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当时还只是副省部级但照样当选中央委员的有十几位，而当时虽然暂时还是副部级待遇但事实上早已经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潘功胜之所以名落205名当选者之外，除了顺利当选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疯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第一顺位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共二十大党代表们的判断。另一部分党代表的“赖政”导致姓氏笔画越多，丢票越多的现象也是潘功胜被从预选名单上差额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党代表不认真行使党代表“神圣的民主权利”，在预选过程拿起按姓氏笔划排名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就从头开始画勾，画满主席团宣布的205个应当选者为止，后面因为姓氏笔画过多的17个就活该了。 在二十大中委预选过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笔画太多而影响得票率的据说还有谭成旭、戴厚良两位。 先说1963年9月出生的谭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级岗位，时任辽宁省计划单列市任大连市的市长平级调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笔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是为何相中了这个谭成旭作为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对象，特别将他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淘汰后，参加候补中委的预选再被淘汰。于是，中组部似乎是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提拔计划。考虑到他在副部级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干到63岁，于是干脆提前为他安排了二线职务，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届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和谭成旭、潘功胜一样都是出生于1963年的戴厚良，是从中国石化系统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开始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即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部级身份和谭成旭一样被安排成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种刻意的安排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这个戴厚良也和谭成旭一样，也没有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同样，也是因为二十大之后对戴厚良放弃提拔后，中组部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慰性的职务，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 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自从中共政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施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差不多每届都会出现党内高层所不乐见的“民主事故”，就是说本来就被安排进“建议名单”中陪选的人往往没有被差额掉，而高层非常希望当选的反而落选。 同时笔者过去也有相关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共当局实行了所谓党内差额选举之后，“陪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批判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晓的文章《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更是直言“现行的党内差额选举还只处在‘预选’阶段，近几年来所谓的差额选举几乎都是预选差额而非正式选举差额。” 该文批判说：“现实中差额选举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仅成为一种形式。比如，在预选差额选举时，往往不实行‘集中投票’，而是实行‘分代表团投票’，这使差额选举打了折扣。在差额候选人的安排上还有搞‘陪选’的情况，更使差额实际上变成了‘等额’。” 却原来，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中产生。 这类陪选人谁的名字能够进入大会主席团，我们没有找出规律。不过，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的年富力强者，即使当时还是副省部级，一般也都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举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而去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当局如法炮制，把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袁洁也安排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但事与愿违，袁洁未能在中委预选中过关。不过，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后，得票数居中的袁洁，顺利当选。 令人唏嘘的是，21年前的张庆伟以41岁的年龄即成为中国航天集团历任老总中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十六大召开20年后的的航天科技集团老总袁洁也不过比张庆伟年轻4岁，却还未能在二十大上如愿当选中委。 未来中共二十一大召开时，出生于1965年的袁洁已经62岁了。年龄优势已经不再。 比袁洁惨的是一个叫曹建国的，此人生于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身份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洁一起进入二十大主席团，然后就是一起落选中委。笔者听到的消息是，这位曹建国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预选中被淘汰后，自己主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 于是，中组部于今年三月把曹建国安排成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另外一个叫张晓仑的国企老总也是二十届中委落选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964年8月，去年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身份被安排进入二十大主席团，但党代表们不但把他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淘汰，也还让他在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于是，中组部赶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中组部已经不再把这个张晓仑视为正省部级提拔对象了。 如上例举的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委后或当选了候补中委，或者连候补中委都没有当上的副部级央企老总们，落选中委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许多党代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陪选”人。这一来，事先已经被内部确定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即提升为正省部级的时任央企老总，自然也会被认为是“陪选”而惨遭淘汰出中委预选名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时任中国第一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国兵器装备公司总经理，2017年转任一汽老总。 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个徐留平已经被内定要赶在在今年的全国总工会换届前出任全总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名单。但是，当时还担任着全总党组书记的陈刚也是在中委预选人名单上。于是，原本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刚顺利当选，徐留平则是名落候补中委。 不过，二十大召开之后，徐留平还是被按计划安排接替了陈刚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比徐留平年轻一岁的陈刚则被外放为青海省委书记。 众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团”组织中，总工会和妇联的实际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国级，党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则都是正部长级，中央委员是标配。而徐留成则是该机构有始以来的历届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的首位落选中委。 其实，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职务早已经是正部长级实职，而且也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者，也有不幸落选中委的，而又以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江金权和唐一军为典型。 对于这类在正省部级职务上落选中委者，中共当局一般不会再安排他们参选候补中委，而是赶在次年给他们安排人大或政协的相当于正省部级的二线职务。比如江金权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继续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质疑为什么不到龄退休。至于唐一军则是被外放到江西省当政协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军接替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选中委，继而又成为得票数最少的候补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在中委预选过程中还是落选的，特别要提一下曾经被认为是潘功胜竞争对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时代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读，这在中共官场上很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他也是全国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人从2016年9月就开始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身份晋升副部长级，2020年12月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次年又出任该行董事长。 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团的谷澍和易会满都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易会满当时因为已经是正部长级，所以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谷澍则是在中委落选后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据传当时的谷澍是因为被高层当成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一把手候选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最终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高层又改了主意，把正常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李云泽安排接掌了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出生于1970年的李云泽当然比谷澍更具年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网上曾经出现的“谷夫人晒丈夫”严重影响了谷澍的政治声誉。 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金融代表团成员，除了谷澍，还有时任中信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鹤新，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其中的刘珺出生于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级金融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中共副部级金融系统里事实上还有一个叫缪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身份落选中委后当选候补中委。此人的名字当时没有出现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团里，而是出现在香港工委代表团名单里，是因为招商银行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说起来，这个缪建民6年前即已经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与潘功胜、易纲、易会满一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缪建民出生于1965年，比潘功胜年轻两岁。是因为相对年轻的原因，所以在与潘功胜一同落选中委后，缪建民还是能够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在如上这批二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央级金融老总们的对比下，“三非“人员潘功胜居然升了央行行长，自然显得尴尬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的潘功胜的落选，还是本文介绍的在中委预选过程中也被淘汰的谭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为本人姓氏笔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序的总数为222名的差额预选候选人名单的倒数几位之一而影响了得票率，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懒政”的党代表毕竟为数有限。那么，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二十大中委候选名单中的十几个时任副省部级官员都能顺利当选，而当时已经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局之一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反而落选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殷勇效应”和姓氏笔画太多影响了部分“懒政”代表没等看到他的名字时即已经“选”够数了，笔者听到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党代表不但不“懒政”，而且还对潘功胜的简历内容过分吹毛求疵。却原来，潘功胜加入中共的时间很晚，1999年4月才入党。原因是在读大专和硕士、博士期间都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众”。而博士毕业成中国工商银行副处长时，30岁的他政治面貌终于不再是“群众”了，但却不是入党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无论他当时加入民盟的动机是从政协走“政治捷径”，还是因为出国进修之前主观上不想入党，注意到他这一点的党代表们肯定会心生不满。事实上，当年的潘功胜确实是在到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才于1999年4月申请加入了中共，时年36岁。入党当年即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 对比一下中共历届党代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简历，像潘功胜这样36岁才加入中共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年前作为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接班人的易纲是在十九大的中委预选过程中惨遭淘汰，才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选举过程的事实是有据可考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与易纲一同成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潘功胜在去年召开的中二十大上居然重蹈了易纲的覆辙。 在本专栏周一刊发和播出的《六年前的央行行长接班人易纲为何会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一文中，我们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因为周小川和刘鹤的双重加持，从2016年春易纲以央行第一副行长身份又被宣布为央行党委副书记开始，就意味着他的央行行长接班人地位已经被习近平当局认可，并因此在2017年的十九大筹备期间即已经被安排进入了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三，不过已经接替了易纲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和党组书记兼职的潘功胜，则被安排进了十九届候补中委的候选人建议名单。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因为中国内地财经界当时一篇“流毒甚广”的主观分析和预测郭树清是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最可能人选，也是最可靠人选的“重头文章”内容，似乎是严重影响了党代表们的判断力，导致易纲成为总数为222名的十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被差额掉的18人之一。 于是，落选中央委员的易纲被临时安排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与潘功胜一同“当选”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与易纲同时落选十九届中央委员而也同样被临时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并（勉强）当选的还有宁吉喆和姚增科等。而其中最冤枉的当属于宁吉喆。因为此人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四年，即2013年8月开始即成正部级单位的国务院研究室的党、政一把手，随即被中国内地媒体吹捧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首席智囊”。十九大召开之前他的职务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长级）兼国家统计局局长。 熟悉中共组织运作的人士都清楚，自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开始实行党内“差额选举”至今，历届党代会上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最可能遭至差额命运的首先就是央企老总，其次就是当时的职务还是省、部副职——虽然他们都是已经被内定升任省、部正职者，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十四大上落选中委的李克强和十六大落选中委的李源潮。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里已经介绍过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就是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里，，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内定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都是排在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该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习近平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不过，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介绍了如上内容之后，也有当年的亲历者向笔者回忆说，其实是李克强在十四大的中委预选中不但落选，而且得票数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当时的大会主席团没有把他临时增补进候补中委预选名单的原因。 至于李源潮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的原因，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也已经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话说当年的十六大中委落选者里，包括李源潮在内至少有七个人，都是内定要在十六大之后晋升正省部级或者正大军区级的。其中李源潮内定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杨传堂内定晋升青海省委书记，李成玉内定接班河南省长，张文岳内定出任吉林省长，朱文泉内定接班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家瑞内定接任中联部长并事实上已经主持该部工作，张定发则是内定接替海军司令员职务。 而当时负责十六大人事筹备的曾庆红之所以没有赶在十六大之前即先把李源潮安排在正省部级岗位上的原因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已经被内定让他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然后再等次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召开时让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所以，按步就班的安排自然应该是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即让回良玉进京，同时正式宣布李源潮接替江苏省委书记职务。 既然是安排回良玉进京必须还需要一个“党内民主程序”，所以不能在十六大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就先向党代表们告之回良玉将要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把江苏省委书记职务让给李源潮来坐。所以当时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就同时有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长季允时和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 过去，历届党代会上安排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所谓的“标配”就是每个省市自治区占两个名额，当然是党政一把手，每个大军区也是两个名额，分别为军政一把手，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原则上是每单位一个中央委员名额。少数例外中最典型的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因为该自治区内有一个正省部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该自治区基本上每届党代会上正常情况下都会被分配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如此说来，当十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预选名单发到党代表们手中之后，一看江苏省委居然会有三个中央委员候选人名额，党代表们自然就会把其中那个当时还是江苏省委副职的李源潮当成“另类”。 不过，如上“惯例”在二十大上已经有所改观，在省部副职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在省委副书记位置上被直接安排进入中委候选人名单而且还顺利当选者能够举出好多个例子。 如何判断每届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有哪几个很可能是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差额下去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比他们当选时的年龄。 从当年的江泽民主持的中共十四大开始，对并非连任或拟新任国家级领导人的新任和连任中央委员的年龄要求就是（原则上）执行“三上四下”，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年满64岁者，若不是“确因工作需要”，不会被安排新任或连任中央委员。 在此前提下，连任和新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年龄杠杠则是在中央委员的年龄限制上减去4至5岁。意思是在召开党代会的当年已经年满60岁者，原则上不会被事先安排连任或新任中央候补委员。 换句话说，凡是在当届全国党代会上以年满或年近60的年龄新“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者，基本上都是从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差额下去的。 如此说来，如果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筹备期间易纲并没有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选，所以也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仅因为当年的他还差几个月就该过60岁生日了，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十九大筹备期间就被安排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另外一个可以印证当时的易纲确实是被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差额出去之后，才被临时增补进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根据是，历届中共党代会上新产生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在十九大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一个国务院部级单位的两名副职同时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这也足以证明六年前的十九大上，潘功胜的中央候补委员名额是事先就为他安排的，而易纲的中央候补委员则是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被迫退而求其次的。 话说2002年的李源潮落选十六大中委后虽然只能被委屈为当届候补中委，但并没有影响到胡锦涛等人在十六大闭幕三天之后，即宣布对他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命。而六年前易纲落选十九届中委后被委屈为候补中委，也正是为了不影响习近平当局坚持落实对他接班周小川央行行长职务的内定计划。 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易纲与潘功胜两个时任央行副行长一起“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正在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首选“的郭树清顺利连任中央委员。在此之前，他已经于2007年10月以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身份进入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再于2012年11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六任主席（正部级）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并在十八大召开的三月被外放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 四年后回京，在十九大召开的当年3月成为当时的中国银监会的第三任主席。 事后看来，当时的中共高层显然是内定了让郭树清在银监会主席兼党组书记位置上继续坐下去，并没有受“舆论”的影响将他视为周小川的央行行长接班人。但就是因为易纲的意外落选中委，只好以候补中委身份接任央行行长，这才有了让已经连任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雄厚的郭树清，以银监会主席身份同时兼任央行党委书记的安排，同时也还安排了他出任央行第一副行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了易纲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除了行政职务的央行第一副行长，而且还被特别安排了央行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在被宣布正式接替行长职务之后，他易纲的党内职务仍然是党委副书记，一直到今年7月被免去。 2018年3月周小川的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分别由易纲和郭树清两人继承的任命公布之后，中国内地的财经类媒体上曾有过易纲和郭树清之间谁大谁小的讨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所以当时的郭树清为了“以正视听”，特别在央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表示， “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 从那以后，那些过去一直看好郭树清接班行长的人士一直都在为郭树清抱屈。 时光又过去了五年，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易纲被内定不延续“周小川模式”连任第二届行长，已经和易纲一样当了5年时间的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比易纲年轻5岁的潘功胜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后，居然在二十大的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重蹈了5年前易纲的覆辙。 今年7月初笔者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之后，在网上读到一位网名为“政研室主任”网友的评论，说是“不认为潘功胜是落选。按照他在20大之前的职位，几乎不可能当选中委，就像02年的李源潮那样。如果想确保他当选，稳妥的办法是提前挪一个正常情况下会当选中委的职位。” 笔者相信质疑笔者如上文章内容的读者，首先是没有关注到笔者本文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内容，那就是事实上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当局即已经为央行设计好了干部接班梯队计划，那就是易纲是周小川的接班人，潘功胜是易纲的接班人。不然没有理由安排他潘功胜在六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就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这是其一。 其二，在易纲和潘功胜同为央行副行长的时候，易纲是第一副行长，第二副行长是比潘功胜年轻3岁的陈雨露。而一度非常被看好，“年轻有为”的陈雨露日后竟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无疑是在为潘功胜接班行长腾路。 其三，在出席二十大的中央金融代表团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发改委主任，但事实上正在主持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筹备工作的何立峰只是普通团员，团长是郭树清，副团长是易纲和易会满，而潘功胜则是被安排赶在大会刚刚召开，但还没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议程时，即以中央金融代表团发言人身份对外亮相，高调造势。此安排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潘功胜已经和易会满一样，被内定为中央金融系统内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之一。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任局长们，有如周小川、易纲、潘功胜这样荣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国级者，但也有如朱小华那样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样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者。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绍了因为在整个央行系统除他以外居然再无一人进入二十届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序列，所以朱鹤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统的行政职务一经正式由人大常委会对外宣布，他朱鹤新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别看他朱鹤新的貌相比潘功胜老上许多，但事实上他朱鹤新的年龄比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年轻了正好五岁。这里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为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和国务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届。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经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到2027年召开中共二十一大时也才59岁，与届时已经年满64岁，所以应该没有可能入选新一届中委的潘功胜之间是一种“接班梯队“的安排显而易见，就如同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之前对易刚和潘功胜之间的接班梯队安排是一样的考量。 如果未来朱鹤新能够如愿从潘功胜手中接手央行行长，那么央行从周小川开始，到易纲，到潘功胜，再到朱鹤新，另外还有担任过五年央行党委书记职务的郭树清，全部都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出身，足见这个外管局在中共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之重。 不过，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历史上，其历任局长中有如周小川等数名晋升副国和正部的政坛辉煌者，也有本人入狱的同时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楼自杀者。 曾经在央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职务上总共延续了长达15年半时间的周小川，期间历任了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三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执政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 自中共央行行长不再由国务院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兼任至今，后几任央行行长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国级。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正部级身份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长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长职务兼任外管局局长的上任时间是1995年9月，卸任时间是至1998年4月。 当时，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长朱小华更是所谓“朱镕基爱将”，他当时离开外管局的去处是光大集团。一手掌握光大集团期间，朱小华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团麾下股票大为升值，集团市值亦翻数倍，被当时的香港金融界誉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于1949年，比周小川还年轻一岁的朱小华当时因为在主持光大集团的亮眼政绩而一度成为比周小川更有晋升前景的中国金融的“未来掌门人” 。可惜的是，正在风头最劲的时刻，他于1999年7月开始被“双规”后失去自由，其妻自杀，其女成疯。 2002年8月20日开始对朱小华案庭审前，中纪委已经宣布对他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报道，当时的朱小华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万股的股票，随后由其妻卖掉套现108万港元(约值13万9千美元)。他同时被控透过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万港元贿赂(当时约值38万8千美元)。朱小华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时办案人员欺骗他说抓了他的妻子，威胁他认罪，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经于美国芝加哥自杀身亡。 朱小华的强烈抗辩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对此内幕感兴趣的读者听众，网上仍可查阅到刘晓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为什么相继中箭落马？》。也请参阅我们自由亚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窗口：朱小华案件开庭》一文。 其实，在中共政权的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里，朱小华家破人亡的下场还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杀身亡。 前面说了朱小华的外管局局长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银行家之一，曾于2004年和2005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年度全球最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两度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吴晓灵。这是她首次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只担任了半年时间，一个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时任副局长于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转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吴晓灵。 出生于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后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负责人、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总经理等金融要职，1995年升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升任正局长，官至副省部，时年仅46岁，比当时也还是副部级的周小川年轻4岁的他，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大陆金融系统中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大有晋升空间。 追踪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它在1979年成立时和中国银行“合署办公“，当时中国银行同时承担着外汇管理和经营职能，与外汇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82年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开始专司外汇经营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从中国银行独立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单独履行国家的外汇管理职能”……。所以出身中国银行，而且曾经有过金融驻外资历的李福祥自然被视为外管局掌门人的最佳人选。谁成想他接受这一职务不到两年时间，却突然用跳楼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殁年48岁。 2000年5月11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消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说是受到朱镕基赏识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还没有证实他的死讯。但是﹐外汇管理局一名姓邓的官员证实李福祥已经死亡﹐他不肯进一步透露详情﹐表示要等候上级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讯。 暂时还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资料显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医院登记入院﹐治疗糖尿病。 而香港《明报》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医院跳楼身亡﹐医院停尸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员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经处理过一名跳楼死亡的外汇管理局官员的尸体。 香港媒体说﹐李福祥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心脏出现问题﹐以及可能牵涉在贪污丑闻之内而自杀。 还有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不久前曾经就前外汇管理局局长､光大集团朱小华贪污案要求曾经是副局长的李福祥协助调查。 外汇管理局同国务院有关单位都拒绝对事件发表意见。 5天后，中国内地的财经时报刊登《详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坠楼身亡》，说今天来自官方的消息证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间，于5月10日坠楼身亡。 消息说：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满48周岁，是目前国内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据悉他的坠楼地点在解放军304医院，该院是全军的三级甲等医院，以治疗创伤、烧伤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内容为“记者今天从官方得到证实，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的消息。 时间又过了10天，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和内地的中关村在线等同时刊登了《国家外管局长自杀原因真相大白》的报道，说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在本月上旬跳楼自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消息称，李福祥在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职务之前，在原部门任职的一名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前下属，因涉及一宗近两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去向不明案，结果被中纪委“双规”调查（近期案件稍后移交检察院）。专案组相信李福祥知道内情，却未有向组织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则认为自己对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觉，造成巨大精神压力。 据悉，专案组曾多次找李福祥谈话，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对这笔逾亿元巨款的去处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患上精神忧郁症，终日精神恍惚不定……。据了解，李福祥于北京三○四医院跳楼自杀前几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脱险。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杀，有关部门本月初派出专人保护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绪失控再度自杀。九日，李福祥最终还是乘人不备而跳楼结束生命。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据悉，央行有关报告对李福祥生前任职外管局长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 说起来，李福祥担任副局长时的顶头上司朱小华虽然一度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出狱后因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够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辉煌。所以说李福祥的下场才更是令人唏嘘。 李福祥自杀后，从上海分行调回总行出任副行长才几个月时间的吴晓灵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长。 这个吴晓灵比李福祥年长7岁，当时已经不很年轻。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别因素，所以并未能在一线岗位上升至正部级。但是，她却是在副部级岗位上因到龄而退居二线的中共官员中极少有的退居二线的同时还能官至正部级者。 2008年1月，61岁的吴晓灵卸任央行副行长职务；当年3月即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且出任了当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年后，又连任了这个职务。直到71岁才退休。 在中共政坛，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才有资格在到龄退居二线时被安排成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军队的退役上将也同样可能有此资格，事实上有些省委书记和国务院部长退居二线时，也只是被安排为低半格的全国政协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而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退居二线的吴晓灵，不但和退位省委书记们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平起平坐，而且还在这个二线正部级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谓十分特殊。 当年吴晓灵的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轻8岁的郭树清，日后离开外管局后担任过中央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多个正省部级职务，而且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和19届中央委员。 郭树清的外管局局长任职时间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继任者是比他年轻3岁，此前已经是央行行长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长的胡晓炼，也是外管局历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长。当时中共官媒曾为此发表《走近女外汇局长胡晓炼》一文，说是胡晓炼的登场“折射女性从政新态势”。日后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全球50位女强人”中，胡晓炼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女性局长身份排第四位。 这位胡晓炼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时间总共4年4个月，将外管局局长职务交给与自己同龄的易纲后，胡晓炼继续专任央行副行长一段时间即转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政一把手。 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和专门任副行长的那段时间里，胡晓炼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连续被安排为十七和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离开央行之前在副行长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纲之前。 但是，性别应该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当时的易纲的“国际化背景”决定了胡晓炼在周小川行长接班人竞争中败北。中共十九大上时年59岁的胡晓炼未能进入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此后，她继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岁时才被中组部要求到点下车。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相比于在地方省级副职和中央部委副职岗位上的干部年龄是60岁封顶，众多副部级的中央金融机构和副部级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况下的任职年龄都可以延长到63岁。 至于当时打败了胡晓炼，被以央行行长备胎身份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中的易纲为什么最终被委屈成候补中央委员，留待下篇文章与潘功胜为何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等内容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按照”先党内再党外”的原则，日前已被宣布从央行行长潘功胜手中接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职务的朱鹤新，应该会在下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例会后被正式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不过，这对于七年前即已经荣升副省部，在去年二十大上跻身候补中委之后即被盛传为易纲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来说，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北京时间本月24日下午，已经上任中共央行党委书记和行长四个月了的潘功胜，和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王江一起，陪同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出席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欢迎曾经担任过央行副行长职务的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荣归”，以新任央行党委委员的身份接替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职务。 中共外管局这样的单位，从无党政双首长的设置先例，所以按照所谓“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如无意外，这位朱鹤新应该会在今年12月下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决定“以新任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潘功胜卸下的外管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自原本是央行第一副行长的潘功胜在今年7月接替了易纲行长职务之后，目前的副行长只剩刘国强、张青松和宜昌能。而如上四人全为“双非”，即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非中纪委委员。所以在去年10月“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一经被宣布为央行副行长，就将会名列第一副行长。 朱鹤新受命接手潘功胜兼任的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被宣布后，有媒体在分析文章中以“潘功胜甩锅”形容之，说是“中共当局继续搞击鼓传花，潘功胜把中共外储流失问题的‘烫手山芋’丢给了朱鹤新，可以说在“甩锅”。人民币贬值趋势不可逆转，朱未来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相关时评人认为：“中共外储在近几个月不断下降，中共党魁特地选择去央行和外管局考察，说明中共高层感受到了金融方面的压力。在近日人民币稍有升值之际，朱鹤新立刻被任命接手外管局，对朱来说，实际是有苦难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外资、热钱都在从中国大陆撤走，目前虽然人民币汇率稍有升高，但谁都知道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大趋势，资本从中国跑路是一个大趋势。也就是说，朱鹤新作为新任外管局主管，未来日子会非常不好过。” 依笔者之见，朱鹤新未来的日后不好过是毫无疑问。把习近平当局目前面临的金融危局说得多严重都不过分，故中国境内网友在朱鹤新“履新”的新闻报道后面留言说他是“临危受命”，更有评论说他是“临危不惧，勇于献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不过，我们外界甚至可以挖苦这位“临危受命”的朱鹤新实乃“无知无畏”，似也不应把他的“履新”理解成潘功胜的“甩锅”。因为无论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形容是好是坏，升任央行一把手之后还长期兼任副部长级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绝非常态。交出这一兼职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说明一点，中共所谓的国务院“国家局“分为两类，称之为”总局“的与部委平级，其他由部委代管的都是副部级。其一把手是副部，副职自然是正司局。而这类国家局里面也设有业务司，但这类司的司长都是副司局级。 今年7月潘功胜先后接替郭树清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和易纲只连任了三个月的行长职务之后，笔者即在相关分析文章中介绍了潘功胜升任央行党政一把手后，为什么还继续兼任着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原因之一可能是易纲的行长接班人很晚才被习近平“比选”出来。 在中共内部，有人将央行与其“代管”的外管局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公安部与下属的特勤局的关系。因为习近平亲信中的“至亲”王小洪在先后接替了公安部党委书记和公安部长职务后，甚至是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升任中共书记书记处书记和在今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委员之后，其特勤局党委书记和局长的兼职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今年6月，王小洪才总算把这一个外媒称之为“无比重要”的特勤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的兼职让了出来。 那么相比公安部下属单位之一的特勤局，外管局作为央行代管的“国家局”，其在中共整个金融体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7月“临危受命”为央行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要把这样一个重要兼职交出来，中共当局为他挑选接班人绝对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朱鹤新从潘功胜手中接棒外管局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以“重磅”形容之。 其实，就在中共外管局网站以第一时间公布朱鹤新上任外管局党组书记消息的前两天，即已经有英国路透社抢先一步，“独家”报道了“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是在中国经济和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不利因素之际，中国将任命资深银行家、国有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为外汇监管机构新任局长。 一时间，多家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包括几家中共大外宣纷纷转引路透社的消息，有的还把标题做得十分耸动，诸如《中国突传重磅消息！路透：朱鹤新将出任中国外管局局长 任命料最早本周宣布》之类。 这令笔者自然联想起了成蕾。澳大利亚籍的前中共央视财经节目主持人成蕾，是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于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采取强制措施“的。直到今年10月11日才被中共新华社通报说她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而其所犯“罪行”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说是“2020年5月，成蕾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攀拉，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 成蕾获释后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因为她提前几分钟内透露了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违反了对媒体报道的时限，导致她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遭受了3年的牢狱之苦。 如此说来，成蕾女士三年前的那次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与前几天把中共中央决定调朱鹤新接掌外管局的“重磅消息”提前知会给英国路透社的那名“消息人士”的行为，百分之百的一样。只不过因为三年前的成蕾不幸撞到了中共当局正在为报复澳大利亚政府找寻人质的枪口上。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曾经被盛传是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什么只是被平级调任为外管局一把手。 故事还要从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27日的一则标题为《中国将调整金融系统高层和机构设置，习近平料安插重要亲信》的报道文章说起。该文章开篇先是说“习近平准备大举调整中国金融系统的领导层，将安排重要亲信掌管央行，并重新恢复一个中共的机构部门，以加强对金融事务的政治控制。这些举措是习近平重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努力的延续。近年来，他为加强中共统治，进一步削弱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接下来，文章中便借“知情人士”口，披露了“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是接替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易纲（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主要候选人”。并说“这还不是最终决定，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决定只有在3月初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才会公布。” 这篇当时被众多媒体纷纷转载的报道文章中还说：“知情人士表示，朱鹤新不太可能兼任央行党委书记，这是央行中最有权力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符合央行现有的领导层安排。央行现任行长易纲是党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央行的二把手。目前无法得知朱鹤新将担任什么党内职务。这些人说，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长期助手，将成为主管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的副总理，他可能会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文章中还说：“习近平正在改组政府领导层，那些兼具政治地位和技术职能，以及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公信力的官员们基本上都从中共领导层消失了。其中包括与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经济顾问刘鹤、资深银行家和金融监管者郭树清，以及现任央行行长易纲等人……。相比之下，朱鹤新在外国商人和投资者中鲜为人知。他缺乏国际地位，而这种地位使前任中央银行高级官员能够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讨论政策、亲密交谈，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及其他全球金融集会上表达见解……。” 华尔街日报如上报道文章一经出台，立刻被广为转载，各类标题诸如《习近平亲信朱鹤新和何立峰有望出任中国央行行长和党委书记，削弱其独立性》、《美媒：朱鹤新与何立峰或主掌中国央行》等等，一时间令朱鹤新甚至比当时的候命副总理何立峰风头更劲。以至朱鹤新在中信集团的一位下属不由得替自己的上司报怨：“这哪里是在捧啊？简直就是把我们的朱老总架在火上烤嘛！” 继而，今年三月中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出乎外界预料地宣布了易纲的“原地踏步”，华尔街日报立刻又发表《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留任，正值监管体系重组之际》一文，说是中国全国人大周日投票决定让65岁的易纲继续执掌中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重组之际推迟了央行行长的交接。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易纲将在央行的领导时间延长几个月，以在过渡期间提供连续性，时间安排可能会根据交接的顺利程度进行调整。知情人士称，金融集团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被认为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 而就在华尔街日报二次发文，坚持认为朱鹤新仍是接替易纲的“主要人选”的一个月之后，朱鹤新辞去中信银行董事长的消息，一时间甚至也被中国境内媒体认为是佐证了华尔街日报的“料事如神”。 其实，当时的朱鹤新是以中信集团董事长身份，辞去了他所兼任的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的董事长职务，但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标题多为《中信银行董事长朱鹤新因工作安排辞任》，内容中引用了中信银行公告的原文“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辞去该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委员职务……。董事会选举该行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方合英为中信银行董事长”，于是便令众多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是朱鹤新因“工作安排需要”，离开了中信的领导岗位。 事实上，朱鹤新自打2020年3月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转轨央企”后，其新职务全称就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信有限公司董事长。而自2021年6月后，又兼任了中信集团下属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直到今年4月又把这一兼职辞去。 不知前面提到的几天前抢先给英国路透社曝料朱鹤新将入主外管局的“消息人士”，与今年2月和3月给华尔街日报透露朱鹤新晋升前途的“消息人士”是否为同一人。也无从判断中共当局在去年把朱鹤新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后，对是否安排他“荣归”央行有过什么样的讨论，但笔者倾向于相信将潘功胜视为易纲的央行一把手接班人，应该是早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有过的央行“接班梯队”计划的内容之一。 在6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时任央行第一副行长兼中央财办副主任的易纲，和此前已经以副行长职务接替了易纲外管局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潘功胜，双双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十九大召开的次年三月，易纲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决定接班周小川的央行行长职务。当时即有传闻说易纲是在十九大上落选了中央委员之后，才被委屈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名单的，并与此前本来就是被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名单的潘功胜均顺利当选。 而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年过64岁的易纲，不被安排进入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名单应该说不出预料，但至此已经担任央行副行长长达10年之久的潘功胜连个候补中委都未能连任，则令央行内部人士都感觉惊讶。 而正是因为当时的易纲和潘功胜均未进入二十届中委（候补中委），所以才会有二十大上的新任候补中委，曾经担任过金融副省长和央行副行长的朱鹤新一时间被外界看好。而所谓“消息人士”的透露，更可能是“消息人士”的分析和猜测而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绍。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就在我们本篇文章完稿之前，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刚刚会见了刘鹤和易纲。最新的相关报道内容是：耶伦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出席美国商会活动之前，还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心腹谋士、前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以及即将卸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的话说，耶伦与刘鹤和易纲进行了“实质性”的对话。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土鳖无能，海龟难退》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刘鹤的“退而不休”，实际上是与易纲在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失去党内职务之后却又意外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宣布再任央行行长的背后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在一个“外”字上，李强内阁中的土鳖无能，导致原李克强内阁中的海龟难退！ 易纲与刘鹤在北京接待美国财长的消息，也令笔者想起了今年三月易纲在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同时又被宣布连任央行行长的消息传出后，一位人在北京的中美关系专家对易纲能在第二任央行行长位置上坚持多久的评论，大意是中美关系坠落的速度有多快，易纲在央行行长位置上留任的时间就有多短。意思是中美关系再坏下去的话，易纲的那点优势就没有习近平政权利用的价值了。 不过，现如今的美国财长耶伦的访华，即使能够起到令美中关系暂缓脱勾的推动作用，也很难说能够间接起到延缓易纲央行行长寿命的作用。当然，无论如何，如今正被外界热炒的潘功胜接替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即也接替行长职务的说法，至少两个月内不会实现。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到的那样，央行行长的任命，是必须走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流程”的。而下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的召开时间是八月底。 笔者注意到，本月一日潘功胜以央行第一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之身被晋升为央行党委书记，取代了今年三月已经被安排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兼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郭树清之后，有媒体以《他将任中国人行行长？缺乏独立性 打破‘双首长’惯例？》为标题报道之。其实，即使是两个月之后的潘功胜果真被宣布把央行党委书记和行政一把手职务“一肩挑”了，也不应该说成是“打破‘双首长’惯例”。而恰恰应该说成是恢复“一肩挑”或者说恢复“党政合一”。因为自中共建政至今，央行首长的党政合一才是常态。 两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公安部的双首长制与王小洪的政治未来》、《奇奇怪怪的中共国务院部委 “双首长制”》、《司法部党组书记提前下岗是因为其真博士学历刺痛了“习博士”的玻璃心？》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自从“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国务院部委虽然经过了N次“机构改革”，但四十多年下来，大多数的国务院部委都一直施行的是单一首长，或者说党政职务合一制。即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同时担任该机构的党组书记（少数机构设党委而非党组），党、政职务合一，党组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等都由其主持。 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先后有七八个国务院部委先后或者正在施行“双首长制“。在中国大陆内部，它有时也被称之为”双长制”或者“双头制”。 总体来说，出现“双头制”的国务院部委主要可分为四类情况。其中主要两类是行政一把手为“党外人士”和机构规模庞大、直属单位较多的部门，部长、书记分设。后者中外交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部机关的几十个司局，外交部还有遍及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驻外官员。在中共曾经和正在施行“双首制”的国务院部委里，可以称之为“惯例”的只有外交部。 从本世纪以来，外交部就一直实行部长、党委书记分设，譬如唐家璇与李肇星、李肇星与戴秉国、杨洁篪与王毅、杨洁篪与王光亚、杨洁篪与张志军、王毅与张业遂等。并且从李、戴组合开始，部长同时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同时担任副部长。 而到了齐玉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之后，即一改过去党委书记担任副部长的惯例。 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在齐玉之前虽然一直都兼任副部长，但外交部的部长却不兼任党组副书记，原因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一般都是国务委员，是副国级，而部党委书记仅仅是正部长级。 从去年十月闭幕的中共二十大至今，在国务院部委里曾经施行过一届“双首长制”后又恢复了单一首长制的典型例子是交通部。截止今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国务院交通的部长是李鹏公子李小鹏，党组书记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李小鹏同时兼任党组副书记。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易纲连任央行央长的同时，比易纲还年轻一岁，也是在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即未进中委也未进候补中委的李小鹏同时被任命连任交通部长。次日，交通部的网页上即去掉了杨传堂的名字，李小鹏的职务变成了“党组书记、部长”。 与易纲一样的是，在去年的二十大上未进中委的前提下，今年三月的李小鹏也被安排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两者不一样的是，易纲同时也被安排了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职务，而李小鹏则没有。 这样分析下来，足以证明虽然易纲和李小鹏都在今年三月被安排连任了各自的国务院部门首长职务，但习近平当局显然是考虑了两人都不会在位再坚持干完下一个五年的前提下，李小鹏的任期会比易纲的长。毕竟李小鹏到明年才满65岁。 现如今，在潘公胜已经被宣布出任了新一届央行党委书记之后，已经接连两次代行了行长职务。据央行官网“新闻发布”：2023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会见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一行。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及中韩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2023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会见来访的奥地利央行行长霍尔兹曼。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金融议题交换了意见。 毫无疑问，如果潘功胜没有央行党委书记的新头衔，那么他的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与来访的外国银行正行长的职务是不对等的。所以央行官网上的报道中特别不提潘的副行长职务，只提他的党委书记和外汇局局长的行政职务。 再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至今为止，央行官网上对网领导的介绍内容未变，依序为郭树清、易纲、潘功胜……。不知道是在等什么？是否和正在筹备的中央中央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人事安排有关？ 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士都应该还记得，今3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全文，其中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全文中，除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内容外，《方案》还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等重磅改革内容。 这里先要解释一下，所谓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并非是重复设置，前者是“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它下属的实体机构是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该办公室作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列入党中央机构序列。 而后者，也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金融工委），是一个正部级机关，是所谓的党中央派出机关。 在这个新设立的党中央派出机关成立之前，熟悉中共组织机构的都知道有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其前身分别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两个机构合并，功能是全盘主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所有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的党务工作。而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之前，金融机构的党务工作是归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今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职责就会划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如上方案公布之后，外界曾猜测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是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样重要，主任会由习近平亲自兼任，副主任则是国务院总理李强。至于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即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目前应该已经开始运作，标志是前光大党委书记王江已经被任命为该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 今年5月19日的《华夏日报》以《“最懂银行”的金融老兵再度履新》为题报道说：5月18日，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王江现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牌仪式。王江已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并以此身份出席了上述仪式。 该报道中还透露，就在王江出席这个仪式的前两天，即5月16日，光大集团官网发表消息说：光大集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派，中央组织部有关干部局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决定：免去王江的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 报道中还称赞这个叫王江的是“横跨学、政、金三界” ，入仕前曾有多年的大学教师从业经历。在履职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之前，任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往前回顾，他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湖北省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江苏省副省长；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江是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何立峰的厦大财金系博士班的同窗。 那么，履历如此光鲜的王江只能担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正主任的角色谁能胜任呢？比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节目中介绍过的朱鹤新，在被中组部宣布“另有任用”之后即没了消息。既然被外界一度盛传的接任央行行长的消息没有被证实，那么日后是否会升任中金委办公室的主任呢？ 我们知道，过去刘鹤曾经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今年三月之后上，何立峰已经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接替了刘鹤的这一兼职。再兼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但直接兼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副主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注意到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所有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被分配到各地方代表团“当选”党代表的，唯有一个例外就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是在中央金融机构代表团里。这足以说明何立峰是受命负责主持筹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 虽然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韩文秀是二十届中央委员，但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已经由既不是中委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王江出任，另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潘功胜已经被委以央行党委书记，那么朱鹤新以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另外，中央金融工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人选至今也都没有对外公布，朱鹤新是否也已经被考虑其中呢？ 前面介绍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合并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之后，意味着十几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及上百个中央国家机关的下属机构的的所有党建工作都归他管，可谓庞大无比。但新成立的中央金融机关工委则不然，手下所管的各类金融机构里，央行可谓一家独大。而且，因为央行与下面的分行、支行之间的关系是百分之百的垂直领导，所以下面地方各分行、支行直至分理处的党务系统，也都是中央金融机关工委的子机构、孙机构和重孙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二十大上的中央金融机构代表团里，居然还有来自新疆某县的女点钞员代表。 再者，潘功胜的央行党委书记职务如今已经被落实，那么除了日后接替行长的可能性，他会在中央金融委员会里扮演什么角色呢？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