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你要小心这个世界上那些云端之人的“好心”，当他们和你坐在同一张桌子喝咖啡的时候，都会对你产生鄙夷的抵触情绪，而突然有一天，他从云端飘了下来接地气了，要和你一起玩泥巴，你得当心，他肯定想着法子憋着坏哩！】 1 新中国的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工人阶级是中坚力量，农民阶级是广大群众，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新中国的政体：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人大代表的义务：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 人大代表有一项重要权益： 言论免责。 即代表的发言和表决，不仅不受法律的追究，也不能受党纪和政纪的处分。 国家的本意，是让代表们积极发言、畅所欲言、谏言献策，顺应时代变化提出更好的建议和发表更理性客观的言论，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可现在的某些代表，俨然把“言论免责”玩成了“满口胡言”。 网络图片 2 梁润佳，全国三八红旗手、广州市人大代表。 近日，梁代表的一番“提案建议”，在网上被骂成了筛子。 南方都市报刊发文章，聚焦2024年广州市两会： 《广州市人大代表梁润佳提案：为降低国际学校学费，提供财政支持》。 梁代表认为： 以广州为例，大部分国际学校或港澳子弟学校的收费普遍偏高，一学年在13万至18万，部分高达30万，梁代表认为如此高昂的收费标准下，并没向学生和家长提供对等服务，如课程兼容性不足，所以梁润佳认为国家应该用财政进行补贴，这样一来就减轻在国际学校上学的家庭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简单来说，梁代表认为港澳台和外籍学生在我们这边上“国际学校”，学费太贵了，大湾区要走向世界，必须要“多元化教育资源，留住多元化人才”。 故而，梁代表提议，国际学校学费太贵，我们国家应该提供财政补贴。 我笑了。 国际学校是个什么情况，大家都懂的。 最为关键的，是要补充一个冷知识，梁代表除了是广州市人大代表以外，她还是黄广教育集团的董事长。 其创办的黄广教育集团旗下学校涵盖早教、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等10所学校，提供从早教到高中K15一站式优质教育服务。 梁代表，你到底是希望国家财政补贴给大湾区的国际学校，还是补贴给你的下一站“10所国际学校”？ 你这个代表的提案意见，目的不纯啊！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3 你把教育，做成了投资有限公司。 然后，你说要和国际接轨，搞多元化教育，让国家出钱搞财政补贴。 接着，你开更多的“国际学校”。 最后，这样的你，这样的身份，竟然还成了人大代表。 谁让你代表的，你又代表谁？ 你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心声，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生意，还是你本人的最大化利益。 权与钱，官与商，这是牢不可破的攻守联盟，钱钟书的《围城》，我看一半隐射的，就是梁代表这些人。 张核子的神之一手、郑秀利的通天本领、梁润佳的“良心谏言”。 你们都是好心，为了中国的基因检测事业、为了上海的便利交通、为了大湾区的教育多元。 你们就是闭口不提一句，你们赚了多少钱。 你们并不是站在百姓这一边，为国谋利、为民谋福祉，你们只是站在利益那一边。 嘴上啊，全是主义，心里啊，都是生意。 挣钱并不寒碜，你挣着和秦淮河烟花巷里女人一样的钱，却又非要拉起一座贞节牌坊说自己比杨门女将还要贞烈。 敢再不要脸一点吗？ 网络图片 4 《西游记》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未必都看过《西游记后传》。 抛开重复三次的打斗动作不说，《西游记后传》的剧本设定，堪称是四大名著改编番外篇的天花板级别。 反派无天这个角色设定，是我的最爱。 “如来，收起你那一套虚伪的假慈悲吧！” 无天归来，如来玩了一套世间无解的阳谋： 我不和他打，我圆寂，你们看着办。 这是三界的劫难，我愿为这个劫难，先死一步。 然后，上古大佛燃灯古佛圆寂了、佛教叛徒被清除了、能力低下的废柴被无天干掉了、最后和无天对战时，孙悟空化身无骨舍利也差点挂掉了。 如来屁事没干，转世投胎和碧游仙子、白莲花谈了两场恋爱，体验了一把人间的七情六欲。 等到再度归来时，无天挂了，燃灯古佛圆寂了，他成了三界地位最高的“王”。 大结局时，大家都以为悟空死了，结果众神愿力，愣是把孙悟空又给拉回来了。 “佛祖，我回来了。” 如来当场脸色铁青跟便秘一样。 妈的，好不容易送走了无天和燃灯，这死猴子怎么又回来了。 再度演绎“慈悲大爱”：“悟空，今封你为斗战圣佛。” 我代表佛界，圆寂；我代表三界，封你为佛。 可结局呢？ 燃灯可以死，悟空可以死，唯独如来不能死，他要当永世的“佛”。 所以，如来，你说你代表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中共人大代表要比如今的勇敢多了》中介绍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出现过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被民间称之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届人大上发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长候选人被“民选”代表打败 。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发难,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不但副省长的候选人名额应该多于应当选名额，正省长候选人也不应该只有一名，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 这些代表们依据的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还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订版，其中第二十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据此，当时出席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名代表即将中组部下达的副省长候选人“党中央建议名单”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与中组部“建议”的唯一候选人抗衡。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个万学远本是中组部赶在浙江省七届人大召开之前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位置上提拔为浙江省副省长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在即将召开的浙江省七届人大上“陪选”。 “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说是近年来，差额选举在中国各地推进并不顺利，甚至有的地方还想方设法规避差额选举，或出现钻法律“空子”的“陪选”现象。不严格执行法律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地方组织法提出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本级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时，“候选人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出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但目前县级以上的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的选举，大多数成了等额选举。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额选举，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弃了提名权；有的地方虽已提出新的候选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选人不得不放弃提名。 对于候选人名额和应选人名额，选举法中规定了一定比例。但这个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个别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选”，候选人名单一公布，谁是上级“意中人”，谁是“陪选人”，一目了然。“意中人”与“陪选人”相比，不论在资历方面，还是在能力和业绩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因为，挑选的‘陪选人’越弱，选民给‘意中人’投选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制定的选举办法更是于法无据。比如，为了保证上级“意中人”当选，就对联名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只简单介绍。甚至把上级“意中人”印在选票醒目位置，其余按姓氏笔画为序，或把上级“意中人”和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在选票上分开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于差额选举被“巧妙”处理，差额选举实质上只是在选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额选举。 这篇当时刊登在中国大陆某官网上的文章虽说是在针砭时弊，但却又不敢深究，因为这种“陪选”现象一开始就是出现在由中组部导演的省级人代会上的选举过程中。即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长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做陪衬。 笔者当年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时，还曾读到过一篇官网上的文章，说的是北方某县即将召开人大会议时，县委书记找到一位女乡长谈话，直接告诉她，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进了副县长候选人名单，县委决定让你当这个“陪衬”，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选举时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结果，这位女候选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当年的万学远在从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组部约谈过类似内容。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对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举出来去抗衡中央组织部的唯一省长提名人葛洪升。 说起这个葛洪升，就应该先介绍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长的前任沈祖伦。 上月底刚刚去世的沈祖伦出生于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宁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经担任过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机要秘书。这位江华就是日后审判江青等人的那届最高法院院长。 沈祖伦升任江浙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代省长的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并因此被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时任浙江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接替了沈祖伦。而此时的沈祖伦年仅五十九岁，接替他的葛洪升与他同岁。而被接替了省长职务的沈祖伦此后只留任了一段时间的省委副书记职务即被安排进了全国政协，由此可见当时的沈祖伦是被中央“弃用”。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个沈祖伦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届人大上以高票当选省长的。八九学潮时,他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对妥善处理学潮有个明确的态度。但也并不是像外界所传,他曾致电中共首脑反对戒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党籍恐怕早都没有了。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位时颇具改革意识的沈祖伦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被李鹏和姚依林等人认为“在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走得太远”。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保守派代表宋平亲自指示，用“政治立场”坚定的时任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顶替了沈祖伦。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对外宣布接受沈祖伦辞去省长职务，决定葛洪升为副省长、代省长。 接下来，葛洪升又顺利被中央安排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与他同龄的沈祖伦则被迫退居二线。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们敢怒不敢言,气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开省人大,终于有了拿葛洪升出气,向中共高层表示抗议的机会。 令当时的江泽民、李鹏，以及时任中组部负责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他们强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长位置已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们记恨，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过程中，人大代表们自行推举出来的省长候选人万学远的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日后中国大陆官网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标题为《关于“民主事故”》的文章，说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区召开了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在党的十四大前后制定的省级人事调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实，但在浙江和贵州则发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贵州省长候选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选省长，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万学远和陈士能则意外当选省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直到现在也是仅有的省长指定候选人落选事件。 文章详细记述说：当时浙江的这场选举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结果出来后，省人大不敢宣布选举结果，一面放电影让代表们“休息”，一面急电中央咨询对策。谁知中央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商量对策花了四个小时才回复：尊重人大代表们的选择。浙江这边厢赶紧中断正在放映的第三场电影，正式宣布万学远当选省长。可怜的万学远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他打电话给上海老领导汪道涵说：“不好了，我闯祸了！怎么会选我当省长？我怎么能当省长？” 众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级党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书记都是同级政府的一把手。但是，当时的万学远连个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选省长的葛洪升则是在落选之后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党内职务，直至上调国务院。 如上墙内官网文中还说：就在当时这场发生在浙江人大选举会议上的“民主事故”发生的三天之后，贵州省七届人大选举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贵州省当年的人大选举一样也是由中组部只指定一名省长候选人，即当时已经是在任省长和省委副书记的王朝文。这位王朝文不但是贵州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而且还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时，贵阳市和遵义市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联名推荐副省长候选人陈士能作为省长候选人。这个陈士能也是和当时浙江方面的万学远一样，是中组部的空降干部。结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选，陈士能当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当时浙江的万学远，还是贵州的陈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选”省长之后，表面上看是被中共当局尊重了“民意”，但两人都是好景不长。在省长位置上坐了三两年之后，即先后被中组部以“工作需要”为名，调进国务院系统担任部委副职，万学远被调任人事部副部长兼外国专家局局长，陈士能被调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只不过当时这两个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级待遇。当时之所以赶在中共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即把这两个从省长岗位上调离，原因就是不能让他们在省长的位置上就地当选全国党代表并进而成为新一届中央委员。 笔者曾经听一位采访过陈士能的中国内地记者介绍说，这个陈士能与当时的万学远还不一样。他被中组部从国务院系统的副部长平级外放至贵州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陪选”，中组部当时的希望是在他担任一段时间贵州省副省长之后，即能在省人代会上顺利当选一次副省长，而后就是正省长接班人培养对象了。没成想他陈士能意外成为“民选”省长，反而令中组部方面从此将他视为异类。 据说对于当时这两省接连发生的人大选举意外，中央高度重视，为防止这类“民主事故”再次发生，当月二十七日，中组部在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从那以后，中共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直都是坚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只“推荐”一名候选人，但再也未出来过一次人大代表违逆上意的情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对和弃权票是自愿还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进入‘选’”程序之后，习近平不出预料地被宣布‘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所以说是“不出预料”，是因为同样的“零反对”已经在五年前发生过了。 自习近平中共党魁的第二任开始之前，他即从二零一七年初开始接连是“全票当选”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和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然后又是“全票当选”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 不过，如今这一次的“零反对”更恶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脸书贴文指出，习近平这一次是破坏了“只能连任国家主席一次”的党内规矩、强行修改了宪法以后，才谋得连任。要知道，五年前的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虽然也是“零反对“，但在通过以将”坚持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核心内容的习式宪法修正案时，毕竟还是出现了两张反对票和三张弃权票。在不是”零反对”的前提下，中共官方报道当然不会对外宣布非赞成票的具体数字，但好在在场的外媒或者港台记者还是被允许把会场上的选票统计结果招牌拍照并对外发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认为， 习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亲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统统打入冷宫。在国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陈。强制淸零政策严重破坏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树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变成了过街老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习近平有不满很正常。如果说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从心里支持习近平连任，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于内心的恐惧不得不投下赞成票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谁敢投弃权票，一定会被查出，到时候等着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笔者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五年前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对习近平的“修宪”表达不满的那几个人大代表已经遭到习近平的政治整肃，但正应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为”的那句老话，相信每一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心里都十分明白所谓的“无记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写过的那张选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证当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还在他的脸书贴文里说：三月十日的“选举”结果，表面上看来是习近平一统江湖、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挑战者和反对者了，但实际上，只是把矛盾内部化、深层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届人大会议上，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时，曾出现98张反对票、122张弃权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结果比起来，要“正常”得多。 确实，当时江泽民在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届满的前提下，仍要谋求继任国家军委主席，因此而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就比他此前五年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时所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刊登林保华先生的文章《两会选举：江泽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药》。这里的“两会”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 该文章说：“主席”的选举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选国家主席、副主席，胡锦涛在2944张投票数中，获2937票赞成，4张反对票，3张票弃权，得票率达99.8％，超过江泽民两任国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视为江泽民心腹的曾庆红，在国家副主席选举中，获2578赞成票，177票反对，190票弃权，得票率87%，比当年李鹏出任委员长的得票率还要少。第二阶段是选举国家军委主席，2946 人领取选票，江泽民得票数 2726 张，反对票98，弃权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观察家的意外。 在另选中，有2票选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1票则要他降级担任副主席，会场上立刻传出窃笑声。但是选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选人的得票数，说明对江泽民抢走胡锦涛的军委主席职务，有相当的反对意见，如果允许“非组织活动”，江泽民可能落选…… 其实，除了如上林保华先生所说的那一次，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人大和党代会上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之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的“零反对”只是从五年前的习近平开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锦涛，以及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以及与他们同时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国务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选举过程中获得过或多或少的反对或者弃权票。 即使是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开的十三大开始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但从那一届及此后的历届党代会的投票过程因为是高度对外保密，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共对外报道大会选举结果的回避态度，判断出无论是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日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习近平一样，“全票当选”。 笔者粗略查对了一下，在习近平被宣布“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体中出现的“全票当选”字样，是十八大召开之前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当选十八大代表的相关新闻中，说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属机关票选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机关选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计划全票当选。 另外，在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和周永康分别在江苏和新疆“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而相关报道中的温家宝在天津当选、李长春在四川当选、习近平在上海当选以及李克强在山东当选的新闻内容中，均未强调得票情况，仅用“当选”二字说明之。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乔石以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出任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日参加投票的代表数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乔石得票数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满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时,唯一候选人李鹏得反对票和弃权票共计三百三十张。另外，投票反对李铁映出任国务委员的人数达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达八百五十九张。 当时这一事件经过被在现场采访的香港媒体报道之后，此前八九“六四”镇压亡命海外,长期从事中国大陆宪政改革研究的严家其先生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八届人大选举过程中李鹏大量丢失选票的事实已经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严家其先生当时认为:为了使全国人大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符合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几个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生产,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决定任命,但宪法未规定具体制度。每一次全国人大都有权来决定这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在八届人大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为七人,就是这次人大自己决定的办法。以后的全国人大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的“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例如,把差额选举范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到“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开化、制度化,如规定若干名全国人大代表可联合提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 严家其先生的设想还有第三步、第四步。而当时从乔石接掌全国人大之后的某些作为来看,严家其先生设想的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似乎同乔石不谋而合。而严先生设想的第二步中的关键内容,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一项,当时已经在基层开始试点，甚至已经在乔石的家乡浙江省人大选举中得到落实。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过出现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始作俑者便是乔石家乡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按照惯例派出数名官员前往坐镇,自然也带去了由中组部排定,并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协“‘建议’候选人名单”。同样按照惯例,这份名单同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供给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领导换届名单一样,是早在一九九二年决定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就已经钦定好的。所以,当时给浙江省的名单上确定的正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 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接着,这十名代表即将副省长候选人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 据介绍,这位万学远本是上海的青年团干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本来也是中组部准备重用的干部人选之一。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自他当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虽然已经先后有四个副市长因调任或因病免职,可官运仍然还没有轮到他头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突然通知万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他立刻明白这实际上是让他去充当中共标榜“社会主义民主”的替死鬼。 原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级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垫底。 万学远既然心里明白这套把戏,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乖乖地接受了调令,到了浙江后,根本就没有正式上任,只是静等着省人大召开大会时让人大代表们把他当猴耍。而当时的浙江省人大代表们为了发泄对中共高层历来对地方人事安排,从来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强烈不满,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层本来连万学远当选副省长都不情愿,所以就故意投他当正省长的票。选票统计下来后,万学远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据报道,选举结果统计出来后,中共浙江省委一时傻眼,紧急电告中共高层,得到中南海的认可之后,才下令将选举结果向已经等得心焦的全体代表公布。结果,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把万学远吓得喏喏连声,不知该做何反应是好。 这是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发生由中央“建议”的省长候选人落选，同时由人大代表自发动议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事件。在当时的中共政坛引起很大的震动。详细的经过及后续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英媒报导，北京当局试图消除外国影响力，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还逼迫香港政商菁英放弃BNO等西方护照，否则他们无法获选为人大代表。 英国《金融时报》3月6日援引一名新任的中国人大代表、一名前任代表及一名知悉遴选过程的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官方告诉有意担任人大代表的香港政商人士，须放弃含英国在内的他国护照或旅行文件，以此减少外国影响力，加紧管控香港。 BNO 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全称为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前，即1987年7月1日至1997年7月1日，签发 BNO 护照给香港的英国属土公民。 尽管香港公民有中国护照，但许多居民也具有获得BNO 护照的资格，此乃取得英国公民身分的途径。许多港人也拥有加拿大、澳洲或美国护照。 知情人士指，至少有一名寻求连任的人大代表因持有BNO而未获连任。另一名前人大代表指出，尽管北京当局先前声称，BNO持有者具有成为人大代表的资格，“但现在的信息是要么放弃，要么不参选”。 报导指出，北京当局先前祭出的“爱国者治港”政策，是一项针对香港领袖角色的密集审查计画，旨在让与西方存在紧密关系的香港政治人物无法取得重要职位。 一名北京当局选出的港区人大代表称，北京当局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们要竞选的是国家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称，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及西方的日益严重的国安威胁，英国一直提供BNO，“这会产生忠诚问题”。 中国两会于上周末拉开帷幕，去年12月，北京选出36名人大港区代表，为反送中运动以来首次从香港选出代表。北京政府将2019年的民主抗争归咎于“外国势力”。 北京2020年强推港区国安法，翌年1月末，英国发布新BNO签证政策，让持有BNO护照的港人及其家属得申请 BNO签证移居英国，其间可就学、就业，住满5年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再住满1年即可申请入籍成为英国公民。该政策公布后，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中方不再承认BNO护照作为旅行证件和身分证明，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香港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后，有16多万名港人申请英国公民身分，其中至少有10万人已经抵达英国。
一年一度的两会现正召开，这本来是全国各地各界的代表委员共商国是的时刻，但一些代表委员的提案却让人哭笑不得。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2月28日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3天春节法定假期增加至5天，加上一头一尾两个周末，取消调休制度，将春节假期延长至9天，以思维和形式的现代化，让老百姓安定过年，过个团圆年。 赵代表的出发点应该是希望全国人民安安心心过好传统假日，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在院校里工作，年年有寒假，对春节假期长短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敏感，出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情，发出这个建议。 但不知道赵代表考虑过没有，这种建议一旦通过，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在全国施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个建议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尽相同。 退休人群，婴幼儿，教育行业相关的教职工和学生，几乎不受什么影响。 农业，服务行业，建筑行业，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物流等行业，本来对假期就没那么敏感，其从业人员想休也难以如愿，只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行政机关表面上按部就班，多歇几天无所谓。但老百姓平时上班没空办的事儿，就得攒到放假时办，像婚姻登记，社保医保这些部门，哪能那么容易就放假。还有公安，海关这些关键岗位，要加班执勤，这都需要投入更多财政经费。 金融行业里银行要不要正常开门方便大家办理业务？保险公司能免战高悬连续九天不理赔？证券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假期多，这要是连休九天还怎么保证流动性？离世界水平只会越差越远了。 制造业就更难办了。外国人不过春节，订单来了工厂敢不按时交货？除非是全自动工厂，否则劳动成本只会增加，企业能开心？企业不赚钱了，拿什么供养这些信口开河的老师？ 类似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宜宾学院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琴建议——调整双休日，每周实行单休日，每月末连休5天。 魏代表的本意，可能是想多给旅游休闲等服务行业一些发展机会。但各行业能否雨露均沾？恐怕未必吧。这和连休九天是异曲同工。 此外，我国推行的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始于1995年5月1日劳动节。这已经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就正式推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欧美国家晚了整整62年。在那之前，相关部门为了推行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中间经历了长达六七年的研究、讨论、论证，最后通过试行才慎重确定下来。 现在如果改成中国特色的休息制度，如何与国际接轨？人家上班我们休息，人家休息我们上班，本来国际交流就有重重障碍，这下还缩短了交流时间窗口，外贸还能好？制造业还能行？金融业还能支持好国际业务吗？还能扩大开放？个别服务行业红火，其它行业大缩水，哪个损失更大？企业玩不转，纳税减少，行政事业单位还要加班额外补贴，这是开流节源啊！ 与其花心思调整假期，不如认真执行好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编剧蒋胜男的提案建议——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执行情况加强监管。只有保障好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才能保护好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在职人员才敢消费，敢婚恋生育，才有可能延迟老龄化进程。同样都是教科文工作者，两种建议高下立判！ 还有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提出——为降低育儿成本，建议对2024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免除学费、课本费，直至大学毕业。 赵代表看来是关心我国少子化无子化问题的。但育儿成本难道只有学费吗？吃穿住行玩不烧钱？大多数孩子都是走义务教育路线，上学也就高中大学花钱多一些。问题是：孩子能保送到大学吗？能不能别避重就轻画饼充饥啊？ 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表面上看这符合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法律原则。但不知道周委员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罪犯没有后顾之忧，犯罪成本是不是更低了？有没有考虑过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受？罪犯子女如果不认同父母罪行应该受到惩罚，甚至受益于非法所得，真会出污泥而不染吗？比如曲婉婷一直力挺她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妈妈，而她自己就是母亲所贪污3.5亿元的直接受益者，是不是曲婉婷也可以回国考个法官，找机会帮她被判无期徒刑的妈妈洗刷罪名？ 咬文君选取这些代表的建议，不是想以偏概全，否定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的积极性，而是希望代表们能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熟悉的本行业出发，为民发声，传递民情民意。 让我们再来看看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的提案—— 1）建议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0000元，减少中低收入者负担。 2）无论工资待遇高低，五险一金都应该是同一个缴纳标准，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管理，也让大家无空可钻。 这样的提案，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至少是真真切切的关注到每个劳动者的利益，这才是人民群众希望代表委员们代表人民提出的提案，而不是一些不切实际的雷人建议。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独家文鉴，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