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

沉闷之极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于十月二十九日草草收场。当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毫无新意。有的只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这一类无聊之极的假话空话套话，以及”两个维护”、”三大攻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六稳工作” 、”六保任务”之类俗不可耐的廉价口号。官媒上千篇一律刊载的那些木偶般齐刷刷的举手姿势，更是不堪入目。 当然，世人最感失望之处，还不在于此次会议之沉闷无聊，而在于会议再次显示习记中共中央反省纠错能力的缺失和怙恶不悛的顽劣蛮横。 中共政权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客观现实，世人有目共睹。冥顽不灵的习近平逐步将中国拖入绝境种种倒行逆施，早就招致天怒人怨。海内外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为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对习近平及中共顽固派的系统批判，自不待言。自从2016年3月国内官方网站”无界新闻”转载海外媒体敦促习近平辞职公开信，坊间一直流传体制内人士要求习近平下野谢罪的各种消息。每年7、8月间，关于邓朴方、李克强或汪洋在党内幕后势力支持下牵头倒习、带领中共改弦更张的美丽传说，不绝于耳。今年5月，网上甚至广泛流传假托邓朴方名义的《给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开列15个重大问题叫板习近平，并要求两会代表就制定”妄议罪”和”不知敬畏罪”、修宪取消任期制、定于一尊当皇帝、隐瞒疫情真相和拖延防控时间而导致武汉肺炎蔓延全世界、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对外四处大撒币、破坏香港一国两制、驱使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造成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恶化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等等错误，追究习近平的责任。 这些中共高层异动的传言，未必都是空穴来风。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全线崩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告终结之后，中共政权早就丧魂落魄、风雨飘摇。习近平登基以来祸国殃民的各种折腾，对一心只想岁月静好的各级官员也是很大伤害。这些在改革开放年代沁润于欧风美雨、多少认同现代性和普世价值的官员们，本就不应任由习近平大开历史倒车、不应为习近平车毁人亡殉葬。 可悲的是，那些位高权重、能够使习近平”祸起萧墙”的党国要人，已经整体平庸到不可救药的程度。面对僭主暴戾、国事日非，他们丧失了放手一搏、为民请命的正常勇气和行动能力。他们甚至已经丧失了绝地反击、奋起自卫的一夫之勇。2012年习近平登基以来，走的是玩弄帝王权术、以黑治国的路径，抓住官员把柄以反腐名义各个击破、逐步专权。成为习近平打击目标的庙堂中人，各自打小算盘明哲保身，直到大祸临头也仍然噤若寒蝉、束手待毙，一个个身陷囹圄、灰头土脸。正是针对此情此景，资深中共党建专家蔡霞在今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叹息中共已是一具”政治僵尸”。 对于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而言，不幸之处远不是中共堕落腐化为一具”政治僵尸”，而是中共的魔怪之本性未改、继续造孽人间。1927年上山落草之后，中共的核心骨干本就蜕化为一群打家劫舍的山匪。他们”打江山、坐江山”，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所以将中共定性为魔怪，是因为中共干着”打江山、坐江山”的罪恶勾当，却理直气壮地打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解放全人类”的骗人旗号自欺欺人。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全线崩溃，得益于部分身居要津的共产党人的观念转变。他们经过长期的反省反思，认识到共产党人所实行的一党专整罪孽深重，在面对国民的强大民主诉求时良心发现、人性复苏，对大规模杀戮无辜平民以保卫已经失去民心的政权，有不忍之心。因而他们及时选择妥协退让，放下屠刀、将功赎罪。中共政权至今未倒，关键因素是中共魔性未改、保持着无底线的残忍凶狠。中国八九民运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苏联东欧各国的民运望尘莫及。这场波澜壮阔的民运，也曾促使包括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党政军一大批干部妥协退让，终因邓小平等顽固势力魔性大发、野蛮屠城而功亏一篑。 1989年6月的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大清洗，无情地打断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也无法完全阻止中国政治文明的向前发展。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去魔征程，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死亡之后。中共去魔征程晚了20多年，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毛泽东死亡之后。共产暴政之下，党开始去魔，也就是党国的”去极权化”。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在文革噩梦中觉醒的民族先驱已经庄严宣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再愚不可及，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伴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去极权化”为核心内容过程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地从一个极权国家转变为一个后极权国家。一党专政还在，但领袖独裁和个人崇拜已被”集体领导”所取代；党对社会的控制还在，但是党被迫向个人自主和市场经济出让了部分空间；文化专制还在，但是思想界的党国意识形态痴迷信仰已被相互欺骗的犬儒主义所取代、马列毛的一统江湖已经让位于古今中外各种意识形态争奇斗艳的多元世界；枪杆子和刀把子依然掌握在专政党的手中，但是党国的镇压意志已在人性复苏和人权觉醒的大潮中大幅消退。 蒙受1989年6月的大挫败，中国民主运动沉寂了整整十年又以新的方式起死回生。其标志性事件包括：1998年，思想界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正式横空出世、政治界的民运人士正式组建”中国民主党”、宗教界的基督教 “家庭教会”从地下组织转为公开活动。1999年，法轮功信众在遭受镇压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奋起顽强抵抗。特别是到了2003年，以自由主义普世人权为思想支撑，遍及社会各界的公民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浩浩荡荡。 在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和公民维权运动相互激荡之下，中国公民社会迅速成长，草根非政府组织遍地开花而多达大约五百万个。”维权”与”宪政”成为强势话语，风靡网络、家喻户晓。以朝野互动落实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这一途径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思路，变得越来越引人入胜。”宪政”话语变得如此时髦，它不仅被纳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而且使体制内也分化出”社会主义宪政派”和”儒家宪政派”，欲与自由主义主流宪政派争一高低。在2012年习近平无功受禄而登上大位之时，随着妄图复辟文革的薄熙来”重庆模式”的败亡和维稳沙皇周永康的式微，”维权运动”与”维稳体制”形成相持不下、一决雄雌之对峙，只要向前迈出一小步，便是中国宪政转型之新局。中国之国运坏到极处，党国大权在此关键时刻偏偏又落入极为阴险狡诈的极权主义者习近平之手。 我在《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一文中，系统分析了习近平复辟极权统治的主要表现和社会基础。必须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倒行逆施放在中国宪政转型的大格局中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这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上文提到的假托邓朴方名义发表的《给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开列的十几条罪状都只是按照中共党内规矩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拿上台面说事的错误。习近平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是他以黑治国，摧残窒息初生的中国公民社会，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道路，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从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 习近平一面高喊”肃清薄熙来、周永康的余毒”，一面继承薄熙来、周永康的路线，并且变本加厉地将血淋淋的”维稳体制”推向极端。周永康所推行的”政法委模式”，是在表面上承认公民维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偷偷摸摸的法外施法，对冒头的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实施”斩草”式镇压；习近平所推行的”国安委模式”，则是系统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规，实际上取消了公民维权的合法性，对冒头的和潜在的维权运动和维权人士理直气壮地实施”除根”式监控和剿灭。正是随着”国安委模式”的全面推行，习近平当局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剿灭了”新公民运动”；2014年基本摧毁了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2015年瓦解了以维权律师为核心的草根维权运动领袖群体；2016年完成报刊整肃和”清网”行动，民间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全军覆没，在体制内追求新闻自由和专业化而独领风骚十余的南方报系彻底沉沦，连有党内元老广泛支持的体制内开明刊物《炎黄春秋》也未能幸免于难。实体的公民社会无法继续从事组织化行动，作为全国性公民社会替代物的互联网，也无法继续发挥其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功能。 还应指出，习近平所犯下的这一系列滔天大罪，他的那些党国同僚也是共谋共犯。正是他们在危亡之秋乞灵于极权专制，成就了习近平的狼子野心。他们与习近平之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但他们在打压人权民主、捍卫统治特权的种种恶行中，习近平共存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关系，最具典型意义。王岐山一方面非常不满习近平对他的猜忌和防范，另一方面又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极权主义信念臣服于习近平助纣为虐，沦落为明代东厂厂公那样的酷吏角色也在所不惜。”习家军”是那些由习近平拉帮结派、施恩提拔上位的闽浙旧部以及军警官佐，与习近平一样德不配位。他们受宠若惊，借助极权机制作威作福、谋取荣华富贵，甘当鹰犬打手效忠习近平，与当年党卫军效忠希特勒可有一比。 庙堂中并非没有清醒之人，特别是那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官员，在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形成现代性知识结构、熟悉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显然有别于缺失现代教育及现代知识结构、浸淫于极权主义价值理念的习近平及其跟班们。他们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戕害国计民生的黑暗内政以及狂热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对万马齐喑、百孔千疮的社会现状以及断崖式崩溃的险境，难免忧心忡忡；他们对习近平培植爪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种种胡作非为，更有切肤之痛。被边缘化和随意侮辱的李克强等人，偶尔会发发牢骚或者在内政外交上展现一些务实之举以示有别于习近平。困惑彷徨的各级官员，当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进行懒政怠工”软抵抗”也在所多有。但是，或者是因为党国利益共同体的纠缠和牵连，或者是因为眼界见识的局限，他们迄今为止没有能力超越体制或者舍不得与体制割席，下不了决心脱胎换骨、弃暗投明。宁可依附于党国体制，如履薄冰、朝不保夕，逆来顺受、窝囊透顶地苟且偷生，也不敢分道扬镳、拼死一搏、公开挑战习近平。 这样一来，世人是否只能对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前景悲观绝望？明显的答案是，历史和现实都激励世人保持乐观。中国走向共和之后，曾有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结果都是昙花一现。蒋介石醉心于”军政”和”训政”，为”攘外安内”疲于奔命，但终生不敢颠覆”宪政”的既定目标；其子蒋经国晚年大彻大悟，认识到”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而开放党禁报禁、完成中华民国的宪政转型。毛泽东背叛宪政和”人民共和国”庄严诺言，将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的极权主义统治推向顶峰，但在晚年只落得众叛亲离凄凉境地，与一群”妃子不像妃子宫女不像宫女”的晚辈女伴反复吟哦《枯树赋》：”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权欲熏心、痞气十足的习近平装神弄鬼，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时下这股复辟极权之逆流，显然是重蹈独夫民贼袁世凯、毛泽东之覆辙。 缺乏法理合法性的专制政权，一旦遭遇部分觉醒民众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在当前中国这场复辟极权和宪政转型的生死较量中，力量对比已经明显向后者倾斜。在国内已出现人心思变的新运道，由于”天下苦习久矣”，知识界恶心、企业界寒心、政界灰心、底层揪心，都与”习核心”离心离德。在海外已形成天下灭共的新格局，民主国家或者单挑或者联手，都在以不同方式围堵中共。当民变、兵变、政变相互激荡的时刻到来，党国镇压意志终会土崩瓦解，孤家寡人习近平终将一败涂地，届时再大声哀叹”竟无一人是男儿”，有识之士岂能为痞子陪葬？ （作者为悉尼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