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區已從新州轉移至維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看到一段短影音，有大陸民眾銀行戶口無端被存入一千五百元，正不知何事，不旋鍾又被轉走一千二百元。當事人即明白有人盜用他的戶口，當作接受政府資助貧困戶的支出，先給一千五，再轉走一千二，留三百元作掩口費。 早前中央政府指示補助社會上貧困戶，既不說撥款多少，又不交代錢從何來，本以為只是應付輿論，沒想到地方政府真「干」了——錢從何來沒有人知道，錢去了哪裡卻相當清楚。此事要政府和銀行互相串通才能做到，經手人不少，證明國難當頭官員搶錢更肆無忌憚。 政府窮得底朝天，按理官員應該急政府之所急，克己分憂量入為出維持運轉，但政府越不穩，官員越貪心，越想「搵快錢」，這叫做牆倒眾人推，反正政府會死，政府死了我還要活。 另外一段影片，拍的是一個種花生的農民，花生成熟了要挖出來賣錢，結果消息走漏，來了滿山遍野的大媽。那些鄉親不是等他收割才去撿拾遺漏在地上的花生，而是不等他收成，先自行去「收成」。搶花生的人太多，種花生的人只好眼睜睜看自己一年辛苦泡湯。 這種事情只有在共產中國才會發生，共產嘛，你的就是我的，憑什麼官員可以掏空國庫，百姓不能搶花生？官府沒有道德，民間沒有道義，上行下效，自古皆然。 又看到一段影片，雲南紅河電視台接到群眾舉報，有一夥匪徒半夜在公路上攔路搶劫，警方接報前往處理，記者就跟在警車上作現場報導。 警車開到現場，果然前方有人攔車，警方人員下車，匪徒立即向警察開火。警員看來人數也不多，但匪徒作賊心虛，即時作島獸散，跳入公路邊大斜坡。警員追逐匪徒時，匪徒多次開槍，但前後有兩名匪徒被警方當場捕獲。 聽聲音記者很年輕，語氣驚惶，抱怨警方沒有提供防彈衣，又自稱自己是戰地記者，根本不明白何謂戰地記者，毫無處理突發事件的經驗，證明該影片是真實發生的事件。 大陸底層社會開始出現這種民間豪強鋌而走險，私下組織武裝為非作歹的現象了，證明民間犯罪已經有組織有武器，那跟先前普遍的躺平﹑自殺﹑「獻忠」等社會現象比起來，又更進一步——人民有組織有槍支，膽敢向警察開火，事情的性質起了根本變化。 社會大面積失業，底層生活面臨絕境，一些不怕死的精壯男人走投無路，動歪念起賊心，趁月黑風高，政府鞭長莫及之時，做打家劫舍的營生，這也是被生活逼出來的。 不久前有報導，大陸某城巿發生住宅大廈大量破門盜竊現象，城巿治安也在惡化中。失業人口驟升，夜來滿街露宿者，三餐不繼的人聚眾犯法謀生，這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事態發展下去，居住在城裡的有錢人和官府人家便失去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他們只好加高圍牆，安裝通電鐵絲網，僱用武裝保安，到那個地步，就是社會失序的亂世。 這也表示基層政府的管制正在失能失控，地方官只顧貪腐，漠視百姓生活困難，反賊多於警察，警方疲於奔命，造成治安破口。政府越失能，民眾越膽大，有人需要槍支，就有人供應，窮苦人組成游擊隊伍，畫伏夜出，劫富濟貧。 大陸幅員廣闊，農村人口多，生活艱難，政府官員欺上瞞下，為生性叛逆不怕死的年輕人造就冒險犯難的機會。今日我們能看到的極個別現象，只是大量社會重大事件的縮影。古語說，竊鉤者賊，竊國者侯，當官的貪贓枉法居廟堂之上，做賊的刀口舔血卻有殺頭風險，世道之不公莫此為甚。打家劫舍本沒有天理，但官民武裝對抗，民間也有替天行道的正當性。 民間豪強草莽崛起，這是社會崩解的不祥之兆，證明政府的功能正在快速流失，證明中共的基層正在瓦解。民間盜賊初時規模小，隨著政府進一步失能，秘密結夥的規模會不斷擴大，反抗從經濟因素變質為政治因素，那就是中共解體的時候了。 早前傳說，中國智囊團向習近平提出通縮警告，習近平卻反問「通縮有什麼不好？」這句話被人拿來與「何不食肉靡」的晉惠帝相提並論，嘲諷習近平的弱智。想像一下，能與習近平直接說話的，必然都是黨政高層，可見傳話的人「用心不良」。習近平的心腹都鄙視他，習近平的管治權威還剩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身邊人尚且如此，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對黨中央和習近平還有幾分忠誠可言？官僚系統失去凝聚力，全社會普遍的惡質化，沒有正氣維繫，滿身腫瘤與病毒，這樣的政權已失去基本生命力，還能維持多久，就不言而喻了。2025，還會有很多大事發生。（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中國貴州一位農民、「最牛釘子戶」上網自學，將自家的瓦房和平房，在6年的時間裡，搭建成9層樓的「木板城堡」，有如中國版的「霍爾移動城堡」，成了網紅打卡點。 綜合媒體報導，42歲的農民陳天明上網自學建造技術，用紅色木板、電線、廢布、木頭等所有身邊能「撿」的東西，在貴州興義的梨樹坪搭建了一棟23米高的「木板城堡」，雖看似破爛，完全「工地風」的既視感，但總共也花了10多萬（人民幣，下同）。 事實上，陳天明家周圍的村屋已經被拆，只剩下陳天明一家，因此，他的另一個身分就是當地的「最牛釘子戶」。 這9層樓高的「木板城堡」，用很輕的木板搭造，外觀雖然歪七扭八，但不僅有卧室，還有書房、藝術展廳、衛浴間、廚房等，更有兩個觀光陽台，其中一個像是建在一個吊腳樓上，他稱之為「空中樓閣」。 由於擔心木屋太輕，陳天明也參考蒙古包的設計，在樓體四周拉了許多繩子固定在地上。 中國版「霍爾的移動城堡」（日本宮崎駿動畫）火了後，吸引許多遊客前往，陳天明的母親擔心人來多了，恐有坍塌風險，因為房子是自己蓋的，沒有很嚴格的結構工程規劃。
與開魯縣事件一樣，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關糧食安全、生態保護與現實利益的衝突矛盾。在政府部門發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種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風蝕沙化，不利於確保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禁令的範圍不僅包含我國曆來對用途有嚴格管制的耕地，還包括林地——這是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用幾十年時間花費勞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過程中，村民們形成的對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幾乎完全否認。這讓村民們感到憤怒，也感覺不安。 花生禁令 4月底，內蒙古通遼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鎮，天氣已經暖起來，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時候。種植戶張立奎卻在自己的田地邊無所事事。 準確地說，這片地是張立奎租的。他來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幾十年花生種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戶就幾十畝地，想包也不連片。」而內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積廣，沙土地適合種花生，承包價格也更便宜，「耕地單價700～800元/畝，林地500～600元/畝，吉林老家的單價都在1000元/畝以上。」 租約早就簽好了，張立奎也早早就為春耕做了準備。他找親戚朋友借了十幾萬，又抵押了家鄉的土地。從吉林的農商行貸款20多萬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設備、種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節後啟程趕往通遼，卻遲遲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內蒙古春耕的忙碌時節，農民們忙著在地里給新種的幼林澆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發布了一項政策：2024年全旗範圍內禁止種植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涉及各類經營主體流轉的耕地，也包含了張立奎一家租賃的林地。消息一出，張立奎妻子氣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診所打吊瓶。張立奎還挺著，一方面他認為這是「大老爺們兒」的本分，另一方面，他還寄希望於租土地給他的當地農戶與政府的談判。按照自然規律，花生的播種最遲在「五一」假期後就得開始，持續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沒鬆綁。 自今年2月以來，科左中旗希伯花鎮柴達木嘎查（村）的原村支書李七英也在為這個事情煩惱。4月底，他開車帶著本刊記者在連片的農地邊轉了一趟。隨處可見農地邊的楊樹上貼著禁止種植的告示，醒目的紅色粗體字昭告著通知的嚴肅性。一路上響起幾次電話，都是村民們在向他問詢。花生不讓種植後，外包土地的村民們都陷入一種糾紛——吉林租賃戶喊著退錢。「咱這邊地廣人稀，土地流轉承包本來就是一個大趨勢。我們村大概1/3的農民都把土地流轉出去了。」李七英說，而花生是近幾年最普遍也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按照當地人的說法，科爾沁這邊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種傳統作物玉米，畝產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購約1.1元/斤算，只能賣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塊錢」。但如果是種花生，畝產700斤左右，按收購單價超過3元/斤算，利潤能有1500元/畝。 李七英一邊開車一邊給我算賬：如果不讓種花生，耕地承包的單價要下滑300元/畝左右，林地更幾乎沒人會承包了，農民們每年要少600～700元/畝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來得比較晚，很多村民租賃土地的合約早在春節前就已經簽訂了。「現在很多吉林客商追著村民要錢，但各家有各家的開銷，錢早花掉了，哪有錢退？」 廣袤的土地是內蒙古獨特的資源，也是張立奎等外地承包戶離鄉背井，拉著大型耕種設備，住進集裝箱板房，在這裡勞作的原因。農民們期望土地能產生財富，養活自己和家人。但作為土地更高層級的擁有者，政府對土地應該如何使用有著不同於個體家庭的邏輯。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時節，與科左中旗相鄰的開魯縣被曝出村鎮幹部阻礙承包農戶下田耕種、增加承包費的新聞。事件經媒體報道和官方通報後逐漸明晰：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地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態，在政府主導下鼓勵農戶「包荒開荒」，一些在國土部門地類檔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質的土地被農民們承包後一步步開墾為了耕地，後者在國土調查中被認定性質變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費的說法。 與開魯縣事件一樣，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關糧食安全、生態保護與現實利益的衝突矛盾。在政府部門發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種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風蝕沙化，不利於確保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安全。禁令的範圍不僅包含我國曆來對用途有嚴格管制的耕地，還包括林地——這是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用幾十年時間花費勞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過程中，村民們形成的對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幾乎完全否認。這讓村民們感到憤怒，也感覺不安。 林地何來 希伯花鎮之名在蒙古語中意為「長滿牛蒡草的坨子」，意指這裡曾經是牛羊遍布的科爾沁草原。但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內的整個地區都面臨著嚴重的荒漠化問題。土地沙化後，當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稱為坨召地、坨子地。他們是由沙土堆積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綿。「一到大風天的時候，大風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動起來。」一名老農戶回憶。 1978年，國家啟動「三北防護林」工程。三北是西北、華北及東北的統稱，這個橫跨整個北方的防護林工程體系，集中涵蓋了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嚴重的區域。「三北防護林工程」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植樹造林工程」，科爾沁沙地是造林重點。它橫跨三省區、涉及面積7760萬畝，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鎮也是這沙地環繞的一部分。 要種樹，勞動力從哪裡來？北京林業大學教授朱清科多年來深度參與「三北防護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業生態工程。他告訴本刊，在「三北防護林」前十年起步階段，主要是靠發動農民群眾，「最早是生產隊，集體勞動記工分，從80年代包產到戶以後就是每一戶定種植的指標」。一些地方會把林地按照包產到戶的方式分配給農民，允諾他們一定的使用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際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馬不久，各地就結合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誰造誰有，允許繼承和轉讓」等政策，促進了造林生產責權利的結合，調動農民積極性。 柴達木嘎查村民們的林地也就是這麼來的。整個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後大力推開，在柴達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積有2萬畝之多，相當於3萬個籃球場、半個香港。這麼大的工程，只有發動群眾之力。那時候還是一個青年的李七英記得，政府提供了種植的楊樹樹苗，按網狀格子規划了種植面積，將造林任務均分給村民，家家戶戶都被發動起來。在此之前，村裡剛剛施行了包產到戶，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稱「口糧田」）和糧食，只能勉強管飽。造林被村民們視作增加土地種植面積的一種方式。在樹木長得足夠高之前，林間的土地可以用來種一些糧食作物，相當於多了一點「口糧田」。李七英記得，當時幾乎所有村民都會利用林間土地來種植一些農作物，前後種過玉米、穀子、蕎麥等。但這類林地可用於種植的時間不到10年。「等樹長大了，遮陰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幹不了了。」李七英說。 柴達木嘎查的原村支書李七英為「禁種」之事煩惱 要在廣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並不容易。1999年後，通遼啟動「5820」工程（5年時間在8個旗縣造林20萬畝），開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資植樹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許文麗來到這裡，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畝、10萬棵的速度，用10年時間造出3萬畝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萬棵造林工程最後只存活了6萬棵。許文麗告訴本刊，對於沒有造林經驗的人來說，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電、澆水、除草，林間密度怎麼排都是問題。2001年他們就投入了600萬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萬」。幾年下來，一起招商過來的7家公司都放棄了。 在這種情況下，造林高度依賴於植樹者的自驅力，而後者取決於林地能帶來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說，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現在都機械化了，但那時候要靠人力把地墊平」，否則沙地水流容易滲透匯聚到地勢更低的地方。其次是開溝，人工要用鏟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種樹的溝來。有時候還沒等到澆水，五六級風一刮，早上開的溝，下午就刮平了。村民們要趁著間隙種上樹苗，樹苗之間株距1米、行距6米，一畝地才種上100多棵。 樹苗種完了，難題才剛剛開始。那時候科爾沁還有一定降雨，降水一來，沙地會很快長出一批嫩草與楊樹爭搶水分。農民們就要拿著鋤頭抓緊時間去鏟鏜撫育，將青草苗子挨著剷出來。「那時候沒農藥，全是一點點地刨出來。下一場雨就得鏟，一年得鏟個三四遍，一茬茬鏟。」李七英說。澆水也必不可少。種樹一年至少要澆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襖似的，一澆就凍不死」，開春後再澆水一次做「解凍」。在樹苗幼林時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態。 由於近年來降水減少，當地村民習慣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雖然繁瑣辛苦，但在政府補貼和「多囤點地」的激勵下，村民們的造林積極性很高。到2000年，柴達木嘎查2萬多畝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順利完成，樹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個通遼也在這時候完成了生態的逆轉。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間分布遙感監測顯示，「三北防護林」工程實施以來，科爾沁沙地在通遼市範圍內的沙漠化面積已減少了1200萬畝，在全國四大沙地中，科爾沁沙地唯一出現了治理大於沙化的總體良性逆轉。 當時，對於植樹造林中的民間貢獻，政策也給予了保障。2008年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推開，五年里基本完成了林權明晰產權、承包到戶。柴達木嘎查在2010年後完成了林權確權。原有的林地承包機制被以正式合同確認下來，配以新的林權證。村民吳七林的父親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這一輪改革中將父母的林地延包下來，期限為30年，價格是並不貴的2元/畝。合同規定，取得林權證後，他有權以轉讓、出租等形式流轉這片土地，同時有權自主生產經營和處理林木及其產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達木嘎查一塊地勢較高的坨地上，觀看當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無垠的綠色與沙土交織，像是荒漠與人力持久對壘的戰場，仍然勝負未定。 外來的吉林種植戶們，幾乎所有人都背著高利率的貸款來到異鄉耕種 在2000年後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階段性成功時，成活的防護林已經開始產生新的問題。種植的楊樹雖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會使周邊環境和土壤變乾旱。而此時的通遼也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那個坨召延綿的荒地。經過多年不間斷地開墾，它成了內蒙古最大的玉米生產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內蒙古玉米產量最大的旗縣之一，產量超過60億斤，肩負著糧食安全的重任。這個新晉成形的「黃金玉米帶」一邊貢獻收成，一邊也在消耗水源。通遼的地下水位連年下降，流經的西遼河成為全國七大江河中唯一斷流的幹流，通遼段更是斷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過調水實現幹流來水。 原來種植的老楊樹陸續出現枯萎現象，沙地又裸露出來，活下來的楊樹低矮無力，被當地人稱為老而不死的「小老頭樹」，防護林整體的防風固沙效應有衰減風險。為了扭轉這些趨勢，通遼市從2010年開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殘次林更新工程，鼓勵農民們種植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經濟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楊樹，試圖達到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吳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這也是多數村民的選擇：更新殘次林能享有一定補貼，果樹結果後還能拿到市場上售賣。同時在樹苗的成長期，林間地也能利用起來種植農作物。但殘次林更新的指標不是每年都有，柴達木嘎查2萬畝的林地在2015年後才開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畝。2022年，更新指標終於輪到了吳七林家的30多畝地。這是吳家人在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與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環境讓林木生長變得更困難。 吳七林家裡有十多畝耕地種玉米，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朱清科告訴本刊，導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決於兩個，一個是土質，一個是水源。如果土地鬆軟易於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風險，這種情況下地表覆蓋物越多，越是利於固沙；但同時，如果降水較少且地下水過量開採，也有可能導致生態惡化、加劇荒漠化。而後者，剛好是科爾沁乃至整個內蒙古在生態上最大的短板。 內蒙古政協農牧委員會副主任、內蒙古農業大學教授蓋志毅告訴本刊，在連續多年的開墾後，內蒙古如今成了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上世紀70年代末，內蒙古糧食產量只有幾十億斤，現在變成了將近770億斤，是國家十大糧倉之一，每年有超過400億斤糧食往外輸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則在「去糧化」。這當中的主要問題在於，全國如今的十大產糧大省中，只有內蒙古嚴重缺水，降水條件並不好。全區高增的糧食產量背後，是無盡開墾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來的。「全內蒙古的地下水，現在都在變得越來越少。」蓋志毅說。 這種情況在通遼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銳。通遼的用水結構極其特殊——絕大部分來自地下，且絕大部分用在農業上。截至2022年，通遼市用水量30.3億立方米，農業用水佔據91.4%，其中地下水源佔總供水量的96%。整個科左中旗，遍布著冒出地面的50～60厘米的農用水井。以柴達木嘎查為例，村子裡有耕地近1萬畝，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蓋100～200畝耕地。李七英說，原來雨水較多時澆水壓力不大，十幾年前氣候變得乾旱後，村民們開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幾家人合夥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時候一年要打好幾口井」。隨著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費用80塊錢一米，後來就打80米，價格也超過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現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一位村民說。後來政府開始對私下打井進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報備審批、統一規劃。 相比之下，林業用水會比農田灌溉多，也暫時沒有管制。半乾旱條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澆水5～6遍是正常。「樹根要深，要淌水滲下去，如果算上林間作物用水量就會更大一些。」2023年春，吳七林就和4戶村民搭夥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費用110元/米。這口井擔負著上百畝林地和林間耕種的灌溉任務。這種當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種植戶傾向於來內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從荒漠化防治的角度，過量開採地下水已經影響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訴本刊，在「三北防護林」工程40周年紀念活動時，就有一位相關專家做了調研，把這個話題提了出來：農業用水是當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護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個半乾旱地區，大量開採地下水是會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不利於整體植被的恢復。」朱清科說。 這或許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決策邏輯。希伯花鄰鎮的一位副鎮長對本刊表示，當地有保糧食安全的重任，同時又有綠色生態的重擔。「種植花生西瓜屬於土地非糧化了，這長期看來肯定是不允許的。現在的基本農田都要牢牢保障糧食作物，加上科爾沁沙地殲滅戰，兩大壓力都匯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犧牲花生和西瓜這些經濟作物了。」 農民的經濟賬 但和政府的決策邏輯不同，作為一塊土地的直接勞動者，怎麼使用一塊土地？到底應該種植什麼作物？農民有自己的使用邏輯，而這個邏輯中最重要的決策因素通常是經濟。 由於務農收入不高，這幾年柴達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務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變得冷清和蕭條。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齡。「一般是老兩口結伴一起外出，掙個十萬八萬給孩子結婚的彩禮錢。還有蓋房子的錢，如果算上裝修也得二十幾萬。」李七英說，外出的村民們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費。 外來種植戶的居住條件十分簡陋，一般就住在田地邊的板房裡 吳七林是少數還留在村裡的中年人。他和愛人一直以務農和打零工為生，在家種了十幾畝玉米，也幫周邊其他的種植戶幹活，比如施肥、除草、澆水等，價格150元/天。活兒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將巴能過」。2022年9月，女兒考入通遼蒙古族中學念高中。這是當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開銷一下子大了。「補課費很貴，還必須得補。一門課一小時200塊錢，放假補個20天就要花個五六千塊錢。生活費也得1000多塊錢一個月。按以前那點收入就沒法整了。」為了增加收入渠道，吳七林去申請了殘次林更新指標，想著把林地利用起來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個不亞於當年拓荒的過程。首先要取得林業部門頒發的採伐證，交300元/畝的押金，找人來把地里的「小老頭樹」採伐並清理乾淨。採伐的木材商會順帶清理地里的樹根，相當於還農戶一片相對的凈地。作為交換，地里的木材會免費送給對方。2023年春天，一個採伐商來到地里，連根帶木地拔走了吳七林30多畝土地里的楊樹。「相當於這30多年沒啥效益。」吳七林覺得。 採伐結束後，農戶們還要找人「旋地」，用拖著大輪胎的拖拉機帶著旋地機器，將土壤上下翻轉並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時候，他們要親自下地將地里的木疙瘩撿出來，開溝後再種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樹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樹苗。每個步驟都是直接的經濟支出——旋地是25元/畝，3000多株樹苗花了1萬多塊，再加上合夥打水井和購買機器的費用，從去年開始，吳七林已經投了3萬多元進去。有了這麼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種植玉米了，而是瞄準了花生這樣的經濟作物。 在村民們樸素的賬本中，林地應有其經濟價值。2023年以來，隨著玉米行情走低、牛肉價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減。種植經濟林能享有一定國家補貼，但拿到手有相當長的時間延宕。政府對存活率有考核指標。如果連續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畝的補貼才會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發。而且，從過往幾年的情況看，補貼的發放期在無限延長，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到農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長成的生長期，利用林間土地種植更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作物，是當地農戶爭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還沒有放開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鎮長對本刊說，「我們也只是負責執法，執行上級命令。」該副鎮長透露，林地不讓耕種花生是通遼對相關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遼響應國家生態保護政策，開展了「科爾沁沙地殲滅戰」的專項行動，試圖鞏固過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殲滅戰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只剩一小塊了，到了最後的衝刺階段。」過去多年，通遼通過植樹造林、防風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從政策決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種植花生，可能會有導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風險。一些農戶們也在採訪中坦承，種植和採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機械作業，確實有「刨地」起沙的風險。 廣袤的科爾沁已從早年的草原變成一個重要糧倉 但通過禁絕農民想種的經濟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證樹木的成活，達到保護生態的效果呢？農戶們認為並不是這樣。「沒有收益，就沒人去林間鏟鏜撫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認為，如果不發揮林間種植的經濟價值，那樹苗在培育階段就會面臨農民喪失積極性。 「從理論上講，農林複合是不會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間。因為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種植的話有利於固沙。當然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看科爾沁當地這些年的氣候土壤條件。」朱清科說。他對本刊補充，允許林間種植，會更有利於農民的積極性，「他們是以短養長，因為現在種植經濟林暫時沒有收益，種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長遠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農民才願意去經營土地，會對土地有一些保護，比如澆水、除草等。」 蓋志毅則表示，現在的內蒙古承擔著糧食安全和綠色生態發展的雙重重擔，這也意味著不能再用過去的情況來劃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質了。「在當下，其實經濟林與生態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樹就是一個很好的治沙作物，通遼就有全國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難定義它是生態林還是經濟林。」蓋志毅說，「林下種植也是實現林業效益一個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業、種植業、畜牧業三者對立起來，它可以是一個生態系統工程。但要怎麼去把握這個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
生命在行走坐卧、呼吸之間，伴隨著呼吸開始和結束。 呼吸對於普通人是自然的發生，以至於人們通常會忽略呼吸的存在，但對於塵肺患者，為了呼吸，他們生命的每一分鐘都備受煎熬，而跪著，是他們能夠找到最舒服的呼吸方式。 塵肺病，全稱肺塵埃沉著病，是一種由於在職業活動中長期吸入生產性粉塵（灰塵），並在肺內瀦留而引起的以肺組織瀰漫性纖維化（瘢痕）為主的全身性疾病，是最常見的職業病之一。 據專門從事塵肺農民救助的全國性公益組織大愛清塵的統計，中國塵肺病農民總數，保守估算至少600萬人。在所有職業病中，塵肺病佔90%；在塵肺病人中，農民佔90%。 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陝西紀實攝影協會理事、《華商報》前首席攝影記者胡國慶，從2000年起就開始關注這個病患群體。這些來自貧困農家的患者，無力負擔高額的醫療費用，存在職業病判定難和相關保障難以落實等諸多問題，深陷疾病、家庭與社會的囹圄之中，許多人倍受病痛折磨，家破人亡卻無人知曉。 24年來，他走訪了100多位塵肺病農民，並一直在為他們奔走呼喊、爭取社會救助。胡國慶說，作為一名攝影師，他有義務用鏡頭將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並展現在世人面前，讓他們的遭遇得到社會重視，讓悲劇不再繼續上演。 他們需要被看見。 塵肺病：外號「窮人病」 很多農民為了擺脫貧困走上礦山，走入礦洞，走進工廠，然而，數十年的勞動並沒有帶給他們財富，暗藏的疾病卻讓他們掉入了更為困窘的深淵。 如果認真負責執行防塵規範，塵肺病發病率其實可以大大降低，但是殘酷的現實，塵肺病似乎是特定行業從業者的宿命。 網路圖片 福建莆田，石雕廠的工人在粉塵瀰漫的車間里工作。 1: 她嫁給了姐夫 在眾多的塵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艱難，比如一個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塵肺病患者。當夫妻中的一人離世，活著的人不僅要繼續遭受疾病的折磨，還要償還巨額債務以及承擔照顧老人、孩子的義務。 面對無奈的現實，他們不得不考慮重組自己的生活。 黃玉連的姐姐上氣不接下氣，身旁呼吸機里水泡在劇烈翻滾。她用力睜開雙眼，使出心肺最後一口氣對丈夫說， 「和妹妹照顧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話音剛落，便倒在丈夫懷裡永遠閉上了眼睛。 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歲。 網路圖片 2018年1月22日，黃玉連抱著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黃玉連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姐姐帶來「致富消息」 2006年春節，湖南省藍山縣田心鄉可富村，黃玉連的姐姐黃竹連帶回「喜訊」：廣東四會玉器加工業火爆，只要能吃苦，就能掙到錢。消息很快在家族傳開，兄弟姐妹，遠親近鄰紛紛跑去「淘金」。 四會在當時堪稱全球最大的玉器銷售和生產基地，從業者多達數萬人。 玉連夫婦，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輕人拖兒帶女都加入到這支淘金隊伍，兄弟姐妹們在郊外合租了一層民房，每家投資七八百塊購置了簡易的玉器打磨機，家庭小作坊就這樣正式開工了。 網路圖片 在那大幹快上的日子裡，玉連住所周圍多達數千家作坊，到處瀰漫著粉塵，隨處能聽到機器的轟鳴，工作的時候，大家幾乎都不做防護，越勤快的人，埋下災難的種子越深。 三對夫妻，無一倖免 網路圖片 2011年10月，黃玉連的丈夫胡漢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臉色蒼白，夫妻倆來到廣州職業病醫院，檢查結果是「塵肺病」。 網路圖片 很快，黃玉連也確診了。夫妻倆四處尋醫，花光了家裡的積蓄才知道塵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 網路圖片 姐姐後悔當初帶回「喜訊」，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塵肺病。 2016年，黃玉連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時在長沙住院，大夫勸姐夫兄弟倆也做個檢查，3對夫妻無一倖免。 一時間，三個普通農民家庭經歷了塌方式災難，每家都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救命，三個家庭共花去100多萬治療費，各自欠下十幾萬外債。 相繼離世 網路圖片 2017年6月1日，黃玉連丈夫胡漢清的病情已發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網路圖片 當時黃玉連為了養家仍在東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厲害，因為擔心被老闆炒魷魚，一直隱瞞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黃玉連的丈夫在長沙職業病醫院去世，當時正在東莞打工的玉蓮因為買不到火車票遲到了一天，沒能見到丈夫的最後一面。看到丈夫的遺體，她放聲痛哭。 網路圖片 不到半年，黃玉連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親抱頭痛哭。 兩個塵肺病人的婚禮 網路圖片 姐姐去世後留下兩個娃，黃玉連自己也帶著兩個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單親家庭，也都是塵肺病人，往後的路該咋走？除了治病，還要打工、照顧父母和四個娃。 網路圖片 其實丈夫和姐姐臨終前都希望玉連嫁給姐夫，兩人共患難，也別在乎別人說些啥，家裡上有老下有小，只要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網路圖片 2018年10月24日，黃玉連和姐夫歐世華來到藍山縣婚姻登記處正式辦理了結婚登記。 網路圖片 這對塵肺病人的婚禮，聽不到敲鑼打鼓和鞭炮聲，也沒親朋好友前來祝賀。但這畢竟是個大喜的日子，黃玉連在超市裡花了216塊錢買了一雙情侶鞋作為結婚紀念，晚上和家人吃了個團圓飯，還買來一瓶飲料助興。夜幕降臨之時，山裡這對塵肺病人共同舉杯，開始了新的生活。 網路圖片 黃玉連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車上度過的，他們沒有婚假，擔心老闆炒魷魚連夜趕回東莞。 婚宴過後，天空下著濛濛細雨，母親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們揮手告別。 在長達五百多公里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黃玉連和姐夫沒有甜言蜜語，車裡只能聽到噼里啪啦的雨點打在車窗上的聲音。 2024年4月，黃玉連和歐世華還在東莞打工，為了便於互相照顧，他們在廠外租房。黃玉連的病情比較嚴重，經常要請假，她的兩個孩子已經成年，也都在廣東打工，兒子在東莞，女兒在廣州。 2 : 離家出走的女人，最後回到原點 關於塵肺病家庭的離婚率，雖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離家出走的事情屢見不鮮。曾經因「開胸驗肺」轟動全國的塵肺病患者張海超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說過，他曾經一天之內接到三個塵肺病家庭離婚的電話。 網路圖片 2024年3月3日，江西蓮花縣六市鄉西坑村，朱愛萍隻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里。 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塵肺病，她離家出走，被人「騙走」感情、騙光多年打工的積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後的2年里，丈夫、公公、婆婆先後離世，家裡只剩她一人。 網路圖片 朱愛萍的丈夫陳會明很能吃苦，新婚後不久便去了離家40里外的小煤窯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 朱愛萍勸他別下井，太危險，但陳會明執意要下，因為井下掙得多，等掙了錢就蓋新房，讓家人過上體面的日子。 網路圖片 由於長期接觸生產性粉塵，煤礦工人一直是塵肺病的高發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陳會明經常感到胸悶氣短，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但因為經常聽說有塵肺病患者的媳婦拋棄丈夫跑了，於是他一直不敢對外聲張，繼續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傷回到家中。 網路圖片 陳會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著還有把力氣，仍在家鄉打零工，並將多年的積蓄拿出來蓋新房。新房蓋到一半沒錢了，至今還是個半拉子工程。 網路圖片 2019年5月23日，面對患有塵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壓的婆婆，42歲的朱愛萍不堪重負離家出走了。 網路圖片 在外漂泊的朱愛萍不僅「感情」被騙，連辛苦打工攢下的18000元積蓄也被人騙光。一無所有的她深感內疚，兩年後又回到了山裡。 網路圖片 回到丈夫家的朱愛萍，生活又回到原點：一個一貧如洗的家，三個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繼去世後，她孑然一身。 3 : 挖煤36年，只攢下1萬元，剩下半條命 54歲的沈冬華挖了36年的煤。51歲那年確診塵肺病，揣著僅有的1萬元回到江西老家。 老家只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沒有建好、牆體還已經開裂的半拉子「新房」。 然而，與眾多家破人亡的塵肺病人比，命運似乎對他又「網開一面」…… 網路圖片 沈冬華在井下幹了36年，家境也沒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華突然感冒，咳嗽還帶有血塊。當地誌願者了解情況後，免費給他做了體檢，沈冬華這才知道自己得了塵肺病。 網路圖片 一場大病過後，沈冬華徹底干不動了，只好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勸他去打官司，塵肺病是職業病，官司打贏了可獲得一定補償。但老實巴交的沈冬華卻認為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闆幹啥？如果人家不給我活干，咋能養家？應當感謝人家，這是命中注定的。」 網路圖片 沈冬華從礦上回來，身上只有1萬塊錢的積蓄。他去向村裡養魚的人請教，回家挖了一個一畝大的魚塘。買不起水管，他上山砍來竹子，把總長2000多米的竹對接在一起，將山上的水源接到魚塘。修魚塘花去14000多塊錢，不僅花光他36年挖煤攢下的所有積蓄，還欠了別人4000元。 網路圖片 沈冬華肯吃苦，也很愛動腦子。他家只有兩畝多承包地，而周邊有七八畝耕地因為主人在外打工而荒著。沈冬華去跟人家商量，對方看他可憐，連租金都沒要，全給了他。於是沈冬華就有了十畝耕地種水稻。 網路圖片 沈冬華種的莊稼不是解決家人口糧，而是用來做飼料。他的農家小院就像個動物世界，家裡養著豬，滿山遍野是雞鴨。 網路圖片 沈冬華曾經是個挖煤的，如今卻成了農業「專家」，魚池裡的水用來灌溉，打下的糧食用來餵豬，家禽的糞便作為有機肥用來種田，形成一條有機生態鏈。 賺錢後，他又花3000元買了一台手扶拖拉機，有了農機，家庭循環經濟加速了。 網路圖片 沈冬華從礦上回來的第二年就賺到錢了，雖然當年只賺了6000元，但他發展養殖業更有信心。他將養殖場的豬增加到50頭，掙上個四五萬。如果兒子能考上大學更好，考不上就和自己一起養豬，等掙了錢就把房子粉刷一下，因為政府經常會帶人來他家「取經」，「不要讓人覺得太寒酸，」他說。 網路圖片 2024年3月3日，沈冬華通過自身努力，還清了外債。如今家裡飼養了50多頭豬，3頭牛、五六畝農田，每年有2萬多元收入。 塵肺家庭的孩子 大部分小朋友們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關愛包圍，然而塵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紀卻要承擔起家庭的重擔。 他們過早地懂事，儘可能幫家裡省下每一分錢，只為能幫父親多買一盒葯；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設法掙錢貼補家用…… 時過境遷，他們絕大多數人在有關部門和公益組織的幫助下得以繼續讀書，部分人現在也已經成年，但他們曾經度過的黯淡的童年，不該被社會忘卻，他們是塵肺病的間接受害者。 網路圖片 2017年12月15日，雲南龍陵縣龍新鄉茄子山村。9歲小彩香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母親離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給別人帶娃，掙了20塊錢，給父親買了三盒消炎藥。 網路圖片 2018年6月23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6歲玲玲的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她希望長大後當醫生，治好爸爸的病。 網路圖片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10歲的賴玉婷和弟弟相依為命，他們的父親患塵肺病去世，母親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網路圖片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鄖西縣湖北口鄉東川村，16歲的張榮海和9歲的弟弟是孤兒，父親死於塵肺病，母親死於癌症。因為兄弟倆還不會種地，這天家裡僅剩15個土豆。 網路圖片 2018年7月22日，重慶酉陽縣龍潭鎮鵝塘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鄭大章去世後，妻子撇下癱瘓的老人和三個幼小的孩子離家出走。 網路圖片 2019年6月21日，陝西柞水縣杏坪鎮中山村。37歲的杜萬翠嫁給兩個男人均死於塵肺病，撇下三個幼小的孩子。因為村裡這個年齡段的男人大多是塵肺病。她說：「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網路圖片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勛西縣湖北口鎮東川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米元寶面對女兒即將高考，家裡連吃飯的錢都拿不出來，他覺得沒盡到父親的責任，無奈之下上吊自殺了。 […]
近日，某地農民在耕種的時候，來了一位大佬。 這位大佬不僅阻止農民耕地，還要求把農民的車扣了，而且這位大佬小手一抬，擺出了一副葉問的姿勢之後，還給當地的農民們留下了很多經典名言。 網路圖片 這位擺出一副葉問姿勢的大佬，留下了這些經典語錄： 「我是建華鎮黨委副書記，我姓紀，叫紀雲浩，聽懂了嗎？」 「你現在整地就不行，因為地不屬於你們。」 「我是先禮後兵，你們現在屬於哄搶集體土地！」 「別找我！我也不懂法！」 …… 說出這些話之後呢，這位大佬就沒有然後了，因為他立刻就被免職了： 網路圖片 而當這位大佬的這件事被傳得越來越火之後，很多網友都扒出了他的一些信息。 例如就有不少網友發現，這位大佬，疑似學歷造假： 網路圖片 那麼，這位大佬，僅僅只是學歷造假就完了嗎？ 實際上並不是。因為當你對他越仔細扒你越會發現，這位大佬，真的是越扒越有意思。 首先，扒一下他之前工作的宣傳照你會發現，是這樣的： 網路圖片 仔細看這幅圖，這位大佬在工作的時候，竟然連電腦屏幕都不用開，就能對著電腦屏幕打字，就問你是不是很厲害？ 很多網友都說，這種擺拍，就是赤裸裸的作秀。 但是問題是，如果這位大佬才沒工作幾年，就有人去給他搞這樣的作秀，給他搞種擺拍，你說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基層人員的話，會有人找他然後給他安排這種擺拍嗎？ 網路圖片 你想一下，如果你就是一個單純得一點背景都沒有的基層工作人員，你覺得會有人給你安排這種擺拍嗎？會有人這樣宣傳你嗎？ 而再繼續扒一下你會發現，這位大佬，之前還有一張照片，是這樣的： 網路圖片 仔細看這位大佬的帽子，發現他的帽子和旁邊那些普通帽子的區別嗎？ 是的，如果是軍官帽，帽檐上一般會有金黃色檐花，而士兵帽呢，則是黑色光麵塑料帽檐。 再對比他之前的簡介： 網路圖片 所以問題來了： 網路圖片 很多網友都納悶了，為什麼這位大佬當了兩年兵就能帶軍官帽呢？而且為什麼一出來就能當民警？ 網路圖片 而且不僅如此，這位大佬還在退伍之後就一路平步青雲，不是進入縣紀委，就是當上鎮里的紀委書記，然後又當上了鎮里的副書記，然後又是政法委員： 網路圖片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位大佬一直如此順風順水呢？ 難道僅僅是因為他優秀嗎？ 而繼續扒一下他的簡歷，還有不少人發現這位大佬還很可能存在學歷造假： 網路圖片 原因就是，紀雲浩17歲入伍，退伍後時隔兩年7個月參加工作，那麼，他的大學學歷究竟是如何得來？ 在我國大學本科教育中，普通本科院校學制通常是四年，全日制專科學制通常是3年，即使參加「專升本」考試，也需一年時間。所以這位大佬究竟學歷是怎麼來的？而且這位大佬參加工作後，成為了派出所外勤民警，他是如何調職成為縣紀委監委的科員的呢？而之後，他又是如何成為當地的副書記，政法委員的呢？ 要知道，在幹部選拔任用程序中，很多人員的晉陞，都是要經過當地的組織人事部門、當地的紀檢監察機關以及所在單位的各部門把關的，而且還可能要經過當地審計、法制、信訪等部門參與，核實好當事人的經濟審核、法律審核、舉報投訴審核之後，才能讓他晉陞上去。 然而紀雲浩這位大佬呢，則竟然就是在17歲之後就在當地如此一路平步青雲，這真的沒有一點問題嗎？ 當地的各部門，對這位紀雲浩大佬晉陞的公正性做好監督了嗎？對這位大佬的學歷、履歷、實地調查等方面，都嚴格審核了嗎？ 到底是不是有人給予當地壓力，才能使得這位紀雲浩大佬在仕途上如此一路順風順水的呢？ 而就在寫完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又到企業查詢網站上搜了一下這位大佬的名字，而後我發現，在內蒙古的一些公司法人中，有幾個名字和這位大佬的名字，是一模一樣的： 網路圖片 我知道，在中國，同姓同名的人是很多的，所以上面的這幾個名字，很可能也只是恰巧和這位大佬同名而已。 但是，當我繼續搜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又發現，在內蒙古的開魯縣，又有一位和這位大佬同姓同名的人，這個人還擔任了當地工會的負責人： 網路圖片 還是再次聲明一下，我其實也不確定這位工會負責人和上面的這位大佬是不是同一個人。 但是，如果真的是同一個人的話，那我不得不說，這位大佬，涉及的業務領域是真的大啊——不僅當過兵，還當過民警，而且還在鎮里的紀委工作過，而且還是鎮上的副書記，而且還是政法委員，不僅如此，還是當地的工會負責人…… 一個人在年紀輕輕的時候就勝任了那麼多的工作崗位，積累了那麼豐富的工作經驗，不得不說，這樣的基層工作人員，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麥傑遜
內蒙古開魯縣建華鎮黨委副書記、政法委員紀雲浩，出名了。 前天剛從一個快退休的老同志那裡學了一個新鮮句子：官不大，僚不小。這話用在這位「紀大官人」身上，簡直太貼切了。 農民承包了5000畝土地，只有110畝耕地，其餘都是鹽鹼地、荒地。經過20年苦心經營，種植戶費盡一生心血，填牛糞，打深井，拉電網，把這些地變成了水澆地即耕地。 先別扯高大上的，先說私心，他們的私心就是多打糧食多獲利，可是這種獲利之心，卻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公與私，從來都是一致的，人家給國家增加了幾千畝耕地，你說貢獻有多大？！ 劇情就是從這裡上演的，鹽鹼地變成耕地，有人眼紅了，具體來說，似乎是「上邊」眼紅了，要求每畝再交費200元，算下來每戶要多交100萬！ 村幹部叫囂「上邊讓我斂錢我就斂錢」之後，「紀大官人」出場了，有鎮上的工作人員，有警察，他前後三句話，可以視為三段論： 第一句，你們在搶佔集體資源。這個大帽子一扣，應該有一千個理由可以搞這些農民了。所有這種事都需要一個宏大的理由，很多年前就有薅社會主義羊毛的說法嘛。 第二句，地不是你的。從所有權來看，他肯定沒錯，農村土地是集體的。可是30年的經營承包權，紀大官人是視而不見的。 第三句，我不懂法。不懂法成了胡作非為的理由，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可是紀雲浩同志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2017年3月，平安開魯公眾號的文章，通篇表揚紀雲浩《愛崗敬業，無私奉獻》。原來他是2007年入伍，2009年轉業，2012年參加工作成了一名派出所民警。在部隊的時候，「先後被授予優秀士兵和兩次嘉獎」。 網路圖片 當年文章是這樣寫的： 記得他從部隊轉業走上工作崗位後，深感自己剛由部隊轉業，在法律知識和業務能力方面與當前公安工作需要還差得遠。「武藝練不精，不算合格兵」，憑他部隊工作的知難而上、學不好不罷休的韌勁……（此處省略200字），在學習中實踐，在實踐中提高…… 如此刻苦學習法律，怎麼還不如農民懂法？什麼叫說謊的文字，這種就是；什麼叫說謊文學，假如以他的事迹寫一篇小說，就是說謊文學。 我相信紀書記在部隊的時候是個好士兵，當警察的時候是個好警察，為啥當了一個鎮黨委副書記，就成了這副熊樣？！ 根源就是上面六個字，官不大，僚不小。 「官僚」是個古老的詞，自古國家治理，官其實很少，絕大多數都是「僚」。《聊齋志異》里說，「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那些收租子的，那些抓人的捕快，那些坐辦公室的，那些敲鑼的村幹部，都是僚是吏，柳宗元《捕蛇者說》，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跑到鄉下禍害百姓的，靠的都是這種吏。 鎮黨委書記，妥妥的副科級幹部，這是典型的官，紀書記作為幹部，又是政法委委員，如此蠻不講理，如此前後判若雲泥，根源就是屁大個官，卻有著無數的「僚」，他登高一呼，自有一群人幫他把事辦成。 整個事件中，村幹部口口聲聲說的「上邊」，一直相當神秘，當地通報也不說。不過似乎這紀大官人，看起來就是那個「上邊」了，至少是其中之一。 否則他為啥扣種地車輛，警察為啥以口頭傳喚的名義，隨便就把婦女掐著脖子塞到車裡？ 阻止春耕，破壞農業生產，違反土地承包法，紀書記只得了一個黨內警告處分，免職處理。免職不是撤職，黨內警告處分規定一年內不得提拔。這就容易得很了，過一段時間換個地方，級別不變，人家還是官。 他的僚呢？僚更沒問題。那個村委會的幹部不是說了嘛：「我改天不整來200人，我跟你的姓！」 這就是說，那些種植戶此後別想著安全，他們得罪的官僚系統毫髮無損，那5000畝地，他們隨時面臨幾百人的為難。 突發奇想，如果有作家把這樣一個人寫進小說里，會不會被人認為抹黑人民軍隊？抹黑人民警察？！ 因為紀書記在部隊受過嘉獎啊，按照毛星火的邏輯，這樣的人，作家無權把他變壞。 莫言《豐乳肥臀》里不是有一個孫不言嘛，他立過戰功，留下殘疾，轉業後成了一個家暴的惡棍。毛星火義憤填膺，認為莫言侮辱功臣。 可是生活就是這樣殘酷，它毫不留情地吊打毛星火：人是可以變壞的，不論他從前在哪個崗位。 現在不要看虛構人物了，看看紀雲浩的人生軌跡，90後，不大個年紀，已經成了這個樣子！ 我們要感謝《中國三農》的記者，把這件事直接在網上曝光，我們也要感謝作家，作家以他對生活的體驗，讓我們知道人是怎麼回事。 然而現實的荒誕，是作家和記者揭露生活的醜陋之後，有些人不是去抨擊醜陋，呼喚正義，而是攻擊揭醜的人。 毛星火真的要起訴，應該去起訴紀雲浩，因為這與他的生活距離更近，而且紀雲浩的抹黑，是赤裸裸的現實，他比小說里的人物還囂張跋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書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