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12月24日，郑州中原保时捷中心突然闭店，多位车主受到影响。有消息称，位于河南新乡的母公司东安控股集团亦无人接听电话。无奈之下，部分车主开始维权。 据陆媒新黄河报导，12月23日，多名消费者称，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与兰州路交会处的郑州中原保时捷中心突然停止营业。店内没有工作人员，且展厅内的车辆几乎被清空，销售人员及管理层均难以联系。 消费者杨女士称，12月17日，她在郑州中原保时捷中心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定金，订购一辆保时捷卡宴，双方约定将于12月25日提车。12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她收到“保时捷中国”官方服务号发送的短信，上面显示车辆“已结束海上旅程，到达中国港口，进入下一个运输阶段”。但在当天晚上，她却从对接的销售顾问处得知，门店已经关闭，无法处理相关事宜。她说，“前一刻还在看物流进度，晚上就被告知店里已经空了”。 报导称，有多位消费者受到影响，他们缴纳的金额有从2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也有超过20万的，30万的，其中一名订购售价约188万元帕梅拉GTS的车主，支付了50万的定金，但至今未能提车。 销售顾问小孟称，直到12月22日，门店还在正常经营，当天有7至8位客户完成新车交付，没有明显异常。直到12月23日早上，员工到岗后，才发现公司已经停止运营，车辆及物品被清空。在此之前，员工并不知情，部分已经缴纳定金的客户也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另外，员工自身也有“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不等”的薪资和报销款被拖欠。目前，客户与员工已经分别建立沟通群，尝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小孟提醒，部分在12月22日提车的客户，目前还没有领取车辆合格证。按照行业惯例，车辆合格证通常由经销商集中保管，某些情况下会被用于向银行质押融资。一旦经销商资金链出现问题，相关车辆在上牌和权属确认方面可能面临障碍，而车主在车子无法上牌的情况下，仍需按合同继续偿还车贷。 新黄河称，在门店“人去楼空”的前一周，门店所属公司，郑州东保润汽车销售有限的高管层出现变动。 公开工商信息显示，郑州中原保时捷中心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6000万元，运营主体为郑州东保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根据天眼查工商变更信息显示，12月17日，郑州东保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高管发生调整。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堵传涛、财务负责人王红良退出公司管理层，由尹少亮出任董事、经理职务。两天后，也就是12月19日，尹少亮卸任相关职务，他任职的时间只有两天。 报导称，郑州东保润隶属于东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始创于1993年，总部位于河南新乡，对外披露总资产规模超过60亿元，旗下子公司40余家，业务覆盖保时捷、宝马、奥迪等传统豪华品牌。 不过，报导称，新黄河记者多次试图拨打东安控股集团对外公布的联系电话，但无人接听。 保时捷中国客户服务中心回应称，目前在系统中显示，郑州中原保时捷中心仍为官方授权经销商。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接到该门店关停的通知。服务部门会记录媒体及消费者提供的信息，并尽快向相关部门核实和反馈。
最近看到很多公司裁员的段子，比如把HR打进医院，又比如用横幅封住公司大门等等。 乃悟一直说最近去劳动仲裁的现场看看。今早打开高德地图，输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高德提示： 刚刚有人去过这里。 北京阵阵寒风里，位于506创新园内的朝阳劳动仲裁院门口的队伍很长。门口发放律师广告的大爷大妈们说，这里每天都会接待100多位前来申请劳动仲裁的人。快过年了，不少人回老家过年，这几天人其实已经算少的了。 一位大爷回忆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2019年。律师们会在门口放上一张桌子，咨询的队伍比里面的队伍还长。 疫情期间，仲裁院限号，只有预约后才能立案，人数变少了很多。现在放开了，人虽然也多，但远不如2019年。乃悟问大爷这是为啥，大爷淡淡说： 公司活着你才能仲裁，公司死了你找谁仲裁去？ 大爷正说着，旁边一个年轻人大声告诉来发律师广告的大爷大妈，追回来的工资我一分不要，全给律师，只要能追回来。 另一个年轻人附和说，讨要工资是一种态度，自己不缺这点钱，经济好坏和他无关，说完指了指门口的外卖小哥： 我去送外卖都能有一万多。 挺好的，是谁说一个人的命运必须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进门之前，一个发广告的大叔拉住了乃悟，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记者，我2018年在饿了么送外卖，工伤还没认定。正说着，一队农民工要进大厅，周围发律师广告的大爷大妈议论说： 他们不懂法，不懂收集证据，来这儿也没戏。 仲裁院大厅很像银行大堂。每一个窗口前都坐着人，剩下的则等待着叫号。不一样的是，这里没有VIP服务，也没有和蔼可亲的制服小姐姐。有的只是偶尔大声吐槽自己公司，历数万恶资本家的声音： TMD，人事最不干人事儿。 有位54岁的大叔说，公司不承认跟自己签了劳动合同；30多岁的王先生此前干教培，公司叫金课在线。去年公司裁员，不仅没有补偿，连工资都拖欠了半年。一开始公司承诺补发工资，王先生等了整整一年，一分钱也没有到账。 公司现在和他说，你要告就去告吧。 王先生家住山西，已经结婚了。他给乃悟算账。公司欠他几万块工资，为了讨薪，他每次都要来北京，一次的交通加食宿就要几千块。他还算好的，有的同事被拖欠了20多万。 一身保安服的李师傅今年46岁，他说自己是被“骗”到北京的。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小学。父母身体不好，还动过手术，妻子有腰椎前盘突出，没法做重活。 以前，全家就靠他一个人在江苏打工的5000块月薪生活。疫情这三年，工作越来越难找。一个多月前，李师傅从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招聘启示，说北京招保安，月工资能有6000，节假日有3倍工资，还能帮他们拿保安证，报销来回的路费。 李师傅说他掰着手指一算，假如自己春节不回家，加上元旦，10天就能挣上一个月的工资，而且离家更近，活儿也要比之前的轻松。于是他立刻辞去了江苏的工作，带着母亲借来的3000块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然而到了北京，干了一个多月后，李师傅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他只拿到了2200块钱的实习工资，中介承诺的2800元补助没有，车票报销也没有。他打电话给中介，还被对方骂了一顿。 他把入职时签的合同拿给乃悟看，上面既没有单位盖章，也没有领导签字，只有李师傅自己的签名，属于废纸一张。他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微信里的聊天记录。仲裁局能不能立案，谁也说不好。 李师傅说他重新找了个保安的工作，现在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一个月要交500住宿费。一方面是继续仲裁，一方面是想挣点钱回家： 不然没法交代。 仲裁院对面有个咖啡店。临走前，乃悟在咖啡店给他买了一杯热茶。李师傅反复给乃悟鞠躬，抱着那杯热茶始终没有喝。 离开仲裁院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士带着两个孩子也从里面出来。妈妈在前面走，小朋友默默跟在后面，过马路时，哥哥拍拍弟弟的背说，看车。 看见乃悟盯着他们看，旁边一位散广告卡的大妈凑了过来，在乃悟耳边悄悄说： 他们是工亡的家属，争议赔偿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