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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的事,有点没完没了了。关于这个事件,不少朋友都写了,我也在小号聊了两次。刚编辑说,要不再聊聊吧,那就换个角度聊聊? 这事从不同人群的反应来看,其实就是三个时代并存在一个时空中的现象。在这同一个时空,在不远的地理距离上,有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同事、同学甚至家人,但他们跟你未必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三个时代分别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 在同一个地方,既有后现代,也有现代性,又存在前现代性。 先说后现代….讲个我经历的小事,地点:魔都。 跟一个以前做金融,现在退休搞公益NGO的老大姐聊天。她们在做什么项目呢?政府采购的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是老年人。就是那些虽然衣食无忧,但老年生活孤独寂寞的老年人,她们拿到的费用,可以组织一些志愿者经过培训后,去跟这些社区的老年人做一些互动和陪伴。 这种陪伴性的NGO,我知道不仅魔都有,帝都和广深也有,发个老照片。经费来源有募捐,也有前面说的政府采购。其他的诸如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项目,都有一些半官方的NGO在做。讲真,如果你在大城市陷入困境,解决方案还是有的。 网络图片 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超级都市对于“非主流”的包容,如不婚族,丁克,甚至LGBT。 据我所知,这些大都市都有这样的俱乐部或者线下组织,他们在一起玩玩桌游,缓解一些外部的紧张和压力,这些超级都市也足够宽容,没把他们当流氓或怪物全抓起来: 网络图片 这是什么,这就是后现代的产物。当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做一些看上去“吃饱了撑的”事。 现代化都市呢?我想就以一些二线城市为主了。比如我生活的大蓝鲸,和经常去的大苏州,就是典型的现代化大城。 宽容吗?其实也足够宽容,但在某些方面的事,就比超级都市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吃饱了撑的”人没有那么多,钱还是要多半花在“有用的事”上。 可能有些事,还真不绝对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比如成都,在气质上就更接近后现代。虽然成都的经济,跟蓝鲸苏州比,还有些差距。 这张人均GDP前七的城市,没搞前10只是因为我截图不太会截长图,没人会认为排名第一的克拉玛依后现代吧,第二的无锡也谈不上。说明啥,说明不完全跟经济挂钩,但经济在其中确实非常重要: 网络图片 那么除了这些已经有部分进入后现代,大部分处于现代化中的人来看前现代的事,就觉得不可以思议。 什么,一个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给员工发工资交社保,就算履行了基本上全部职责的企业,居然能扯出那么多有的没的?人家儿子别说美籍,外星籍又与你何干?人家戴个圆眼镜,也能挂上日本鬼子形象?这都是啥逻辑? 是的,在一些前现代人眼里,这就是罪。就好像当年的蒙古人,高于车轮杀,妇孺掠走….. 现代人谁能接受?但在当年的草原上,司空见惯。 网络图片 只是过去的你,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而已。现在村村通公路,人人有手机,个个是自媒体,前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情绪为主导,才让你知道,哇!这么多啊….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虽然同处一个时空,政治上也属于一个实体,说着一样的语言,甚至能不经意间相遇,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大。 后现代和现代不算很大,但他们跟前现代的差距巨大。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根本谈不上共识了?原因就在这里。 但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后现代和现代化时,很大一部分的头脑,还在前现代。请问,你怎么跟当年的蒙古人聊关于“女权”的问题?他们一定拿看傻逼的眼神看你。反过来也是…. 所以,彼此其实没啥好说的。那么,这些事有么有后果呢? 有!虽然那些拍视频的,跟10多年前的不一样,他们一没打砸二没上街,以前好歹砸个车现在最多倒个水还是自己买的,讲真通膨的也挺厉害,我昨天戏谑,挺好的学会依法了:哪有极端民粹?不是还在“法治”轨道嘛 但是,依然有后果。 今天看到个朋友写了一个,说民企不该袖手旁观,包括娃哈哈,就不能对这种事装没看到,因为这把火,迟早烧到任何一家民企的身上…. 我估摸着他会失望,到现在为止,我看到除了媒体人自媒体人出来说说,也就是浙江方面的宣传说了说,以及环球前主编老胡说了说。 企业家们,都静默着。 就连农夫山泉自己的法务,都无声无息。连下面这种谣言都造出来了也没起诉: 网络图片 这就没办法了,有些事你自己都不争取,总靠围观吃瓜几个群众帮你喊,是没用的。 但是,这不是说这事全无后果。这些企业家们为啥没动作,是不是因为觉得动作了也没用,反而会遭到更大的网暴?索性不说话硬熬? 也就是说,企业家们觉得没处说理了……索性埋头硬扛拉倒。 那么这些想法对他们未来的投资,有没有影响呢?我认为是有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在没有选择的时候就缩头闷着,同时不再扩张;有选择呢?有选择就投资到别处去了。 讲真不怕网暴,这些企业家哪个不是身经百战,钟睒睒当年打商战何曾吃过亏?明的暗的正的邪的都是一把好手,但为啥这次吃这么大亏,除了一开始出了个声明就再无声息? 就是怕没处讲理,如果连钟睒睒这么大的老板都只能认怂,绝大多数比他小的,比他弱的,能咋?可不就剩下,有多远躲多远罗? 或许,已经没人在乎这个了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羽财经
关注中国人权的NGO“保护卫士”决定在台北设立第一个亚洲办事处。他们受访时表示,这个决定和香港恶化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希望借助台湾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了解。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周二(17日)在官网宣布在台北市中正区开设办事处的消息。声明指,保护卫士特别关注中国和其邻近区域威权国家的人权恶化状况,“台湾拥有开放的社会和地理文化上的邻近性,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设点选择”。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向中央社表示,台湾与香港相似,有众多中文人才,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就保护卫士未来寻求专业意见、访谈和征才而言,台北是一个合适的设点选择。 他也表示,台湾相较于香港更多元开放,公民社会也很有活力,“我们在这边无论进行研究或倡议活动,都不会受到限制或打压。” 过去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将办事处或亚洲总部设在香港。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当地政治与公民社会环境已经不同,包括德国智库“腓特烈瑙曼自由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华人民主书院等NGO,纷纷将办事处移至台湾。 保护卫士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前身是瑞典人权工作者达林(Peter Dahlin)和卡斯特(Michael Caster)2009年在中国成立的China Action,这个组织为中国的公民律师提供培训。 2016年,China Action在中国受到打压而关闭,当时被捕的达林还被迫在官媒央视上“认罪”。之后两名创办人再创立“保护卫士”。 保护卫士让央视在全球丢执照被调查 近几年,达林带领保护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行为的调查,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影片的调查。他们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在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成功地让英国政府撤销了央视的落地执照,并陆续有瑞典、挪威、澳洲等国家中断了对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CCTV)及中国环球电视CGTN的转播。 保护卫士官网资料显示,该组织在亚洲一些人权环境最差的国家,支持并倡议保障人权和法治,并致力于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及人权捍卫者的能力。 他们关注任意监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迫认罪等中国法治问题;也关注海外台湾公民遭遣送中国,和已出狱台湾公民遭限制出境的议题。 保护卫士也表示,未来将发布中国将政治犯送至精神病院、以防疫之名侵害人权,和以“限制出境”作为武器对付异己等报告。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多个人权团体周五(18日)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共释放遭其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的NGO工作者李明哲。 李明哲因网路言论2017年3月19日在中国“被失踪”后,同年11月遭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迄今遭关押逾1,825天,距离刑期届满的2022年4月14日不足一个月,但其妻李净瑜却仍未收到判决书,无从确认正式刑期及释放日,更未得到中共有关释放日期的任何消息。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和台湾人权促进会等8个民间团体,周五上午在立法院群贤楼前召开记者会,高喊“中国释放李明哲,让明哲回台湾”、“5年期满,立即释放”和“言论自由无罪”等口号。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伊翎表示,遭关押的李明哲被迫吃馊食、没有足够的保暖衣物,COVID-19疫情爆发后,家属16次探视都遭到拒绝,连亲情电话也不被允许拨打。 国际特组织赦呼吁中共立刻说明释放日期,并绝不可用任何理由,持续姿意监禁李明哲,若中共未如期释放,国际特赦组织将展开大型集结活动并为他发布紧急救援。 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委江荣祥表示,中国法院判决李明哲有期徒刑5年,剥夺权利2年。依中国法律规定,刑罚尚未执行完毕,不准出境。因此,李明哲到2024年4月中旬前,恐不被允许离开中国。若中共因不愿见到李明哲返台行使公民权就持续将其羁留于中国,斩断他的社会联系,加重他的经济负担,这是“残忍、不人道的处罚”,实属酷刑。 立委王定宇说,李明哲不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自由言论的主张可以被关押这么久;也代表习惯台湾自由民主环境的国人都有被恣意拘押的风险。他希望中共好好思考如何让人尊敬,霸凌自由的言论会被世人唾弃。 市议员邱威杰呼吁台湾民众对此事有更多认识,了解中国是多么不可信任的国家。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嵩立则呼吁,陆委会应在兼顾当事人安全下,适时公布李孟居、施正屏、蔡金树和郑宇钦等被中共以间谍罪定罪的台人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