走 （圖：推特） 余文生、許艷下車後，警察表示他們「涉嫌尋釁滋事」，隨即帶他們上車到八角派出所。兩人其後失聯。 與此同時，知名維權律師王全璋、李和平、王宇和包龍軍等人，14日均遭到便衣警察堵住家門口，禁止他們出門，還稱「什麼事情，你們心裡清楚」。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王宇表示，來的人聲稱自己是員警，但是沒穿警服、沒有出示證件，也沒有解釋不讓他們出門的原因。她認為，出行自由被限制的原因可能與貝爾伯克訪中有關。 歐盟駐中代表團官方推特14日發文表示，余文生、許艷夫婦在前往歐盟駐中代表團的路上被中國當局拘留。王全璋、王宇和包龍軍在家中被軟禁。「我們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他們，並已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堅決反對這種不可接受的做法。」 余文生現年56歲，他是一位北京商務律師，曾代理多起法輪功學員辯護案件、代理「709大抓捕」多位被捕維權律師等案。2018年4月，他被當局抓捕並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入獄四年。 2023年3月1日，余文生在南京刑滿出獄，獲准返回北京與妻兒團聚。出獄後的余文生曾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離開中國。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第一本《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曾宣告「中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門檻」。十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感受過些許自由氣息的活動人士，用「一片肅殺」來形容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氛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掌權這十年間，究竟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做了些什麼？ 「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形是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一項偉大成就。」不過10多年光景，這句寫在2009年初、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2008）》中的「中國自豪」，彷彿已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公民社會止於雛形，就像《藍皮書》迄今沒有發布第二版一樣，令人唏噓。 主編此書的這家機構，已經易名為「北京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從公民社會變成社會治理，儘管「二字之差」，但一個強調「公民」，另一個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見一斑。 延伸閱讀：【習近平這十年】之一：悄然自殺的中國農村老人 對有「709案最後一人」稱號的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來說，「官說了才算」的社會不但沒有「公民」存在，為法輪功學員等弱勢「公民群體」代言的他，還成了「國家敵人」。 他告訴記者，公民社會被北京當局視為「眼中釘」，但它恰恰是個「穩定器」。 「如果公民社會發展不起來的話，整個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失衡，一些極端的社會案件會層出不窮地爆發。中國人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各種組織的壓迫，沒有獨立的民間組織相互支撐，個體承受的壓力會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20年才出獄。 倡導型組織幾乎絕跡 21世紀伊始，中國申奧成功，並加入了世貿組織，似乎讓世人看到了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隨後幾年間，中國經濟實現飛躍性發展，而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下，不少以政策為導向的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想為一些問題建言獻策，2007年成立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簡稱「傳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傳知行「致力於調查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與現象」，研究課題包括公民參與、轉型經驗、行業管制改革等等。這家機構的創辦人郭玉閃曾幫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出逃，還曾參與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鄧玉嬌刺官案」等維權活動，傳知行也很快成為公民維權運動的重要組織之一。 傳知行的前員工、旅美活動人士楊子立回憶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他們此前的一些活動空間很快就消失殆盡。 「習近平上台後，公民社會很快就受到了打壓。傳知行在被取締前，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原來我們每周都會舉辦一場講座，當局起初不允許我們請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物、談論敏感的議題，後來乾脆不允許辦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締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原因是他們符合民辦非企業的定義，卻沒有向當局註冊。郭玉閃表示，這家研究所是「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屬於民政管轄的範圍，但無濟於事。 隨後幾年間，幫助鄉村學校興建圖書館的「立人鄉村圖書館」、反歧視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等民間機構相繼被取締。 曾在傳知行和立人鄉村圖書館衍生出的「立人大學」任職過的人權活動人士陳堃對本台表示，這些機構被取締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有鮮明的立場，不像其他一些組織把有些話「藏著掖著」。他指出，傳知行這樣的組織在中國可能已經絕跡了。 「像我曾經工作過的傳知行、立人大學這樣的組織，它們全都被消滅掉了。這些組織的員工，要麼跑到了國外，要麼被關進了監獄，要麼就沒有辦法再為這些事情發聲了。」 與公民社會為敵 政府扶植特定「社會組織」 總部設在南非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全球公民社會參與聯盟」（CIVICUS）亞太部研究員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過書面形式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過去六年間，他們一直在監測中國的公民活動空間，中國年年都被列為等級最低的「封閉」（closed）國家。 本尼迪克特寫道，「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公民社會急劇收縮，活動人士需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當局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讓非政府組織基本喪失了自主權，幾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導型非政府組織都在政府的壓力下停運。」他還補充說，「中國有幾十萬個已登記的社會組織，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贊助的服務型組織。」 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約為90萬個，較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時的2013年一季度的50萬個幾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美國史丹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普蘭坦（Elizabeth Plantan）就對記者說，在她關注的環保領域，中國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近年來反而變大了，這可能與當局意識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勢必會危及政權穩定有關。 「對於環保領域的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來說，無論是在地方、區域還是全國範圍內來講，他們仍然能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做些事，特別是在環境公益訴訟、提升政府在環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過官方智庫與國家行為者合作等方面。」 習治下「七不講」 公民社會不要講 但普蘭坦強調，中國領導人對公民社會的反感是有跡可循的。她舉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發通報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9號文件》，提出了「七不講」，其中就包括「公民社會」，宣稱公民社會就是要製造政權和群眾之間的對立，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表示，北京當局近些年對公民社會的圍剿，大幅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 「目前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原子化』了，就是說在一個極權(totalitarian)政體下，人們都被打散了，他們只能依靠家人之間的互助，但人與人之間難以聯結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蓮告訴記者。 維權律師的寒冬 像王全璋這樣的中國維權律師可能對這一點再熟悉不過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國警方在全國各地約談、傳喚、拘留或逮捕了幾百名維權律師、法律工作者和維權人士，因此被外界稱作「709大抓捕」事件。 據人權機構的不完全統計，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間，有29名中國律師因代理人權案件被剝奪執業權；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間，有至少42名律師因此被剝奪執業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五年，加速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在數字上，他在第二個任期趕超了江澤民加上胡錦濤時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個任期的總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徹底改變了維權律師群體的命運。 「『709大抓捕』是當局對公民維權、對人權律師打壓的又一個小高峰。自那以後，維權律師等公民社會群體的活動受到了進一步的限制和壓縮。」 在人道中國、對華援助協會等人權組織上個月舉辦的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線上活動中，曾代理北京維權律師「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維權律師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說，自2018年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被註銷後，她在轉所過程中遇到當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難，最終她的律師執照在2020年被吊銷。她還表示，她此後仍在以公民身份堅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礙。 美國國務院去年授予王宇「國際婦女勇氣獎」，但在頒獎典禮當天，她卻與外界失聯。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當時對本台透露，當局為了不讓王宇出席網路頒獎儀式或接受採訪，計劃把她帶到武漢「旅遊」。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維艱」四個字，向記者形容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處境。 同為「709案」當事人的廣州維權律師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銷了律師執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過去十年間，中國社會的自由空間被全面壓縮。 「我覺得公民社會所處的環境顯然變得非常惡劣了。不僅僅是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就連知識分子和體制內人士都受到了寒蟬效應的影響。」 端點星被「端」了 網路審查變本加厲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國各地暴發。《紐約時報》後來報道，早在2019年底，武漢的多家醫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卻聽從地方官員的指示，隱瞞相關病例，導致全國的防疫工作出現延誤。 經歷了2003年非典疫情後，不少中國人對於傳染性疾病有種莫名的恐懼。新一輪疫情來襲後，人們在官方消息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希望避開網路審查，接觸到更為客觀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於備份在中國社媒平台上被刪文章的端點星計劃（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場。起初，這個在開源代碼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網站收錄了中國「米兔」運動（#MeToo）、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點星備份了上百篇與疫情有關的文章，卻在三個月後戛然而止。當局逮捕了端點星網站的志願者陳玫和蔡偉，並在去年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他們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 上文提到的活動人士陳堃就是陳玫的哥哥。他說，「在我看來，中國政府借著疫情的名義，對社會的控制變本加厲，很多人反而還支持這種控制。」 疫情激發公民權利意識 疫情暴發至今，中國一直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仍在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嚴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開始放緩的經濟增長。官方數據顯示，經濟總量多年來位居全國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產總值不及2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下降5.7%。毫無疑問，這與上海「封城」長達兩個多月有關。 自由亞洲電台當時報道，上海嚴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災害，包括生活物資嚴重匱乏、基礎病患者無法及時就診、兒童感染者與家長被強行分開等等。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座25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出現如此重大的人道災難，讓他們難以置信。 前仆後繼的「沖塔者」 季孝龍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發布《公民請命書》、呼籲政府暫停「清零」政策的浦東新區居民季孝龍就是其中之一。 幾年前，他曾因發起在公共場所寫下反共標語的「廁所革命」入獄三年半。幾個月以來，他因持續發表與疫情有關的言論，多次被警方傳喚，9月27日，季孝龍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帶走快一個月之際，才收到《逮捕通知書》。他這次被抓捕，距離上次出獄才7個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龍告訴記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間意識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傷害，並作出有針對性的抗爭，這些人為當地公民社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指出，在一個專制國家，公民社會必定處在風口浪尖。 「公民社會需要不斷有人去『沖塔』、不斷有人挑戰專政，讓當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眾妥協。只有這樣，公民社會才有成長的空間。」 在建構公民社會的路上，季孝龍的身體力行換來的是官方打壓，但8月初，得到當局大力支持的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主辦國際民間社會共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交流大會，邀請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組織、智庫、企業等400多名代表與會。中聯部部長劉建超當時說的是，中國願與國際社會一道，為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匯聚民間力量，推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在一個連「公民社會」這幾個字都不能講的國家、在一個公民逐漸失去彼此聯繫的社會，季孝龍展現「民間力量」後遭受的待遇，還會有誰願與中國共命運？
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失蹤已經整整5年了，這5年當中，他沒有任何消息，也未傳出隻言片語，甚至沒有任何人及單位證明他尚在人世。日前，聲援他的數十個團體再次發動協尋，同時譴責中共暴政製造的人權災難。 據中央社報導，高智晟被迫害失蹤已有5年。8月15日，包括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民主中國陣線、洛杉磯法輪大法學會等數十個團體聯署聲援尋找「中國良心」，同時譴責中共暴政製造的人權災難。 同一天，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推特發文：「十四年前我被迫逃離中共國，隻身帶孩子來到美國。自從與丈夫高智晟分別後，沒有想他會消失至今。看見別人在手機里查看家人的照片，我心裡五味雜陳。在洛杉磯中國領事館牆上打上他的照片，是吶喊，是抗議，也是思念。邪惡的共產黨，釋放我的丈夫！釋放孩子們的父親！」 十四年前我被迫逃離中共國，隻身帶孩子來到美國。自從與丈夫高智晟分別後，沒有想他會消失至今。看見別人在手機里查看家人的照片，我心裡五味雜陳。在洛杉磯中國領事館牆上打上他的照片，是吶喊，是抗議，也是思念。邪惡的共產黨，釋放我的丈夫！釋放孩子們的父親 ！ pic.twitter.com/N1d9uAXEMh — 耿和 (@Genghe1) August 15, 2022 此前，在8月10日的晚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為高智晟舉辦祈禱會，同時放耿和（高智晟的妻子）事前錄製的影音，曾在中國遭受中國冤獄迫害的李明哲也出現在現場，他們呼籲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關切中國政治犯。 據公開資料報導，高智晟，1964年出生，中國陝西省榆林市佳縣人，律師。自1996年起執業後，便長期替弱勢群體維權，曾經代理多宗民眾維權案件控告地方政府，被外界譽為「中國良心」，2001年在中國司法部與官方媒體活動獲「全國十佳榮譽律師」；美聯社將他稱為「中國維權律師界的領軍人物」；被中國法律界人士稱為「中國維權運動的先行者」、「中國全民維權意識覺醒的引領人」，並因此遭受到中國當局最嚴厲的迫害。 高智晟因長期替法輪功學員、地下基督教徒等弱勢群體辯護，被中國當局視為「眼中釘」。 高智晟自2004年底開始多次上書中國政府高層，要求改變對法輪功等群體的非法處理手段，並參與對法輪功學員器官遭當局活摘指控的調查。前加拿大亞太司司長戴維•喬高形容他是曼德拉和甘地的結合體，是「地球上最勇敢的律師之一」。他曾三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2005年11月，高智晟成為基督徒並與妻子公開宣布退出共產黨。 2006年，高智晟被吊銷律師執照，12月22日因被當局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2010年4月，高智晟獲釋，但他又因為接受美聯社採訪再次失聯。 2011年12月16日，家屬從官方喉舌新華社的報導得知，高智晟再次被北京法院逮捕關押，接續服刑2年7個月。 2014年8月7日，高智晟刑滿出獄後，仍被軟禁在陝北榆林老家，要求治牙看病等，當局就是不批准。 2017年8月13日，高智晟經由山西維權人士李發旺、邵重國等人協助，逃離陝西老家躲藏山西準備就醫看牙。 同年8月19日，高智晟再次被警方逮捕，之後便失去一切消息，生死不明。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社交媒體發布的信息顯示，在高智晟前前後後失蹤的10多年當中，除了妻小受苦外，他的姐夫因病重取葯被刁難而跳樓自盡，他的姐姐因思念高智晟，加上長期被公安騷擾抑鬱成疾，於2020年5月跳河自盡。
中國的「709大抓捕」事件屆滿七周年，多數被抓捕的當事人或辯護律師，雖然獲釋卻因被吊銷執照而無法執業，也有人仍在獄中關押，或再度被拘捕。多位受害律師向本台回顧維權律師7年來的生存和奮鬥。 今年的7月9日對許艷來說特別不一樣，因為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師終於重獲自由，與她團圓。通過許艷牽線，余文生在獲釋後首次接受本台訪問，他回顧過去7年，感慨中國維權律師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 余文生：對未來不抱期望 「即使我現在在監獄外面，實際上也是無法工作。前兩天司法所還給我打電話，可能是提醒我，我現在還是被剝奪權力的人，」余文生苦笑，「這7年多，環境是越來越惡劣，我對未來是不抱什麼特別好的期望，現在的情況讓人感覺非常壓抑。」 2015年7月9日，中國政府在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丶傳喚丶刑事拘留或是約談200多名維權律師丶法律助理、異議人士以及他們的親屬，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709大抓捕」事件。余文生在事發後挺身而出為多名被捕律師辯護，並於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國公安部及部長違法拘捕公民，是「709大抓捕」事件後首位公開反擊的維權律師。 回顧當時，余文生對本台記者說，他和妻子許艷也是廣義的「709大抓捕」受害人：「『709』剛爆發的時候，是我和我妻子率先發聲、開始反擊，當時是為謝燕益、王宇發聲，後來我又控告公安部，也使我當時被北京警方破門。」 湊局搓麻將的角色到「一隻花瓶」 余文生口中的王宇，是「709大抓捕」首位被抓的律師。 回憶，當時在她任職律所擔任助理的維權活動人士吳淦，在當年５月因涉嫌「尋釁滋事」被拘留，加上中國官媒發表文章抹黑，稱她有「案底」在身還「四處接活」，她有預感當局可能會加大力度打壓自己，但她沒有料到是大規模的全面抓捕。 王宇：「我要求找這些律師，我每說找哪個律師，他（當局）就說『他已經被抓了』，我說找誰他就說被抓了，甚至說『你找誰就抓誰』，只要我提到的就說被抓了。」 王宇表示，曾經有幾年時間，中國的人權律師勉強能在狹小的範圍內活動，但自從「709大抓捕」事件以來，人權律師多面臨吊照、停業、抓捕軟禁，律師事務所被加強黨建工作甚至解散，律師協會出台各式規範限制，仍保有執照的律師不僅變得謹小慎微，替當事人辯護也處處受限，生存之道被完全堵死，從湊局搓麻將的角色到「一隻花瓶」。 「中國律師一直都是花瓶、都是擺設，沒有辦法真的去做工作的，之前像我們人權律師願意去抗爭的，還可以做點事……未來這種狀況，可能不是失望，我個人是挺絕望的，不知道中國律師出路是什麼。律師應該在法律框架內為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現在這個環境根本沒辦法。」王宇說。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官方抓捕與註銷牌照的維權律師謝燕益，在接受本台訪問時僅表示，「709大抓捕」是「人為製造的冤獄」，並呼籲當局尊重法治，不要製造冤獄和矛盾。 「希望當權者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善待人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沒有法治和人權，大家都是犧牲品和受害者。」謝燕益說。 那些仍在裡面的人 雖然多數當年被判刑入獄的律師現在都已獲釋，但仍有一些當年被抓捕判刑的律師，目前仍在監獄服刑，譬如周世豐、覃永沛，以及釋放後卻再因「煽顛」、「尋釁滋事」被逮捕的律師謝陽，他疑似因為公開聲援「被精神病」的懷孕女教師李田田，在今年１月被刑拘、2月正式逮捕，是「709」受害律師中第一個出獄後遭二度逮捕的。 旅居美國的謝陽妻子陳桂秋接受訪問時說，謝陽這次被逮捕後當局控制的情況更為嚴厲，甚至連通信權都被剝奪，寄給謝陽的信遭到退回，使她對於謝陽的狀況一概不知。 「人一旦落在他們手裡面，酷刑也好，這些不讓會見、不讓通信的違法行為，各種各樣不講法律的東西都變成家常便飯了。」陳桂秋說，「位子顛倒了，他們（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服務我們（人民）的，而不是掌控我們的。」 人權律師們的理想很豐滿，中國法治的現實卻很骨感。為了這份理想，他們在7年前犧牲自由、遍體鱗傷；7年後，有的人仍在牢中承受苦難、有的人仍在監獄幽谷來回擺盪、有的人想盡辦法在當局的壓迫夾縫中求生存。不過，「709大抓捕」帶來的壓迫並沒有讓這些律師們意志消磨，余文生說，對於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會義無反顧，因為自由民主的思想早已在心中紮根。
去年底在北京被「國保」（國內安全保衛警察）帶走羈押超過半年的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近日傳出發生意外，頭部受傷。維權人士呼籲中共從人道出發，釋放唐吉田，讓他自由就醫，為日本病危的女兒儘力。 據維權網報導，唐吉田從去年12月10日在北京被中共國保帶走後，「被強迫失蹤」已逾半年。據悉，唐吉田在失去自由期間非常焦慮，血壓很高，心氣鬱結。上周五（3日）晚間，他突然在廁所摔倒，頭部著地，出現昏迷咳血、口鼻出血、腦震蕩等癥狀。 今年54歲的唐吉田是吉林省延邊敦化市人，目前常住北京，前延邊第二師範學校（後改製為延邊第三中學校）教師，原執業律師，人權律師，《零八憲章》簽署者。 唐吉田曾為土地被非法徵用受害者、強制拆遷受害者、上訪者、三聚氰胺污染受害者等進行法律維權，也曾接受過多宗法輪功案件的代理辯護。 2013年10月16日，唐吉田因與多位人權律師前往黑龍江省雞西市幫助被非法拘禁在「學習班」的法輪功學員，遭雞西市警方非法扣押，並處行政拘留5天，期間他被酷刑到10根肋骨斷掉，牙齒也被打斷。 2017年11月11日，唐吉田因身體疾患欲往香港求醫，但遭深圳羅湖海關邊檢部門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出境。 2021年6月2日，唐吉田在日本留學的女兒罹患肺結核，生命垂危，其急欲飛往日本探望和給予照顧，但卻在福州機場遭邊檢部門攔截，並在北京市公安局指令下以「恐有危害國家安全」禁止出境。 去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歐盟駐北京代表團在北京舉辦活動。據了解，唐吉田原擬出席活動，卻於活動前一天被北京國保帶走，當時公安指控他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律師王宇：唐吉田極可能受到不人道對待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關注事件的律師王宇表示，由於缺乏法律保障，唐吉田極可能受到不人道對待。 王宇說：「如果具備法律文書，而且羈押在看守所這種受到法律約束的單位的話，還是會受到刑事訴訟法規範，但是唐吉田（身處的地點）完全沒有受到法律規範。關押他的一些人也無法受到任何約束和規範。他現在連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都不是，肯定會受到更多酷刑虐待。」 唐吉田旅居日本的女兒唐正琪去年5月因肺結核引發腦水腫，影響身體其他部位，昏迷一年多，目前由母親照顧。為了到日本看望獨生女兒，唐吉田去年6月曾嘗試在福州機場「闖關」出境，但過海關時被邊檢人員攔下。唐吉田失聯前曾透過不同途徑，包括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寫信，要求當局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