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商汤科技创始人、人工智慧领军人物汤晓鸥15日猝逝，享年55岁，但其死因引来多方猜测，网络盛传他或许卷入高层政经利益纷争。 汤晓鸥的告别仪式19日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大批民众冒雨送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前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等领导人致送花圈。 据新京报等陆媒报导，汤晓鸥1968年出生于辽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98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工作，2001年创立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此实验室后来成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人才库，为中国的人工智慧（AI）行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2014年，汤晓鸥和学生一起成立商汤科技，同年发布的人脸识别算法首次超越人眼识别能力。商汤科技被称为中国“AI四小龙”之首，2021年在香港上市，汤晓鸥成为科技富豪。 不过，商汤科技争议不断。2019年，美国商务部将商汤科技在内的中国企业和单位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指其科技产品用于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2021年底，美国财政部又将其列入“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并列入禁止美国投资黑名单。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关专家说，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如何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统计，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不仅如此，从论文质量来看，根据反映学术论文质量的指标之一，即论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被学术杂志上其他学术论文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美国，占据世界首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这方面占据的份额是20.7％，超过美国的19.8％。 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 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以后的2017年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榜首。 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美国的警觉 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也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8家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批。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6家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尤其是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大学或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人和机构永远不会奏效。” 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也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一些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与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 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全面脱钩绝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并不单单是中国，美国也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 费瑞安说：“仅仅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中获益良多，我认为利大于弊。” 费瑞安表示，他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认为，重要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从中受益匪浅。 尴尬的人才争夺 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日的一篇报道甚至把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库马可波罗（MarcoPolo）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59%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20%源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一半以上（53%）源自外国，其中37%源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日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中，至少有五个人是中国公民。 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56%）在本科毕业以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以后，88%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10%返回中国。 《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日的一个报道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讨论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学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54%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也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一些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2020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 费瑞安说：“我们估计了会有多少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的影响，我们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来自中国国防领域七所大学和其他一些被美国政府制裁的大学，比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的学校的中国研究生。” 马可波罗智库的报告说：“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很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来自竞争对手国家的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也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 费瑞安说：“但是还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这些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没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可能没有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 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Matt Sheehan）说： “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也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担忧。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募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 最大推动力：美国技术和知识 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端知识和技术传输，中国的这些“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走多远？ 朱松纯从2020年开始任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的，之后他在美国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机构工作了将近25年。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钹尽管是清华大学自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开始的。 2018年6月28日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AI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AI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飞飞等美国专家。 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说明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一些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下研发解析度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资助。研发这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David Brady）有一次甚至为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美元。布拉迪筹资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拿到4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据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也安装了布拉迪研制成功的监控摄像机。 费瑞安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自己国内的进步和改进。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国工作过的人组建的。 费瑞安说：“或许最著名的例子是吴恩达（Andrew Ng），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去了百度。” 吴恩达2011年在谷歌创建了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大脑”。2014年他离开谷歌，加入百度，担任百度首席科学家。他同时负责百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叫做“百度大脑”，就连名字都和他原来的“谷歌大脑”相似。 费瑞安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我自己对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相关系统和设备的公司的调查中，好像的确有许多员工以前曾经在西方公司工作过，所以总的来说许多用于生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知识是在美国产生的，或者可能这些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在美国、英国或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过教育，然后最后再回到中国。” 2022年1月31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由院长王辑思策划的定期研究简报，题为《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这份报告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美技术脱钩将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脱钩将给两国都带来损失，但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不过，这份报告发布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删除。 未来的思辨 美国政府制裁这些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向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但是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指数显示，在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自由指数倒数第14；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倒数第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权状况恶劣是常态，对人权的践踏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只是因为那些中国企业参与了新疆的镇压而制裁它们，参与中国其他地区践踏人权行动的企业就不该受到制裁吗？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有实际的商业应用。他说(ACT 7)：“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共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是国家实力的来源，如果能发展一家公司，可以在销售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方面拥有竞争优势。所以……我认为商业、执法和军事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美国应该如何区分和应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呢？ 费瑞安说：“美国是世界的磁石，因此我们基本上创建和维持科技公司，并通过能够营造协作环境并利用世界各地取得的创新和突破的最佳成就，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导者，然后使它们塑造成总部位于美国的产品、初创公司和公司，最终遵守美国法律，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市场原则和民主价值观。” 双边交流和贸易可以最终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说了四十多年。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四十多年的双边交往，才造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也造就了美国目前的头号对手和潜在敌国，其中的利弊究竟如何平衡呢？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的一报告（《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建议设立全球标准和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使用符合道德规范。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西方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吗？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不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先例来看，即使在人工智能领域制定了标准和道德规范，中国会遵守吗？
除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外，众多中国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近年来也成为美国商务部技术出口管制制裁的对象。不过，许多进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中国AI企业近年来的估值不降反升，中国在AI行业的投入也不断增加。许多分析认为，由于基础研究薄弱、部分技术对美依赖度高，中国AI强国路未来还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美国制裁无效？中国AI公司遍地开花 最新统计说，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95万家。中国证券时报网8月20日报道说，企业信息统计工具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0日，中国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21万家，较去年同比增长45.27%；95万家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机器人、数据处理、云计算、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从2019年10月开始，美国宣布多家中国AI企业和研发机构参与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主的监控和侵犯人权作为，祭出“实体清单”技术出口禁令。英国《金融时报》7月发表一篇题为“美国黑名单没能挡住中国AI初创企业野心”的文章。文章说，面对美国制裁，中国旷视科技（Megvii）和商汤科技（SenseTime）等人工智能企业正在积极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同时签下海外订单。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今年全球的人工智能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26.2%，预计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则将超过1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44.5%。 国际数据公司（IDC）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达28.9亿美元，包括硬件在内，整体市场规模约为60亿美元。到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127.5亿美金，2018-2024年复合增长率达39.0%。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旷视科技的智能温度测量系统已经出口到日本和中东，用于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工作。商汤科技正在与新加坡的博彩业监控技术项目进行项目磋商，并在今年早些时候与泰国的房地产开发商签订AI云计算服务协议，并加入了日本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升级的投标。 彭博社8月18日报道说，商汤联合创始人徐冰透露，商汤科技2019年的收入飙升了147%，达到人民币50亿，知情人士说，商汤今年的收入可能达到90亿元。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某些层面提升了对AI计算机视觉应用（也就是监控、图像和身份识别技术应用产品）的需求。彭博社报道说，商汤今年的收入表现可能得益于中国疫情管控期间对监视器需求的提高。据报道，商汤为中国127个城市提供交通监控和住宅监控摄像头。商汤的“智慧出行平台”在郑州、西安等多个城市落地，支持在乘客戴口罩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刷脸”进出站。 美国“实体清单”打乱“AI四小龙”供应链 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云从科技（CloudWalk）、依图科技（Yitu）被业界称为中国“AI四小龙”。2019年10月，28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商汤、旷视和依图被一网打尽。2020年5月，美国发布的又一批实体清单将云从科技等7家商业实体包括在内。 “AI四小龙”进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原因，是“参与了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族群实施的压迫、大规模任意拘押和高技术监控等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动”。 实体清单直接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元器件供应和海外市场。 云从科技今年6月对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该公司的供应储备可以维持一到两年，并与一些中国国内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还要加快本土化进程。中国科技资讯网站“DoNews”报道说，云从与华为、寒武纪、曙光等企业合作进行了国产化替代的准备工作。文章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上下游供应链的问题，需要国内企业抱团形成合力”。 但公司一名副总裁承认，美国制裁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研究员杰弗里·丁（Jeffrey Ding）警告说，美国的芯片禁运将对中国AI产业产生长期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它们的的库存耗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时，你就会看到长期的影响。这些公司不像华为那样，旗下还拥有海思半导体，它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芯片生产能力……也许他们会依赖华为来提供部分芯片。” 随着美国对华为制裁的升级，华为对国内芯片的供应能力也日渐吃紧，可能自顾不暇。据DigiTimes本月报道，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体正在大量流失工程师。 另外，分析人士说，实体清单对中国AI公司的另一直接影响是让它们的募股上市和融资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这一方面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旷视科技。旷视上市计划早在2018年就已经启动，2019年8月，旷视已经获得9轮融资，累计融资13.5亿美元，并向港交所提交了招股书，希望“成为在香港和全球首家上市的真正人工智能企业”。 然而，2019年10月突然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实体清单后，旷视在香港上市的进程面临许多挫折。有消息说，旷视科技打算中止在港上市。 《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旷视科技今年在营收已经达到了被“拉黑”以前的水平，市值估计达到40亿美元，可能计划在2021年转而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美国制裁下，中国AI公司仍难舍国内监控市场 旷视科技去年对美国将其列入实体清单表示抗议，并发表声明中称，其2018年营收中只有1%左右来自新疆，2019年前6个月没有从新疆获得任何收入。 牛津大学的杰弗里·丁表示，美国制裁的最终目标是要制定一个“连贯的、原则性的表述”，来说明美国如何对那些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实施合理的标准。他说，实体清单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标准，对有关公司如何被添加、或如何可以从名单中删除缺乏明确性。 他说：“例如，有一些公司，尤其是旷视科技，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新疆获得的收入不到总收入的1%，并且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一切行动。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实体清单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可以让一些公司可以从实体清单中被剔除，或者把更多的公司加入这一清单——我认为这在目前还很欠缺这样的标准。” 据中国网络媒体DoNews报道，“四小龙”中唯一躲开2019年10月的第一轮实体清单制裁的云从科技曾作出这样的总结：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和中国军方存在合作，二是在新疆展开业务。 报道说，AI领域专家认为，美国商务部不太可能去调查一家中国公司是否真的在新疆有业务落地，更多的还是对安防业务，尤其是和公安系统有合作比较敏感。 中国AI企业不太可能因美国制裁而放弃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内安防市场利润诱惑。 IDC报告说，2019年全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应用市场达14.56亿美元，市场增长来源于安防、城市大脑等领域，中国AI的强项——人脸识别技术——与中国安防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IDC说，计算机视觉应用主流供应商中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占领先地位，云从科技和依图科技位居第三和第四。 此外，政府补贴对一些AI企业来说是收入的关键。公开资料显示，科大讯飞（iFlytek）2019年的净利润为8.19亿元人民币，但有4.12亿元的收入来自于政府补贴。该公司表示，2019年为应对美国实体清单影响的相关支出费用为7083.2万元。 瞄准中国软肋：软件制裁，技术碾压 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应用实用主义，弱点是基础研发。美国“实体清单”针对这个弱点，不但禁止关键技术元器件的出口，还禁止向名单上的科研部门出口美国软件产品。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等在内的33家中国公司及高校列入“实体清单”，任何美国公司和个人在未经特许的情况下不得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和机构销售美国技术和产品。 据集微网报道，由于哈工大和哈工程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MathWorks公司禁止该两所高校继续使用该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和科学计算仿真软件MATLAB，这意味着两所高校的师生发表论文或者从事商业项目时，作品中不能再包含任何基于 MATLAB 的内容。 中国同盾科技合伙人、副总裁兼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李晓林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仍存在差距，特别是基础算法和基础硬件发明专利占比不高、海外专利布局欠缺等问题。他在《2019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白皮书》中建议，中国需要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等方面加大创新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