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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两天在高铁上的一点小小的感触。 火车上空着三分之二的座位,她却坐在地板上。车外是零度以下,我想列车地面也应该是冰冷的。她坐在车门口的地面。即便乘客超额,无座票的乘客也不愿意站这里,因为每到停车上下,都得挪地方,但她却选择了这个地方。 你能想到她是谁吗?她就是列车上的保洁员,说俗点,就是收垃圾的,做清洁的。你的座位面前有一个纸袋,她来回地帮你清理,包括你面前小桌板上的弃物,包括洗水池,厕所。她为什么坐在那里?因为今天乘客少,她已经来回收拾两遍垃圾了,车行两个小时后,乘客已经安静下来,不太产生垃圾,她老站着也不是,就“坐”了下来;如果列车满座,她就一直在来回工作,偶尔有空,会在车厢连接处,或者在水池旁靠靠。又因为每一次上下,她都“有义务”关照乘客(列车员似乎只有两项工作,即在走廊上宣讲“列车上吸烟是违法行为”,和查验车票),所以,她坐车厢门口的地面是合理的,方便停车上下时的工作。 她是那么不起眼,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她们的存在,你有垃圾时,只是顺手递给她。但她们可能是列车上最辛苦的人,也可能是列车惟一的没有座位的人。列车员,有自己的休息室。“乘警”,有席位。只有保洁员的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是现在才知道,即便有空位,她们也没有资格就坐。 列车员和乘警,基本上是“值班”性质,没有考验体力的劳动。惟独保洁员的工作实实在在,身体力行,一刻不停。连推个小车来回推销小零食的,也比保洁员轻松一点,毕竟他只是推车,拿货物,收钱等几个动作,而且,由于他从事的是车上的经济活动,他的身份可能是列车工作人员共同体的自己人。保洁员却是列车利益共同体的局外人,是列车卫生设施等物理器具的延伸,没有主体身份。你在车上没有见到列车员时,你谢天谢地,不用在养神看书刷手机时向他出示身份证。但保洁员忙不及时到来,你会想念她,因为你周围会散布着垃圾(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乘客自动把垃圾投进车厢两头的垃圾收集处,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厕所,大概平均三到五位用过,就需要收拾一次(我感觉平均三到五位会出现一位转身就走,不冲水,不关门家伙)。 保洁员基本上是女性。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是女性被置于这个位置?为什幺女性必须是如此现代的交通工具上惟一的苦力阶层?火车上还有一项体力活,手工搬转椅子方向(因为火车就掉头),也注定是她们的,我曾经看到火车到了终点站,她们奋力而敏捷地转动火车座椅的阵势,大为惊叹,要不是真正的劳动阶级出身,中途沦落的苦力,势必不办。 除了劳动类型的差别,那就是劳动报酬的悬殊了。对不起,这个我没有调查,我只是推测一下,正确与错误,概由本人负责。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努力争取去干又苦又脏又累的活,例如,保洁员的工作招人,应聘者一定十分涌跃。说到这里,我跟你打个赌,你在车上抓一个小孩子,让他猜车上服务人员谁的工资报酬最低,小孩一定回答,保洁阿姨。盖人生的等级关系,是中国人一生下来就看到的现实,一生下来就浸染的观念。但小孩子可能不懂的是,在成人世界,还有一个叫“劳动保险”的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小孩子更不懂的是,只有国企才敢公然这么干,如果私企这么干,理论上是可以投诉的。 越是辛苦劳累的活,越没有保障没有尊严,这种反比例关系,是“劳动光荣”和“人人平等”彩旗下的普遍现实和严格定律,每一个人都活在这种权利格局之下。不用说,列车上的保洁员,多半是农民阶层的姐妹(说不定也有个城市平民女性)。 几年前,我父亲生病,我陪父亲住医院,首先声明,是大城市大医院,我发现医院的某些不起眼的地方,例如转角,开水房和厕所等阴暗角落,常常晾着粗糙的衣服,显然多为上了年纪的劳动女性的穿着,或者藏着其它简陋的生活用具,观察了两回,我明白了,它们是医院保洁和护工的什物。 医院不可能不需要保洁和护工。但就像列车上“不可能”给保洁员搞一个休息的位置一样,医院不可能给保洁和护工设立休息室和搁置他们的简单物件的地方。至于她们(也是多半为女性)劳动的间隙躲到里去呢?只要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不挡她们的上一个阶层(医生护士)的道,和障后者的眼就行。医院的保洁和护工也是“最苦最累”的人,这和高铁上从属同一个道理。 我见到一个过了六十好几年保洁太婆,她每天来医院帚地,年龄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身体变得更加矮小和畸形,不能正常站立,但她仍然能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她生怕失去这份工作。显然,她带来的高效率和低成本,拉高了保洁工作的门槛,从医生到病人家属都“喜欢她”,除非她累垮在这份工作上,她大概不会失业。 人们赞美没有劳动保障却老牛似的任劳任怨知足常乐咧嘴傻笑的底层人民。但是,没有生活保障没有人生尊严的善良是很脆弱的。没有尊严的人不可能给他人尊严。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人,也不太可能给他人好。而无论贵贱,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就是必须给底层劳动者同样的人生保障和人生尊严的现实理由。 父亲进重症监护室时,那里面不准家属护理,只准护工护理,我妹及时给了护工红包,我当时就心里,这不过是我们的自我安慰,果然,父亲安全出来后说,护工擦脸,像环卫工人!喂饭那更不叫喂饭!对此,我完全能理解。 我问坐在地上的阿姨,你没座位吗?她说,没有,我们做清洁的没有。 后来,在我准备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想,这有没有可能只是特例?有没有人见过火车上的保洁阿姨大大方方的在列车座位上休息的?希望有网友在公号后台指正我,因为并没有法律规定不能给她们座位,说不定有的列车心肠比较好呢。但我想,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位阿姨已经违规了,若被主事人发现她擅自坐在地面上,可能斥之为有碍观瞻。 我当时的心情,可以用“生气”来形容,就是龙应台所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的那种生气。我在她的侧后拍了一张图片。我当时就想,无论有没有人理解,我要写一个帖子来讲讲这个事情。 前面说到,人们赞美底层民众“老牛似的任劳任怨知足常乐”,但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人们也厌恶底层民众的愚昧、猥琐和脏乱差。我要提醒你考虑到,这第二方面是后天习得的,是环境里塑造的。实话实说,本人也曾见过世面,知道在文明国家,你是很难从衣着和容颜断定一个人的身份的,因为所有人都“有座位”,有工作间或休息室,不用坐地板,不用避让上一个阶层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云庐梦语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身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在这个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父母、大儿子与儿媳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二儿子也曾来北京送过几个月外卖。 这样一个骑手家族背后,是社会基层的自我复制。 骑手一家 马闯起床准备上工的时候,十点半的北京已经天光大亮。屋内仍是晦暗一片,在马泉营村彼此挨挤的矮房群里,这间位于一层的小房分到的阳光被挡去了大半,即使在白天,屋内的光源绝大部分也来自那盏白炽灯。 晦暗里空荡荡的。7点多的时候,女主人潘明月出门送女儿去读幼儿园,而后就骑电动车开始跑单。马闯去厕所冲了把脸,套上外套就出门。推着摩托车从狭窄的巷子里出来,他打开手机,系统派发了今天的第一单,他看清商家的地址后,骑着车出发了。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乡马泉营村,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北京CBD的摩天大楼在远处的天际线矗立,村里有的是一栋连着一栋密集的两层小楼。长相相似的小楼,内里被隔开一个个小小的单间,住满了来北京打拼的外地租客,许多是从事服务员、物流配送或者送餐员之类的工作。马闯一家三口和父母来这里落脚时,不巧没能找到同一栋空出来的两个房间,于是,在相距数百米的两栋楼里各租了一间房。 马泉营村的出租房群内部,人员庞杂,流动频繁。阡陌纵横的巷子里,略微富余的空间,被北漂的劳动者们各式各样的代步车占据,大都是电动车和摩托车。马闯家门口,被三辆车围住。马闯和妻子各一辆摩托车,还有一辆是马闯的表哥的,最近,他回河南老家陪伴待产的妻子,暂时把送餐用的车寄存在了马闯家,等几个月后照顾好妻子,还要回来北京送外卖。 马闯开玩笑说,在马泉营村,自己的家是一个“骑手之家”。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大人们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 偶尔,马闯会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时是在美食档口取餐的时候,时间充裕的话,能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说的多是当天收到的差评或态度恶劣的商家。12月初,马闯的女儿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爷爷马国保遇到马闯的时候,聊的都是孙女恢复的情况。有几次,马闯在送餐途中遇见骑着车送餐的母亲赵华清,两人都着急送餐,就只按几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个篮筐里的鸡蛋,挤挤挨挨,时间撞在一起。照顾孩子等家务,只能匀出妻子潘明月来,她跑兼职单,收入少些,但时间自由,每天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等后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巷子口就会出现潘明月骑着电动车的声音。她把车停在出租屋门口,洗了洗手,就进了厨房备菜。嫁给马闯前,潘明月不会做饭,一家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担起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也学会了下厨。马闯两点多回家,帮着潘明月将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端出来。女儿四点多才放学,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 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马国保和赵华清也在吃午饭。马国保和赵华清都是全职,有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固定工时。做饭还是由妻子负责,为了尽快准备好饭菜,赵华清总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没单子的时间,回家备菜。 为什么会扎堆。归根结底,这个家庭发展根系的逻辑,延续着熟人带熟人的方式。到家人亲朋打拼过的地区工作,是他们所能动用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也是很多这类家庭到大城市打拼最基本的跳板。 对马家来说,这层阶梯,就是马闯的堂哥一家。第一个被拉来北京的是马闯。2016年,他对在广州五金厂的工作不甚满意,求助堂哥之后,他跟着堂哥,进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厅当学徒。出发前,他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学不会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拼的堂哥,安抚着他初来北京的忐忑。 工作后,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这层疑虑。马闯的父母,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放弃了广州的工作,随儿子一起来了北京。当时堂哥一家已经在北京落脚,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马闯一家很快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有了着落,父亲马国保跟着自己的大哥送快递,母亲跟着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银。 经过堂哥一家的“传帮带”,马闯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岗位独立运转了起来。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脚,也很快撞见了一些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窘迫时刻。 独立送快递后不久,马国保一次不小心开着载满快递的三轮车,驶上了北京东五环的立交桥。为了拓展更多空间,为疏导交通流足更多余地,北京六环内,随处可能修建着立交桥。有时候驶入一个路口,马路会在前行数百米后忽然上倾,而后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这便是大城市庞杂的一面。在老家,村里一马平川,马国保没走过这样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着头皮骑车谨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车不断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为他提供指点。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战战兢兢将三轮车停在路边,给自己的大哥发消息求助。最后,大哥来将他带了下去。 马家人后来流入外卖骑手一行,契机在于马国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他送快递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线,也熟练掌握了导航。在饭桌上,他听转行送外卖的前同事聊起,跑外卖的收入比以前要高。于是,他辞了送快递的活,跟着前同事学,成了一名骑手。 事后看,马国保的这次职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个家庭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马闯的披萨店负债歇业。他在家待业一个月,每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里的求职软件,试图继续留在餐饮行业,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岗位要么离家太远,要么薪资不高。女儿才不到一岁,各方面都需要花钱,还有债务需要偿还,马闯的失业让家庭的运转陷入了困顿。 当时外卖行业正热,父亲成了家里的支柱。马闯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亲接济,女儿的奶粉有时也得马国保帮忙买。为了让失业的儿子尽快振作,马国保建议他来送外卖。当时马闯一穷二白,做骑手开的第一辆摩托车,还是父亲帮忙买的。 2022年,赵华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赵华清来北京当了两年收银员后,因家里还有在读高中的小儿子需要看顾,决意回老家尝试当微商。为了获得更高的代理职务,她大量购置商品,最终在几年内,将大部分钱财赔了进去。 得知了赵华清的亏损,马闯和马国保父子开始劝说她回京,做什么,自然也是外卖骑手。赵华清羞愧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最终答应了下来。 一棒传一棒,马闯像当初父亲教他一样,带着母亲一点一点熟悉送餐的流程。刚过完年不久,单子还不多,母亲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跟着他跑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他带着母亲购置了一台电动车,又跟着她从七八点跑到了十一点。两三个小时里,母亲挣了两百块钱。这是两年来,赵华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长。 2022年年中,马闯的弟弟从河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找不到工作,考公也无果,最终在家人的提议下,上半年也住进了马泉营村,穿上骑手服送了几个月外卖。马闯的弟弟性格内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绪。马闯隐约感觉,弟弟虽然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收入,却始终不满意送外卖这份工作,只是一时间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将就。 突破圈层的想象 有时候,马闯会开玩笑说,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这个家里,成员们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女儿,每个家庭成员都曾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区之间拼命飞驰,场景不断地变换、摇晃,他们无望地看着自己奔向超时的结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轨道里盘绕,这样的轨迹与经验最终还是没能满足马闯弟弟的心气和野心。只干了几个月,马闯的弟弟回了河南,报名了郑州一家机构的编程课,企图抓住一块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马闯也想从每天在崔各庄风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过上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坐进写字楼的办公室里,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比起眼下风吹雨淋的工作,写字楼里的劳作有建筑遮风避雨,更规律,不用透支体力和时间。但他过早辍学,想要出走到这样的结局…… 半个世纪来,这个家庭吸收着有限的家庭资源,在固定的轨道上缓慢前行。马闯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一生扎在农村的土地上。马国保和赵华清完成了从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们二十岁结婚生子,在大儿子马闯五六岁的时候,拿着几百块钱,到隔壁南阳市批发卖菜,走出了驻马店的村子。 马闯见证了父母进货的工具从脚蹬三轮车,换成了摩托三轮,后来又换上了大卡车。零几年时,父母在老家县道边盖了一栋有前院和后院的两层小楼,带着他们搬出了老旧的平房。 高中毕业后,马闯没有考上大学,父母曾想把卖菜的生意经教给他,但马闯拒绝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摊帮忙,见过父母的辛劳,他觉得菜摊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进了一家五金厂,负责在高温车间里给电机烤漆,轮班上岗12小时后,他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车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拎着一袋路边买的酱香饼回到家,马闯嚼着嚼着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那块饼还在嘴里没咽下去。城市里的工作不如他想象得轻松,工资也不如想象中多,马闯觉得厌倦。 马国保和赵华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卖菜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会面临风险。从马闯高中起,父母就几次出现菜品选择的失误,不断亏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车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没卖完,只能倒掉,亏损了几万块。连续的亏损不断挫伤马国保夫妇的信心,放弃的念头日益强烈。 一家三口的命运重新交汇。一年结束,马闯从上海回老家过春节,转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广州,进厂上班。一年后举家来北京,开启了骑手一家的序章。 从西餐学徒做到厨师长,马闯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几个月,他迷失在西餐厅后厨二十多种调味料中。迷迭香与百里香的区别、调味料的用量、多种组合的先后顺序,家里做饭不用这些佐料,这些是超出他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尝试。时间久了,他学会了记笔记,将需要记忆和区分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在笔记本上。一年多的时间,从成天只能站在高温油锅边炸薯条,到顺利出餐不被退回,他总算出师。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辗转在不同的厨房里,学习不同国家的菜系,技艺不断纯熟,头衔也不断升级。风头最劲时,他在朝阳大悦城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当厨师长。 当时马闯发觉,虽然这不是顶级的厨师岗位,但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处。公司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从国外回来的人镶着米其林星级的金边,升上行政总厨。但不会英语这一点挡住了马闯,想要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成就,他还得在这个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许创业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机会——25岁的马闯决定试试。2019年七八月,马泉营村附近新开了一座美食城,马闯和潘明月在那里开了一家披萨店。 头半年生意红火,女主人潘明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还在店里帮忙。潘明月回老家待产的一个多星期里,马闯一个人撑着这个店铺,炸、炒、烤的各种工序并行。烤箱的高温,烘得他起了满背的痱子。 半年后碰上疫情,等到来年,生意依然没有好转,之后的半年不断亏损。父亲听闻他一直在赔钱,劝他关店。马闯不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店,竭尽全力他也想坚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钱,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实在填不上了,他才放弃。 机遇之于马闯一家,就像走旋转门,看似走进去,却时常回到原地。 马国保和赵华清年轻时在南阳卖菜赚了第一笔钱。他们决心用这笔钱改善住房。当时,许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有远房亲戚怕他们错过搬进城的机会,劝夫妻俩赶紧也去买一套。但是,马国保想着要回老家自己盖房,坚决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想要兼顾机遇和情怀,对马闯一家来说很难。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方刚展露攀升的势头,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日后的房价会以怎样的速度攀升。 马国保如愿在村里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远房亲戚也花十万元在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没两年,机场附近的地块拆迁,亲戚买的房子被拆,获得了数百万元赔款。 而随着孩子们长大,马国保开始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成婚都流行在城里买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渐渐地在孩子们的婚恋里,派不上用场了。 有时候看向远处,马闯可以看到另一个圈层的家庭是如何伸展、发展家族的枝叶。 在马泉营村周围环绕着大片别墅区。那里的楼栋和马闯住的矮楼群一样整齐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别墅区,因为精巧的设计,每一户都能享受绿意与阳光。 空阔的空间,和充分被保护的私密度,是别墅业主们享有的便利,却成为骑手们的麻烦。 马闯不喜欢去别墅区送餐。摩托车不可能开到楼下,保安总是连人带车把骑手们拦在小区门口,要等登记和跟业主确认后才给放行。进别墅区不能骑车,只能走进去送餐,远的话,往返小区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时。 去年,马闯接过一个单子,信息提示顾客买了价值五六千的红酒。本以为会是数量庞大的一单,没想到取货时,马闯发现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红酒,这意味着单瓶酒价格就上千元。不仅如此,配送费还达到了160元,折算给他的金额足以抵他午高峰一两个小时的订单收入。 马闯送餐时,看到过一家中介摆出这些别墅的售价,一栋两千多万。马闯想,一瓶红酒一千多元,虽然自己也掏得起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对于住在别墅区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天价酒水,估计和自家在聚会上点一百多的红酒白酒性质上没什么差别。 在这个圈层里,货币以膨胀的方式存在着。 马闯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这样的酒。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圈层里,人生的路径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许是因为高学历或其他条件,他们在公司里表现优异且资历丰富,继而拥有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薪。 如何获取财富,马闯承认自己想象力有限。除了做点小生意,或是直播电商,他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年薪千万的大主播,经历难以复制。况且,那是家里的人都不熟悉的行业,在不熟悉的行业,没有亲戚朋友的引领,很难成功。 停不下来的齿轮 如何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多人难以搁置的烦恼。马闯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贪大财,马闯也知道自己需要赚很多钱。 2021年,马闯的女儿一岁多时生了一场病,发烧,吃药一直不管用,送到华西医院后,检查得知孩子已经快要烧到肺炎,必须尽快住院。 一万元的住院押金,差点压垮了马闯和妻子。当时马闯刚开始送外卖没多久,虽然债务没还完,心态仍旧轻松,每天只跑六七个小时,能挣到两百多就乐呵呵地下班。工资覆盖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都勉强,更别提存钱。以至于要交押金时,马闯手里只有两千元。没办法,夫妇俩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打给了马闯远在老家的爷爷,才凑上钱。 马闯说,如果不是发现自己连女儿一万元的救命钱都掏不出来,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必须四处找钱的境地:“你不好好干,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么着需要钱,你没钱的那一刻最丢人。” 女儿病愈后,马闯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出门,一直跑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马闯入选了“骑手上大学”项目,免费在国家开放大学就读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可以获得大专文凭。为此,他特意买了笔记本电脑,晚上下班了就看一会儿网课。起初还特别有激情,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单子不多的时候都会掏出手机来上会儿课。 马闯慢慢发现,上课无法急于一时。他依旧像初高中时一样难以理解复杂的原理,老师讲起计算机的二进制,他听得迷糊。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拥有了一定要学会的理由。 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无法停下。一直在轮转的夫妻二人,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儿子。2017年,马国保和赵华清掏出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了首付的十几万,给大儿子马闯在老家县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两年后,马闯结婚,彩礼也由他们置办。小儿子编程培训班的两万元学费,再加上在郑州租房的费用,都得老两口来付。以后他结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帮持。 老两口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孙女出生后,他们也抽不出时间帮马闯这对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给予的,只有经济上的援助。 现在,马国保仍会时不时询问马闯手里的钱够不够花。看到对话框里的红包或转账,马闯心里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气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摆在他眼前。 一个月房租2000,房贷2000,四口人的生活费2000,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加油一个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月得将近一万块。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计划外开支的考验。 “下一代说不定还是送外卖。”马闯一家五口都是骑手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后,有网友如此评论。 马国保接受不了这样的论断与推测,马闯和潘明月也对女儿被牵扯进来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卖,我也没觉得丢人,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马闯彻底崩溃过一次。当时天刚擦黑,往常该顺着晚高峰的人潮四处送餐的马闯,骑着车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冲进厕所,关上门,躲在里面哭了出来。哭声在狭窄的厕所里回响,穿透单薄的墙板传到门外。 回家前,马闯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天天送餐吗?”马闯平时性格乐观,群里的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国保,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 生活是害怕比较的。马闯偶尔会羡慕身边的同龄人。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在马泉营村附近开了家早餐店,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两家店里。大伯和伯母给堂哥买了辆车,堂哥夫妇也还没有孩子,生活压力要小许多。 潘明月在马闯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发的消息。她拉开了厕所的门,站在门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挣多点就多吃点,挣少点就少吃点,不跟别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看起来,马闯似乎也只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马闯明白,自己需要卸掉这些压力,撑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干眼泪,让情绪过去。隔天,马闯又沉浸在收入额不断跳动上涨的获得感之中。再次活跃在微信群里时,他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积极面貌,“兄弟们,你们看我这单挣了多少钱,你们行不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