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作者：巧江南 先前笔者将澳洲的城市拟人化，悉尼有薛宝钗的艳冠群芳，墨尔本有林黛玉的清新雅致。本来是为了让读者对两个城市的特色有个更直观的理解，勉强将她们带入角色，其实人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对象，就算是人与人之间也不能简单对号入座，一个城市的内部更可能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话又说回来，本来也没有像写研究论文那样举例严谨用词考究，那么样的话多枯燥无聊啊，也就是闲散之人说些闲话，能让读者觉得有趣，也算功德一件，若是令一些客官不爽，动了怒，还请大人有大量，多多海涵，不必和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闲话至气，伤了身子就不好了。 最近，走在街头，两旁的行道树花开正艳，不知是桃花还是樱花，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绯红的面颊和粉艳的桃花相互映衬，一副浪漫迷人的画面，相信让你的心情也会为之点亮。春季天干物燥，多喝水可以滋润我们干燥的皮肤和焦躁的情绪。 笔者后来细细思量，墨尔本在很多方面还真的和我们的林妹妹有些相像。以前没来墨尔本之前，只听人说过悉尼的年日照天数比墨尔本多，墨尔本的天气有点怪。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怪具体指什么。 我们的林妹妹多愁善感，性格和大观园里的其他姑娘相比算是比较古怪的，她可能前半晌还和其他姐妹一起玩斗草、射覆、花名酒令，不亦乐乎，后半晌可能对镜贴花、睹物思人、暗自神伤，泪如雨下。 墨尔本的天气有时也是这样令人捉摸不定，前一秒你可能还慵懒地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下一秒太阳宝宝就要和你玩捉迷藏的游戏，只见它悄悄地隐匿到云层后面，然后豆大的雨珠就噼里啪啦地落在你身上，你若一时找不到避雨之处，那要沦为落汤鸡般难堪。所以来墨尔本之后，我养成了在随身的背包里放一把折叠雨伞的习惯，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也发现很多当地人似乎习惯了这种大自然的捉弄，你经常可以看到在外面细雨成线的时候，有人依然在不紧不慢地闲庭信步，雨实在大了点，就把连衣帽一翻，仿佛外面喧嚣的世界都与已无关。 当我在墨尔本的各个周边郊区闲逛的时候，经常可以在转角的街头发现一家自助洗衣店，只要投币几元钱，等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将你的脏衣服洗干净然后烘干。令我困惑的是，这种自助洗衣的方式，从长期居住的角度来看，似乎并不是最便捷和最节约成本的，首先，你需要在那干等半小时，如果住得离洗衣店远了，还要来回奔波；其次，购买一个普通品牌和一般配置的洗衣机从几百到上千的都有，如果洗衣机不出故障能用个几年，用自己的洗衣机还是相对划算的。 后来我想了想，排除了极端的难以负担的情况，大概很多租客因为工作原因，并没有准备在一个地方长住，不买洗衣机这样的大件家电可以减少多次搬家的劳累奔波。但是，这种想法很快被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否决了。 一天，我洗好衣服放在外面晾晒，然后回屋做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儿，隐约听到外面急猝的雨打芭蕉的声音，感觉情况不妙后，于是撒开腿冲了出去收衣服，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措手不及的雨将本来快干的衣服打个半湿，等我七手八脚地将衣服收拾回去，转头就发现外面雨突然停了，太阳宝宝又不知不觉从哪里探出头来。我于是折返回去，把衣服再晾起来，但是还没等我晾完，雨滴又触不及防地落下来。被它们连二连三地捉弄后，我彻底失去信心和耐心，干脆在屋里拉个绳子挂起来让它们自然风干吧，心想这天气真的对晾衣服不友好。 墨尔本在某些方面像林妹妹一样令人既爱又恨，在另一些方面也让人对她刮目相看。澳洲有点像巴西的多首都功能分区，堪培拉是政治中心，国际知名度不高，悉尼是经济中心，久负盛名，墨尔本则是文化创意中心，她新近有着最宜居和最包容城市的美名。这样的划分也许存在主观的偏见，并不能体现一个城市全方位的特点，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差异，但是这样的功能定位似乎已深入人心。 刚来到墨尔本，驻足在CBD的街头，我一方面会着迷于大片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优秀古典欧式建筑群，另一方面也会惊叹于现代前卫建筑的魔幻与瑰丽。 提到最宜居城市的美名，我对此没有什么发言权。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最佳的居住环境和居住形态，况且我们的社会也像动物界的食物链一样是分层而居的， 最上层和最精英的那部分永远享有最佳的社会资源，居住条件自不必说，即使是最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的非洲大陆的角落也有一些让人宜居的地方。 如果从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来说，她一定是绝佳的。 东部有连绵起伏的山地丘陵，中西部有广阔的平原腹地，坐拥大河大海。在中国风水先生看来，她也是一块宝地，就像纽约、上海和悉尼一样，她的城市最精华的部分都向海而生，临水而居。 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你可以处处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文艺气息。大型建筑的墙面上经常可见巨幅的人物绘画和艺术涂鸦，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他们或是伫立街头拉一首小提琴的名曲《恰空舞曲》，又或是弹奏一曲欢快轻盈的钢琴名曲《少女的祈祷》，即使没有演奏乐器的天赋，也可以在露天的歌剧院里高歌一曲。 除了音乐艺术家们，当然也少不了安静的画家们，他们有时用几根简单的粉笔头就可以在地上描绘出悉尼歌剧院壮美和福林达火车站的繁华，一些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的街头露宿者也有令人惊叹的艺术天赋，他们的画作经常由一些不太相关的鲜花、毒蛇、酒杯或是抽象的符号组成，有点毕加索的超现实主义的特色，盯着这些画作看久了，你可以隐约体悟到创造者所要表达的内涵。 谈起艺术，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关于艺术的梦想呢。千禧年之初的时候，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超级男声音乐选秀节目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怀抱音乐梦想的少男少女们，然而最后能脱颖而出，保持星光灿烂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人在短暂闪亮后就永远地隐匿于星辰大海。 笔者也曾经有一个音乐表演的梦，从小就痴迷于各种乐器，但是这些在升学压力和中国父母传统式的期待下，似乎都是不务正业的存在。 我曾经认识一位在圈内小有名气的音乐人，他向我倾诉他的音乐之路是为了实现母亲未能完成的愿望，他大学顺利读了音乐专业，而他母亲当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做出这种抉择。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认知里，文化艺术似乎从来带有某种阶级属性，在一般的刻板印象中，它总是和有闲阶级联系起来。文人和优伶尽管满腹才华且自视清高，但是他们依然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依附者，他们依附有权者有势者，成为他人的门客，供他人消遣娱乐或出谋划策的同时，也顺便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和自我实现问题。所以有些文化人会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的境遇有时甚至不如一辈子安分守着土地的平民白丁。 这样的认知至今依然影响大部分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音乐、美术、哲学这类专业大概只有不担心就业的“国民老公”王思聪才会信手拈来。前面提到的那位音乐人，也比较幸运，他的父母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可以在做出选择时不用有太多后顾之忧。 如今的各种文化艺术自发性组织何尝没有一种阶级属性呢？有些人很难加入的原因，文人相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你们不是一类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注定你和他们走不到一起。你会看到那些混得名声大噪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名片上总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Title。这既是现实，也许是他们的无奈。 中国人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即将来临，亲朋好友之间馈赠月饼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人情往来。还记得我小时候，每逢年过节，家里的各种礼物堆成了山，虽然我可以尽情享用，但是它们名义上的收件人都是我的父母。我好奇问我父亲，“这些叔叔阿姨为什么送这么多礼物给你呢？” 我父亲呵呵一笑说，“这些人情世故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我从父亲的语气中，隐约感受到收这么多礼物并没有很开心，反而像欠着别人什么。 长大后，我知道这些礼物带给收礼人的并不是喜悦，而是一种人情的负担。人性本质上都是自私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送你礼物，那些送父亲礼物的人无疑对父亲有所求，收了人家的礼，未来就要回报人家，这就是中国人的礼尚往来。也许对一些爱慕虚荣的人来说，这代表个人的社会关系好和社会地位高，但是这些虚名背后有多少是真诚永恒的友情呢？所以我每年吃着自己买的月饼，安心满足开心。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社会关系莫不是像送月饼收月饼这样的人情往来，中西方社会莫不是如此。你给别人带来什么，别人就给你带来什么，没有什么一厢情愿，也没有什么愿打愿挨,我们的一切社会规则莫不是如此。我们的饥饿艺术家们也许只有在被社会的熔铝一点点磨灭棱角的同时，才能不情愿地领悟这样的道理。
作者：巧江南 城市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它的瞬息万变和无所不在的竞争，除了那些寡头企业能保持基业长青外，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每天都在竞争、洗牌、重组和消亡，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一家餐馆可能从中餐变成日料再变成西餐，一家时装店从最初的雄心勃勃、日进斗金到生意萧条、门庭冷漠，最后无奈清仓秒杀。就算经营有道的老店，每隔一段时间也要换一换招牌，刷一刷门楼，以迎合摩登时代顾客的喜新厌旧。 除了商业的竞争，人也是如此，你可能每天都会看到不同的职员，有些人今天出现了，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所有这一切都在悄然无息中发生，就像一场大火将一片原始森林烧毁后，经过一场大雨，植物们和动物们又在无声无息中继续谱写自己的生命序曲。 位于内西区，距离市中心10公里左右的Burwood 就是这样一个每隔一段时间都能给你带来惊喜的地方。这是一个华人移民占比很大的社区，尤其以青年人居多。在区中心酒店的一旁就是一条不逊色于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融合中国南北特色的餐馆和杂货店在这里有主导地位，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个性俏皮的中文招牌，错落有致的店铺食肆，将这里装扮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橱窗，你可以在这里一窥香港夜生活的灯红酒绿，也可以回味上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优雅风情。 Burwood (图：看传媒） 在Burwood,几乎来自中国各个地域的移民都有机会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特色美食。就拿笔者的家乡来说，大煮干丝、熏鱼、小笼包等等自不必说。有时只要你在心中默默期许什么美食，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如愿。 笔者以前从电视记录片中了解到福建特色的肉燕馄炖，馅是肉的没有意外，皮竟然也是由肉锤打制成，肉包着肉，没有肉的烦腻，却有超越面皮的爽滑Q弹。以前没有机会亲自去福建品尝如此别具特色的小吃，没想到如今在大洋彼岸的异乡如愿了。 和其他渐渐步入老龄化的成熟社区不同，Burwood 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发展中社区。这里的小吃街就像美食创意的梦工厂，一点不逊色于台湾夜市的百花争妍。煎饼可以做出冰淇淋蛋糕的造型，凉粉可以做成五颜六色般玲珑，冰糖葫芦并不一定要有山楂，只要是水果就可以让他们别具风味。在这里经营的商家似乎不担心顾客会拒绝新式小吃，烦恼的可能是没有夺人眼球的创意。 视线向南转移，距离Burwood 不远的Campsie 同样是一个华人移民占比较多的社区，居住在这里的新移民以青壮年劳动者居多，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邻家叔叔阿姨的那份勤劳与朴实。 《圣经》中讲以色列人居住在一片流着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在我看来，Campsie也像华人移民的迦南地。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负担得起的支出购买到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有些店铺外观上看起来略显破旧，被居住在高端社区的华人调侃为“坎破鞋”，走进去看到里面的商品陈列也略显杂乱无章，让那些来自高级社区的人有些望而却步，但是只要你愿意亲近它，你依然可以在探索发现的同时找到你想要的商品。 Campise 每周日都有一个跳蚤市场，摆摊的商户以华人和意大利为主，他们卖着各色二手的服装鞋帽、闲置餐具和五金配件，也有装点生活的瓷器、手工艺品和花卉。 新移民来到一个地方，有时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周围的人灌输某种观念。我曾经就听人说，“在澳洲买东西是不可以还价的，这会被认为是粗鲁的，不尊重人的。” 现在看来，这种只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乌托邦式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买卖本质上就是买卖双方相互协商妥协最后达成价格平衡点的过程，逛跳蚤市场的乐趣有时就是买卖双方相互价格博弈的乐趣。 当然，如果我们的市场都是公平公道的，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相符，买家也觉得物有所值，我们有时会避免很多口舌和市场摩擦损失。 Campise的跳蚤市场商户大多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大概已经渡过了财富不自由的阶段，摆摊对他们而言可能更多是一种生活体验，并不将此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我在那里淘到些有趣的老物件，对方出什么价，觉得值这个价，并没有废太多口舌去还价。 在澳洲生活久了，你就会发现澳洲人的那份实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欺负生客，不会故意出高价让你做冤大头。以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州际列车为例，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独特的场景来好好赚乘客一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票价比机票低，售卖的有鸡有牛的餐食比外面的市场价还便宜，列车员的服务不像乘飞机那样因为仓位不同而区别对待。 我第一次乘坐，听到广播里的购买餐食提醒有些犹豫。以往生活的经验和常识告诉我，火车餐食是价贵、量少和难吃的，以前坐火车看到列车员推着快餐盒来回吆喝，肚子饿得咕咕叫，嘴上却不敢开口，生怕一问就问出个快餐的天价，然后还要含着泪吃完。事实上，当我看到他们的菜单，还是被这样实惠的价格惊讶到了。 如果说Burwood 的美食以求新求变为特色，那么Campise走的就是中规中矩的大众亲民美食路线。以包子为例，Campise 的价格更实惠，个头更大馅料也更足，其他一些外卖熟食莫不是如此。 如果居住在Burwood的青年移民有种五陵年少争缠头的风发意气和自由不羁，那么Campise 的青壮年移民就有一种了然人情世故的成熟稳重， 离乡背井的疏离和孤独感，让他们身上自发的一种朴实和健谈，他们不会打量你有没有时髦的发型和时尚的穿着就将你分门归类区别对待。身处势利的大都会，也没有将他们打磨得油嘴滑舌和装腔作势，他们在交流工作信息的同时，最牵肠挂肚的就是家中的亲人，“你家孩子多大了？学习怎么样？” “ 我家孩子说等我赚了钱回去要在上海买个大房子。” 没有被圣贤书耽误的他们有一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可塑性， 或许说他们有着中国人朴素实用的信仰。在热闹的跳蚤市场里，一位劳动者打扮的男子对着电话另一头的人大声说，“现在信菩萨已经没有用了，你要信耶稣。” 我听后，会心一笑，感觉他有趣中带着一丝可爱。 在中国人传统信仰体系里，信什么拜什么必须有实用的价值，求财神可以发财致富，拜观音可以送子多福，跪妈祖能保佑渔民出海平安，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实际效用，没有什么神是不可以拜的。对很多新移民来说，教堂教会的确是他们来到陌生之地后善待他们，为给他们提供精神庇护的地方。不管他们是不是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去奉献自己荣耀上帝，他们都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基督教讲因信称义，意味着你相信它就已经是功德大半了，更何况人类原始的图腾信仰就是由于解决自己面临的困惑而来的。 当一个人的脑袋不被一种价值观占据，就会被另一种价值观占有，因为人作为一枝有思想的芦苇在茫茫人海中是多么渺小和脆弱。 移步东南方向，距离Campise 不远的是另一个华人占比较多的社区Hurstville,居住在这里的华人以讲广东话的移民为主。走在这里的街头，随处可见港片里的那种茶餐厅和烧腊店，茶餐厅的外墙经常贴满了像春联一样的五颜六色的字条，上面用黑色隽秀的毛笔字写着招牌菜和今日份特价ABCD套餐。 茶餐厅和其他餐厅的不同和精妙之处就在于一个打头的“茶”字，你若是点一个20元左右的特价套餐，绝对能满足口腹之欲。 茶餐厅在香港是街头大众化的小吃，真正请客宴席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它却让市井小民用瘪瘪的荷包享受到了一份舒适与满足。 吃茶餐厅，不管你点山珍海味，鲍翅鱼肚，还是一碗普通的叉烧饭，服务员都会给你来碗大骨汤，里面还点缀着白嫩的萝卜或金黄的玉米，色香味俱佳。除了大骨汤，一壶茶，套餐一般还有奶茶和咖啡可选。这一套下来，你只叹自己的肚皮太小太薄，容不了如此海量的金汤玉液。 喝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是一种慢生活，茶艺或是茶道将本来放茶、倒水、喝茶的简单三步曲发展出了一套套既耗时繁琐又不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方式，但是它依然吸引不少人去放慢节奏体验这样的定格生活。 提起茶餐厅和烧腊店，相信很多人会对许冠文出品的一部以此为背景的电影记忆犹新，有人可能会对它们的卫生环境心有余悸，其实笔者吃过那么多家烧鸭、油鸡和叉烧，也没有一次闹过肚子不舒服。 但是我也发现，几乎所有的烧鸭都是“一毛不拔”，那些烤得古铜色的鸭子在明亮灯光的投射下，透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光泽，很难不让路过的行人止步。但是你如果走近一点看鸭子，就会发现每一只鸭子的腿部都或多或少有毛，对有些人来说食欲可能减半。 这其实并不是个案，几乎每家店的鸭子都有毛，只是或多或少的区别，这大概也是行业的规则，也许对有些食客来说，“无味的大肠不爽，无毛的烧鸭不香”。这一现象在西式的洋快餐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当你吃炸鸡腿或鸡翅的时候，也经常可以看到微微凸起的毛发。 我曾经问一位烧腊店老板，“为什么不把上面的毛去干净，让它看起来更干净卫生呢？ ” 老板用一句有点万能公式般话回复说，“你知道澳洲的人工多贵吗？” 我私下猜想烤鸭去毛不是举手之劳吗？只要放在下面的炭火上把毛烧成灰烬不就可以了吗？然而，这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过去传统的柴火烤制方式可能早已被电烤的模式取代，火烧鸭毛的想法有点不切实际或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一个小小的程序变更对于流水化作业的大型工厂而言可能就要意味着百万千万的成本投入，这对于商业来说的确是不经济的。 Hurstville虽不似Campsie 那么多物美价廉的中国杂货店，但是她的理发店简单理一次发的价格可能是全市最具竞争力的。几年前男士理发有低至5元的价格，如今依然有8元快剪店门庭若市，老中青幼各个年龄层的顾客都有。理发的价格虽然便宜，理发师的技能和服务并没有大打折扣，也没有将你想要的haircut变成cut hair 般糟糕。在动刀之前，他们依然会询问你的需求，最后吹完头发屑，戴上眼镜照一照镜子，并没有和自己的心理预期有太大落差。 这里可能也要颠覆我们的一般认知，便宜的价格有时并不代表品质和服务就差，它可能仅仅像某大型仓储超市的烤鸡一样，是一个招来顾客的定价，你若是想要更多更好的服务，那就需要支付更多的溢价。 好市围的面包店也可以说是她的特色之一，两三家面包店都不是什么连锁大品牌，却在瞬息万变的商战中长年屹立不倒。好吃是一方面，价格亲民也是另一大因素。在近年来通膨的影响下，他们的价格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商品也没有偷工减料，真可以说是难得的良心商家。 在澳洲，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将华人聚集区称为华人区，笔者认为这个称呼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时刻都在动态变化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个地方是永远属于某个人或某个族群的。在佛教的世界观中，万事万物都要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我们所看到的花，也许暂时美艳，终将如昙花一现，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都是天地万物的造化。
作者：巧江南 当一个人对探索新地点、新事物兴致阑珊，而对过往行走的足迹和停留的地方乐此不疲，大概他已经开始变老，或许说他的心境正在变老，有点心如止水，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 在现代人的视角下，老了或正在变老并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词汇，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天变老，但是变老的尽头似乎也意味着无声无息的消亡，所以我们每个人既要一面迎接变老的现实，又另一面忌惮不可预知的终了。 老地方、老故事、老物件，除了带给人饱经世故的沧桑感，也在不经意间唤起我们的一段记忆和情感。悉尼与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再熟悉不过却有时仍显陌生的老地方，说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来到澳洲落脚的第一个地方，在这里生活了数年之久，不能说住过的地方每个街道和名胜古迹都如数家珍，但是能感受到她作为一个国际化和多元化城市的特点，她的繁华、务实、亲和是吸引从淘金时代到现在像你我一样的移民来此开启新生活的张力。 说陌生是由于，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邦人，我们在本地人眼里可能永远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们来到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可能依然生活在相同背景的少数族群里，没有真正去探索、认知和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就像悉尼附近有那么多独具地域文化和少数族群特色的社区，有些我们可能连走马观花地过一遍的机会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可能就是地图上画个小圈的地方。 俗话说，“夫妻间有七年之痒，情侣间小别胜新欢。” 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都会由最初的一见钟情的热恋期过渡到磨合摩擦期，悉尼也是这样，她不是那么十全十美，但是却在诸多地方吸引着你。 学生们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会有假期综合症，我感觉与此同时可能还有“厌母”综合证，表现为每天和母亲待在一起，听她的絮絮叨叨，厌烦不已，希望摆脱她的魔爪，可是有一天真正离开她，没有人提醒你多穿衣服，多吃蔬菜，却开始处处不习惯，你会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她。 当我离开悉尼的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她。虽然澳洲的城市之间并没有像中国南北方那么大的地域差异，但是突然间从一个熟悉的舒适区来到一个陌生而充满挑战的地方，几年之前离乡背井的孤寂落寞之感会蓦然再生，中国人说“人离乡贱”，大概也是基于同样的处境和心境吧。 一个城市的诞生、成长和鼎盛大概都离不开地利与人和,一般得益于海港、河流、空港和陆路交通。河北石家庄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上海依傍海港和黄浦江的左膀右臂发展为十里洋场的魔幻都会，悉尼是一个海港城市，漫长的海岸线与得天独厚的阳光海滩是她最美艳的资本。澳洲的城市各有各的看家资本，100多年前建立的火车线路停靠的站点，如今都成为了规模或大或小的市镇。 墨尔本的雅拉河作为这个城市的母亲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以它九曲十八弯的迷人曲线展现着她从山巅到平原的壮美山河，黄金海岸绵延数十公里的沙滩有如一条长龙蜿蜒在东部海岸线，沙子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让她名副其实地成了遍地是黄金的海岸。 澳洲的城市就像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一样各安其位，各领风骚。悉尼有薛宝钗的艳冠群芳，墨尔本有林黛玉的雅致清新。两个城市在澳洲虽说是卧龙凤雏般难分伯仲，却有着各自的秉性和特点。悉尼的双层火车宽敞、经济、高效，墨尔本的绿皮电车复古、休闲、舒适。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经历，莫过于墨尔本的火车到站后并不会自动开门，你需要自己按一下开门键才会打开，刚来到这里的人遇此情景多少有些茫然。这似乎也在提醒初来乍到的人，“如果你不主动出击，这里可能没有人会为你打开一扇门。” 大城市之间除了有很多不同点，当然也有些许共同点，它们都是快节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是疏离的，或者被人冠以冷漠自私的。 在一些中文圈的社交媒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澳洲懒散慢生活的刻板印象，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全部，这里的商业活动和工作文化依然是快节奏的。当你走在两大城市的街头，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的模样。工作中的节奏基本都是短平快，你如果没有删繁就简地说话和做事，别人可能点头微笑，然后心里觉得你好啰嗦。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心浮气躁，追求更快更好更多，其实这三者如何能同时兼得呢？很多时候只能舍二就一或是舍一就二。 当一个人开始变老，那么他也许会渐渐习惯慢节奏的生活，他不会时不时地翻看社交软件有没有即时消息，而会享受等待一封远方来信的欣喜，他也不会迫不及待地奢望千里江陵一刻还，而是可以坐着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一边丈量大地的同时，另一边认真思考旅行的意义。 这次回到悉尼，我选择了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旅馆，一方面是出于囊中羞涩，另一方面因为交通便利。在预定时，我就从图片知晓它有着不属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室内装潢和陈设，但是它却有着如古老州议会大厅般的内敛和庄重。 木质的楼梯扶手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斑驳，不知道它本来的颜色，虽然饱经蹉跎，但是当你倚靠它时依然感受到它的稳健壮实。三层小楼不是很高，每一个层有着如今少见的5米左右的挑高 ，走进去有如宫殿般的高大气派。 内部的墙面装饰有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显著特点，我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老民国建筑也有着类似的装修风格。墙面被分割成两个色调，上半部以冷色系的白色为主，下半部分以暖色系橘红为副，二者中间以黑色的5厘米左右宽的木质长条作区隔，温暖的橘红色让整个空间在黑色木门、白色墙面、昏暗灯光的沉闷背景下多了些许明艳和灵动。 白色的吊灯简约朴素却又不失设计者的巧思，墙上挂着AWA牌经典的广播设备。AWA曾经是澳洲本土最辉煌的一家无线电设备制造商，如今在悉尼市中心依然屹立着一座标记它名字的大楼，据说在60年代以前，它曾是当地最高的楼。距离广播不远的墙面安装着一个在电视剧中经常见到的老式手摇电话，地面铺设的暗红色地毯印有似花非花、若球非球的图案，它看起来又老又旧，你却找不它有的一处脏斑和破损，100年的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止了，它们依然和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 居住在这里第一晚，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它距离最繁忙的火车线路之一仅50米左右，白天和夜里竟然完全听不到外面火车来往的动静，不知是火车本身噪音小还是房子隔音好。只见它的外立面和那些老建筑同样是红砖结构，窗户又大又多，似乎并没有什么玄机，直到我不小心在房间里碰到了墙，原来它发出的声音和如今流行的石膏板的墙面是不同的，它的内部是实心的，我不是建筑学专家，不知道这从科学的角度能否起到隔音的效果。 据悉，这家酒店由当地一个名门望族修建后经营了近百年，并于2022年被另一位酒吧大亨以8000万澳元的破纪录天价收购。从文化遗产和历史传承的角度看，这个价格确实是值的，这样的既简约大气又美观实用的建筑，以后怕是不会再有，也没人愿意去建了。 话说类似的建筑在悉尼还是不胜枚举，几乎每个规模大区的商业中心都有这样100多年历史的酒店，它们既是当地的建筑地标，也是在地的社区休闲娱乐中心，毋庸置疑它也是周边繁华的商业中心。 100多年来，火车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流和物流，不计其数的旅客在这里经过、短暂停留或是落地生根，火车拉了财富，成就了酒店，酒店带动了餐饮购物等关联产业的勃兴。 随着城市区划定位的变迁，以及交通方式的多元化，有些原本火车沿线重镇的地位不再显要，它们或是面临人口流失，或是有了城市功能分区的变更，有些地方已经人去楼空，或是早已变成废墟瓦砾，找寻不到当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华与喧闹。当你伫立于此情此景，也许会像《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在经历家庭人生变故后大彻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