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看到一段短影音，有大陆民众银行户口无端被存入一千五百元，正不知何事，不旋锺又被转走一千二百元。当事人即明白有人盗用他的户口，当作接受政府资助贫困户的支出，先给一千五，再转走一千二，留三百元作掩口费。 早前中央政府指示补助社会上贫困户，既不说拨款多少，又不交代钱从何来，本以为只是应付舆论，没想到地方政府真“干”了——钱从何来没有人知道，钱去了哪里却相当清楚。此事要政府和银行互相串通才能做到，经手人不少，证明国难当头官员抢钱更肆无忌惮。 政府穷得底朝天，按理官员应该急政府之所急，克己分忧量入为出维持运转，但政府越不稳，官员越贪心，越想“揾快钱”，这叫做墙倒众人推，反正政府会死，政府死了我还要活。 另外一段影片，拍的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花生成熟了要挖出来卖钱，结果消息走漏，来了满山遍野的大妈。那些乡亲不是等他收割才去捡拾遗漏在地上的花生，而是不等他收成，先自行去“收成”。抢花生的人太多，种花生的人只好眼睁睁看自己一年辛苦泡汤。 这种事情只有在共产中国才会发生，共产嘛，你的就是我的，凭什么官员可以掏空国库，百姓不能抢花生？官府没有道德，民间没有道义，上行下效，自古皆然。 又看到一段影片，云南红河电视台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伙匪徒半夜在公路上拦路抢劫，警方接报前往处理，记者就跟在警车上作现场报导。 警车开到现场，果然前方有人拦车，警方人员下车，匪徒立即向警察开火。警员看来人数也不多，但匪徒作贼心虚，即时作岛兽散，跳入公路边大斜坡。警员追逐匪徒时，匪徒多次开枪，但前后有两名匪徒被警方当场捕获。 听声音记者很年轻，语气惊惶，抱怨警方没有提供防弹衣，又自称自己是战地记者，根本不明白何谓战地记者，毫无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证明该影片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大陆底层社会开始出现这种民间豪强铤而走险，私下组织武装为非作歹的现象了，证明民间犯罪已经有组织有武器，那跟先前普遍的躺平﹑自杀﹑“献忠”等社会现象比起来，又更进一步——人民有组织有枪支，胆敢向警察开火，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 社会大面积失业，底层生活面临绝境，一些不怕死的精壮男人走投无路，动歪念起贼心，趁月黑风高，政府鞭长莫及之时，做打家劫舍的营生，这也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不久前有报导，大陆某城巿发生住宅大厦大量破门盗窃现象，城巿治安也在恶化中。失业人口骤升，夜来满街露宿者，三餐不继的人聚众犯法谋生，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事态发展下去，居住在城里的有钱人和官府人家便失去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他们只好加高围墙，安装通电铁丝网，雇用武装保安，到那个地步，就是社会失序的乱世。 这也表示基层政府的管制正在失能失控，地方官只顾贪腐，漠视百姓生活困难，反贼多于警察，警方疲于奔命，造成治安破口。政府越失能，民众越胆大，有人需要枪支，就有人供应，穷苦人组成游击队伍，画伏夜出，劫富济贫。 大陆幅员广阔，农村人口多，生活艰难，政府官员欺上瞒下，为生性叛逆不怕死的年轻人造就冒险犯难的机会。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极个别现象，只是大量社会重大事件的缩影。古语说，窃钩者贼，窃国者侯，当官的贪赃枉法居庙堂之上，做贼的刀口舔血却有杀头风险，世道之不公莫此为甚。打家劫舍本没有天理，但官民武装对抗，民间也有替天行道的正当性。 民间豪强草莽崛起，这是社会崩解的不祥之兆，证明政府的功能正在快速流失，证明中共的基层正在瓦解。民间盗贼初时规模小，随著政府进一步失能，秘密结伙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反抗从经济因素变质为政治因素，那就是中共解体的时候了。 早前传说，中国智囊团向习近平提出通缩警告，习近平却反问“通缩有什么不好？”这句话被人拿来与“何不食肉靡”的晋惠帝相提并论，嘲讽习近平的弱智。想像一下，能与习近平直接说话的，必然都是党政高层，可见传话的人“用心不良”。习近平的心腹都鄙视他，习近平的管治权威还剩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身边人尚且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对党中央和习近平还有几分忠诚可言？官僚系统失去凝聚力，全社会普遍的恶质化，没有正气维系，满身肿瘤与病毒，这样的政权已失去基本生命力，还能维持多久，就不言而喻了。2025，还会有很多大事发生。（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贵州一位农民、“最牛钉子户”上网自学，将自家的瓦房和平房，在6年的时间里，搭建成9层楼的“木板城堡”，有如中国版的“霍尔移动城堡”，成了网红打卡点。 综合媒体报导，42岁的农民陈天明上网自学建造技术，用红色木板、电线、废布、木头等所有身边能“捡”的东西，在贵州兴义的梨树坪搭建了一栋23米高的“木板城堡”，虽看似破烂，完全“工地风”的既视感，但总共也花了10多万（人民币，下同）。 事实上，陈天明家周围的村屋已经被拆，只剩下陈天明一家，因此，他的另一个身分就是当地的“最牛钉子户”。 这9层楼高的“木板城堡”，用很轻的木板搭造，外观虽然歪七扭八，但不仅有卧室，还有书房、艺术展厅、卫浴间、厨房等，更有两个观光阳台，其中一个像是建在一个吊脚楼上，他称之为“空中楼阁”。 由于担心木屋太轻，陈天明也参考蒙古包的设计，在楼体四周拉了许多绳子固定在地上。 中国版“霍尔的移动城堡”（日本宫崎骏动画）火了后，吸引许多游客前往，陈天明的母亲担心人来多了，恐有坍塌风险，因为房子是自己盖的，没有很严格的结构工程规划。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花生禁令 4月底，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天气已经暖起来，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时候。种植户张立奎却在自己的田地边无所事事。 准确地说，这片地是张立奎租的。他来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几十年花生种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户就几十亩地，想包也不连片。”而内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积广，沙土地适合种花生，承包价格也更便宜，“耕地单价700～800元/亩，林地500～600元/亩，吉林老家的单价都在1000元/亩以上。” 租约早就签好了，张立奎也早早就为春耕做了准备。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又抵押了家乡的土地。从吉林的农商行贷款20多万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设备、种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节后启程赶往通辽，却迟迟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内蒙古春耕的忙碌时节，农民们忙着在地里给新种的幼林浇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发布了一项政策：2024年全旗范围内禁止种植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涉及各类经营主体流转的耕地，也包含了张立奎一家租赁的林地。消息一出，张立奎妻子气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诊所打吊瓶。张立奎还挺着，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大老爷们儿”的本分，另一方面，他还寄希望于租土地给他的当地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按照自然规律，花生的播种最迟在“五一”假期后就得开始，持续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没松绑。 自今年2月以来，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柴达木嘎查（村）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4月底，他开车带着本刊记者在连片的农地边转了一趟。随处可见农地边的杨树上贴着禁止种植的告示，醒目的红色粗体字昭告着通知的严肃性。一路上响起几次电话，都是村民们在向他问询。花生不让种植后，外包土地的村民们都陷入一种纠纷——吉林租赁户喊着退钱。“咱这边地广人稀，土地流转承包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我们村大概1/3的农民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李七英说，而花生是近几年最普遍也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科尔沁这边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种传统作物玉米，亩产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购约1.1元/斤算，只能卖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块钱”。但如果是种花生，亩产700斤左右，按收购单价超过3元/斤算，利润能有1500元/亩。 李七英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算账：如果不让种花生，耕地承包的单价要下滑300元/亩左右，林地更几乎没人会承包了，农民们每年要少600～700元/亩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来得比较晚，很多村民租赁土地的合约早在春节前就已经签订了。“现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钱，但各家有各家的开销，钱早花掉了，哪有钱退？” 广袤的土地是内蒙古独特的资源，也是张立奎等外地承包户离乡背井，拉着大型耕种设备，住进集装箱板房，在这里劳作的原因。农民们期望土地能产生财富，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作为土地更高层级的拥有者，政府对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有着不同于个体家庭的逻辑。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时节，与科左中旗相邻的开鲁县被曝出村镇干部阻碍承包农户下田耕种、增加承包费的新闻。事件经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后逐渐明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态，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农户“包荒开荒”，一些在国土部门地类档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质的土地被农民们承包后一步步开垦为了耕地，后者在国土调查中被认定性质变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费的说法。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林地何来 希伯花镇之名在蒙古语中意为“长满牛蒡草的坨子”，意指这里曾经是牛羊遍布的科尔沁草原。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内的整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土地沙化后，当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称为坨召地、坨子地。他们是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绵。“一到大风天的时候，大风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动起来。”一名老农户回忆。 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北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统称，这个横跨整个北方的防护林工程体系，集中涵盖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科尔沁沙地是造林重点。它横跨三省区、涉及面积7760万亩，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也是这沙地环绕的一部分。 要种树，劳动力从哪里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他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前十年起步阶段，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最早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马不久，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 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的林地也就是这么来的。整个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后大力推开，在柴达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积有2万亩之多，相当于3万个篮球场、半个香港。这么大的工程，只有发动群众之力。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李七英记得，政府提供了种植的杨树树苗，按网状格子规划了种植面积，将造林任务均分给村民，家家户户都被发动起来。在此之前，村里刚刚施行了包产到户，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称“口粮田”）和粮食，只能勉强管饱。造林被村民们视作增加土地种植面积的一种方式。在树木长得足够高之前，林间的土地可以用来种一些粮食作物，相当于多了一点“口粮田”。李七英记得，当时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利用林间土地来种植一些农作物，前后种过玉米、谷子、荞麦等。但这类林地可用于种植的时间不到10年。“等树长大了，遮阴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干不了了。”李七英说。 柴达木嘎查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为“禁种”之事烦恼 要在广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并不容易。1999年后，通辽启动“5820”工程（5年时间在8个旗县造林20万亩），开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资植树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许文丽来到这里，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亩、10万棵的速度，用10年时间造出3万亩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万棵造林工程最后只存活了6万棵。许文丽告诉本刊，对于没有造林经验的人来说，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电、浇水、除草，林间密度怎么排都是问题。2001年他们就投入了600万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万”。几年下来，一起招商过来的7家公司都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造林高度依赖于植树者的自驱力，而后者取决于林地能带来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说，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现在都机械化了，但那时候要靠人力把地垫平”，否则沙地水流容易渗透汇聚到地势更低的地方。其次是开沟，人工要用铲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种树的沟来。有时候还没等到浇水，五六级风一刮，早上开的沟，下午就刮平了。村民们要趁着间隙种上树苗，树苗之间株距1米、行距6米，一亩地才种上100多棵。 树苗种完了，难题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科尔沁还有一定降雨，降水一来，沙地会很快长出一批嫩草与杨树争抢水分。农民们就要拿着锄头抓紧时间去铲镗抚育，将青草苗子挨着铲出来。“那时候没农药，全是一点点地刨出来。下一场雨就得铲，一年得铲个三四遍，一茬茬铲。”李七英说。浇水也必不可少。种树一年至少要浇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袄似的，一浇就冻不死”，开春后再浇水一次做“解冻”。在树苗幼林时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态。 由于近年来降水减少，当地村民习惯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虽然繁琐辛苦，但在政府补贴和“多囤点地”的激励下，村民们的造林积极性很高。到2000年，柴达木嘎查2万多亩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顺利完成，树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个通辽也在这时候完成了生态的逆转。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显示，“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范围内的沙漠化面积已减少了1200万亩，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科尔沁沙地唯一出现了治理大于沙化的总体良性逆转。 当时，对于植树造林中的民间贡献，政策也给予了保障。2008年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五年里基本完成了林权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柴达木嘎查在2010年后完成了林权确权。原有的林地承包机制被以正式合同确认下来，配以新的林权证。村民吴七林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这一轮改革中将父母的林地延包下来，期限为30年，价格是并不贵的2元/亩。合同规定，取得林权证后，他有权以转让、出租等形式流转这片土地，同时有权自主生产经营和处理林木及其产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达木嘎查一块地势较高的坨地上，观看当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无垠的绿色与沙土交织，像是荒漠与人力持久对垒的战场，仍然胜负未定。 外来的吉林种植户们，几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贷款来到异乡耕种 在2000年后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时，成活的防护林已经开始产生新的问题。种植的杨树虽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会使周边环境和土壤变干旱。而此时的通辽也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坨召延绵的荒地。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开垦，它成了内蒙古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内蒙古玉米产量最大的旗县之一，产量超过60亿斤，肩负着粮食安全的重任。这个新晋成形的“黄金玉米带”一边贡献收成，一边也在消耗水源。通辽的地下水位连年下降，流经的西辽河成为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干流，通辽段更是断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过调水实现干流来水。 原来种植的老杨树陆续出现枯萎现象，沙地又裸露出来，活下来的杨树低矮无力，被当地人称为老而不死的“小老头树”，防护林整体的防风固沙效应有衰减风险。为了扭转这些趋势，通辽市从2010年开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残次林更新工程，鼓励农民们种植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经济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杨树，试图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吴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这也是多数村民的选择：更新残次林能享有一定补贴，果树结果后还能拿到市场上售卖。同时在树苗的成长期，林间地也能利用起来种植农作物。但残次林更新的指标不是每年都有，柴达木嘎查2万亩的林地在2015年后才开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亩。2022年，更新指标终于轮到了吴七林家的30多亩地。这是吴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与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环境让林木生长变得更困难。 吴七林家里有十多亩耕地种玉米，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朱清科告诉本刊，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决于两个，一个是土质，一个是水源。如果土地松软易于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地表覆盖物越多，越是利于固沙；但同时，如果降水较少且地下水过量开采，也有可能导致生态恶化、加剧荒漠化。而后者，刚好是科尔沁乃至整个内蒙古在生态上最大的短板。 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告诉本刊，在连续多年的开垦后，内蒙古如今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上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粮食产量只有几十亿斤，现在变成了将近770亿斤，是国家十大粮仓之一，每年有超过400亿斤粮食往外输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则在“去粮化”。这当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全国如今的十大产粮大省中，只有内蒙古严重缺水，降水条件并不好。全区高增的粮食产量背后，是无尽开垦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来的。“全内蒙古的地下水，现在都在变得越来越少。”盖志毅说。 这种情况在通辽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锐。通辽的用水结构极其特殊——绝大部分来自地下，且绝大部分用在农业上。截至2022年，通辽市用水量30.3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占据91.4%，其中地下水源占总供水量的96%。整个科左中旗，遍布着冒出地面的50～60厘米的农用水井。以柴达木嘎查为例，村子里有耕地近1万亩，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盖100～200亩耕地。李七英说，原来雨水较多时浇水压力不大，十几年前气候变得干旱后，村民们开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几家人合伙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时候一年要打好几口井”。随着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费用80块钱一米，后来就打80米，价格也超过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现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一位村民说。后来政府开始对私下打井进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报备审批、统一规划。 相比之下，林业用水会比农田灌溉多，也暂时没有管制。半干旱条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浇水5～6遍是正常。“树根要深，要淌水渗下去，如果算上林间作物用水量就会更大一些。”2023年春，吴七林就和4户村民搭伙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费用110元/米。这口井担负着上百亩林地和林间耕种的灌溉任务。这种当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种植户倾向于来内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从荒漠化防治的角度，过量开采地下水已经影响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工程4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有一位相关专家做了调研，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农业用水是当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护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个半干旱地区，大量开采地下水是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利于整体植被的恢复。”朱清科说。 这或许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决策逻辑。希伯花邻镇的一位副镇长对本刊表示，当地有保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又有绿色生态的重担。“种植花生西瓜属于土地非粮化了，这长期看来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基本农田都要牢牢保障粮食作物，加上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两大压力都汇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牺牲花生和西瓜这些经济作物了。” 农民的经济账 但和政府的决策逻辑不同，作为一块土地的直接劳动者，怎么使用一块土地？到底应该种植什么作物？农民有自己的使用逻辑，而这个逻辑中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通常是经济。 由于务农收入不高，这几年柴达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务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变得冷清和萧条。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龄。“一般是老两口结伴一起外出，挣个十万八万给孩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有盖房子的钱，如果算上装修也得二十几万。”李七英说，外出的村民们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费。 外来种植户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就住在田地边的板房里 吴七林是少数还留在村里的中年人。他和爱人一直以务农和打零工为生，在家种了十几亩玉米，也帮周边其他的种植户干活，比如施肥、除草、浇水等，价格150元/天。活儿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将巴能过”。2022年9月，女儿考入通辽蒙古族中学念高中。这是当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开销一下子大了。“补课费很贵，还必须得补。一门课一小时200块钱，放假补个20天就要花个五六千块钱。生活费也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按以前那点收入就没法整了。”为了增加收入渠道，吴七林去申请了残次林更新指标，想着把林地利用起来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个不亚于当年拓荒的过程。首先要取得林业部门颁发的采伐证，交300元/亩的押金，找人来把地里的“小老头树”采伐并清理干净。采伐的木材商会顺带清理地里的树根，相当于还农户一片相对的净地。作为交换，地里的木材会免费送给对方。2023年春天，一个采伐商来到地里，连根带木地拔走了吴七林30多亩土地里的杨树。“相当于这30多年没啥效益。”吴七林觉得。 采伐结束后，农户们还要找人“旋地”，用拖着大轮胎的拖拉机带着旋地机器，将土壤上下翻转并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时候，他们要亲自下地将地里的木疙瘩捡出来，开沟后再种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树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树苗。每个步骤都是直接的经济支出——旋地是25元/亩，3000多株树苗花了1万多块，再加上合伙打水井和购买机器的费用，从去年开始，吴七林已经投了3万多元进去。有了这么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种植玉米了，而是瞄准了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 在村民们朴素的账本中，林地应有其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随着玉米行情走低、牛肉价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减。种植经济林能享有一定国家补贴，但拿到手有相当长的时间延宕。政府对存活率有考核指标。如果连续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亩的补贴才会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发。而且，从过往几年的情况看，补贴的发放期在无限延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农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长成的生长期，利用林间土地种植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作物，是当地农户争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镇长对本刊说，“我们也只是负责执法，执行上级命令。”该副镇长透露，林地不让耕种花生是通辽对相关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辽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开展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专项行动，试图巩固过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歼灭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剩一小块了，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过去多年，通辽通过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种植花生，可能会有导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风险。一些农户们也在采访中坦承，种植和采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机械作业，确实有“刨地”起沙的风险。 广袤的科尔沁已从早年的草原变成一个重要粮仓 但通过禁绝农民想种的经济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证树木的成活，达到保护生态的效果呢？农户们认为并不是这样。“没有收益，就没人去林间铲镗抚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认为，如果不发挥林间种植的经济价值，那树苗在培育阶段就会面临农民丧失积极性。 “从理论上讲，农林复合是不会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间。因为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种植的话有利于固沙。当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科尔沁当地这些年的气候土壤条件。”朱清科说。他对本刊补充，允许林间种植，会更有利于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是以短养长，因为现在种植经济林暂时没有收益，种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长远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农民才愿意去经营土地，会对土地有一些保护，比如浇水、除草等。” 盖志毅则表示，现在的内蒙古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双重重担，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过去的情况来划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质了。“在当下，其实经济林与生态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树就是一个很好的治沙作物，通辽就有全国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难定义它是生态林还是经济林。”盖志毅说，“林下种植也是实现林业效益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业、种植业、畜牧业三者对立起来，它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工程。但要怎么去把握这个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生命在行走坐卧、呼吸之间，伴随着呼吸开始和结束。 呼吸对于普通人是自然的发生，以至于人们通常会忽略呼吸的存在，但对于尘肺患者，为了呼吸，他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备受煎熬，而跪着，是他们能够找到最舒服的呼吸方式。 尘肺病，全称肺尘埃沉着病，是一种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是最常见的职业病之一。 据专门从事尘肺农民救助的全国性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的统计，中国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算至少600万人。在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占90%；在尘肺病人中，农民占90%。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纪实摄影协会理事、《华商报》前首席摄影记者胡国庆，从2000年起就开始关注这个病患群体。这些来自贫困农家的患者，无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存在职业病判定难和相关保障难以落实等诸多问题，深陷疾病、家庭与社会的囹圄之中，许多人倍受病痛折磨，家破人亡却无人知晓。 24年来，他走访了100多位尘肺病农民，并一直在为他们奔走呼喊、争取社会救助。胡国庆说，作为一名摄影师，他有义务用镜头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的遭遇得到社会重视，让悲剧不再继续上演。 他们需要被看见。 尘肺病：外号“穷人病” 很多农民为了摆脱贫困走上矿山，走入矿洞，走进工厂，然而，数十年的劳动并没有带给他们财富，暗藏的疾病却让他们掉入了更为困窘的深渊。 如果认真负责执行防尘规范，尘肺病发病率其实可以大大降低，但是残酷的现实，尘肺病似乎是特定行业从业者的宿命。 网络图片 福建莆田，石雕厂的工人在粉尘弥漫的车间里工作。 1: 她嫁给了姐夫 在众多的尘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艰难，比如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尘肺病患者。当夫妻中的一人离世，活着的人不仅要继续遭受疾病的折磨，还要偿还巨额债务以及承担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 面对无奈的现实，他们不得不考虑重组自己的生活。 黄玉连的姐姐上气不接下气，身旁呼吸机里水泡在剧烈翻滚。她用力睁开双眼，使出心肺最后一口气对丈夫说， “和妹妹照顾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话音刚落，便倒在丈夫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岁。 网络图片 2018年1月22日，黄玉连抱着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黄玉连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姐姐带来“致富消息” 2006年春节，湖南省蓝山县田心乡可富村，黄玉连的姐姐黄竹连带回“喜讯”：广东四会玉器加工业火爆，只要能吃苦，就能挣到钱。消息很快在家族传开，兄弟姐妹，远亲近邻纷纷跑去“淘金”。 四会在当时堪称全球最大的玉器销售和生产基地，从业者多达数万人。 玉连夫妇，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轻人拖儿带女都加入到这支淘金队伍，兄弟姐妹们在郊外合租了一层民房，每家投资七八百块购置了简易的玉器打磨机，家庭小作坊就这样正式开工了。 网络图片 在那大干快上的日子里，玉连住所周围多达数千家作坊，到处弥漫着粉尘，随处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工作的时候，大家几乎都不做防护，越勤快的人，埋下灾难的种子越深。 三对夫妻，无一幸免 网络图片 2011年10月，黄玉连的丈夫胡汉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脸色苍白，夫妻俩来到广州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 网络图片 很快，黄玉连也确诊了。夫妻俩四处寻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才知道尘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 网络图片 姐姐后悔当初带回“喜讯”，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尘肺病。 2016年，黄玉连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时在长沙住院，大夫劝姐夫兄弟俩也做个检查，3对夫妻无一幸免。 一时间，三个普通农民家庭经历了塌方式灾难，每家都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救命，三个家庭共花去100多万治疗费，各自欠下十几万外债。 相继离世 网络图片 2017年6月1日，黄玉连丈夫胡汉清的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网络图片 当时黄玉连为了养家仍在东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厉害，因为担心被老板炒鱿鱼，一直隐瞒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黄玉连的丈夫在长沙职业病医院去世，当时正在东莞打工的玉莲因为买不到火车票迟到了一天，没能见到丈夫的最后一面。看到丈夫的遗体，她放声痛哭。 网络图片 不到半年，黄玉连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亲抱头痛哭。 两个尘肺病人的婚礼 网络图片 姐姐去世后留下两个娃，黄玉连自己也带着两个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单亲家庭，也都是尘肺病人，往后的路该咋走？除了治病，还要打工、照顾父母和四个娃。 网络图片 其实丈夫和姐姐临终前都希望玉连嫁给姐夫，两人共患难，也别在乎别人说些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要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网络图片 2018年10月24日，黄玉连和姐夫欧世华来到蓝山县婚姻登记处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网络图片 这对尘肺病人的婚礼，听不到敲锣打鼓和鞭炮声，也没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但这毕竟是个大喜的日子，黄玉连在超市里花了216块钱买了一双情侣鞋作为结婚纪念，晚上和家人吃了个团圆饭，还买来一瓶饮料助兴。夜幕降临之时，山里这对尘肺病人共同举杯，开始了新的生活。 网络图片 黄玉连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车上度过的，他们没有婚假，担心老板炒鱿鱼连夜赶回东莞。 婚宴过后，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们挥手告别。 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黄玉连和姐夫没有甜言蜜语，车里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车窗上的声音。 2024年4月，黄玉连和欧世华还在东莞打工，为了便于互相照顾，他们在厂外租房。黄玉连的病情比较严重，经常要请假，她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也都在广东打工，儿子在东莞，女儿在广州。 2 : 离家出走的女人，最后回到原点 关于尘肺病家庭的离婚率，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离家出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曾经因“开胸验肺”轰动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过，他曾经一天之内接到三个尘肺病家庭离婚的电话。 网络图片 2024年3月3日，江西莲花县六市乡西坑村，朱爱萍只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里。 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尘肺病，她离家出走，被人“骗走”感情、骗光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后的2年里，丈夫、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家里只剩她一人。 网络图片 朱爱萍的丈夫陈会明很能吃苦，新婚后不久便去了离家40里外的小煤窑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 朱爱萍劝他别下井，太危险，但陈会明执意要下，因为井下挣得多，等挣了钱就盖新房，让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 网络图片 由于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煤矿工人一直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陈会明经常感到胸闷气短，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但因为经常听说有尘肺病患者的媳妇抛弃丈夫跑了，于是他一直不敢对外声张，继续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伤回到家中。 网络图片 陈会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着还有把力气，仍在家乡打零工，并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盖新房。新房盖到一半没钱了，至今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网络图片 2019年5月23日，面对患有尘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压的婆婆，42岁的朱爱萍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了。 网络图片 在外漂泊的朱爱萍不仅“感情”被骗，连辛苦打工攒下的18000元积蓄也被人骗光。一无所有的她深感内疚，两年后又回到了山里。 网络图片 回到丈夫家的朱爱萍，生活又回到原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三个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孑然一身。 3 : 挖煤36年，只攒下1万元，剩下半条命 54岁的沈冬华挖了36年的煤。51岁那年确诊尘肺病，揣着仅有的1万元回到江西老家。 老家只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没有建好、墙体还已经开裂的半拉子“新房”。 然而，与众多家破人亡的尘肺病人比，命运似乎对他又“网开一面”…… 网络图片 沈冬华在井下干了36年，家境也没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华突然感冒，咳嗽还带有血块。当地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免费给他做了体检，沈冬华这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 网络图片 一场大病过后，沈冬华彻底干不动了，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劝他去打官司，尘肺病是职业病，官司打赢了可获得一定补偿。但老实巴交的沈冬华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干啥？如果人家不给我活干，咋能养家？应当感谢人家，这是命中注定的。” 网络图片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身上只有1万块钱的积蓄。他去向村里养鱼的人请教，回家挖了一个一亩大的鱼塘。买不起水管，他上山砍来竹子，把总长2000多米的竹对接在一起，将山上的水源接到鱼塘。修鱼塘花去14000多块钱，不仅花光他36年挖煤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别人4000元。 网络图片 沈冬华肯吃苦，也很爱动脑子。他家只有两亩多承包地，而周边有七八亩耕地因为主人在外打工而荒着。沈冬华去跟人家商量，对方看他可怜，连租金都没要，全给了他。于是沈冬华就有了十亩耕地种水稻。 网络图片 沈冬华种的庄稼不是解决家人口粮，而是用来做饲料。他的农家小院就像个动物世界，家里养着猪，满山遍野是鸡鸭。 网络图片 沈冬华曾经是个挖煤的，如今却成了农业“专家”，鱼池里的水用来灌溉，打下的粮食用来喂猪，家禽的粪便作为有机肥用来种田，形成一条有机生态链。 赚钱后，他又花3000元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有了农机，家庭循环经济加速了。 网络图片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的第二年就赚到钱了，虽然当年只赚了6000元，但他发展养殖业更有信心。他将养殖场的猪增加到50头，挣上个四五万。如果儿子能考上大学更好，考不上就和自己一起养猪，等挣了钱就把房子粉刷一下，因为政府经常会带人来他家“取经”，“不要让人觉得太寒酸，”他说。 网络图片 2024年3月3日，沈冬华通过自身努力，还清了外债。如今家里饲养了50多头猪，3头牛、五六亩农田，每年有2万多元收入。 尘肺家庭的孩子 大部分小朋友们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关爱包围，然而尘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却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们过早地懂事，尽可能帮家里省下每一分钱，只为能帮父亲多买一盒药；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设法挣钱贴补家用…… 时过境迁，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得以继续读书，部分人现在也已经成年，但他们曾经度过的黯淡的童年，不该被社会忘却，他们是尘肺病的间接受害者。 网络图片 2017年12月15日，云南龙陵县龙新乡茄子山村。9岁小彩香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母亲离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给别人带娃，挣了20块钱，给父亲买了三盒消炎药。 网络图片 2018年6月23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6岁玲玲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她希望长大后当医生，治好爸爸的病。 网络图片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10岁的赖玉婷和弟弟相依为命，他们的父亲患尘肺病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网络图片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6岁的张荣海和9岁的弟弟是孤儿，父亲死于尘肺病，母亲死于癌症。因为兄弟俩还不会种地，这天家里仅剩15个土豆。 网络图片 2018年7月22日，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鹅塘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郑大章去世后，妻子撇下瘫痪的老人和三个幼小的孩子离家出走。 网络图片 2019年6月21日，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37岁的杜万翠嫁给两个男人均死于尘肺病，撇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村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多是尘肺病。她说：“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网络图片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勋西县湖北口镇东川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米元宝面对女儿即将高考，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觉得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无奈之下上吊自杀了。 […]
近日，某地农民在耕种的时候，来了一位大佬。 这位大佬不仅阻止农民耕地，还要求把农民的车扣了，而且这位大佬小手一抬，摆出了一副叶问的姿势之后，还给当地的农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名言。 网络图片 这位摆出一副叶问姿势的大佬，留下了这些经典语录： “我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我姓纪，叫纪云浩，听懂了吗？” “你现在整地就不行，因为地不属于你们。” “我是先礼后兵，你们现在属于哄抢集体土地！” “别找我！我也不懂法！” …… 说出这些话之后呢，这位大佬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立刻就被免职了： 网络图片 而当这位大佬的这件事被传得越来越火之后，很多网友都扒出了他的一些信息。 例如就有不少网友发现，这位大佬，疑似学历造假： 网络图片 那么，这位大佬，仅仅只是学历造假就完了吗？ 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当你对他越仔细扒你越会发现，这位大佬，真的是越扒越有意思。 首先，扒一下他之前工作的宣传照你会发现，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仔细看这幅图，这位大佬在工作的时候，竟然连电脑屏幕都不用开，就能对着电脑屏幕打字，就问你是不是很厉害？ 很多网友都说，这种摆拍，就是赤裸裸的作秀。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位大佬才没工作几年，就有人去给他搞这样的作秀，给他搞种摆拍，你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基层人员的话，会有人找他然后给他安排这种摆拍吗？ 网络图片 你想一下，如果你就是一个单纯得一点背景都没有的基层工作人员，你觉得会有人给你安排这种摆拍吗？会有人这样宣传你吗？ 而再继续扒一下你会发现，这位大佬，之前还有一张照片，是这样的： 网络图片 仔细看这位大佬的帽子，发现他的帽子和旁边那些普通帽子的区别吗？ 是的，如果是军官帽，帽檐上一般会有金黄色檐花，而士兵帽呢，则是黑色光面塑料帽檐。 再对比他之前的简介： 网络图片 所以问题来了： 网络图片 很多网友都纳闷了，为什么这位大佬当了两年兵就能带军官帽呢？而且为什么一出来就能当民警？ 网络图片 而且不仅如此，这位大佬还在退伍之后就一路平步青云，不是进入县纪委，就是当上镇里的纪委书记，然后又当上了镇里的副书记，然后又是政法委员： 网络图片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大佬一直如此顺风顺水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优秀吗？ 而继续扒一下他的简历，还有不少人发现这位大佬还很可能存在学历造假： 网络图片 原因就是，纪云浩17岁入伍，退伍后时隔两年7个月参加工作，那么，他的大学学历究竟是如何得来？ 在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中，普通本科院校学制通常是四年，全日制专科学制通常是3年，即使参加“专升本”考试，也需一年时间。所以这位大佬究竟学历是怎么来的？而且这位大佬参加工作后，成为了派出所外勤民警，他是如何调职成为县纪委监委的科员的呢？而之后，他又是如何成为当地的副书记，政法委员的呢？ 要知道，在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中，很多人员的晋升，都是要经过当地的组织人事部门、当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所在单位的各部门把关的，而且还可能要经过当地审计、法制、信访等部门参与，核实好当事人的经济审核、法律审核、举报投诉审核之后，才能让他晋升上去。 然而纪云浩这位大佬呢，则竟然就是在17岁之后就在当地如此一路平步青云，这真的没有一点问题吗？ 当地的各部门，对这位纪云浩大佬晋升的公正性做好监督了吗？对这位大佬的学历、履历、实地调查等方面，都严格审核了吗？ 到底是不是有人给予当地压力，才能使得这位纪云浩大佬在仕途上如此一路顺风顺水的呢？ 而就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到企业查询网站上搜了一下这位大佬的名字，而后我发现，在内蒙古的一些公司法人中，有几个名字和这位大佬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网络图片 我知道，在中国，同姓同名的人是很多的，所以上面的这几个名字，很可能也只是恰巧和这位大佬同名而已。 但是，当我继续搜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又发现，在内蒙古的开鲁县，又有一位和这位大佬同姓同名的人，这个人还担任了当地工会的负责人： 网络图片 还是再次声明一下，我其实也不确定这位工会负责人和上面的这位大佬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不得不说，这位大佬，涉及的业务领域是真的大啊——不仅当过兵，还当过民警，而且还在镇里的纪委工作过，而且还是镇上的副书记，而且还是政法委员，不仅如此，还是当地的工会负责人…… 一个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胜任了那么多的工作岗位，积累了那么丰富的工作经验，不得不说，这样的基层工作人员，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纪云浩，出名了。 前天刚从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那里学了一个新鲜句子：官不大，僚不小。这话用在这位“纪大官人”身上，简直太贴切了。 农民承包了5000亩土地，只有110亩耕地，其余都是盐碱地、荒地。经过20年苦心经营，种植户费尽一生心血，填牛粪，打深井，拉电网，把这些地变成了水浇地即耕地。 先别扯高大上的，先说私心，他们的私心就是多打粮食多获利，可是这种获利之心，却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公与私，从来都是一致的，人家给国家增加了几千亩耕地，你说贡献有多大？！ 剧情就是从这里上演的，盐碱地变成耕地，有人眼红了，具体来说，似乎是“上边”眼红了，要求每亩再交费200元，算下来每户要多交100万！ 村干部叫嚣“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之后，“纪大官人”出场了，有镇上的工作人员，有警察，他前后三句话，可以视为三段论： 第一句，你们在抢占集体资源。这个大帽子一扣，应该有一千个理由可以搞这些农民了。所有这种事都需要一个宏大的理由，很多年前就有薅社会主义羊毛的说法嘛。 第二句，地不是你的。从所有权来看，他肯定没错，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可是30年的经营承包权，纪大官人是视而不见的。 第三句，我不懂法。不懂法成了胡作非为的理由，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可是纪云浩同志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2017年3月，平安开鲁公众号的文章，通篇表扬纪云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原来他是2007年入伍，2009年转业，2012年参加工作成了一名派出所民警。在部队的时候，“先后被授予优秀士兵和两次嘉奖”。 网络图片 当年文章是这样写的： 记得他从部队转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深感自己刚由部队转业，在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方面与当前公安工作需要还差得远。“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凭他部队工作的知难而上、学不好不罢休的韧劲……（此处省略200字），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如此刻苦学习法律，怎么还不如农民懂法？什么叫说谎的文字，这种就是；什么叫说谎文学，假如以他的事迹写一篇小说，就是说谎文学。 我相信纪书记在部队的时候是个好士兵，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为啥当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就成了这副熊样？！ 根源就是上面六个字，官不大，僚不小。 “官僚”是个古老的词，自古国家治理，官其实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僚”。《聊斋志异》里说，“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其实可称为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那些收租子的，那些抓人的捕快，那些坐办公室的，那些敲锣的村干部，都是僚是吏，柳宗元《捕蛇者说》，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跑到乡下祸害百姓的，靠的都是这种吏。 镇党委书记，妥妥的副科级干部，这是典型的官，纪书记作为干部，又是政法委委员，如此蛮不讲理，如此前后判若云泥，根源就是屁大个官，却有着无数的“僚”，他登高一呼，自有一群人帮他把事办成。 整个事件中，村干部口口声声说的“上边”，一直相当神秘，当地通报也不说。不过似乎这纪大官人，看起来就是那个“上边”了，至少是其中之一。 否则他为啥扣种地车辆，警察为啥以口头传唤的名义，随便就把妇女掐着脖子塞到车里？ 阻止春耕，破坏农业生产，违反土地承包法，纪书记只得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免职处理。免职不是撤职，党内警告处分规定一年内不得提拔。这就容易得很了，过一段时间换个地方，级别不变，人家还是官。 他的僚呢？僚更没问题。那个村委会的干部不是说了嘛：“我改天不整来200人，我跟你的姓！” 这就是说，那些种植户此后别想着安全，他们得罪的官僚系统毫发无损，那5000亩地，他们随时面临几百人的为难。 突发奇想，如果有作家把这样一个人写进小说里，会不会被人认为抹黑人民军队？抹黑人民警察？！ 因为纪书记在部队受过嘉奖啊，按照毛星火的逻辑，这样的人，作家无权把他变坏。 莫言《丰乳肥臀》里不是有一个孙不言嘛，他立过战功，留下残疾，转业后成了一个家暴的恶棍。毛星火义愤填膺，认为莫言侮辱功臣。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它毫不留情地吊打毛星火：人是可以变坏的，不论他从前在哪个岗位。 现在不要看虚构人物了，看看纪云浩的人生轨迹，90后，不大个年纪，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要感谢《中国三农》的记者，把这件事直接在网上曝光，我们也要感谢作家，作家以他对生活的体验，让我们知道人是怎么回事。 然而现实的荒诞，是作家和记者揭露生活的丑陋之后，有些人不是去抨击丑陋，呼唤正义，而是攻击揭丑的人。 毛星火真的要起诉，应该去起诉纪云浩，因为这与他的生活距离更近，而且纪云浩的抹黑，是赤裸裸的现实，他比小说里的人物还嚣张跋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书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