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網路圖片 【你要小心這個世界上那些雲端之人的「好心」，當他們和你坐在同一張桌子喝咖啡的時候，都會對你產生鄙夷的抵觸情緒，而突然有一天，他從雲端飄了下來接地氣了，要和你一起玩泥巴，你得當心，他肯定想著法子憋著壞哩！】 1 新中國的國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工人階級是中堅力量，農民階級是廣大群眾，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 新中國的政體：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法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法律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 人大代表的義務：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項職權，參加行使國家權力。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聽取和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並接受人民監督。 人大代表有一項重要權益： 言論免責。 即代表的發言和表決，不僅不受法律的追究，也不能受黨紀和政紀的處分。 國家的本意，是讓代表們積極發言、暢所欲言、諫言獻策，順應時代變化提出更好的建議和發表更理性客觀的言論，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可現在的某些代表，儼然把「言論免責」玩成了「滿口胡言」。 網路圖片 2 梁潤佳，全國三八紅旗手、廣州市人大代表。 近日，梁代表的一番「提案建議」，在網上被罵成了篩子。 南方都市報刊發文章，聚焦2024年廣州市兩會： 《廣州市人大代表梁潤佳提案：為降低國際學校學費，提供財政支持》。 梁代表認為： 以廣州為例，大部分國際學校或港澳子弟學校的收費普遍偏高，一學年在13萬至18萬，部分高達30萬，梁代表認為如此高昂的收費標準下，並沒向學生和家長提供對等服務，如課程兼容性不足，所以梁潤佳認為國家應該用財政進行補貼，這樣一來就減輕在國際學校上學的家庭負擔，同時也有利於學校的發展。 簡單來說，梁代表認為港澳台和外籍學生在我們這邊上「國際學校」，學費太貴了，大灣區要走向世界，必須要「多元化教育資源，留住多元化人才」。 故而，梁代表提議，國際學校學費太貴，我們國家應該提供財政補貼。 我笑了。 國際學校是個什麼情況，大家都懂的。 最為關鍵的，是要補充一個冷知識，梁代表除了是廣州市人大代表以外，她還是黃廣教育集團的董事長。 其創辦的黃廣教育集團旗下學校涵蓋早教、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等10所學校，提供從早教到高中K15一站式優質教育服務。 梁代表，你到底是希望國家財政補貼給大灣區的國際學校，還是補貼給你的下一站「10所國際學校」？ 你這個代表的提案意見，目的不純啊！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3 你把教育，做成了投資有限公司。 然後，你說要和國際接軌，搞多元化教育，讓國家出錢搞財政補貼。 接著，你開更多的「國際學校」。 最後，這樣的你，這樣的身份，竟然還成了人大代表。 誰讓你代表的，你又代表誰？ 你代表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心聲，還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生意，還是你本人的最大化利益。 權與錢，官與商，這是牢不可破的攻守聯盟，錢鍾書的《圍城》，我看一半隱射的，就是梁代表這些人。 張核子的神之一手、鄭秀利的通天本領、梁潤佳的「良心諫言」。 你們都是好心，為了中國的基因檢測事業、為了上海的便利交通、為了大灣區的教育多元。 你們就是閉口不提一句，你們賺了多少錢。 你們並不是站在百姓這一邊，為國謀利、為民謀福祉，你們只是站在利益那一邊。 嘴上啊，全是主義，心裡啊，都是生意。 掙錢並不寒磣，你掙著和秦淮河煙花巷裡女人一樣的錢，卻又非要拉起一座貞節牌坊說自己比楊門女將還要貞烈。 敢再不要臉一點嗎？ 網路圖片 4 《西遊記》大家可能都看過，但是未必都看過《西遊記後傳》。 拋開重複三次的打鬥動作不說，《西遊記後傳》的劇本設定，堪稱是四大名著改編番外篇的天花板級別。 反派無天這個角色設定，是我的最愛。 「如來，收起你那一套虛偽的假慈悲吧！」 無天歸來，如來玩了一套世間無解的陽謀： 我不和他打，我圓寂，你們看著辦。 這是三界的劫難，我願為這個劫難，先死一步。 然後，上古大佛燃燈古佛圓寂了、佛教叛徒被清除了、能力低下的廢柴被無天幹掉了、最後和無天對戰時，孫悟空化身無骨舍利也差點掛掉了。 如來屁事沒幹，轉世投胎和碧遊仙子、白蓮花談了兩場戀愛，體驗了一把人間的七情六慾。 等到再度歸來時，無天掛了，燃燈古佛圓寂了，他成了三界地位最高的「王」。 大結局時，大家都以為悟空死了，結果眾神願力，愣是把孫悟空又給拉回來了。 「佛祖，我回來了。」 如來當場臉色鐵青跟便秘一樣。 媽的，好不容易送走了無天和燃燈，這死猴子怎麼又回來了。 再度演繹「慈悲大愛」：「悟空，今封你為斗戰聖佛。」 我代表佛界，圓寂；我代表三界，封你為佛。 可結局呢？ 燃燈可以死，悟空可以死，唯獨如來不能死，他要當永世的「佛」。 所以，如來，你說你代表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深涵說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三十年前的中共人大代表要比如今的勇敢多了》中介紹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小陽春」時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導致了江澤民主導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大清查之後，無論是中共黨代會的代表還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及全國政協的委員們，在行使他們的投票和選舉權時，政治顧忌也比三十年後的今天小得多。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出現過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被民間稱之為「民主事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浙江七屆人大上發生的中央指定的省長候選人被「民選」代表打敗 。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只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發難,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不但副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應該多於應當選名額，正省長候選人也不應該只有一名，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 這些代表們依據的那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還是一九八六年的修訂版，其中第二十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數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 據此，當時出席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十名代表即將中組部下達的副省長候選人「黨中央建議名單」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與中組部「建議」的唯一候選人抗衡。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萬學遠本是中組部趕在浙江省七屆人大召開之前從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位置上提拔為浙江省副省長的。目的就是要讓他在即將召開的浙江省七屆人大上「陪選」。 「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說是近年來，差額選舉在中國各地推進並不順利，甚至有的地方還想方設法規避差額選舉，或出現鑽法律「空子」的「陪選」現象。不嚴格執行法律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地方組織法提出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本級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時，「候選人一般應多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出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但目前縣級以上的地方國家機關正職領導人的選舉，大多數成了等額選舉。即使有的地方想差額選舉，也被私下做思想工作放棄了提名權；有的地方雖已提出新的候選人，也因被私下做工作，候選人不得不放棄提名。 對於候選人名額和應選人名額，選舉法中規定了一定比例。但這個比例，在有的地方也大打折扣。個別地方就低不就高，甚至暗中安排「陪選」，候選人名單一公布，誰是上級「意中人」，誰是「陪選人」，一目了然。「意中人」與「陪選人」相比，不論在資歷方面，還是在能力和業績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因為，挑選的『陪選人』越弱，選民給『意中人』投選票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制定的選舉辦法更是於法無據。比如，為了保證上級「意中人」當選，就對聯名提名的候選人的情況只簡單介紹。甚至把上級「意中人」印在選票醒目位置，其餘按姓氏筆畫為序，或把上級「意中人」和聯名提名的候選人在選票上分開排印，暗示主次，等等。由於差額選舉被「巧妙」處理，差額選舉實質上只是在選民的配合下完成的一次等額選舉。 這篇當時刊登在中國大陸某官網上的文章雖說是在針砭時弊，但卻又不敢深究，因為這種「陪選」現象一開始就是出現在由中組部導演的省級人代會上的選舉過程中。即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長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做陪襯。 筆者當年搜集這方面的資料時，還曾讀到過一篇官網上的文章，說的是北方某縣即將召開人大會議時，縣委書記找到一位女鄉長談話，直接告訴她，這次你的名字被安排進了副縣長候選人名單，縣委決定讓你當這個「陪襯」，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希望你在選舉時自己也不要投自己的票。結果，這位女候選人居然就得了零票。 不知道當年的萬學遠在從上海前往浙江之前是否也被中組部約談過類似內容。而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本以為對他根本不可能有好感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居然把他推舉出來去抗衡中央組織部的唯一省長提名人葛洪升。 說起這個葛洪升，就應該先介紹一下他的浙江省省長的前任沈祖倫。 上月底剛剛去世的沈祖倫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是浙江寧波人，中共建政之初曾經擔任過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機要秘書。這位江華就是日後審判江青等人的那屆最高法院院長。 沈祖倫升任江浙省委副書記、浙江省代省長的時間是一九八七年九月，並因此被安排為十三屆中央委員。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定時任浙江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接替了沈祖倫。而此時的沈祖倫年僅五十九歲，接替他的葛洪升與他同歲。而被接替了省長職務的沈祖倫此後只留任了一段時間的省委副書記職務即被安排進了全國政協，由此可見當時的沈祖倫是被中央「棄用」。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個沈祖倫本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在浙江省六屆人大上以高票當選省長的。八九學潮時,他曾經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對妥善處理學潮有個明確的態度。但也並不是像外界所傳,他曾致電中共首腦反對戒嚴。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黨籍恐怕早都沒有了。 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在位時頗具改革意識的沈祖倫在支持民營經濟方面被李鵬和姚依林等人認為「在背離社會主義公有制方面走得太遠」。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保守派代表宋平親自指示，用「政治立場」堅定的時任浙江省寧波市委書記葛洪升頂替了沈祖倫。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浙江 省七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九次會議，對外宣布接受沈祖倫辭去省長職務，決定葛洪升為副省長、代省長。 接下來，葛洪升又順利被中央安排為十四屆中央委員。與他同齡的沈祖倫則被迫退居二線。在當時那種紅色恐怖的氣氛下,浙江省人大代表們敢怒不敢言,氣一直弊在肚子里,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再次召開省人大,終於有了拿葛洪升出氣,向中共高層表示抗議的機會。 令當時的江澤民、李鵬，以及時任中組部負責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被他們強行安排接替浙江省長位置已經過了兩年多時間的葛洪升，居然仍然被浙江省人大代表們記恨，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過程中，人大代表們自行推舉出來的省長候選人萬學遠的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日後中國大陸官網上曾經刊登過一篇標題為《關於「民主事故」》的文章，說的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各省市區召開了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在黨的十四大前後制定的省級人事調整方案基本都得到落實，但在浙江和貴州則發生了重大意外。中央提名的浙江和貴州省長候選人—葛洪升和王朝文落選省長，原定的副省長候選人萬學遠和陳士能則意外當選省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直到現在也是僅有的省長指定候選人落選事件。 文章詳細記述說：當時浙江的這場選舉是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投票結果出來後，省人大不敢宣布選舉結果，一面放電影讓代表們「休息」，一面急電中央諮詢對策。誰知中央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商量對策花了四個小時才回復：尊重人大代表們的選擇。浙江這邊廂趕緊中斷正在放映的第三場電影，正式宣布萬學遠當選省長。可憐的萬學遠顯然沒有思想準備，他打電話給上海老領導汪道涵說：「不好了，我闖禍了！怎麼會選我當省長？我怎麼能當省長？」 眾所周知，中共地方各級黨委的第二把手，也就是排名第一的副書記都是同級政府的一把手。但是，當時的萬學遠連個浙江省委常委都不是。而落選省長的葛洪升則是在落選之後依然被保留省委（第一）副書記的黨內職務，直至上調國務院。 如上牆內官網文中還說：就在當時這場發生在浙江人大選舉會議上的「民主事故」發生的三天之後，貴州省七屆人大選舉也發生了類似事件。 貴州省當年的人大選舉一樣也是由中組部只指定一名省長候選人，即當時已經是在任省長和省委副書記的王朝文。這位王朝文不但是貴州土生土長的地方幹部，而且還是苗族人。但在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時，貴陽市和遵義市代表們聯合發出動議，聯名推薦副省長候選人陳士能作為省長候選人。這個陳士能也是和當時浙江方面的萬學遠一樣，是中組部的空降幹部。結果是，中央指定的王朝文落選，陳士能當選。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當時浙江的萬學遠，還是貴州的陳士能，在意外成了「民選」省長之後，表面上看是被中共當局尊重了「民意」，但兩人都是好景不長。在省長位置上坐了三兩年之後，即先後被中組部以「工作需要」為名，調進國務院系統擔任部委副職，萬學遠被調任人事部副部長兼外國專家局局長，陳士能被調任輕工業部副部長。只不過當時這兩個人都被保留了正省部級待遇。當時之所以趕在中共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即把這兩個從省長崗位上調離，原因就是不能讓他們在省長的位置上就地當選全國黨代表並進而成為新一屆中央委員。 筆者曾經聽一位採訪過陳士能的中國內地記者介紹說，這個陳士能與當時的萬學遠還不一樣。他被中組部從國務院系統的副部長平級外放至貴州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陪選」，中組部當時的希望是在他擔任一段時間貴州省副省長之後，即能在省人代會上順利當選一次副省長，而後就是正省長接班人培養對象了。沒成想他陳士能意外成為「民選」省長，反而令中組部方面從此將他視為異類。 據說對於當時這兩省接連發生的人大選舉意外，中央高度重視，為防止這類「民主事故」再次發生，當月二十七日，中組部在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從那以後，中共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直都是堅持省人大和省府一把手只「推薦」一名候選人，但再也未出來過一次人大代表違逆上意的情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對和棄權票是自願還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進入『選』」程序之後，習近平不出預料地被宣布『全票當選』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所以說是「不出預料」，是因為同樣的「零反對」已經在五年前發生過了。 自習近平中共黨魁的第二任開始之前，他即從二零一七年初開始接連是「全票當選」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屆中央委員和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然後又是「全票當選」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並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全票當選」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 不過，如今這一次的「零反對」更惡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臉書貼文指出，習近平這一次是破壞了「只能連任國家主席一次」的黨內規矩、強行修改了憲法以後，才謀得連任。要知道，五年前的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雖然也是「零反對「，但在通過以將”堅持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正文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核心內容的習式憲法修正案時，畢竟還是出現了兩張反對票和三張棄權票。在不是」零反對」的前提下，中共官方報道當然不會對外宣布非贊成票的具體數字，但好在在場的外媒或者港台記者還是被允許把會場上的選票統計結果招牌拍照並對外發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認為， 習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親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統統打入冷宮。在國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陳。強制淸零政策嚴重破壞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樹敵，使中國的國家形象變成了過街老鼠。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對習近平有不滿很正常。如果說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從心裡支持習近平連任，是難以讓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於內心的恐懼不得不投下贊成票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誰敢投棄權票，一定會被查出，到時候等著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場。 筆者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五年前用反對票或者棄權票對習近平的「修憲」表達不滿的那幾個人大代表已經遭到習近平的政治整肅，但正應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為」的那句老話，相信每一個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心裡都十分明白所謂的「無記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寫過的那張選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證當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個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還在他的臉書貼文里說：三月十日的「選舉」結果，表面上看來是習近平一統江湖、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挑戰者和反對者了，但實際上，只是把矛盾內部化、深層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屆人大會議上，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留任軍委主席時，曾出現98張反對票、122張棄權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結果比起來，要「正常」得多。 確實，當時江澤民在連任兩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屆滿的前提下，仍要謀求繼任國家軍委主席，因此而獲得的反對和棄權票數就比他此前五年連任第二屆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時所獲得的反對和棄權票數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們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曾刊登林保華先生的文章《兩會選舉：江澤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藥》。這裡的「兩會」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開的中共第十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 該文章說：「主席」的選舉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選國家主席、副主席，胡錦濤在2944張投票數中，獲2937票贊成，4張反對票，3張票棄權，得票率達99.8％，超過江澤民兩任國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視為江澤民心腹的曾慶紅，在國家副主席選舉中，獲2578贊成票，177票反對，190票棄權，得票率87%，比當年李鵬出任委員長的得票率還要少。第二階段是選舉國家軍委主席，2946 人領取選票，江澤民得票數 2726 張，反對票98，棄權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觀察家的意外。 在另選中，有2票選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1票則要他降級擔任副主席，會場上立刻傳出竊笑聲。但是選胡錦濤擔任軍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選人的得票數，說明對江澤民搶走胡錦濤的軍委主席職務，有相當的反對意見，如果允許「非組織活動」，江澤民可能落選…… 其實，除了如上林保華先生所說的那一次，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先後在人大和黨代會上實行了無記名投票形式之後，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層面的「零反對」只是從五年前的習近平開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錦濤，以及在胡錦濤之前的江澤民、趙紫陽、胡耀邦，以及與他們同時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國家層面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及國務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國黨代會和全國人大的選舉過程中獲得過或多或少的反對或者棄權票。 即使是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開的十三大開始實行了無記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但從那一屆及此後的歷屆黨代會的投票過程因為是高度對外保密，所以我們只能從中共對外報道大會選舉結果的迴避態度，判斷出無論是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還是日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習近平一樣，「全票當選」。 筆者粗略查對了一下，在習近平被宣布「全票當選」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體中出現的「全票當選」字樣，是十八大召開之前在報道中央領導人當選十八大代表的相關新聞中，說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屬機關票選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機關選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計劃全票當選。 另外，在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和周永康分別在江蘇和新疆「全票當選」十八大代表、而相關報道中的溫家寶在天津當選、李長春在四川當選、習近平在上海當選以及李克強在山東當選的新聞內容中，均未強調得票情況，僅用「當選」二字說明之。 眾所周知，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小陽春」時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導致了江澤民主導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大清查之後，無論是中共黨代會的代表還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及全國政協的委員們，在行使他們的投票和選舉權時，政治顧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後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喬石以十四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出任該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日參加投票的代表數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喬石得票數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滿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決定國務院總理人選時,唯一候選人李鵬得反對票和棄權票共計三百三十張。另外，投票反對李鐵映出任國務委員的人數達七百二十二人,加上棄權票達八百五十九張。 當時這一事件經過被在現場採訪的香港媒體報道之後，此前八九「六四」鎮壓亡命海外,長期從事中國大陸憲政改革研究的嚴家其先生曾非常樂觀地認為:八屆人大選舉過程中李鵬大量丟失選票的事實已經證明,「在現有體制下,全國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中共的『橡皮圖章』成為真正的『議會』」。 嚴家其先生當時認為:為了使全國人大真正成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在符合現行憲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幾個步驟的改革: 第一步,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院長由全國人大選舉生產,總理由國家主席提名,全國人大決定任命,但憲法未規定具體制度。每一次全國人大都有權來決定這次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在八屆人大上,國家最高領導人「實行等額選舉」,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實行「差額選舉」,差額為七人,就是這次人大自己決定的辦法。以後的全國人大當然也可以通過新的「選舉和決定任命辦法」,例如,把差額選舉範圍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到「副委員長」、「國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開化、制度化,如規定若干名全國人大代表可聯合提出國家領導人的候選人。 嚴家其先生的設想還有第三步、第四步。而當時從喬石接掌全國人大之後的某些作為來看,嚴家其先生設想的第一步「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和監督功能」,似乎同喬石不謀而合。而嚴先生設想的第二步中的關鍵內容,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一項,當時已經在基層開始試點，甚至已經在喬石的家鄉浙江省人大選舉中得到落實。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後,中國大陸省級領導班子換屆過程中,接連過出現數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決方式否定中央組織部「建議」人選的「失控」現象,始作俑者便是喬石家鄉浙江省的人大代表們。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在杭州開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已經按照慣例派出數名官員前往坐鎮,自然也帶去了由中組部排定,並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協「『建議』候選人名單」。同樣按照慣例,這份名單同中共中央組織部提供給其他各省、市、自治區的省級領導換屆名單一樣,是早在一九九二年決定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選時就已經欽定好的。所以,當時給浙江省的名單上確定的正省長候選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 按照當時中共中央欽定的浙江省政府換屆「候選人名單」,正省長是等額選舉,即只提出一名候選人,而副省長則是差額選舉,即候選人比應選出副省長人數多兩名。但在正式選舉開始後,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候選人名額一般應多於應選人名額。所以,應該增加正省長的候選人名額。接著,這十名代表即將副省長候選人中的萬學遠推出作省長候選人。 據介紹,這位萬學遠本是上海的青年團幹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本來也是中組部準備重用的幹部人選之一。但是,由於本人能力實在有限,所以自他當了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後,雖然已經先後有四個副市長因調任或因病免職,可官運仍然還沒有輪到他頭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突然通知萬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長,他立刻明白這實際上是讓他去充當中共標榜「社會主義民主」的替死鬼。 原來,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每次安排省級領導換屆選舉候選人名單前,都要玩這樣一套把戲,即把一兩名本來無意提拔的幹部突然提升,然後把他們安排進差額選舉的副省級候選人名單中,為中組部希望當選的其他人墊底。 萬學遠既然心裡明白這套把戲,所以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乖乖地接受了調令,到了浙江後,根本就沒有正式上任,只是靜等著省人大召開大會時讓人大代表們把他當猴耍。而當時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們為了發泄對中共高層歷來對地方人事安排,從來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強烈不滿,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層本來連萬學遠當選副省長都不情願,所以就故意投他當正省長的票。選票統計下來後,萬學遠得票數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據報道,選舉結果統計出來後,中共浙江省委一時傻眼,緊急電告中共高層,得到中南海的認可之後,才下令將選舉結果向已經等得心焦的全體代表公布。結果,代表們熱烈的掌聲把萬學遠嚇得喏喏連聲,不知該做何反應是好。 這是中共政權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第一次發生由中央「建議」的省長候選人落選，同時由人大代表自發動議提名的候選人當選事件。在當時的中共政壇引起很大的震動。詳細的經過及後續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英媒報導，北京當局試圖消除外國影響力，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還逼迫香港政商菁英放棄BNO等西方護照，否則他們無法獲選為人大代表。 英國《金融時報》3月6日援引一名新任的中國人大代表、一名前任代表及一名知悉遴選過程的知情人士指出，中國官方告訴有意擔任人大代表的香港政商人士，須放棄含英國在內的他國護照或旅行文件，以此減少外國影響力，加緊管控香港。 BNO 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全稱為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前，即1987年7月1日至1997年7月1日，簽發 BNO 護照給香港的英國屬土公民。 儘管香港公民有中國護照，但許多居民也具有獲得BNO 護照的資格，此乃取得英國公民身分的途徑。許多港人也擁有加拿大、澳洲或美國護照。 知情人士指，至少有一名尋求連任的人大代表因持有BNO而未獲連任。另一名前人大代表指出，儘管北京當局先前聲稱，BNO持有者具有成為人大代表的資格，「但現在的信息是要麼放棄，要麼不參選」。 報導指出，北京當局先前祭出的「愛國者治港」政策，是一項針對香港領袖角色的密集審查計畫，旨在讓與西方存在緊密關係的香港政治人物無法取得重要職位。 一名北京當局選出的港區人大代表稱，北京當局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代表們要競選的是國家最重要的機構之一」。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稱，中國正面臨來自美國及西方的日益嚴重的國安威脅，英國一直提供BNO，「這會產生忠誠問題」。 中國兩會於上周末拉開帷幕，去年12月，北京選出36名人大港區代表，為反送中運動以來首次從香港選出代表。北京政府將2019年的民主抗爭歸咎於「外國勢力」。 北京2020年強推港區國安法，翌年1月末，英國發布新BNO簽證政策，讓持有BNO護照的港人及其家屬得申請 BNO簽證移居英國，其間可就學、就業，住滿5年即可獲得永久居留權，再住滿1年即可申請入籍成為英國公民。該政策公布後，中國外交部隨即宣布，中方不再承認BNO護照作為旅行證件和身分證明，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香港2019年爆發反送中運動後，有16多萬名港人申請英國公民身分，其中至少有10萬人已經抵達英國。
一年一度的兩會現正召開，這本來是全國各地各界的代表委員共商國是的時刻，但一些代表委員的提案卻讓人哭笑不得。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2月28日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建議——將3天春節法定假期增加至5天，加上一頭一尾兩個周末，取消調休制度，將春節假期延長至9天，以思維和形式的現代化，讓老百姓安定過年，過個團圓年。 趙代表的出發點應該是希望全國人民安安心心過好傳統假日，可能是因為他長期在院校里工作，年年有寒假，對春節假期長短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不敏感，出於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心情，發出這個建議。 但不知道趙代表考慮過沒有，這種建議一旦通過，以國家法律法規形式在全國施行，會帶來什麼後果。 這個建議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不盡相同。 退休人群，嬰幼兒，教育行業相關的教職工和學生，幾乎不受什麼影響。 農業，服務行業，建築行業，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物流等行業，本來對假期就沒那麼敏感，其從業人員想休也難以如願，只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 行政機關表面上按部就班，多歇幾天無所謂。但老百姓平時上班沒空辦的事兒，就得攢到放假時辦，像婚姻登記，社保醫保這些部門，哪能那麼容易就放假。還有公安，海關這些關鍵崗位，要加班執勤，這都需要投入更多財政經費。 金融行業里銀行要不要正常開門方便大家辦理業務？保險公司能免戰高懸連續九天不理賠？證券就更不用說了，本來就假期多，這要是連休九天還怎麼保證流動性？離世界水平只會越差越遠了。 製造業就更難辦了。外國人不過春節，訂單來了工廠敢不按時交貨？除非是全自動工廠，否則勞動成本只會增加，企業能開心？企業不賺錢了，拿什麼供養這些信口開河的老師？ 類似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宜賓學院油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魏琴建議——調整雙休日，每周實行單休日，每月末連休5天。 魏代表的本意，可能是想多給旅遊休閑等服務行業一些發展機會。但各行業能否雨露均沾？恐怕未必吧。這和連休九天是異曲同工。 此外，我國推行的雙休和8小時工作制，始於1995年5月1日勞動節。這已經比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後就正式推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的歐美國家晚了整整62年。在那之前，相關部門為了推行雙休和8小時工作制，中間經歷了長達六七年的研究、討論、論證，最後通過試行才慎重確定下來。 現在如果改成中國特色的休息制度，如何與國際接軌？人家上班我們休息，人家休息我們上班，本來國際交流就有重重障礙，這下還縮短了交流時間窗口，外貿還能好？製造業還能行？金融業還能支持好國際業務嗎？還能擴大開放？個別服務行業紅火，其它行業大縮水，哪個損失更大？企業玩不轉，納稅減少，行政事業單位還要加班額外補貼，這是開流節源啊！ 與其花心思調整假期，不如認真執行好五天八小時工作制。正如全國政協委員，作家編劇蔣勝男的提案建議——加強勞動法對勞動者的休息權保護，對企事業單位八小時工作制執行情況加強監管。只有保障好勞動者的正當權益，才能保護好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在職人員才敢消費，敢婚戀生育，才有可能延遲老齡化進程。同樣都是教科文工作者，兩種建議高下立判！ 還有全國人大代表、編劇趙冬苓提出——為降低育兒成本，建議對2024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免除學費、課本費，直至大學畢業。 趙代表看來是關心我國少子化無子化問題的。但育兒成本難道只有學費嗎？吃穿住行玩不燒錢？大多數孩子都是走義務教育路線，上學也就高中大學花錢多一些。問題是：孩子能保送到大學嗎？能不能別避重就輕畫餅充饑啊？ 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建議「取消對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表面上看這符合罪刑法定、罪責自負的法律原則。但不知道周委員考慮過這些問題沒有：罪犯沒有後顧之憂，犯罪成本是不是更低了？有沒有考慮過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受？罪犯子女如果不認同父母罪行應該受到懲罰，甚至受益於非法所得，真會出污泥而不染嗎？比如曲婉婷一直力挺她犯有貪污受賄罪的媽媽，而她自己就是母親所貪污3.5億元的直接受益者，是不是曲婉婷也可以回國考個法官，找機會幫她被判無期徒刑的媽媽洗刷罪名？ 咬文君選取這些代表的建議，不是想以偏概全，否定代表們積極建言獻策的積極性，而是希望代表們能從實際出發，從自己熟悉的本行業出發，為民發聲，傳遞民情民意。 讓我們再來看看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的提案—— 1）建議把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10000元，減少中低收入者負擔。 2）無論工資待遇高低，五險一金都應該是同一個繳納標準，這樣不僅有利於企業管理，也讓大家無空可鑽。 這樣的提案，雖然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至少是真真切切的關注到每個勞動者的利益，這才是人民群眾希望代表委員們代表人民提出的提案，而不是一些不切實際的雷人建議。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獨家文鑒，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