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波

5月8日加拿大宣布驱逐中国外交官赵巍（音译，Zhao Wei），他被控试图恐吓一名批评北京的加拿大议员及其家人。几个星期前，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发表对前苏联国家主权地位的质疑，在欧洲引发愤怒。卢近日被召回国述职，有人猜测他会受到当局冷藏，更有颇多评论指卢的言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把这两点看法放到一起，那就隐含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当局在外交中还是十分重视国家利益的。 早先那种推断“撒野言论”应属个人越位发挥而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者，似乎也多持这一前提：中国外交政策必定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而卢的言论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也就很大可能是他自作主张、胡说一气了。 我在上篇文章中表示不敢苟同这类分析，当时谈了两个原因，本文要谈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外交战狼”为中共政权利益而斗争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必定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我这样看，首先是根据中国当局自己的相关论述。那套论述指出，中国外交的最高利益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而是中国当今政权的政权利益（regime interests）。 早在胡锦涛当政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已经再三强调了这一点。2009年7月，戴秉国在华盛顿出席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警告美国人不要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并明确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2010年，戴秉国以官方身份发表专文，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多次强调“国家核心利益”。习近平没有像戴秉国那样列出排序一二三的所谓“核心利益”，而是强调要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此话引自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没有明说这个“国家核心利益”是什么，但其实他对此的界定更为聚焦了，那就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不等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那么，在这些利益之上，还有什么利益能够那么“核心”呢？参考戴秉国此前的说法，显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这一套，即中国现政权的政权利益。戴秉国把这个东西列为三项国家核心利益的第一位，看来习近平觉得还不够，就把另外两项和“国家核心利益”区分了开来，单单把这个东西界定为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外交战狼”出现的深层逻辑，在我看来就在这里：中国现政权就政权性质来讲是国际孤儿乃至人类公敌，外交官要维护它就不能不“敢于斗争”，不能不一副狼态、一群狼嚎。我上次说外交战狼是制度现象，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战狼们是在维护中国现政权的政权利益，那当然会得到现政权的大大奖赏。卢沙野一路升官，外界所诟病的“战狼”们在中国外交界志得意满，其源盖出于此。如果按照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来分析，那就未免胶柱鼓瑟了。 专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两面手法” 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外交就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如果明显的国家利益高度受损，掌控国家的专制政权也会面临挑战。问题在于，第一，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之间可能的冲突？习近平那句话说得很明白，“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就是说，如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触及中共政权利益的底线，那就只能牺牲前者维护后者。 第二，在一个专制国家，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那大体是由专制政权来认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认定的。这里，专制政权会搞很多手法，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迷惑、欺骗、操弄民众的认知。把政权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界定为“国家核心利益”，就是其中一种手法。在国际社会，专制政权同样也在这方面有多种操弄。只是，国际社会不在专制政权的全力掌控之中，操弄的难度就大了许多。 中国在俄罗斯侵乌战争这件国际大事上的立场，究其根本，也正在于维护中共政权利益，而首先不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如果俄罗斯战事败北，普京政权面临垮台危机，这对中共政权无疑将形成一个巨大冲击。所以，中国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支持普京。然而，一则中共害怕国际制裁，二则普京战事不利，这种情况下中共也决不想为普京陪葬，于是又有了和平倡议等一套把戏。国际孤儿或人类公敌要想从国际社会得到好处，要维持红旗不倒甚至还梦想主宰世界，那是一定要搞两面手法的。 卢沙野公然否定那些曾经属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引发国际社会众怒，这就不利于中共继续玩两面手法了。于是乎，在拖延了年月之后，习近平终于在4月26日致电乌克兰总统。这为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把自己看得帝王般尊贵，卢沙野再得宠也轮不到皇上给他擦屁股滴。习近平为的是党国利益——只有这么找补一番，这事儿上的两面手法才能继续玩下去。 所以，即使卢沙野被惩罚、被降职，其实也不过是两面手法的加强使用，并不代表中国外交会有什么重大转向。政权利益第一，为此撒野狼与笑面虎并用，这两点，我认为不仅适用于观察卢沙野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外交的深层次内在逻辑。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卢沙野预设的听众不是西方世界，而是习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媒体访问，电视主持人罗契宾问及乌克兰问题，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还说，必须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坚称唯有“对台湾人实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离主义”。随后，当主持人提及毛泽东屠杀数百万人民（其实是数千万）时，他更怒呛主持人没读过书、是拿八卦消息来诡辩，宛如一匹威风凛凛的战狼，恨不得立刻将对方撕成碎片。 卢沙野的这番言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几乎等于否定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十四个国家的主权地位，而这些国家全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中国为何与之建交呢？ 中亚的那几个带有“斯坦”后缀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俄罗斯，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甚多，自然不会发出抗议。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纷纷向中国提出抗议。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在推特发文表示：“如果还有人仍想知道为何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能‘调解乌克兰和平’，这里有位中国大使主张克里米亚是俄国的，而我们国家的国界没有法源。”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谴责说：“中国驻法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评论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要求中方作出解释，并完全收回这份声明。”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则称这种说法是“错误且对历史的误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也谴责此言“令人无法接受”。 法国舆论也为之哗然，马克龙访华的“成就”被大大冲淡。蒙田研究所顾问高德蒙等多名学者指出，卢沙野的论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执行总监杨雅喾指出，“该是时候认清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必须受到制裁和惩罚”。开放外交研究所创办人费里雍呼吁说，法国外交部应当召见卢沙野，“提醒他我们主权国家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基于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特鲁斯评论说，“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让他搭乘下一趟班机立即回国”。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是其“个人意见”，而非中国的官方政策，试图以此为此事降温，但按照中共内部的权力逻辑，卢沙野不仅不会受到批评乃至降职、免职，更大的可能是，等风头过去后，他反倒能得到习近平的丰厚奖赏。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驻加拿大大使时，就对孟晚舟案发表强硬言论，谴责加拿大政府甘当美国的走狗。于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驻法国大使。 卢沙野不是口无遮拦的匹夫，他是精通权谋术、步步为营、锱铢必较的高级官僚。他不会胡言乱语，自找麻烦，让自己丢掉乌纱帽。他的每一句公开发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处。他一点也不担心触怒观看电视节目的法国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潜在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坐镇中南海的习近平，他只需要讨好习近平一个人就够了，因为决定他命运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卢野沙就是习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卢野沙当然不会被习近平召回，这只是西方人对中国体制太过善意的想像。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才能洞悉中国体制的运作模式。对此事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准的解读。 矢板明夫指出：“卢沙野毕业于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有多年驻外的经验。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升到副部长级的驻法国大使，说明他绝不是口无遮拦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么时候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在独裁体制下，官员胡乱发表意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卢沙野对媒体讲的内容，应该是习近平政权的认识，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权。”矢板明夫还表示：“卢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语惊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应该要对统一后的台湾人进行‘再教育’，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却毫发无损。而且卢沙野还是最近中国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按照中国提供的剧本发表了一通演说，给足了习近平面子，这和卢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沟通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相信卢沙野应该得到了内部的表扬。说不定回国升正部级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认为，卢沙野认为乌克兰等十四个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并非一时说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整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对共产主义国家，像中国，是敌视的。所以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要卧薪尝胆，翅膀硬了之后，就要改变这种局势。那么习近平现在就觉得，《国际法》和二战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卢沙野讲的这些话反映出这种心态。”余茂春进而指出：“中国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习近平讲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体制’，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跃，在国际论坛上也不再遮掩，上电视台去为自己国家的政策辩护。中共高官说出的话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斗争意识、共产党所持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称中共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潜台词就是说，“美国方案”已经过时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声称“中国方案”为各国“指明人间正道”，进而推出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与西方“选举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九篇署名“钟声”的反美评论。这一系列评论认为，从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到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倘若美方由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当年，毛泽东点名由邓小平主持完成反苏“九评”时，每一篇在发表前毛都亲自修订；如今，习近平是否如毛那样对反美“新九评”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卢沙说出的是习近平的心里话，此反美“新九评”也尽显习近平踌躇满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深得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习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样“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了。 在此意义上，中国不再假扮“负责任的战略伙伴”，而以“破坏-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破大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苏更接近“热战”，至于深度方面，美中对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战”——因为当年苏联被禁锢在铁幕后面，并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贸易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已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二十多年，并且在西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步步蚕食鲸吞，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若干规则。美国不能继续对中国抱以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必须正面应对这一“超纳粹”政权的挑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