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加之高压的政治气氛，百姓民不聊生。近十年来，超过116万中国人润出海外，他们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之中，爬山涉水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然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就发重话要整顿非法移民和犯罪贩子。果不其然，川普1月20日上任后，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中断了全球各地难民进入美国的道路。即使这样，仍没有浇熄中国人润出去的热情，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东南亚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只要能逃出中国，就能逃开中共魔掌，获得片刻安宁。 根据美国白宫网站，川普就职后签署了多项行政令，其中一项旨在“重组美国难民接纳计划（USRAP）”，还有一项用于“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及其他它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威胁”。 第一项行政令指出，美国难民接纳计划因对国家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而被暂停。第二项行政令要求对所有外国人“尽最大可能”加强审查，特别是那些来自“已确认存在安全风险的地区或国家”的人。 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向福克斯新闻透露，卢比奥在正式上任后指示国务院停止难民安置计划。 他还命令国务院对来自“危险地区”的签证申请加倍审查，并援引川普签署的新行政令作为依据。 而在川普签署暂停难民接收的行政令发出后，已预订的难民航班被取消。 美联社1月22日审阅的一封电子邮件，负责监督难民处理和抵达的美国机构告知员工及相关方，“难民赴美的行程已被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国会山报》审阅的另一封电子邮件则显示，发送给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处理难民案件员工的指示要求他们，“不得对任何难民申请作出最终决定（批准、拒绝或结案）”。 根据CNN获得的一份国务院发给安置合作伙伴的备忘录，这项暂停令将于1月27日生效，但航班暂停表明针对该行政令的行动已经早早启动。 备忘录还指出，难民案件的处理已被暂停。“目前不得向美国难民接纳计划提交新推荐案件。” 美国梦碎了，中国民众并未放弃逃离中国，熟悉中国各式对外移民业务、包括“走线”的老洪告诉中央社记者，据他亲自经手及了解，这半年多来，有的中国人转而想先就近在泰国、马来西亚落脚就好；也有人把日本列为新目标；部分人则锁定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及欧盟的西班牙作为目标。 老洪说，厄瓜多尔去年6月暂停对中国人入境免签，如同断掉了中国人“走线”进入美国的一块跳板；加上川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不论美国还是墨西哥都开始紧缩及加强查缉非法移民，越来越多的“走线客”无法顺利像先前般取得庇护，甚至还有人被遣送回中国，不但被开征高额罚款，护照更直接被注销。 老洪表示，先前有一种较有财力者常用的方式是，先取得可多次进出日本的签证，再从日本直飞墨西哥免签入境，再伺机进入美国，省去了在丛林、沼泽里冒险“走线”的危险，但费用超过2.5万美元。 然而，墨西哥如今也开始加强防堵，拒绝这类中国人入境。老洪说，他的一些“客户”便因此滞留在日本，进退不得。到了川普1月20日上任前夕，这些“客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想在川普上任前进入美国。还好，他让客户经由转机改飞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至少顺利入境了，再想其他办法进入美国。 很多中国民众也就近选择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老洪表示，泰、马入境相对容易，对移民的要求没那么高，生活适应也较容易。在美国“走线”潮渐消后，泰、马成为中国民众“润”出国的新选择。 马来西亚后来居上和泰国与中国签有引渡协议有些关联。前些年，有不少异议人士“润”到泰国，却差点在中国要求下引渡回国，加上中共国安在泰国布设的“耳目”一向众多，也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民众“润”出国的热门地点。 印象中，日本的对外移民审查相对严格，一向不是对移民持开放态度的国家。但老洪表示，对中国的高收入人群来说，日本反而比美欧更受青睐，主要是日本政策上虽然一向排斥中国普通移民，但却颇欢迎中国的投资型移民。因此，不想被“走线”、签证折腾的中国高收入人群，日本成了“润”出国的新选择。 至于其他国家，老洪表示，先前“走线”受阻的中国人中，眼见美国关上大门，有些人选择留在墨西哥打工。但墨西哥治安不佳，收入相对不高，这些人其实并没有久居的打算，还是在等待机会进入美国，留在墨西哥其实是无奈的选择。 老洪提到，传统上是中国富人移民首选的加拿大，近来也有普通中国人采取逾期滞留寻求政治庇护的方式试图留下。但加拿大近来也收紧了旅游签证发放，这和川普回锅白宫不无关联，这招是否还管用不无疑问；至于欧洲，移民门槛相对较低的西班牙，也是这几年兴起的中国移民标的，但欧洲反移民气氛近年来明显升高，也使一些中国人为之却步。 “如果不是中国成了这副模样，谁会一门心思离乡背井，冒著风险‘润’出去呢？”老洪边看著手上的各式移民案例，边感叹地说。
伴随著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语速拖沓、了无新意的党文化式“新年贺词”，2025年的中国沉闷开局，代表市场信心的股市继续低迷。 笔者有时翻看中国大陆网路，看到满眼“大好形势”和“他国乱象”，再加转移国内危机焦点的花边新闻。虽然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商业萧条的反馈，但都压不过当局鼓吹的“经济光明论”。政治上，能看到官方不少反腐信息，高层内斗被尽力锁在黑箱，官民冲突不时有零星信息冲破封锁传到海外。 最近看到联合国一组关于中国人逃离祖国避难的数字，让我感到悲伤的同时，又清楚知道，中共以暴力和谎言统治的政权，其实正在快速下坠之中。 “用脚投票”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近日发布报告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统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寻求庇护者的累计人数突破了一百万大关。 这份报告称，在过去两年中，媒体报导了许多从中国戏剧性逃亡的案例，而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数据印证，这一趋势几乎是在习近平上台后立即开始的。至今，中国寻求庇护者的累计人数突破了一百万大关，达到1,158,739人。 报告还指出，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寻求庇护人数以创记录的速度增长，仅2022年的寻求庇护人数，就与胡锦涛10年任期内的总人数相当。 这里还没有包括以正常移民渠道离开中国，并没有寻求庇护的人，他们当中不乏基于政治环境不佳理由离开中国的。 根据投资移民公司Henley&Partners的最新报告，2024年估计有15,200名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流动可投资财富的中国富人搬离中国，通过移民流失的富人数量将超过任何其它国家。而2023年，中国有13,800名高资产人士离开，比2022年增长28%，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 另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大约有50万中国居民净移民海外，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但到了21世纪10年代末，这种趋势开始逆转。中国的净移民人数在2018年已反弹至近30万人。 这是典型的“用脚投票”，发生在更专制的中共习近平时代。很好的证明了由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恐惧在加剧。 “用脚投票”，已普遍被学界认为是共产政权专制统治下人民大逃亡的特点。 1949年到1961年，共有350万东德人冒死逃到西德，20%的东德人选择用脚投票，带动整个共产大本营都人心思迁。东德逃亡人群中间高达50%来自知识阶层。并提到，虽然东德领导层声称他们由于经济原因离开，但来自逃亡人员的证词指出这更多是由于政治原因。 为了翦除人民的梦想和希望，1961年8月13日零时，在苏联的部署下，东德实施用铁丝网封锁了东德。两天后，水泥墙迅速筑起。柏林围墙修建后逃亡被大幅限制下来，东德边防军获允许对非法越境者开枪射击，但仍有数千人尝试翻越柏林围墙，当中死亡人数不详。 柏林墙无疑是一座显示苏联主义失败的纪念碑，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成为共产世界分化瓦解的标志。 类似地，中共建政后数十年间，吃不饱饭的中国大陆人大规模冒死偷渡至英属香港。但中共“收回”香港后，到近几年中共镇压民主运动，强推国安法，失去民主自由的人们又大规模离港。 时至今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更是跋山涉水，以“走线”等各种方式，四处逃亡。 当然，还有难以忍受共产专制的人们一直在从朝鲜和古巴冒险外逃。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都学会了“用脚投票”。 这些专制国家的人民逃离，与其它一些国家因为战争或天灾原因逃离，性质是不一样的。 有意思的是，当年前苏联阵营一些领袖的子女跑到西方阵营去寻找新生活：史达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楚的私生女九十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如今，中共高层和退休元老的家族中，包括习家，又有多少人移民西方？ 2025开年，网上传出消息，有中国首富家族、红顶商人之称的荣毅仁家族集体移民加拿大。荣毅仁曾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其子荣智健曾掌中信泰富，也是红色富豪，是中共当局的座上客。这则移民消息目前无人出来否认，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网民认为这是中国权贵也对国内环境失去信心的标志性事件。 待机举事 许多人选择用脚投票，但也有人愿意留在中国等待机会起事。 大概在三年前（2022年），曾有国内做文化商人的老友告知笔者，他们在国内有个圈子，都是不露面、尚安全的异议人士，以商人为主，也有个别中层官员，甚至还有警察，他们经济透过安全软体组群议事，一有机会就向中国民众做民主启蒙。 后来他们有些人参与了反封控的“白纸运动”，结果是许多年轻人出事，有些出走海外。包括我的这位朋友也润了，但有些人没法出来，也有人是不愿出来，希望继续等待机会。 这些人是强调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改变中国的，在未来中国时局发生变化，他们肯定会出来呼应。 就在前几天，看到中国传出的一个影片录音，其中一名男子大胆地谘询市长热线如何成立新政党，把接线员吓坏了，说无法回答。中国并没有组党自由，这是一位勇敢的异见者，但相信不是我所了解的在背后默默等待时机的这部分人。 但还有一些人希望用武装来解决问题。 去年11月14日，中共公安部开新闻发布会警告有人网上传授制枪方法，如违法将追究刑事责任。这不一定是指向伤害人民的暴力犯罪份子，而是想搞武装起义的人士。 中共军队的武装起义是当局最害怕的。 一位朋友在广东有亲属在中共某战区机关，他最近透露：“中共军心其实不稳，军队太烂了，都是买官来当，连续两任掌管人事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和苗华都落马，有思想的基层军官和士兵都很不满。确实是有一些军官欲效仿武昌起义，待机举事。” 朋友说，起义可能要等两个时机，一是中共武统台湾的非常时期；二是习近平突然死亡，党内混乱之时。 这个消息未知是否属实。但笔者可以从别的地方获得军队事变有可能发生的印证。 自去年火箭军腐败案爆发之后，中共大批军方将领和军工系统官员落马，目前还在延烧，但官方大多秘而不宣。2024年12月25日，前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南部战区海军司令李鹏程被解除人大代表职务。至今已连续两任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出事，前任司令鞠新春已在2023年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使得南部战区海军成为腐败重灾区。 今年1月10日，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军纪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要求军队维护习中央，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并说要推进反腐，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等等。这些话语有半带恐吓、半带安抚之意，或是与军中生乱的传言有关。 2024年12月23日，中共《解放军报》曾发表一篇谈基层官兵管理的文章，指官兵管理松散、纪律松弛，强调要整治违规“翻墙”——就是越过中共网路防火墙看外网自由资讯的行为。中共军报这篇文章等于透露了翻墙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都认为中共军队极端封闭，军人被强化政治洗脑，但如果军人偷偷翻墙，对军队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共的网路防火墙，经常被形容为当年的柏林墙，因而有“推墙”运动的兴起。连军人都翻墙，社会上有意愿而且能翻墙的人数会很多。 前边的中共军报文章，还同时提到整治官兵“不正当交往”等问题。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不正当交往”，很可能是担心军人相互串联，做起义的准备，这个“不正当”，恰恰是正当的。 告诉台湾 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将近，最近海外热传各种预言，包括台海要开战，习近平要倒台等等。 人们在海外热衷传中共政权倒台的预言，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民心或民意，包括那一百万逃离中国的人。至于台湾命运如何，笔者认为一切在变化之中。 世事难料。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只想真心的告诉台湾人，无论将来面临什么，都不要相信中共，因为它代表邪恶！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星期五(1月10日)发布报告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连年创新高，总数已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位去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王守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主因。 从建筑承包商到流亡者：王守峰的故事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王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原在安阳经营首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二十年了，是个带领几十号建筑工人的包工头。 他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红火的那些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项目个个都是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他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他的民主思想和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和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许志勇等人往来密切，且自己也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这让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 2023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 去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后，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最后逼得他必须拿出长年积蓄、垫付工资给工人，一因对生活苦的工人良心过不去，二因若他不及时垫付，恐遭工人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之人，或引来牢狱之灾。 王守峰还说，即便他已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想尽办法打算抓捕他，所幸一位受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也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 王守峰说：“去年一个警察……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然的话，国保让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来不及考虑，就立即逃亡了。” 匆忙中，王守峰先是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日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可以活在自由的国度。 王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就像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 王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处于前途茫茫的窘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把在中国经商的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 中国大逃亡：数据揭示规模 像王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非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 “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布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2024年间，总计逾115.8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 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去年的总出逃人数至少17万6239人，将创史上新高，恐不仅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169%，更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翻了14倍之多。 “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2022年一年，中国出逃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十年间的总出逃人数。 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约为24%。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同比2021年略微下降1.8%，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而这些中国人逃往何处呢？ “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仅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75%，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韩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度分别有900、379和248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身分。 “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劳拉·哈思(Laura Harth)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恐显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 跨境镇压与中共高压统治 哈思说：“这(波大逃亡)也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 哈思还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的统治。” 另一位因人身安全考量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籍企业家于去年12月4日逃至泰国。然而，由于泰国与中国签署了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国。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 他通过安全的即时通讯APP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了中国梦，我用24年时间梦醒时，我被家破人亡。” 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都被地方势力霸占了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也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的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上访，但当局要么在北京火车站截访，要么派流氓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 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甚至在他老家的屋顶上随意加盖了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借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公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子，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这让他感叹道，地方当局的贪污程度之深，真是无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星期五(1月10日)发布报告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统计，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连年创新高，总数已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位去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王守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主因。 从建筑承包商到流亡者：王守峰的故事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王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原在安阳经营首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一二十年了，是个带领几十号建筑工人的包工头。 他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红火的那些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项目个个都是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他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他的民主思想和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和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许志勇等人往来密切，且自己也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这让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 2023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 去年5月，王守峰因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后，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无法到账，最后逼得他必须拿出长年积蓄、垫付工资给工人，一因对生活苦的工人良心过不去，二因若他不及时垫付，恐遭工人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之人，或引来牢狱之灾。 王守峰还说，即便他已两头损失惨重，当局仍想尽办法打算抓捕他，所幸一位受他启发、有民主思想的公安为他通风报信，但也迫使他开启海外逃亡之路。 王守峰说：“去年一个警察……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然的话，国保让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来不及考虑，就立即逃亡了。” 匆忙中，王守峰先是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日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可以活在自由的国度。 王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就像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 王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处于前途茫茫的窘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把在中国经商的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 中国大逃亡：数据揭示规模 像王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非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 “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布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2024年间，总计逾115.8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 其中，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去年的总出逃人数至少17万6239人，将创史上新高，恐不仅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169%，更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翻了14倍之多。 “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2022年一年，中国出逃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十年间的总出逃人数。 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约为24%。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同比2021年略微下降1.8%，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而这些中国人逃往何处呢？ “保护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仅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75%，其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韩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度分别有900、379和248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身分。 “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劳拉·哈思(Laura Harth)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恐显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无法出境。 跨境镇压与中共高压统治 哈思说：“这(波大逃亡)也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 哈思还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无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的统治。” 另一位因人身安全考量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籍企业家于去年12月4日逃至泰国。然而，由于泰国与中国签署了罪犯引渡合作协议，是中共可以实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友好国家，他坦言自己在泰国并不感到安全，正计划尽快逃往第三国。在抵达真正安全的地方之前，他不得不过着隐姓埋名、低调行事的生活。 他通过安全的即时通讯APP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上发生的，是彻底的展现了中国梦，我用24年时间梦醒时，我被家破人亡。” 这位民营企业主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多次创业成功，但最终都被地方势力霸占了产业，甚至老家所在小区的私房也被以“棚户区改造”为名强行征收。在拆除的前几年，一家人想尽办法上访，但当局要么在北京火车站截访，要么派流氓上门进行所谓的“维稳”。 他还透露，这些“维稳”人员甚至在他老家的屋顶上随意加盖了连楼梯都没有的楼层，目的仅仅是达到骚扰效果。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这些维稳人员后来竟然凭借加盖楼层的收据，在拆迁时以“公本房”的名义，换得一套约60平方米的房子，或者领取相应的货币补偿款。这让他感叹道，地方当局的贪污程度之深，真是无法想象，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
“走线美国”，从兴起到落幕，前后两年多。如今，已经进入美国的数万中国人正在设法落脚谋生，但他们的行动也切断了那些跃跃欲试者的梦想。目前，走线之途已经基本上中断。现在来回顾一下这短短两年多的走线“运动”史，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中国人的无奈。 王力雄1990年在境外出版过《黄祸》这部政治幻想小说，其中最惊悚的情节就是，数亿中国人走投无路之际，踏上了步行“闯关”周边国家的求生之途。此书发表十年之后，中国人开始陶醉在经济繁荣当中，不再想“偷渡”这个话题了。但2019年底开始的疫情，却象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繁荣”的包装，暴露出了内藏的巨大经济泡沫。 自从恒大的突然破产刺破中国繁荣崛起这个泡沫之后，中国社会又渐渐重新陷入了焦虑，于是，偷渡美国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然而，成功的“走线”，本来就是钻外国的“规则漏洞”；一旦“漏洞”被堵住，偷渡美国的“空窗期”也就结束了。 一、中国人的社会认知：从乐观转为悲观 偷渡美国，曾经是一个早已在中国淡出的念头。在中国经济一度繁荣的年代，中国人对未来普遍抱有不错的期待，如果自己的境况不如意，他们会倾向于在国内打拼。所以，在那样的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偷渡美国基本上兴趣不大。 但这方面的社会认知，过去两年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可以通过一份在中国实施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出来。据《华尔街日报》今年8月21日报道，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和一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经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每五年实施一次民意调查。 上个世纪末中共就有明确规定，所有的涉外民意调查（即国外方委托的民调），必须由中方指定的合作者实施；问卷的设计与民意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必须经由国家安全部第十二局（社会调查局）审查批准。因此，美国的这个民意调查项目，会小心地回避敏感的政治性提问。而中共国家安全部批准这个计划在疫情后继续实施，应该是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会令当局满意，从而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 这个民意调查计划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和2023年实施了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很大，每次发出的问卷多达数万份。其多次调查覆盖的时间跨度，包含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在前三轮调查中（包括2014年习近平上台不久的那次调查），受访者被问道，在生活中无法取得个人进展时，原因为何？而受访者多半将这种情形归结为，自己不够勤奋或能力不足；与此同时，人们普遍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 然而，在2023年的上述调查中，中国受访者的看法完全反过来了。面对与该项目以前民意调查中的相同问题，最近受访者的反应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变化。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将个人经济状况上的不如意，归咎为制度问题。比如，受访者认为，“社会秩序中一些与优秀品质无关的因素”，才是决定一个人贫富的更重要因素；他们多数都强调，人脉太过重要，这种体制下机会偏向国有部门而非私营企业；此外，受访者多半对未来相当悲观。 这两位美国学者没说明的是，就业靠人脉、机会向国有部门倾斜之类问题，并非2023年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来都如此。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体制性因素，过去并不太影响受访者的认知呢？真正的答案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大量就业机会和升迁机会因此突然消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民家庭的后代。因此，他们当中许多人担心，今后无论他们多想努力，个人状态都将停滞不前。 正是中国社会当中弥漫着的绝望情绪，催生出了近年来网上讨论火热的“润学”。 二、走线的缘起 走线是典型的中国概念，只有中国人懂它的含义；如果译成英文，就是routing，相信绝大多数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无法识透其中的真正涵义。走线源自2022年之前就渐渐在中国火起来的网上热门话题“润学”。润是Run(逃走)的中文拼音念法，当时被疫情隔离所苦的中国人闷在家里，只能发挥想象空间，用“润学”讨论来排解郁闷。 2022年底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2023年1月8日起恢复受理护照申请。于是，在原本没有护照的广大人群中，“润”潮就开始付诸行动了。“润”的头号目标国是美国，但申请不到美国留学或旅游签证的人，想要去美国，就只能偷渡了。 浩瀚的太平洋，显然无法偷渡；现实可行的偷渡，只能经由陆地。要从陆上进入美国，无非只有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来的两条路，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加拿大签证并不比美国签证容易取得；而自从中国走线客用墨西哥作为倒数第二站之后，墨西哥的旅游签证也变得比较难办了。 然而，有两个规则漏洞为偷渡中介们发现，并由此开发出了走线通道。其中一条是经由进入厄瓜多尔，属于“出发容易途中难”；另一条经由日本，属于“出发不易途中顺”。这两条走线之路殊途同归，最后都指向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之所以闯关墨西哥边境，是因为美国对墨西哥边境的管控，出现了巨大漏洞。 所谓的“出发容易途中难”，指利用厄瓜多尔给予中国商务旅客的落地签证，先飞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然后跨越多个国家，最后抵达美国南部边境。这条路就是“走线”这个中文词的由来，因为从厄瓜多尔到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需要走很长的路。 很多中国人都找关系在厄瓜多尔办假商务邀请函，然后从中国出境，辗转飞到厄瓜多尔。接下来的行程约3千公里，要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共七个国家。偷渡者没有这些国家的签证，不见得能搭乘飞机；若从陆上前行，这段漫长的旅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要经过热带丛林、毒枭和黑道的各种地盘。 走线客可能会坐长途汽车经过城市，也会在泥潭里一步一步趟过去。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达连隘口（Darién Gap）。此处被称为南美最险峻的雨林，未经开发，没有任何公路；靠哥伦比亚的一侧是泥沼湿地，要穿过泥泞和湍急的河流，而靠巴拿马的一侧则是毒蛇盘踞的热带丛林。这个隘口也是黑帮走私毒品的小道，整条路线危机四伏。国际移民组织2021年曾在这段路上至少发现了51具尸体，实际死亡人数更多。 中国人还会利用日本与墨西哥之间的旅游签证协议，直接飞往墨西哥，这就是所谓的“出发不易途中顺”。因为墨西哥允许持有日本多次入境签证的外国人免签入境墨西哥，停留6个月。很多中国人就先设法申请日本签证，然后从日本飞往墨西哥，再走到美国边境。但是，中国人要获得日本的多次出入境签证，比较困难，并非人人能如愿。 中国的民航公司其实并没开辟直达厄瓜多尔的航班，但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可以提供从中国经其他国家、转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今年5月11日南方航空公司开通了深圳直飞墨西哥城的航班，但走线客要取得墨西哥签证并不容易。 三、偷渡入美知多少 从墨西哥边境偷渡进美国的闯关者，主要是南美洲国家的人，但也有来自中国、印度、俄国、乌克兰等很多亚洲跟欧洲国家的人口。2021年1月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地区曾抓到过六名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这说明，中国的走线客早就开始利用这条通道了。 在走线活动进入2023年蓬勃兴旺的高潮之前，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情况是，2022年1月到2月，过境巴拿马的中国非法移民是71人。而到了2023年，仅1月和2月两个月当中，借道危险的Darien Gap峡谷丛林、进入巴拿马境内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达到了2,200人。不过，边境管理松懈的南美各国，从来就无法掌握准确的走线客人数。 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查获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比巴拿马政府掌握的数据高很多；2022年的最后3个月，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暴涨了7倍多。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办公室2023年3月24日发布了一篇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新闻稿，其中提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2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遭遇了4,300名来自中国的非法边境穿越者，其中仅2023年2月就超过1,300人。 随着走线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上了经过墨西哥、闯关美国这条偷渡之路。因此，被美国查获的走线偷渡之中国非法移民人数成倍上升，2023年为24,125人，而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累计达到35,300人了。仅仅是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被查获的中国走线客人数已接近六万人。美国的边境管理部门虽然会在墨西哥边境追查闯关人，但漏网者众多，这六万人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抵达人数。 当然，这样的偷渡旅程并非自由行，而是要靠偷渡中介与当地走私犯罪集团的安排，才能够完成，为此每人要向走私集团支付3万5千到5万美金。偷渡者自己还得准备大笔现金，来应付沿途开销和打点各种人。这些偷渡者并非中国最底层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有这笔钱；能为一家大人小孩拿出这笔偷渡费用的，其实在中国属于中产阶层里的中低群体。然而，这些非法移民历经艰险，到了美国边境，前面也未必是幸福大道。 美国纳税人对美国边境的失控非常不满。美国政府并没废除移民法，在机场和港口照样对按合法管道、持签证抵达美国的外国人，实施严格的检查；美国国务院和驻外使馆以及司法部移民局仍然拒绝向有移民倾向的外国人发放签证，即使给予了签证，也可能在海关被拒绝入境。这些闯关者明显是抱持非法强行移民的目的，因此很多美国公民会提出疑问，既然合法入境者必须遵守移民法的严格规定，为什么非法偷渡者反而得以顺利入境？而且，纳税人还被迫要出钱为非法入境者提供生活费和免费医保。这已经成为美国今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能力养活全世界想来美国谋生的非法移民。 四、走线关门将落幕 由于太多的中国人走上述这两条管道偷渡美国，其中的猫腻自然就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何况，还有大量走线客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交流偷渡经验。这就为循踪查路提供了便利，而走线通道被关闭，也就成了不难意料之事。 最先关门的是厄瓜多尔政府。在压力下，该国政府宣布，从今年7月1日开始，暂停给中国人落地签证。于是，这条最重要的走线通路就被关闭了。在厄瓜多尔通路被关闭前夕，有几千风闻此讯的中国人，赶紧抢在最后的时间窗口里，抵达了厄瓜多尔，而该国政府也放行他们北上去往美国。因此，今年7月到达美墨边境的中国走线客，依然人数众多，今年7月美国的边境巡逻队抓到了1,953名中国非法移民。但是，现在仍然在筹划走线、尚未启程的中国人，就没办法再顺利到达走线的第一站厄瓜多尔了。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发现，自己与墨西哥政府之间，为合法入境日本的外国游客提供到访墨西哥的免签便利，被中国走线客利用来偷渡美国了。比如，最近两个月里，有十几个中国旅游团到日本后，集体“消失”，跑到墨西哥去了。所以，日本政府开始收紧给中国人的多次出入境旅游签证，使得中国人没办法从日本转机飞往墨西哥。 美国政府则发现，来自中国的偷渡入境人数激增。从2010年到2022年，每年约有两千多人；而2023年跳升到五万多人，其中，一半走厄瓜多尔路线，一半走日本路线；今年中国偷渡者人数又翻番了，前五个月就达到5.6万人。 于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项不寻常的行动，对中国偷渡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2日宣布，已经用包机把116名中国非法偷渡者遣返回中国。这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大型包机遣返行动，它具有明显的震慑偷渡行动的作用。对走线客来说，谁也不知道，今后美国是否还有进一步的遣返计划；而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被列上遣返名单，然后被扣押而送回中国。 上述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人的大规模走线活动才进行了两年半，就面临被封门停摆的状态，连一些偷渡中介都表示，现在走线的难度，已经大到难以操作的程度，因此打算收手了。 在中南美洲，原来只有两个国家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一个是厄瓜多尔，另一个是2021年5月开始对中国护照免签的苏里南。厄瓜多尔对中国人的免签待遇已经实质上取消，那会不会有人改走苏里南来继续走线？已经有中国游客到苏里南去踩点了，但似乎对当地观感不佳。 苏里南在南美洲的北海岸，位于委内瑞拉的东面。从这里要穿越多个国家到墨西哥去，必须经过混乱而危险的委内瑞拉。正因为如此，过往很少有中国人闯这条路线，因为路途更加艰难；在民不聊生的委内瑞拉，中国走线客很容易成为被抢劫的对象，因此严重缺乏安全感。如果中国人把苏里南变成第二个“厄瓜多尔”，就能继续他们坚定走线的梦想吗？走线不成，中国人在国内又谋生不易，那又能怎么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艘载有中国“走线”人的船只上周末在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Oaxaca)沿岸附近翻覆，造成八名中国移民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发现遗体之处位于非法移民们前往美国的常用路线上，这群人很可能正在“走线润美”的旅程中。这一悲剧凸显了中国人以“走线”方式前往美国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尽管如此，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一直在激增。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从各边境截获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总数超过5.2万人，其中10月至12月就已超过2.3万人。而在过去，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仅为每年约1500人。 中国“走线”人因为不满足于在中国的处境而踏上了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但是除了途中可能遇到的船难等各类风险外，他们到达美国境内后，也面临着语言不通、工作难寻、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难关。他们当中不乏有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实现“美国梦”而最终选择打道回府。 被遣返后遭到处罚 去年4月，夏雨（化名）经过土耳其到达厄瓜多尔，然后和大量南美偷渡客一起历经两个月、穿越十多个国家后到达美国境内。一路上，他经历了财物被抢劫一空的绝望，趁黑帮疏忽摸黑逃跑的“刺激”，被不同国籍的陌生人伸出援手的温暖，但他的“美国梦”却并没有实现。在边境的移民监中，他未能通过“恐惧可信度面试”(credible fear interview)，即他没能让负责庇护申请的移民官员相信他回到中国会面临可信的恐惧。在经过数月的遣返流程后，他最终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 在入境中国时，他被处以500元人民币的罚款，收缴护照，未来三年年内不许离境，并被要求签署承认自己罪行的文件。 之后，他又被家乡的公安局审查他在美国接触到了谁，是否有被煽动。“他们让我把国外的社交软件删除，也赶紧把国外联系人删除。然后告诉我不要接触这些人，会被骗”，他告诉美国之音。他觉得自己的微信也被监视了，怕他再煽动别人去走线。他自己觉得走线花了上万美金，却并没有在美国留住，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也不愿意再提起这段经历。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有持用伪造、变造、骗取的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逃避出境入境边防检查；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的行为者将会被罚款，情节严重更有被拘留的可能。出境后非法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被遣返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应当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证件签发机关自其被遣返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以内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这也和夏雨在采访中提到的处罚相似。 最近这段时间，网络上不断出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从4月1日开始实行新规的传言，对非法逾期滞留外国的中国公民，个人征信将列入不良记录，也会影响子女报考公务员。记者就此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该传言是否属实，但得到的答复是，“感谢提问，我们会尽快回复”。 孤独，被骗和家人施压让他们踏上回程 33岁的安徽人王中伟自从去年5月“走线”成功后，因为参加公开抗议活动和接受采访，已经成为了洛杉矶“走线圈”中的“红人”。许多“走线”成功和正在“走线”的中国人都会和他联络，寻求帮助或者交流咨询。 他告诉美国之音，成功到达美国之后又自愿返回中国的人虽然在“走线”人的比例中占比不是很高，但是单从数字上来看，还是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根据他的观察，“孤独，被骗和家人施压是三个主要原因。” 他的朋友四川人刘明去年下半年来到美国之后，先是在洛杉矶待了一两个月，但接下来找工作非常不顺利，后来只能去了纽约，又经过漫长的等待，才在一位中国老板手下找到一份工作。 “据说时薪11（美元）左右，低于市场价格很多。”王中伟对美国之音说。 今年1月，刘明一度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不得已报警。最后在第二天清早拿到工资后，刘明立刻去了机场，并给王中伟发消息，“我马上回国了，现在在机场。不喜欢这里，我们有缘再见。” 今年3月，王中伟再次和刘明联系时，他已经回到了中国。王中伟向美国之音展示了他和刘明的聊天记录。根据刘明的叙述，他在入境时使用了自助通道，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也没有被任何政府工作人员约谈。 两个月过去，刘明已经回到了出国前的生活。“我现在在家里干餐馆，工作8小时，吃的超级好，在美国餐馆工作12小时一直不停干”，他告诉王中伟，“在美国很无聊、孤独，家里充实”。 再提到美国，刘明抱怨美国的饮食不好，在美国生病时担心自己死在异乡，也抱怨在美国认识不到女性。 “工资纠纷报警察，警察不管，很敷衍”。 但他并不后悔这一次辛苦的走线经历。“去一趟美国不后悔，真实看到的和网上看到的不一样，美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他说了好几个和他一样已经到了美国境内，又自愿回到中国的例子，但是也不愿意详谈，因为“还有很多人有美国梦，我不想阻止他们梦想”。回国之后，他也依然保持着翻墙上网的习惯，但他也意识到美国并不适合他。他说以后希望多出去旅游，多看看世界，希望以后能够和朋友去东欧旅游。 “不建议那些为了钱的人来” “走线人”李小三告诉美国之音：“不建议那些为了钱，想赚了钱衣锦还乡的人过来。” 和他一起走线的朋友张林（化名）因为会按摩，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份按摩技师的工作，每天能赚150美元左右，在同期走线来美国的人中算是赚得多的。但他在美国才待了一个月左右就回到了中国。 美国之音和张林取得了联系，他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足浴店。说起入境美国又回到中国的经历，他至今都觉得后悔。 他表示自己前往美国时，是希望能赚很多钱，让自己家在老家的村子里成为全村焦点。在美国的经历其实算不上不顺利，但主要是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没吃过什么苦。 “在美国那边嘛，很多不习惯，又寂寞，本身也是怕寂寞的”，他告诉记者，“到了那边就特别想家，就是没有控制住，然后就冲动就回来了。” 他自己买了机票从洛杉矶飞到香港，从香港入境中国大陆时被盘查了超过12个小时，但最后并没有受到罚款和拘留这些处罚，也没有被没收护照。 回到中国之后，他又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下作的决定。他觉得自己有按摩的特长，技术水平不错，如果在美国好好工作，工资不会低。 如今的他觉得老家的“一眼望到头的生活真的没有希望”，希望能再次“润”美。他对记者说：“当你出去了之后，你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就你的认知，你的思维已经打开了，然后你再回到国内再去作比较，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觉得是两个世界”。 “走线”已经形成产业链 居住在洛杉矶的王中伟和居住在纽约的李小三都告诉记者，在当地的华人圈里，已经围绕“走线”的中国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产业链。 有些“走线”的人听说，在移民监里，如果有护照可以帮助美国政府确定自己的身份，会加速遣返流程的推进，所以他们会选择在墨西哥境内通过DHL或者UPS等快递服务把护照先期寄到美国境内。王中伟表示有洛杉矶的华人以200-300美元的价格提供邮寄地址，在移民监内，也可以在表格上填写该地址作为联系方式。 当他们到达美国后，再从这些中介手里拿到自己的护照，在他们申请到美国的证件和社会安全号之前，可以用护照作为身份证明文件申请福利，可以买机票去美国的其他城市工作，也可以用护照返回中国，而不用通过中国驻美国的使领馆申请旅行证件，不容易在中国的系统中留下案底。 王中伟还介绍，到达美国境内后，会有华人中介派车到边境接应、介绍住宿、介绍工作，帮忙办理政治庇护申请等服务。但被“黑中介”欺骗的例子也不少。 虽然有许多中介和律师在从事这一产业，但因为身份、语言、教育程度等限制，“走线”人生存的空间依然有限。因为到达纽约法拉盛和洛杉矶以东的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丁胖子广场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些在中国老板手下洗碗、搬货的活计也都成了“香饽饽”。 李小三介绍说，在法拉盛的王子街(Prince Street)，早上有很多人在排队等装修、卸货、搬家这些体力活。 王中伟则因为朋友刘明的经历萌生了想做点什么的念头。他自发组织了“洛杉矶新移民互助会”，提供衣物捐赠，免费理发等服务，也指导新来的走线人办理驾照等。希望走过艰难旅途的中国人不要轻易被骗，也不要因此失去了留在美国的信息。 “走线”人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随着以“走线”方式通过美国南部的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一些美国人将这视为一场移民危机。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R. Heath)博士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无证移民存在一些与执法和移民控制相关的问题，但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较少。” 他表示，并不认同很多“走线”人都是中国政府代理人的这种说法，因为非法入境的风险非常高，而大多数走这条路的人都是很绝望的人。中国特工人员虽然可能会找到他们，通过贿赂或胁迫把他们变成特工，但这有潜在的风险。 “中国特工更喜欢招募有影响力和接触权的职位的人，”他说，“但这些移民通常是低技能人士，他们将在美国社会的边缘谋生，因此中国情报人员对他们兴趣不大。” 但何天睦同时也承认，“关于移民如何滥用美国庇护制度获得入境确实存在公平问题。但这是移民事务官员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中国走线人大幅增加是否会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威胁，记者向美国国土安全部询问，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对通过美国南部边境抵达美国的中国移民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但截至发稿时没有得到回复。
中国是在2010年以GDP总量达6兆美元跃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22年，再以人均GDP1万2741美元跨过高所得经济门槛。但过去十馀年来，远赴美国辛苦讨生活的“中国偷渡客”却从没少过，只是，以往每年或是数千人，今年光是9月于美墨边境逮捕到的中国偷渡客就多达4000人，去年同期则仅为329人。 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9月，美国边境巡逻队总计逮捕了2万2187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和去年一整年数字相当），2020年之前，至少要10年加总才有这个数字。 许多媒体也揭露了，原来中国偷渡客不只人数激增，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依照网路上的“偷渡指南”，先飞往中国人无需另外办理签证的中、南美洲国家，再循线北上，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之间的丛林进入美国。另据巴拿马政府出示的资料，当下采这一路径偷渡者，中国已是继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之后的第四大国。 HAPPENING NOW? Large groups of migrants , mostly Chinese national men crossing illegally through open gaps on the border wall in Jacumba Hot Springs , CA @NewsNation Tomorrow San Diego County officials will vote on whether the county will spend $3 million in taxpayer funds for… pic.twitter.com/mPN46jr7yH — Jorge Ventura Media (@VenturaReport) December 4, 2023 首先，这并不是一条“便宜”的偷渡模式，因为他们得支付给人口贩运者约4万到6万美元的“手续费”，又既然是偷渡，当然不能走正常管道，所以过去还曾发生边境警察竟是在货柜车里的洗衣机、床板间，查获长时间扭曲身体藏匿其间的中国偷渡客。另外，倘若是徒步穿越丛林，自然也增加了人身安危风险。不过，就算又贵又危险，却已是一条相当有名的“出走中国路线”。 美联社记者曾访问这些中国偷渡客，他们绝大多数对于自己铤而走险的解释，除了国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更多人是迫于中国经济前景黯淡。于是，偷渡客人数激增，便和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富民强形成高度反差。同时，这恐怕也直接反映了过去三年中国的COVID-19封控政策，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副作用，包括经济难以反弹，以及高失业率（尤其青年族群）。 过去，在有“中国曼哈顿”之称的纽约法拉盛便时有所闻，“偷渡”已是门专业生意。居间抽佣的律师、人口贩子主要透过中国社交平台打广告，以“在美国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月入1万美金、三个月回国买房”为诱饵，促使许多找不到工作，或生计困难的中国人，索性变卖家当，前往美国做人生一搏。 去年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属于原本在其国内的中产阶级成年人，或在“教战守则”指引下，他们多以“政治庇护”之名获准留下，相较来自中南美洲其他偷渡客，获准居留的中国人又“幸运许多”，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投入当地早已成熟发展的华人社区，而非只能仰赖政府提供的庇护所救助。 当然，美国并非不想将这些偷渡客遣返，但在和中国交涉过程中，最常得到的答复就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这又让美国人为之气结，因为毕竟中国是少数对自己国家公民有著严格监控纪录（包括身分和个人照）的国家，却总是以此为由，拖延美方提出的遣返计画。 近来，又因为这些中国偷渡客除了量的增加，竟还出现“质的提升”，才又格外令美方不得不有所警觉，不解怎么这两年新一波被抓的偷渡客，无论神情样貌和穿著打扮，一个个都不若过去印象中的狼狈和充满匮乏感，反而各个精神抖擞，还看似相当勇健，好像只是刚从飞机上下来一样，外貌干净、穿著舒适，连行李箱的使用，都仿佛像是单纯出国旅游一般。 他们之中有太多人完全不具过往“偷渡客”的不堪，年轻、挺拔，连站的样子都像是受过某种训练，如此再又让人不解，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在中国生存？真的必须走上偷渡这条路？甚至已有人在相关新闻底下，留言将偷渡客和“解放军”军人的样貌做比对，怀疑这些偷渡客（尤指中国男子）背景并不单纯，偏偏他们每个在被逮捕时，无不以“我不会说英文”，增加了警方身分调查的困难度。 前不久，拜登和习近平曾于旧金山峰会，特别针对芬太尼、美国在中商业投资出口管制等议题交换意见，之后，便有媒体预判，按照当下“中国非法移民”的现象发展，那恐怕也会是未来美中必须严正交涉的一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因为最近IP地址的改变，不少朋友询问我最近的动态，我觉得有必要告知大家，毕竟我经常会抨击民粹大V一边赚着爱国生意钱一边偷偷移民，既然出去了，就应该说一下，我觉得这没什么。 我一直认为，出国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你不要一边喊着跟“邪恶集团”拼了，一边拖家带口买房移民，这就有点无耻了。我对国外国内的内容都尽可能客观呈现给读者，所以坦坦荡荡。 关于“润”这个字，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符号和标签，每当身边有人出国，大家都会说他“润”了。我也欣然接受这种说法，不过这不意味着我是带着苦大仇深出去的，仅仅是想在年轻时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过走出去，不代表我会更换国籍，我所办理的项目是奥地利配额移民，在申根区五年内生活4年两个月获得欧盟永居，也就是绿卡。我不会放弃中国国籍，因为我的事业、家人、朋友还在这里，而且我依然关心这片土地的事。 从功利角度看，奥地利是一个高福利、教育医疗优质、环境极其优美、安全指数世界前五的国家，也是这个星球上假期最多、生活节奏最慢、最不“卷”的国家，我在中学阶段被卷出了人生阴影，所以果断让下一代选择这里。 在奥地利，生育子女有补贴，每个月几千人民币不等，补贴到18岁，夫妻双方如果有人全职带孩子，当地会发8000元每个月的工资。另外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博士全部免费，且教育质量不逊于私立学校。 我将定居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作为一个人口只有300万不到的“小”城市，是经济学人和多家杂志社榜单中全球第一宜居城市，也是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最向往的一个城市。 奥地利和瑞士一样，是永久中立国，在欧盟中没有太多政治影响力诉求，所以在难民政策上非常严格，也没有过多的政治因素纷扰，国民与世无争。这也是我选择奥地利的原因之一，这个我未来会详细出一期内容介绍。 不方便的地方在于，首先作为高度发达、人均GDP接近6万美金的国家，物价不会便宜，这里的房租和中国一线城市类似，房价比广州低一些，生活成本两倍于广州，一个月吃穿行娱开销在6000rmb左右过的会比较舒服。 还有就是语言问题，奥地利的官方语言是德语，但奥地利也是全世界英语普及度第二高的非母语国家（英孚调查数据），所以英语在这里完全可以自由交流。但如果想融入，而且日常中购物、生活，还是需要学些德语。 另外我的配额移民项目在拿到欧盟绿卡前的五年里，是不能在当地工作的，当然你可以自己找工作，把签证改成工作签。这些原因也使奥地利移民成为小众移民目的地，配额移民一年只有400名额，中国只有20左右。 此外，奥地利对我而言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这里有一大堆规则需要适应。德国人的严谨和规则感世界闻名，但奥地利人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停车、养狗、租房、倒垃圾都有一大堆规矩需要遵守和学习。 不过熟悉我的读者都了解我的“小强属性”，这些问题我一点没在怕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对我来说不仅是挑战，更是一种人生乐趣，我相信我会很快融入。 我是在11月初，从广州出发到奥地利的。细想这些年在国内的生活，新鲜感已经到达了阈值。但我依然很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在飞机起飞的十几分钟前，我仔细回想在广州的点点滴滴。 我想起广州那些美味的馆子、有趣的朋友、包容且好脾气的市民，还有珠江两岸灯火通明的夜生活，以及那些漂泊四海、打工养家的农民工们，这座城市给予我太多记忆，不可能从我生命中抹去。 如果说广州的基调是生活、赚钱、美食，北京则是全中国聪明的人最多的地方，我在去广州前在北京生活了8年，那里有志同道合的友人最多。北京是一个可以高谈理想、主义、情怀的城市，无论它有多少缺点，这都是无可替代的。 还有一座城市我没有长期生活过，但却是我在国内最想定居的城市——上海，上海是一个大熔炉，吸收五湖四海的多元文化标签，熔炼成自己的特质。这是内地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都市，也是中国繁荣和开放的标签。 很多人之所以充满狭隘的仇恨与偏见，究其原因在于，他这一生没有机会能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一旦你接受了那种多元文化带来的乐趣，你就无法退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维也纳和上海，都是这样的城市。 这些回忆中怎么能少了我老家——大同，那个唯一能让我放空一切的地方。记得在北京读书，第一次回老家，那种熟悉感带来的精神放松一下涌上心头。我自此明白了，老家就算再差，那种从小带来的熟悉感和安全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 何况，大同还是一个文化古都、美食名城，是最符合我味蕾的地方，也是我家人和祖先所在的地方。我是一个长大了，想要感受更多彩人生的游子，背井离乡为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但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留给故乡，故乡也永远有一个位置属于我。 我不是抱着苦大仇深的心态远走他乡，相反我淡化掉那些不快，只带着那些美好的记忆，更好地热爱生活和世界，在自我修行的过程中，也去帮助更多的人，回馈上帝赐予我的美好，在有限的人生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
随着COVID“清零”结束，中国开放边境后不久，张川南(音译，Chuanan Zhang)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会计的工作，她决定探索这个世界。 34岁的张说，“化妆品生意惨淡”，因为疫情期间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下岗后，她花了1400美元参加了在线泰语课程，获得了教育签证，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泰国北部城市清迈。 张是越来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之一，他们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为了逃避在严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后，中国竞争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压力和有限的机会。东南亚因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和热带风光而成为热门目的地。 自中国结束防疫封控措施并重新开放边境以来，还没有关于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确切数据。但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Xiaohongshu)上，数百人讨论了他们移居泰国的决定。许多人获得了学习泰语的签证，同时制定了下一步计划。 今年年初，在清迈帕亚普大学，大约500名中国人开始了在线泰语课程。 曼谷私人语言机构杜克语言学校(Duke Language School)的老板罗伊斯·衡(音译，Royce Heng)表示，每个月约有180名中国人询问签证信息和课程。 远离家乡寻找机会的部分原因是中国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在6月份升至21.3%，达历史新高。好工作的稀缺增加了长时间工作的压力。 纽约奥尔巴尼锡耶纳学院社会学教授贝弗利·阮·汤普森(Beverly Yuen Thompson)表示，对年轻员工来说，选择急流勇退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应对当前向下流动时期的方式。 “在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泰国，自拍，在海滩上工作几年，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很高，”汤普森说。“假如这些游子在自己的祖国有他们希望的同样机会，他们本可以只是旅行度假。” 在中国疫情期间，张曾一度被关在上海的公寓里几个星期。即使解除封锁，她也担心再次爆发COVID疫情会阻止她在国内四处走动。 “我现在更看重自由，”张说。 一笔慷慨的遣散费资助了她在泰国的时光，她正在寻找长期留在国外的方法，也许是通过在线教授中文。 搬到清迈意味着早晨在鸟鸣声中醒来，享受更轻松的生活节奏。与在中国不同，她有时间练习瑜伽和冥想、购买复古衣服并参加舞蹈课程。 38岁的阿莫尼奥·梁(音译，Armonio Liang)离开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游牧目的地。他的Web3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而他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应用程序则招致了警方的骚扰。 搬到巴厘岛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钱在家乡可能只够勉强生活。 “这是我在中国无法得到的，”梁说，他指的是在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头脑风暴。“成千上万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涌现。我以前从未如此有创造力。” 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欢迎。 “在成都，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我对陌生人微笑，他们会认为我是个白痴，”他说。 不过，海外生活并不全是海滩聊天和友好的邻居。汤普森说，对于大多数年轻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停留将只是他们生活中的插曲。 “他们不能有小孩，因为孩子必须上学，”汤普森说。“他们无法履行对父母的责任。如果年迈的父母需要帮助怎么办？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找全职工作，或者被叫回家。” 张说她面临着结婚的压力。梁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搬到巴厘岛。 “这是一个大问题，”梁说。“他们担心离开中国后会感到孤独，担心这里的医疗资源。” 2020年，由于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间停止，32岁的黄万雄(音译，Huang Wanxion)在菲律宾保和岛滞留了七个月，他花时间学习自由潜水，也就是在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潜水到深处。 他最终飞回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家，但在政府2021年打击教培行业后，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辅导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天驾驶超过16个小时的网约车业务。 “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机器，”黄说。“我可以接受稳定不变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没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现状，向命运投降。” 黄于2月份回到菲律宾，逃离了家人要他在中国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压力。他与保和岛恢复了友谊，并获得了潜水教练资格。 但由于没有中国游客可教，也没有收入，他于6月再次飞回国。 他仍然希望以潜水员的身份谋生，可能会回到东南亚，尽管他也可能会同意父母的提议，移民到秘鲁，在一家家庭经营的超市工作。 黄回忆说，有一次他从40米(131英尺)的潜水中浮出水面太快，他的双手因缺氧危险而颤抖。他吸取的教训是避免匆忙并保持稳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动之前，他计划利用自由潜水员的纪律来应对在中国生活的焦虑。 黄说：“我将从岛屿周围的海洋中学到的平静运用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我会保持自己的节奏。”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迟缓而政府不断加紧政治钳制，英国一家投资移民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预计，中国的百万富翁2023年将继续外流，数量为所有国家之最。 根据英国的亨利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发布的最新亨利私人财富迁移报告(Henley Private Wealth Migration Report)，中国预计今年将有1.35万高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HNWI）外流，延续过去十年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 亨利公司将高净值人士定义为拥有超过一百万可投资资产的富翁。 日经新闻报道说，尽管中国估计有82.38万百万富翁，但是这一外流趋势将使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消失，让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报道援引一位全球财富研究人士的话说，过去几年中国的一般财富增长一直减缓。这意味着，近期的财富外流可能比以往更具破坏性。这位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经济从2000年到2017年增长强劲，但自那个阶段以来，中国的财富和百万富翁的增长一直微不足道。 亨利咨询公司根据今年头六个月的询问及数据做出今年的预测说，全球将有12.2万富人移民，超过2019年创记录的数字。 在新冠病毒疫情封城封控限制取消后，该公司收到来自东亚客户的移民询问激增，超过2019年高峰时的15%。 报道援引亨利公司在香港的一位主管的话说，那些人希望获得不用签证进入关键地区的手段，以改善他们的流动性，或者确保能更好地获取医疗保健，或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 报道表示，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获得第三任后，当局近期对私人企业展开整肃，进行了一系列的搜查，包括对一些咨询公司。同时，政府加紧了对科技和金融行业的控制。 今年2月，中国明星投资人、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包凡神秘消失引发恐慌后，该公司很久后才透露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国有关机关调查，而公司将应要求配合调查。 报道表示，香港预计今年会有一千位百万富翁向外移民。这将严重阻碍港府吸引富人，将香港这一金融中心改造成财富管理及家庭办公枢纽中心的努力。 亨利的报告表示，继中国之后，印度百万富翁2023年向外移民的数量排在第二位，约6500人，比2022年略低。 其他预计失去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依次是英国（3200人）、俄罗斯（3000人，可能因俄乌战争增加至8500人）、巴西（1200人）、香港（1000人）、韩国（800人）、墨西哥（700人）、南非（500人）和日本（300人）。 澳大利亚预计将超过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预计有5200人净流入，新加坡排名第三，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200人流入。 自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实行严厉的清零防疫封控以来，新加坡成为中国财富流向的热点国家。2022年，有约1.08万百万富翁移民新加坡。财富的大量流入造成了这个城市国家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飙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