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党承诺斥资数十亿升级维州道路
2026 年 7 月 14 日
6月9日午夜，一股紧张的气氛在富士康深圳观澜工厂弥漫。上百名防爆警察和武警迅速布防厂区，20多辆警用摩托车的警笛声刺破了寂静的夜晚。大会议厅内，几百名富士康员工集结，会议厅的门已被武警紧紧封锁。 网络上的视频显示，6月9日，富士康宣布端午节，也就是6月22日起，放假5天，同时减少正常的工作时间。这种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引起了富士康员工的强烈不满，他们聚集起来在厂区维权，高喊N+1，抗议人数至少达到了数百人。 当局得知这场员工抗议后，立即派出大批警力进驻厂区进行维稳，显然是害怕重演去年郑州富士康工人暴动场面。管理层试图将工人引入室内解决问题，然而工人们坚持要求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和富士康管理层对话。最后善良的员工们进入了会议厅等待开会。视频拍摄的时间是次日凌晨0点14分，他们发现会议厅的出口被武警封锁。后来的消息是，富士康同意了员工提出的N+1离职补偿方案。 在中国新年之后，富士康决定对深圳iLVG部门的师级员工进行裁员。这些员工的月收入约为一万人民币，且已经服务了富士康十几年。根据中国劳动法，被裁员的员工有权获得15-20个月的赔偿，每人至少应得15万人民币。但是，富士康并未打算主动支付这些补偿，而是选择让这些员工转岗，使他们失去了奖金和加班费，只剩下基本工资，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迫使员工离职，让富士康能够节省开支。 然而，这其中有一些员工了解劳动法。他们知道，转岗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这需要得到员工的同意。如果公司因为员工不同意转岗而解雇员工，那么这就属于违法解雇。员工可以要求经济补偿金。因此，这些员工拒绝了转岗，并在2月和3月的那段时间里每天到劳动局门口维权。他们的要求是，如果公司希望他们离职，就应给予“N+1”的赔偿。到了4月中旬，这些坚决维权的员工最终获得了他们应得的赔偿。 上次赔偿的事件过去了两个月之后，就是这次的富士康裁员风波。同样是通过变相裁员，逼迫员工自行离职。这次，富士康的员工借鉴了上一次抗议的经验，他们没有到劳动局去要求维权，干脆这一次就直接聚集在富士康的广场上，向公司提出了”N+1″赔偿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富士康会频繁地裁员呢？答案实际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近年来，苹果正在将其产业链逐步转移到印度，作为苹果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自然也参与了这个转移计划。据报道，富士康已在印度投资了大约20亿美元以建立工厂，并计划将至少3000亿美元的生产能力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印度。 有视频显示，富士康的机器设备被打包并用货车运走，很可能是运往东南亚或印度的工厂。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幅凄凉的画面：曾经拥有15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福城厂区现在的人数可能不足3万。富士康南门的繁忙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的熙熙攘攘，变成了现在的空无一人。宿舍楼内，许多房间空无一人，尤其是顶层，几乎无人居住。 而这种情况并非只是富士康的问题，华为等其他公司也在进行搬迁。深圳的几个工业区和产业园区都在撤离，其中包括八卦岭工业区、田贝水贝工业区、南油工业区、马家龙工业区、西乡沙井工业区以及关内关外的其他几个工业区，大部分地方都空无一人。庞大的工业区，数十栋甚至数百栋的工厂建筑，可能只有一两栋还有人。 深圳的裁员现象似乎非常严重。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网络上的视频显示，深圳的人口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减少了300万，甚至有人说减少了500万，写字楼和厂房的空置率大概在70%。 咱们今天不讨论这种数据到底是真是假，有一点是确定的，深圳的人口真的在流失。目前深圳地铁3号线，在早晨的高峰期，全程都有座位，而且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现象，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深圳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曾是中国最大的二手iPhone批发市场，下午4点了，人数还是这么稀少，回到几年前，现在已经是熙熙攘攘人挤人的状态了。 然而，被裁员的蓝领或底层白领，并非全部离开了深圳，很多人选择留下来寻找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在深圳的城中村居住。 城中村是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这些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占用了周围农村大量的农田，但是农田附属的村庄却被保留了下来，没有纳入城市规划进行统一的开发，形成了这些在繁华大都市中的破旧村庄。村庄没有被开发的原因与土地赔偿标准有关。是按照农村土地的标准来补偿？还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来办理？因为最终的补偿价格差异会非常大，因此形成了这种长期无法解决的城中村现象，这也被称为中国特色的贫民窟。 由于城中村没有接入城市的公共服务，房租相对较低，吸引了很多低收入者，包括一部分白领。甚至有些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村民的数量，例如北京市的昌平区的史各庄，本地居民只有6000多人，而外来人口达到了8万人 我们前面提到的富士康的工人，如果他们继续在富士康工作，在没有加班费和奖金的情况下，每个月可能只能挣到约2460元人民币的工资。如果他们选择在城中村租房，一个月的房租可能要800元，剩下的1600元用来生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生计。 被富士康裁员的工人，尽管得到了一些赔偿，但可能有人无法偿还房贷，他们可能会卖掉房子，然后搬到深圳的城中村租房子住。 据统计，在城中村居住了1000多万人，占了深圳人口的一半。 然而，深圳这座大城市中唯一的便宜房价，城中村也正在慢慢的消失。有些城中村的租户正在被房东驱逐，因为深圳开始推行统一的租赁模式，政府旗下的公司接管了房东对房屋的管理权，进行公寓化改造。完成之后，由政府的租赁公司统一出租。白芒村首当其冲，这里的500栋房屋的业主向租户发出了逐客令，导致超过30000人被迫搬家。 现在正值夏季，天气酷热，数万租户在烈日下寻找新的居住地，沿街看到的都是搬家的人。 但这些人又能搬到哪里去呢？他们住在城中村，是为了省下一些房租，如果搬到房租更高的地方，他们原本就没有什么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而且，其他城中村的房东一听说这些人不得不搬家，立即将房租提高了500到1000元。 腾先生一家在深圳打工已经20年了，他们租了一个每月1300元的房子，一家4口挤在一张床上，孩子还在白芒村上学。统租后，房租要涨，还一房难求，到时估计租金就变成了2000，可是他们又能去哪里呢？家庭月收入只有六七千，租房就要占到三分之一，还没算上吃饭和衣服，孩子上学，过年再回老家，一年下来几乎没有存款。 更离谱的是，经过改造的城中村，仅允许18至40岁的人租住。要知道，许多农民工都已经超过40岁。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驱逐农民工，变相清理低端人口吗？据估算，深圳城中村的升级，至少会驱逐深圳500万的低端人口。尽管政府承诺房子统一租赁后，价格前几年上涨不超过10%，但是，谁能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呢？ 这些小破烂的房子改造成公寓，政府肯定要花钱，如果日后出租出去不涨价，难道说政府一直倒贴钱给老百姓吗？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多少人会相信深圳市政府还有这样的好心肠呢？政府都没钱了还给民众倒贴钱，所以很多人并不相信政府未来不涨价的承诺，认为这个房子完成公寓改造之后，再出租必然涨价的，也有人认为呢，政府可能会采取缩小每个房间标准面积的做法，隔出更多的出租单位来出租赚钱。 那么，深圳市政府为何突然要涉足房屋租赁市场呢？其实，这也许只是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一个华丽的借口。在政府的预期中，深圳有1,082万套房子，而其中的保障房仅有51万套，距离60万套的十四五计划，还缺了一大块，因此城中村就成了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下一个冠冕堂皇的项目理由。 根据深圳政府的说法，城中村的自建房有577万套，占深圳住房总数的49.5%，常住人口达到1,343万。如果能将这些城中村的房子升级改造成保障房，即使只是1/3，深圳的保障房任务就能瞬间完成。 政府的话听起来很美好，但是问题是，政府用来改造城中村的贷款，是否会被挪用去填补政府的债务亏空呢？在中国共产党的不透明的管理体制下，这种可能性极高。根据目前公开的内幕，中国政府似乎可以自由挪用任何一笔资金。 深谙中共机制的网友指出，如果政府将城中村的专项贷款用于其他项目，会导致工程烂尾，收不到租金，项目破产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 另一种结局是，政府可能完成城中村的改造，但会降低工程质量。这将导致实际的出租条件与承诺的严重不符，引发退租和抗议，政府可以使用省下的资金去进行其他事项。 第3种可能就是，深圳市政府真的完成了公寓化的改造，从租客那里提前一整年收取租金，转给业主的租金只需要按月支付。这样一来，包租公司可以掌握大量的流动资金，提供给深圳市政府使用。 从业主的角度看，虽然能每月从包租公司拿到租金，似乎可以轻松赚钱，但政府可能会以各种借口减少支付给业主的租金。原定每月2000元的租金可能会变为1000元。在这种情况下，业主能否起诉政府违约并索赔呢？法院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案件呢？情况可能并不乐观。 可见，一旦业主通过包租协议将房产支配权让渡给了包租公司，就不能支配自己的房产，也没有议价的权力，而且还不能得到公正的收入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业主有任何反抗，深圳政府肯定会动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优势。 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环境下，一旦财产被党和政府盯上，就是无法避免地被共产。无论你怎样反抗或者求情，都无济于事。 如今，许多底层的人们已经想开了，他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对任何人负债。他们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配偶和孩子，即使所有的雇主都不需要他们，他们也可以吃树皮。他们生活简单，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小病自己医，大病不用医，因为没有任何的负担，月薪只要1000块，也能让他们花不完，资本家在他们面前也会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无法被剥削，无法被割韭菜。
近日，苹果第三大代工厂，代工巨头纬创宣布，由于陷入经营困境，关闭江苏泰州工厂。自4月26日起正式停工停产，5月26日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约，并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这意味着上千员工失去了工作。 4月23日，有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工厂已人去楼空，仅留一名保安看守，设备也被搬空，只留下空荡荡的巨大厂房，似乎在彰显往日的辉煌。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周边的商业，包括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都面临营收下降、甚至关门倒闭的命运。 总部位于台湾的纬创是全球著名的IT代工巨头，其代工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服务器、智能手机等。纬创是继富士康、和硕之后，苹果公司的第三大代工厂。 2009年纬创在泰州市投资建厂，2012年6月投产。主要产品是导光板、中小尺寸的液晶显示模组等光电产品，以及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彼时客户主要为京东方、夏普、DELL、HP、SONY、ACER、联想等企业。从2017年纬创泰州工厂才正式成为苹果的合作伙伴，主要供应苹果笔电及手机之LCM（液晶显示模组）产线。 但近年来，iPhone高端机逐渐由LCD屏幕转向了OLED屏幕，造成纬创泰州的订单剧减，而其他客户不足以填补这一市场空缺，导致其连续几年出现亏损。根据纬创2022年财报，纬创给泰州厂累计投资大约16.1亿美元，但至今为止泰州公司账面亏损达到了1.81亿美元。泰州厂的员工总数也从巅峰期的17615人，大幅下滑至目前的1474人。 其实，纬创近年来也随着欧美客户产业链转移积极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投资建厂。早在2017年，纬创便在印度建立了iphone代工厂。另外纬创还在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及捷克布局生产线。而与此同时，纬创不断出售其在中国的资产。2020年底，将其在江苏昆山的iphone代工厂昆山纬新出售给了立讯精密。这次关闭泰州工厂，应该也是其产业布局转移的一部分。 苹果的顶级供应商分布在全球600多个地点，包括组装iPhone、iPad、手表和无线耳机的合同制造商，以及芯片、玻璃、铝外壳、电缆、电路板和其他组件的供应商。在这些供应商中，中国一直占据着较大比例的份额，不仅有中国的本土企业，还包括众多的台企在大陆建立的工厂。 据苹果公司2022年10月份公布的2021财年Top200供应商名单，在前190名供应商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澳门企业上榜91家，占47.9%，但相比2020年，减少了5家。 这其中有25家在中国大陆A股上市，但他们只是浮上水面的冰山一角，是供应链的超级节点，牵动着的116支苹果概念股，遍布上游材料、设备等供应体系，总市值超过300 billion USD。 其实，自iPhone诞生以来，苹果就将订单交给富士康等在中国大陆的工厂代工，并且苹果还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提高中国供应链的技术和品质水准。由此中国供应链才得以快速崛起。 不仅如此，苹果在中国代工也带动了中国电子行业的进步与发展。例如，在iPhone 4上，苹果采用了一种名为柔性电路板（FPC）的技术，能缩小电子产品的体积和重量。iPhone 4率先应用后不久，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安卓手机迅速普及了这一技术。 到了iPhone X时代，苹果与立讯精密合作，实现了折叠式FPC软板技术。一个季度后，华为、OPPO、vivo和小米等国产手机大厂陆续和立讯精密签下FPC软板技术新订单。2017年iPhone X发售，立讯精密收入同比大涨66%。 可以说，二十年里，苹果打造了一个复杂无比的供应链体系，而中国在这个体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曾经超过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都在中国制造。 在这期间，也诞生了众多的果链企业。一方面这些企业每年为苹果公司生产出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各类电子产品，成为苹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在苹果公司的带动下，果链企业也实现了业绩的飞跃。而最重要的是，由于与苹果公司深度绑定，这些企业的兴衰存亡与数百万员工的命运也交由苹果公司所掌控。 陆媒经常谈论苹果压榨供应链，如果对比苹果供应商和国产手机供应商就会明白，苹果再怎么压榨都比国产手机带来的利润要丰厚的多。例如，大陆企业京东方在2021年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后，获得的利润相当于此前10年之和。 而我们前面谈到的纬创泰州工厂，获得苹果订单后，业绩迅速腾飞；失去订单之后，马上陷入亏损，直至倒闭。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菲光。总部位于深圳的欧菲光集团是中国顶尖的镜头模块生产厂商，2017年其全资子公司南昌欧菲光科技开始为苹果提供镜头模组和触控萤幕。欧菲光业绩显示，苹果给它贡献了四成收入却提供了九成的利润，中国手机企业给欧菲光提供六成收入却只提供了一成的利润。 但是2020年欧菲光被美国政府认定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并将其列入实体清单进行制裁。2021年3月，欧菲光被苹果公司移除出供应商名单。紧接着其财报就出现亏损，2020年和2021年财报，两年分别亏损人民币19.4亿和26.2亿元；2022年亏损幅度持续扩大，据其预告称亏损人民币41亿元至52亿元。南昌欧菲光也关闭了部分厂区。 就在2021年“接盘”欧菲光苹果产线的闻泰科技，当年实现营收527.29亿元，增长1.98%;利润26.12亿元，增长8.12%。 歌尔声学堪称是苹果供应链中的元老。苹果于2009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歌尔次年就进入了苹果供应链，为其供应声学组件和有线耳机等。歌尔2018年进入AirPods供应链，成为仅次于立讯精密的苹果第二大代工厂，占据AirPods代工30%份额。 2022年11月初歌尔股份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收到境外某大客户的通知，暂停生产其一款智能声学整机产品。引发苹果砍单猜测，随之股价两日跌停，市值蒸发超150亿元。苹果砍单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一季度。 4月17日，歌尔股份发布了2022年财报及2023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2022年在营收大涨34%的情况下，扣非归母净利润下降了近60%；不仅如此，2023年Q1，其营收较2022同期进一步上涨20%至241亿元，但同期归母扣非净利润却下滑超90%。 不得不说还有第一家获得苹果核心产品代工资格的大陆本土企业立讯精密。总部位于深圳的立讯精密目前是iphone三大组装厂商之一，也是Airpods的最大代工厂。 立讯精密成长秘诀就是围绕“果链”并购扩张。其中，最重要两次收购：2011年4月收购了昆山联滔电子60%股权，首次进入苹果供应链，成为iPad连接线供应商；2016年收购苏州美特51%股权，立讯切入到声学领域，抓住了营收贡献巨大的AirPods。2019年立讯精密更是拿下Airpods独家代理权，当年立讯精密的总营收超过623亿元。而苹果作为第一大客户，贡献了346.5亿营收，占比高达55.43%。 除上述两次最重要的并购外，立讯精密围绕苹果展开的并购达14起。特别是2020年，33亿元收购江苏纬创和昆山纬新100%股权，正式切入果链中最重要的iPhone代工业务。 不断的并购扩张，依靠苹果这颗摇钱树，消费电子成为立讯精密的主要业务：2014～2018年，这一业务四年营收复合增速为78.3%。从2018年6月至今，立讯精密所有季报的扣非净利润，全部以60%以上的增速狂涨。立讯精密代工的苹果零部件由2013年的4种提升至了20种。到2021年，立讯精密来自苹果的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74.09%。 2020年，立讯精密的总市值已经超过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而其创始人王来春以910亿元财富值排在了2020年胡润百富榜第44位。 值得一提的是，王来春是富士康1988年在大陆建厂的第一批员工，曾在富士康花费10年时间从一名普通打工妹升到当时大陆员工在富士康能达到的最高职位。1999年王来春从富士康离职。五年后王来春便成立了立讯精密，其业务主要是做零部件研发、生产和组装，几乎是复制了富士康的经营模式。 在早期，富士康还为立讯精密提供了大量订单。在2010年上市时，富士康也贡献了18.27%的收入。但现在，立讯精密成为了富士康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 然而，事情总有两个方面，有利就有弊。由于立讯精密高度依赖苹果公司，苹果减单的风险也使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上下起伏。 2023年年初，苹果以需求减弱为由，通知中国供应商本季减产AirPods、Apple Watch与MacBook组件，位于产业链上游的立讯精密立刻受到波及。消息传出当日，公司股价迅速跳水，截至收盘跌幅为9.99%，市值一天内蒸发了224亿元。 另外，苹果近年来逐步实施的摆脱“中国依赖”战略，其产业链也大量移出中国，转而在印度、越南及东南亚国家布局。对严重依赖苹果公司的“果链”企业影响巨大。 最直接的影响为iPhone最大代工厂富士康。这也可以从其最大的iPhone代工厂–郑州园区的员工数量骤减看出端倪。富士康郑州园区的员工数量一度多达35万人。而近日，有自媒体播主探访发现，现在豫康新城商业步行街变得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人，两边的店铺几乎都停业，有的干脆挂着出租、转让的讯息。 近日更有消息传出，“富士康计划将3000亿元产能转移至印度”。贵州富士康、南宁富士康最近都传出撤离的消息。 另一家面板五虎之一的台企群创光电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宁波群志光电，上个月被报已至少关闭50条模组产线，优化20%员工，并计划将TFT-LCD模组工厂迁移到印度、墨西哥。 随着苹果供应链转至其它国家，基于产业的群聚效应，可能会有更多其它相关供应链移出中国。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会慢慢陷落。而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打工者。今年以来，不断传出工打工者很难找到工作的消息。大量的农民工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露宿街头，艰难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