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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段短影音,有大陆民众银行户口无端被存入一千五百元,正不知何事,不旋锺又被转走一千二百元。当事人即明白有人盗用他的户口,当作接受政府资助贫困户的支出,先给一千五,再转走一千二,留三百元作掩口费。 早前中央政府指示补助社会上贫困户,既不说拨款多少,又不交代钱从何来,本以为只是应付舆论,没想到地方政府真“干”了——钱从何来没有人知道,钱去了哪里却相当清楚。此事要政府和银行互相串通才能做到,经手人不少,证明国难当头官员抢钱更肆无忌惮。 政府穷得底朝天,按理官员应该急政府之所急,克己分忧量入为出维持运转,但政府越不稳,官员越贪心,越想“揾快钱”,这叫做墙倒众人推,反正政府会死,政府死了我还要活。 另外一段影片,拍的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花生成熟了要挖出来卖钱,结果消息走漏,来了满山遍野的大妈。那些乡亲不是等他收割才去捡拾遗漏在地上的花生,而是不等他收成,先自行去“收成”。抢花生的人太多,种花生的人只好眼睁睁看自己一年辛苦泡汤。 这种事情只有在共产中国才会发生,共产嘛,你的就是我的,凭什么官员可以掏空国库,百姓不能抢花生?官府没有道德,民间没有道义,上行下效,自古皆然。 又看到一段影片,云南红河电视台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伙匪徒半夜在公路上拦路抢劫,警方接报前往处理,记者就跟在警车上作现场报导。 警车开到现场,果然前方有人拦车,警方人员下车,匪徒立即向警察开火。警员看来人数也不多,但匪徒作贼心虚,即时作岛兽散,跳入公路边大斜坡。警员追逐匪徒时,匪徒多次开枪,但前后有两名匪徒被警方当场捕获。 听声音记者很年轻,语气惊惶,抱怨警方没有提供防弹衣,又自称自己是战地记者,根本不明白何谓战地记者,毫无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证明该影片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大陆底层社会开始出现这种民间豪强铤而走险,私下组织武装为非作歹的现象了,证明民间犯罪已经有组织有武器,那跟先前普遍的躺平﹑自杀﹑“献忠”等社会现象比起来,又更进一步——人民有组织有枪支,胆敢向警察开火,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 社会大面积失业,底层生活面临绝境,一些不怕死的精壮男人走投无路,动歪念起贼心,趁月黑风高,政府鞭长莫及之时,做打家劫舍的营生,这也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不久前有报导,大陆某城巿发生住宅大厦大量破门盗窃现象,城巿治安也在恶化中。失业人口骤升,夜来满街露宿者,三餐不继的人聚众犯法谋生,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事态发展下去,居住在城里的有钱人和官府人家便失去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他们只好加高围墙,安装通电铁丝网,雇用武装保安,到那个地步,就是社会失序的乱世。 这也表示基层政府的管制正在失能失控,地方官只顾贪腐,漠视百姓生活困难,反贼多于警察,警方疲于奔命,造成治安破口。政府越失能,民众越胆大,有人需要枪支,就有人供应,穷苦人组成游击队伍,画伏夜出,劫富济贫。 大陆幅员广阔,农村人口多,生活艰难,政府官员欺上瞒下,为生性叛逆不怕死的年轻人造就冒险犯难的机会。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极个别现象,只是大量社会重大事件的缩影。古语说,窃钩者贼,窃国者侯,当官的贪赃枉法居庙堂之上,做贼的刀口舔血却有杀头风险,世道之不公莫此为甚。打家劫舍本没有天理,但官民武装对抗,民间也有替天行道的正当性。 民间豪强草莽崛起,这是社会崩解的不祥之兆,证明政府的功能正在快速流失,证明中共的基层正在瓦解。民间盗贼初时规模小,随著政府进一步失能,秘密结伙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反抗从经济因素变质为政治因素,那就是中共解体的时候了。 早前传说,中国智囊团向习近平提出通缩警告,习近平却反问“通缩有什么不好?”这句话被人拿来与“何不食肉靡”的晋惠帝相提并论,嘲讽习近平的弱智。想像一下,能与习近平直接说话的,必然都是党政高层,可见传话的人“用心不良”。习近平的心腹都鄙视他,习近平的管治权威还剩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身边人尚且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对党中央和习近平还有几分忠诚可言?官僚系统失去凝聚力,全社会普遍的恶质化,没有正气维系,满身肿瘤与病毒,这样的政权已失去基本生命力,还能维持多久,就不言而喻了。2025,还会有很多大事发生。(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贵州一位农民、“最牛钉子户”上网自学,将自家的瓦房和平房,在6年的时间里,搭建成9层楼的“木板城堡”,有如中国版的“霍尔移动城堡”,成了网红打卡点。 综合媒体报导,42岁的农民陈天明上网自学建造技术,用红色木板、电线、废布、木头等所有身边能“捡”的东西,在贵州兴义的梨树坪搭建了一栋23米高的“木板城堡”,虽看似破烂,完全“工地风”的既视感,但总共也花了10多万(人民币,下同)。 事实上,陈天明家周围的村屋已经被拆,只剩下陈天明一家,因此,他的另一个身分就是当地的“最牛钉子户”。 这9层楼高的“木板城堡”,用很轻的木板搭造,外观虽然歪七扭八,但不仅有卧室,还有书房、艺术展厅、卫浴间、厨房等,更有两个观光阳台,其中一个像是建在一个吊脚楼上,他称之为“空中楼阁”。 由于担心木屋太轻,陈天明也参考蒙古包的设计,在楼体四周拉了许多绳子固定在地上。 中国版“霍尔的移动城堡”(日本宫崎骏动画)火了后,吸引许多游客前往,陈天明的母亲担心人来多了,恐有坍塌风险,因为房子是自己盖的,没有很严格的结构工程规划。
生命在行走坐卧、呼吸之间,伴随着呼吸开始和结束。 呼吸对于普通人是自然的发生,以至于人们通常会忽略呼吸的存在,但对于尘肺患者,为了呼吸,他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备受煎熬,而跪着,是他们能够找到最舒服的呼吸方式。 尘肺病,全称肺尘埃沉着病,是一种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是最常见的职业病之一。 据专门从事尘肺农民救助的全国性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的统计,中国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算至少600万人。在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占90%;在尘肺病人中,农民占90%。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纪实摄影协会理事、《华商报》前首席摄影记者胡国庆,从2000年起就开始关注这个病患群体。这些来自贫困农家的患者,无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存在职业病判定难和相关保障难以落实等诸多问题,深陷疾病、家庭与社会的囹圄之中,许多人倍受病痛折磨,家破人亡却无人知晓。 24年来,他走访了100多位尘肺病农民,并一直在为他们奔走呼喊、争取社会救助。胡国庆说,作为一名摄影师,他有义务用镜头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的遭遇得到社会重视,让悲剧不再继续上演。 他们需要被看见。 尘肺病:外号“穷人病” 很多农民为了摆脱贫困走上矿山,走入矿洞,走进工厂,然而,数十年的劳动并没有带给他们财富,暗藏的疾病却让他们掉入了更为困窘的深渊。 如果认真负责执行防尘规范,尘肺病发病率其实可以大大降低,但是残酷的现实,尘肺病似乎是特定行业从业者的宿命。 网络图片 福建莆田,石雕厂的工人在粉尘弥漫的车间里工作。 1: 她嫁给了姐夫 在众多的尘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艰难,比如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尘肺病患者。当夫妻中的一人离世,活着的人不仅要继续遭受疾病的折磨,还要偿还巨额债务以及承担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 面对无奈的现实,他们不得不考虑重组自己的生活。 黄玉连的姐姐上气不接下气,身旁呼吸机里水泡在剧烈翻滚。她用力睁开双眼,使出心肺最后一口气对丈夫说, “和妹妹照顾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话音刚落,便倒在丈夫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岁。 网络图片 2018年1月22日,黄玉连抱着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黄玉连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姐姐带来“致富消息” 2006年春节,湖南省蓝山县田心乡可富村,黄玉连的姐姐黄竹连带回“喜讯”:广东四会玉器加工业火爆,只要能吃苦,就能挣到钱。消息很快在家族传开,兄弟姐妹,远亲近邻纷纷跑去“淘金”。 四会在当时堪称全球最大的玉器销售和生产基地,从业者多达数万人。 玉连夫妇,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轻人拖儿带女都加入到这支淘金队伍,兄弟姐妹们在郊外合租了一层民房,每家投资七八百块购置了简易的玉器打磨机,家庭小作坊就这样正式开工了。 网络图片 在那大干快上的日子里,玉连住所周围多达数千家作坊,到处弥漫着粉尘,随处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工作的时候,大家几乎都不做防护,越勤快的人,埋下灾难的种子越深。 三对夫妻,无一幸免 网络图片 2011年10月,黄玉连的丈夫胡汉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脸色苍白,夫妻俩来到广州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 网络图片 很快,黄玉连也确诊了。夫妻俩四处寻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才知道尘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 网络图片 姐姐后悔当初带回“喜讯”,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尘肺病。 2016年,黄玉连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时在长沙住院,大夫劝姐夫兄弟俩也做个检查,3对夫妻无一幸免。 一时间,三个普通农民家庭经历了塌方式灾难,每家都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救命,三个家庭共花去100多万治疗费,各自欠下十几万外债。 相继离世 网络图片 2017年6月1日,黄玉连丈夫胡汉清的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网络图片 当时黄玉连为了养家仍在东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厉害,因为担心被老板炒鱿鱼,一直隐瞒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黄玉连的丈夫在长沙职业病医院去世,当时正在东莞打工的玉莲因为买不到火车票迟到了一天,没能见到丈夫的最后一面。看到丈夫的遗体,她放声痛哭。 网络图片 不到半年,黄玉连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亲抱头痛哭。 两个尘肺病人的婚礼 网络图片 姐姐去世后留下两个娃,黄玉连自己也带着两个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单亲家庭,也都是尘肺病人,往后的路该咋走?除了治病,还要打工、照顾父母和四个娃。 网络图片 其实丈夫和姐姐临终前都希望玉连嫁给姐夫,两人共患难,也别在乎别人说些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要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网络图片 2018年10月24日,黄玉连和姐夫欧世华来到蓝山县婚姻登记处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网络图片 这对尘肺病人的婚礼,听不到敲锣打鼓和鞭炮声,也没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但这毕竟是个大喜的日子,黄玉连在超市里花了216块钱买了一双情侣鞋作为结婚纪念,晚上和家人吃了个团圆饭,还买来一瓶饮料助兴。夜幕降临之时,山里这对尘肺病人共同举杯,开始了新的生活。 网络图片 黄玉连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车上度过的,他们没有婚假,担心老板炒鱿鱼连夜赶回东莞。 婚宴过后,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们挥手告别。 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黄玉连和姐夫没有甜言蜜语,车里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车窗上的声音。 2024年4月,黄玉连和欧世华还在东莞打工,为了便于互相照顾,他们在厂外租房。黄玉连的病情比较严重,经常要请假,她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也都在广东打工,儿子在东莞,女儿在广州。 2 : 离家出走的女人,最后回到原点 关于尘肺病家庭的离婚率,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离家出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曾经因“开胸验肺”轰动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过,他曾经一天之内接到三个尘肺病家庭离婚的电话。 网络图片 2024年3月3日,江西莲花县六市乡西坑村,朱爱萍只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里。 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尘肺病,她离家出走,被人“骗走”感情、骗光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后的2年里,丈夫、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家里只剩她一人。 网络图片 朱爱萍的丈夫陈会明很能吃苦,新婚后不久便去了离家40里外的小煤窑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 朱爱萍劝他别下井,太危险,但陈会明执意要下,因为井下挣得多,等挣了钱就盖新房,让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 网络图片 由于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煤矿工人一直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陈会明经常感到胸闷气短,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但因为经常听说有尘肺病患者的媳妇抛弃丈夫跑了,于是他一直不敢对外声张,继续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伤回到家中。 网络图片 陈会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着还有把力气,仍在家乡打零工,并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盖新房。新房盖到一半没钱了,至今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网络图片 2019年5月23日,面对患有尘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压的婆婆,42岁的朱爱萍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了。 网络图片 在外漂泊的朱爱萍不仅“感情”被骗,连辛苦打工攒下的18000元积蓄也被人骗光。一无所有的她深感内疚,两年后又回到了山里。 网络图片 回到丈夫家的朱爱萍,生活又回到原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三个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孑然一身。 3 : 挖煤36年,只攒下1万元,剩下半条命 54岁的沈冬华挖了36年的煤。51岁那年确诊尘肺病,揣着仅有的1万元回到江西老家。 老家只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没有建好、墙体还已经开裂的半拉子“新房”。 然而,与众多家破人亡的尘肺病人比,命运似乎对他又“网开一面”…… 网络图片 沈冬华在井下干了36年,家境也没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华突然感冒,咳嗽还带有血块。当地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免费给他做了体检,沈冬华这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 网络图片 一场大病过后,沈冬华彻底干不动了,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劝他去打官司,尘肺病是职业病,官司打赢了可获得一定补偿。但老实巴交的沈冬华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干啥?如果人家不给我活干,咋能养家?应当感谢人家,这是命中注定的。” 网络图片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身上只有1万块钱的积蓄。他去向村里养鱼的人请教,回家挖了一个一亩大的鱼塘。买不起水管,他上山砍来竹子,把总长2000多米的竹对接在一起,将山上的水源接到鱼塘。修鱼塘花去14000多块钱,不仅花光他36年挖煤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别人4000元。 网络图片 沈冬华肯吃苦,也很爱动脑子。他家只有两亩多承包地,而周边有七八亩耕地因为主人在外打工而荒着。沈冬华去跟人家商量,对方看他可怜,连租金都没要,全给了他。于是沈冬华就有了十亩耕地种水稻。 网络图片 沈冬华种的庄稼不是解决家人口粮,而是用来做饲料。他的农家小院就像个动物世界,家里养着猪,满山遍野是鸡鸭。 网络图片 沈冬华曾经是个挖煤的,如今却成了农业“专家”,鱼池里的水用来灌溉,打下的粮食用来喂猪,家禽的粪便作为有机肥用来种田,形成一条有机生态链。 赚钱后,他又花3000元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有了农机,家庭循环经济加速了。 网络图片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的第二年就赚到钱了,虽然当年只赚了6000元,但他发展养殖业更有信心。他将养殖场的猪增加到50头,挣上个四五万。如果儿子能考上大学更好,考不上就和自己一起养猪,等挣了钱就把房子粉刷一下,因为政府经常会带人来他家“取经”,“不要让人觉得太寒酸,”他说。 网络图片 2024年3月3日,沈冬华通过自身努力,还清了外债。如今家里饲养了50多头猪,3头牛、五六亩农田,每年有2万多元收入。 尘肺家庭的孩子 大部分小朋友们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关爱包围,然而尘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却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们过早地懂事,尽可能帮家里省下每一分钱,只为能帮父亲多买一盒药;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设法挣钱贴补家用…… 时过境迁,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得以继续读书,部分人现在也已经成年,但他们曾经度过的黯淡的童年,不该被社会忘却,他们是尘肺病的间接受害者。 网络图片 2017年12月15日,云南龙陵县龙新乡茄子山村。9岁小彩香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母亲离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给别人带娃,挣了20块钱,给父亲买了三盒消炎药。 网络图片 2018年6月23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6岁玲玲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她希望长大后当医生,治好爸爸的病。 网络图片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10岁的赖玉婷和弟弟相依为命,他们的父亲患尘肺病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网络图片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6岁的张荣海和9岁的弟弟是孤儿,父亲死于尘肺病,母亲死于癌症。因为兄弟俩还不会种地,这天家里仅剩15个土豆。 网络图片 2018年7月22日,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鹅塘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郑大章去世后,妻子撇下瘫痪的老人和三个幼小的孩子离家出走。 网络图片 2019年6月21日,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37岁的杜万翠嫁给两个男人均死于尘肺病,撇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村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多是尘肺病。她说:“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网络图片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勋西县湖北口镇东川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米元宝面对女儿即将高考,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觉得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无奈之下上吊自杀了。 […]
近日,某地农民在耕种的时候,来了一位大佬。 这位大佬不仅阻止农民耕地,还要求把农民的车扣了,而且这位大佬小手一抬,摆出了一副叶问的姿势之后,还给当地的农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名言。 网络图片 这位摆出一副叶问姿势的大佬,留下了这些经典语录: “我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我姓纪,叫纪云浩,听懂了吗?” “你现在整地就不行,因为地不属于你们。” “我是先礼后兵,你们现在属于哄抢集体土地!” “别找我!我也不懂法!” …… 说出这些话之后呢,这位大佬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立刻就被免职了: 网络图片 而当这位大佬的这件事被传得越来越火之后,很多网友都扒出了他的一些信息。 例如就有不少网友发现,这位大佬,疑似学历造假: 网络图片 那么,这位大佬,仅仅只是学历造假就完了吗? 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当你对他越仔细扒你越会发现,这位大佬,真的是越扒越有意思。 首先,扒一下他之前工作的宣传照你会发现,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仔细看这幅图,这位大佬在工作的时候,竟然连电脑屏幕都不用开,就能对着电脑屏幕打字,就问你是不是很厉害? 很多网友都说,这种摆拍,就是赤裸裸的作秀。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位大佬才没工作几年,就有人去给他搞这样的作秀,给他搞种摆拍,你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基层人员的话,会有人找他然后给他安排这种摆拍吗? 网络图片 你想一下,如果你就是一个单纯得一点背景都没有的基层工作人员,你觉得会有人给你安排这种摆拍吗?会有人这样宣传你吗? 而再继续扒一下你会发现,这位大佬,之前还有一张照片,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仔细看这位大佬的帽子,发现他的帽子和旁边那些普通帽子的区别吗? 是的,如果是军官帽,帽檐上一般会有金黄色檐花,而士兵帽呢,则是黑色光面塑料帽檐。 再对比他之前的简介: 网络图片 所以问题来了: 网络图片 很多网友都纳闷了,为什么这位大佬当了两年兵就能带军官帽呢?而且为什么一出来就能当民警? 网络图片 而且不仅如此,这位大佬还在退伍之后就一路平步青云,不是进入县纪委,就是当上镇里的纪委书记,然后又当上了镇里的副书记,然后又是政法委员: 网络图片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佬一直如此顺风顺水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优秀吗? 而继续扒一下他的简历,还有不少人发现这位大佬还很可能存在学历造假: 网络图片 原因就是,纪云浩17岁入伍,退伍后时隔两年7个月参加工作,那么,他的大学学历究竟是如何得来? 在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中,普通本科院校学制通常是四年,全日制专科学制通常是3年,即使参加“专升本”考试,也需一年时间。所以这位大佬究竟学历是怎么来的?而且这位大佬参加工作后,成为了派出所外勤民警,他是如何调职成为县纪委监委的科员的呢?而之后,他又是如何成为当地的副书记,政法委员的呢? 要知道,在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中,很多人员的晋升,都是要经过当地的组织人事部门、当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所在单位的各部门把关的,而且还可能要经过当地审计、法制、信访等部门参与,核实好当事人的经济审核、法律审核、举报投诉审核之后,才能让他晋升上去。 然而纪云浩这位大佬呢,则竟然就是在17岁之后就在当地如此一路平步青云,这真的没有一点问题吗? 当地的各部门,对这位纪云浩大佬晋升的公正性做好监督了吗?对这位大佬的学历、履历、实地调查等方面,都严格审核了吗? 到底是不是有人给予当地压力,才能使得这位纪云浩大佬在仕途上如此一路顺风顺水的呢? 而就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到企业查询网站上搜了一下这位大佬的名字,而后我发现,在内蒙古的一些公司法人中,有几个名字和这位大佬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网络图片 我知道,在中国,同姓同名的人是很多的,所以上面的这几个名字,很可能也只是恰巧和这位大佬同名而已。 但是,当我继续搜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又发现,在内蒙古的开鲁县,又有一位和这位大佬同姓同名的人,这个人还担任了当地工会的负责人: 网络图片 还是再次声明一下,我其实也不确定这位工会负责人和上面的这位大佬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不得不说,这位大佬,涉及的业务领域是真的大啊——不仅当过兵,还当过民警,而且还在镇里的纪委工作过,而且还是镇上的副书记,而且还是政法委员,不仅如此,还是当地的工会负责人…… 一个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胜任了那么多的工作岗位,积累了那么丰富的工作经验,不得不说,这样的基层工作人员,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纪云浩,出名了。 前天刚从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那里学了一个新鲜句子:官不大,僚不小。这话用在这位“纪大官人”身上,简直太贴切了。 农民承包了5000亩土地,只有110亩耕地,其余都是盐碱地、荒地。经过20年苦心经营,种植户费尽一生心血,填牛粪,打深井,拉电网,把这些地变成了水浇地即耕地。 先别扯高大上的,先说私心,他们的私心就是多打粮食多获利,可是这种获利之心,却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公与私,从来都是一致的,人家给国家增加了几千亩耕地,你说贡献有多大?! 剧情就是从这里上演的,盐碱地变成耕地,有人眼红了,具体来说,似乎是“上边”眼红了,要求每亩再交费200元,算下来每户要多交100万! 村干部叫嚣“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之后,“纪大官人”出场了,有镇上的工作人员,有警察,他前后三句话,可以视为三段论: 第一句,你们在抢占集体资源。这个大帽子一扣,应该有一千个理由可以搞这些农民了。所有这种事都需要一个宏大的理由,很多年前就有薅社会主义羊毛的说法嘛。 第二句,地不是你的。从所有权来看,他肯定没错,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可是30年的经营承包权,纪大官人是视而不见的。 第三句,我不懂法。不懂法成了胡作非为的理由,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可是纪云浩同志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2017年3月,平安开鲁公众号的文章,通篇表扬纪云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原来他是2007年入伍,2009年转业,2012年参加工作成了一名派出所民警。在部队的时候,“先后被授予优秀士兵和两次嘉奖”。 网络图片 当年文章是这样写的: 记得他从部队转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深感自己刚由部队转业,在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方面与当前公安工作需要还差得远。“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凭他部队工作的知难而上、学不好不罢休的韧劲……(此处省略200字),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如此刻苦学习法律,怎么还不如农民懂法?什么叫说谎的文字,这种就是;什么叫说谎文学,假如以他的事迹写一篇小说,就是说谎文学。 我相信纪书记在部队的时候是个好士兵,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为啥当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就成了这副熊样?! 根源就是上面六个字,官不大,僚不小。 “官僚”是个古老的词,自古国家治理,官其实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僚”。《聊斋志异》里说,“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其实可称为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那些收租子的,那些抓人的捕快,那些坐办公室的,那些敲锣的村干部,都是僚是吏,柳宗元《捕蛇者说》,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跑到乡下祸害百姓的,靠的都是这种吏。 镇党委书记,妥妥的副科级干部,这是典型的官,纪书记作为干部,又是政法委委员,如此蛮不讲理,如此前后判若云泥,根源就是屁大个官,却有着无数的“僚”,他登高一呼,自有一群人帮他把事办成。 整个事件中,村干部口口声声说的“上边”,一直相当神秘,当地通报也不说。不过似乎这纪大官人,看起来就是那个“上边”了,至少是其中之一。 否则他为啥扣种地车辆,警察为啥以口头传唤的名义,随便就把妇女掐着脖子塞到车里? 阻止春耕,破坏农业生产,违反土地承包法,纪书记只得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免职不是撤职,党内警告处分规定一年内不得提拔。这就容易得很了,过一段时间换个地方,级别不变,人家还是官。 他的僚呢?僚更没问题。那个村委会的干部不是说了嘛:“我改天不整来200人,我跟你的姓!” 这就是说,那些种植户此后别想着安全,他们得罪的官僚系统毫发无损,那5000亩地,他们随时面临几百人的为难。 突发奇想,如果有作家把这样一个人写进小说里,会不会被人认为抹黑人民军队?抹黑人民警察?! 因为纪书记在部队受过嘉奖啊,按照毛星火的逻辑,这样的人,作家无权把他变坏。 莫言《丰乳肥臀》里不是有一个孙不言嘛,他立过战功,留下残疾,转业后成了一个家暴的恶棍。毛星火义愤填膺,认为莫言侮辱功臣。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它毫不留情地吊打毛星火:人是可以变坏的,不论他从前在哪个岗位。 现在不要看虚构人物了,看看纪云浩的人生轨迹,90后,不大个年纪,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要感谢《中国三农》的记者,把这件事直接在网上曝光,我们也要感谢作家,作家以他对生活的体验,让我们知道人是怎么回事。 然而现实的荒诞,是作家和记者揭露生活的丑陋之后,有些人不是去抨击丑陋,呼唤正义,而是攻击揭丑的人。 毛星火真的要起诉,应该去起诉纪云浩,因为这与他的生活距离更近,而且纪云浩的抹黑,是赤裸裸的现实,他比小说里的人物还嚣张跋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书写者
秸秆深耕还田被证明有想当然的成分,农民怨声载道;而为了执行这条不可能完全被遵守的禁令,基层干部疲于奔波。 民间和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其价值越来越存疑,关键问题已经从“秸秆要不要烧”,变成“禁烧要不要改”了。 《半月谈》杂志3月29日刊发了一个小型调查报道,通过记者走访东北粮食产区的调研访问,揭示了秸秆翻埋还田和离田处理这两种方式的弊端。 这些弊端不仅深刻影响农业种植,让农民犯难,也让基层干部为难。 某农业大县为了防范秸秆焚烧,仅看守干部的餐费支出1个月就高达10多万,可最后还是烧了,花了冤枉钱。 这个调研报道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不可以将秸秆处理政策从禁烧改为限烧? 《半月谈》还提出了限烧的具体建议,由相关主体向大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说明焚烧数量、种类和时间等。 管理部门结合各种因素确定可焚烧秸秆总量,加强焚烧过程中的管控,采用助燃剂减少烟雾等。 之所以提出限烧这个备选项,是因为“一刀切”的禁烧在各个层面都遇到了挑战。 如果深耕还田,虫卵没被杀死,次年虫害加重,需要使用更多杀虫剂;深埋秸秆的腐化程度很不理想,加大来年耕种时机械作业难度。而且一旦寒流提前降临,还田进度受阻,第二年复耕晚,会造成每公顷减产上千斤。 网络图片 调研还显示,在秸秆离田处理上,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焚烧发电厂,离田处理的规模其实很小,那就等于这一个出口聊胜于无,效果非常差。 如此一来,秸秆深耕还田的压力越来越大,考虑到种种实际的优劣,农民两害相权取其轻,偷偷焚烧就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连锁反应之一,是乡镇干部每到收成季节,都要派出很多人到田间地头看守。 因为黑龙江实行“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一旦发现一个着火点就要问责,干部压力大,于是只能采取蹲守、巡视等笨办法看守农户。 上述某个农业大县的看守干部,仅一个月就支出餐费十万元,浪费人力和税款。 很简单的道理,干部看是看不住的,农民对秸秆禁烧还田的低效怨声载道,白天见干部在,就会偷偷在深夜焚烧,让看守干部完全做无用功,还浪费了公帑。 干群矛盾也会因为禁烧而此起彼伏——不能帮忙解决秸秆还田带来的种种问题,只奉命禁止焚烧,农民能对干部有好脸色吗? 网络图片 半月谈杂志这个调研,体现了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了一个不错的代言角色的作用。 秸秆禁烧这么多年来,效果确实需要实事求是的评估,决策者更要多听听农民的意见,而不能只是在远离田野的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将禁烧变为限烧,不否定禁烧的合理性,但也不否认松一个口子的必要性。 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就是最了解土地与耕种的农民、种粮大户,开始不配合禁烧的政策,他们之所以不配合,并不是觉得大气污染不存在,而是禁烧的“一刀切”处理干扰了农业种植的规律,没有把秸秆焚烧看成是农业的一环,进而破坏了田间作物的生态,政策的偏执到了必须矫正的时候。 全部松绑禁烧政策,一下子回到全面解禁的地步,现实中有一定的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局部解禁,有序限烧,既可以延续禁烧的某些思路,又能为农民腾出一条灵活操作的秸秆处理路径。 半月谈在这个议题上,以官媒身份破了题,禁烧政策恐怕需要一个台阶下。 总之,秸秆禁烧就算减少了短期内的大气污染,政策执行这么多年,所影响到的群体几乎没有高兴的。 秸秆深耕还田被证明有想当然的成分,农民怨声载道;而为了执行这条不可能完全被遵守的禁令,基层干部疲于奔波。 民间和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其价值越来越存疑,关键问题已经从“秸秆要不要烧”,变成“禁烧要不要改”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