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高考进入倒计时 学生太焦虑 催生“吸氧热”
2026 年 6 月 5 日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全文转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全文转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
梁晓声老师在《南方周末》办的2024超级新年派对上说的几句话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批评，他的大意是“今日之中国，不缺批评家，缺提出方法的人”，梁老师大意了，这些批评家们正四处寻找能批评的对象，中国的批评家的确太多了，多到不正之风都不够用了。 这事首先责任在西方，西方的费加罗在他的婚礼上强调“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传到中国后，感染了不少人。其次责任在南方，《南方周末》自己现在啥德行不清楚吗？一个以批评见长的媒体丧失批评能力后，请来派对的嘉宾说中国的批评家太多了，举办方在下面哗哗鼓掌。这就像一个男人进宫后年底到青楼尾牙，小姐跟他说现在举国上下流行不举。 作为一名作家，梁老师说这话也不得体，尤其是在全国各地各级两会刚胜利开完，那么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共谋发展的时候，你说“中国缺提出方法的人”，作为民盟的一份子，作为曾经的政协委员，我觉得你得加强思想建设。特别是你还参加过文艺座谈会，领导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 即便代表委员们的方法都有问题，那我们不是还有一位掌舵的船长吗？就像你在参加完上次文艺座谈会后说，“……我们想象他就是一位船长，船长自信，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每个人，都会增加自信。”所以，批评家多一点，批评的声音多一点，没什么，可以让下面的水手更好的执行船长的命令，这点自信你应该有。一艘船上，船长是船长，水手是水手，船客是船客，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梁老师这些年写过不少作品，从早期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到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网络图片 能感受到他的创作激情和力量，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流于感性，缺乏深刻的批判，我倒是能理解他这种写作风格，他以前说过，“不能因为自己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把它扩大到全社会，这是常识。善良是会得到回报的，我母亲就是这样。”这话理性上有很大的问题，但从感性上来说，又是充满善意和温度的，但这种善意和温度，又是极其短视和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虚伪的。 最多只能说一句，梁老师，人是好人，但这句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往往又是最站不住脚的废话。 我宁可相信大家是误读了他的话，也愿意相信他是没有表达清楚，毕竟在今天的环境里，大家多少都要说点符合乐观向上氛围的话。十多年前，梁老师说的话我们还是看得懂的，直截了当，他曾说过，“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他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过，“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梁老师还说过：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以前总有人把批评当作无用，也有人把批评当作敌对，这些行为既是在隐秘的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也是在矮化言论的作用，现在梁老师又觉得批评家太多，当然，他或许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升发言质量，能够严肃认真的表达，能够鞭辟入里……，但这些都曾经存在过，都有过，就像你曾经说过的讲过的。 这是一个很小的话题，甚至都不值得讨论，但现在要很认真的说，实在是荒诞。 我想，批评二字后面，根本不需要加“家”，它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技能，它就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就像《风声》里说的，“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 “老鬼” “老枪” 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即便批评有自由，我也绝不赞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陶舜财经
杨海鹏生得膀大腰圆，人高马大，方脸大口，声若洪钟，笑如鸣雷。活脱脱是一副我们想象中东北人的形象。但是他偏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每每听见他讲吴侬软语，有丈八大汉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滑稽感。 杨海鹏（摄影：雍和） 认识海鹏，自然是在他进入南方周末的欢迎宴上。哪一年我不记得，但正是周末的黄金期。是时老左如同太上皇一般虎踞周末，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均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常常恐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成为老左暴政的牺牲品。 因此，我们迷信地开了一个风俗，凡是进入周末的人，都要喝九江双蒸三瓶，每瓶二两。喝一瓶，只能待一年，喝两瓶，可待两年，喝得三瓶，方能保得长长久久。 那夜在哪里喝的，我也忘了，只记得在一个室外，一条长桌，咋咋乎乎十多个人。海鹏人来疯的形态，自然特别容易融入周末的氛围。你可想象，他当然大言不惭，自称酒量惊人，这三瓶小小九江双蒸，如同开胃小菜，算得什么东西！ 海鹏彪悍的外相很是能够吓住不明就里的人，那天我们的重点攻击对象，自然不在他的身上。他于是自告奋勇成为第一个完成者，我们根本不期待能够看见他的笑话。饭局开席他就风卷残云，三杯九江双蒸次第打开，一饮而尽。 等到我们再次想起他的时候，已经完全找不到他。原来他已经远赴沙发，酣然大睡，人事不省。 我们哈哈大笑，各自尽兴。那个时候南方周末全是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上面有鹰隼一般的老左，与沉稳慈和的江老师，中间有才气横溢的沈颢，和少年老成的徐列。我们只管拼命工作，拼命喝酒。 所以那晚喝挂掉的当然不止海鹏一个。我最后记得的事情，是把周浩堵在了厕所里，逼问他对我究竟是什么印象，像一个急切的情郎。 海鹏后来果然熬过了不止三年，一直到一次南周记者的集体暴动，方才拂袖而去。 海鹏性好戏谑，声音又大，别人都抢不过他的话头。他特别喜欢编派故事，张冠李戴，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说的活色生香。宝胜、朱强和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周末又透亮，所有人的事情都一览无余，于是成为海鹏最喜爱编派的对象，每回都有新段子。屡有几次，我都被他捉弄不过，开始勃然作色。但是他不管这些，依然在那里大呼小叫，桌上的人哄堂大笑，哪管故事主角是否脸色难看。 不过，如果你能够抓住他的痛脚，也可以尽管编派。我后来学乖，遇见海鹏编故事，就反治其身。这招果然管用，他就会在那里嘿嘿讪笑，任由大家嘲弄，但是扭捏作态，完全没了东北人般的豪爽。 他原本就是一个思无邪的人，见不得寂寞。如果一张桌上有杨海鹏在，不但不会寂寞，而且喧嚣到你觉得厌倦。 我在做环球的时候，他也正在和陈涛、长平和余刘文他们一起在做《外滩画报》，想要在上海创立一份沪版《南方周末》，我心里就觉得大约这是痴心妄想，土壤完全不合。但他们却不以为然，一心想要制造奇迹。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铩羽而归，并且许多兄弟之间闹得十分不愉快。这就是后来海鹏在江湖中颇为左支右绌的原因。 我以为海鹏是一位极优秀的记者，却做不了什么管理的事情。他的心思太直，定见很深，一旦认定事情，便一意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很少再能听得见别人的话。他自己的见识广博，又酷好读书，经典文句，往往信手掂来，不假思索。他曾在沪上当过法官，和当过狱警的金仲伟相映成趣。但是老金沉稳，不像海鹏那样憨直。 海鹏离开周末之后，在新闻界中动荡漂流，除了《外滩画报》，还有《新周报》，也曾在《东方早报》任职，先后顺序，我已经连接不上。 但是有一年碰见，他说自己去跟随了胡舒立老师，在《财经》杂志。他的眼光中重新有了光芒，说话间条理清晰，激情四射，讲起调查与案情，头头是道。我就知道，他又找回了自己的正确的轨道。他在胡老师的手下，果然又是精彩迭出，佳作不断。 杨海鹏（摄影：雍和） 我与海鹏之间，算是君子之交，从来也不曾刻意去寻找过对方，但是似乎隔一两年，总有一个契机见面。因为比我大几岁，所以他总叫我小连，后来哪怕岁数大了，也还是如此习惯。 他的嘴巴大，又爱说笑，又爱热闹，又爱洗脚，江湖人都叫他海公公。至于这个外号是如何出来的，如今也完全不可考证了。只是我们每次见面，习惯性地互相伤害，互相编派，大笑一场，各自归去。 南方周末鼎盛时期，光芒灿烂。但确实也如同流星，昙花一现。后来大家星流云散，创业的创业，当高管的当高管，出国的出国，仍然停留在一线并且发光发热的，也惟有海鹏等寥寥几个。 海鹏想来那时还是幸福的，先是有了蟹妈，后来又有了蟹妹。他且酷好向我们炫耀蟹妈，我有段时间觉得，蟹妈大约是他编出来的人物，如此有才有钱有地位的女士，如何能看得上海鹏这种无德无行的江湖浪子？我和朱强说起，他颇有同感。 但蟹妈的事情，总归改变了海鹏的一生。 微博救妻的事，是新闻界中的传奇，但同样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海鹏这个人，过刚易折。在我所了解他的经历中，无一次不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以至于毫无回旋余地，江湖聚讼。 我以为他这次也是一样的。在审判不久前的一次饭局中，他告诉我们，一切尽在掌握，他断定此事板上钉钉，证据确然，毫无其它可能性。即便颠倒黑白，也绝无第二种可能性。 以朋友的身份，我向来不怕生气。诤友无价，即便当时他怪我，时间一长，也会知道我的真心。因此我毫不留情劝告他，还是应当妥协，可免牢狱之灾。但是海鹏依旧坚持己见，抗争到底。 我心里十分难过，其后稀稀拉拉，又与海鹏争执多次。直到有一次朱强跟我说，你还是要尊重他们夫妻的意见。这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他们夫妻之间形成共识，你就应当尊重。我才当时心中一凛，或许其实不过我心中也有定见罢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有谁肯一辈子背负恶名生存下去？社会如此险恶，妥协真的能够给你想要的结局？ 海鹏这一生嫉恶如仇，向来不平则鸣，不假辞色。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多次挑战，在事实之中似乎还有第二种可能性。但海鹏从来不肯妥协。他每次下的功夫极大，又有着当过法官的经验，常常一个案子，他手上拿到的材料，数以十万百万计，都是生涩的法律文件，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他的判断，几乎从未失手。 而现在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与大是大非的时刻，你反而要他虚与委蛇，违心交易吗？ 我第一次见到海鹏的时候，心里不自觉就冒出了东海虬髯客的形象，总觉得此人内心坚定，是非分明，恩怨清晰。后来的确也是如此。他一生之中，向来是以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自诩，只要符合他内心中的追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是不肯让步的。 我们那样的苦口婆心，甚或委曲求全，无非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深埋着世故与怯懦，总归觉得只要肯低头，一切便有转圜的余地，尽管这转圜与妥协，是多么地屈辱与卑污。 但是海鹏显然低估了邪恶的力量，他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震铄整个社会与网络的发言与抗争，终究也没有换来什幺正义的回报。这个世界毕竟不是按照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预期去发生的，因为它就是那么屈辱和卑污。 海鹏还是太天真了，竟然相信正义会在此地存在。吉迪恩的号角从来只会在美利坚吹响，而沙利文局长的溃败，在我们这个国度里，绝无可能重演。 杨海鹏与妻子梅晓阳从监狱回家的路上自拍（摄影：雍和） 在那之后我也见过海鹏几次，总觉得他不再有当年的那种豪气与痞气，固然他生命中许多的习惯依旧保留，但已经没有了少年时代那种睥睨与杀气。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彻底摧毁了他内心中的信念。即便没有，那也足够使一个人对于身边的世界，产生出犹疑与绝望。 之后的海鹏，就没有在新闻界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我猜想他把所有的力量和热爱，都奉献给了蟹妈和蟹妹。当一个纯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收获到的只有恶意与伤害的时候，把生命的余晖全部送给挚爱的人，或许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讲一位美国的新闻人，叫做Seymour Hersh，西摩·赫什。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1960年代，曾经因为报道肯尼迪刺杀案，拿到过普利策新闻奖，那个时候他效力于《纽约时报》。2016年，他又因为报道虐囚丑闻，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这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还在新闻的第一线，服务于《纽约客》。 我没有和海鹏讨论过这个人，但是我猜他会想成为西摩·赫什那样的记者。一生只奔波在新闻的第一线，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哪怕到了80岁。 但是海鹏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南方周末》是愤而出走的，因为自己对于新闻和理想的执著，已经被那个地方接踵而来的官僚主义与卑躬屈膝，打破得粉身碎骨。他其后在整个新闻圈中狼奔豕突，几次努力，都不过想重新寻找，甚至自己创造一个能够纯粹地去追求新闻的地方。 但他真的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和富有魅力的朋友，他的性格缺陷和个体性情，并不支持他这样的痴心妄想。 他的个体悲剧，使他所有的梦想都成为泡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在江湖中呼风唤雨的新闻人。当我们重新相聚的时候，他的段子依旧，他的愤怒依旧，他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依旧，只是他身上多了几分颓唐的颜色。 他犹如失去了战场的巴顿，或者已经远遁海外的虬髯客。江湖风云际会，只是他成了一个过时人物。 但谁不是过时人物呢？这个时代中我们曾经见证过许多叱咤风云的新闻人物，他们以一己之力，锻造了流水宴席一般风光的新闻产业，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两三年。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纷纷陨落，并且不乏其人身陷囹圄。而更加令人长歌当哭的事情是，他们连英雄的虚名都不曾得到，最后赋予他们的，是污浊的贪污犯，或者经济犯罪。只有身在圈中之人，才会惺惺相惜，知道那背后的阴谋与污名。 海鹏的个人悲剧，其实无非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集体悲剧而已。我们或许所遭逢的际遇不同，但终究我们都成为了丧家之犬，在世界中狼奔豕突，少年时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泡影，而在日常生活的庸常和污秽之中，日日颓唐下去。 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脱逃这个世界卑鄙的刺杀，悲剧总会以某种形式找到你：你个人的，你家庭的，你身边的，你热爱的。我们被迫在这一切中挣扎沉浮，于是人们最终记住的，是与你的生命光芒无关的故事与段子。 这一代新闻人的宿命大体如此罢了。一大群人怀揣着伟大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想要以真相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但是悲剧与失望一直追逐我们，让我们成为时代的沙尘，光荣的灰烬，和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 因为这样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与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格格不入。 海鹏终究还是保存了他铮铮汉子的名声。他孤注一掷的决战一败涂地，他所有关于英雄和理想的梦想化为乌有。他成了蟹妹最好的爸爸，成了蟹妈听话的上海男人，成了一个撸猫的汉子，成了一个种花的居家男子。 这一切没什么不好，一个顾家的男人，身上也是熠熠闪光的。只是在遥望当年那个浪荡恶人，流窜江湖的海公公的时候，他会不会内心中偶有波澜？ 当年蟹妈还是一位伪造故事的时候，我猜想他内心中实在满足。家中一切美好，江湖上大杀四方，酒桌上唾沫横飞，而在新闻界中，他已然是一个传奇。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呢？ 2022年6月30日，杨海鹏的灵堂（摄影：雍和） 海鹏是爱热闹的。听说他离去的时候，是独自一人。那一瞬间他会不会有些寂寞？但是我想不要紧，他知道他这一生曾经十分闹腾，有一大群人爱他，喜欢听他讲笑话，纵然他的声音太大，盖过了整个桌子的喧闹。 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如此相聚。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哥轮布碎碎报）
南周《被拐六年》全文，供查找不到的朋友阅读。被拐卖的受害人当时只有14岁，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女生。记者的文字没有半点声泪俱下的控诉，但仅仅是朴实的描写，已经让人触目惊心。 2022年，我们不能对这样的滔天罪恶继续沉默。沉默助长罪恶，沉默即帮凶。对拐卖人口这种古老的犯罪，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说出：“够了！” 《被拐六年》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２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１４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６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６年前的１４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６年是她一无所知的６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６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６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６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２０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１００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３００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 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 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７０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６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６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 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 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强奸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 “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１４岁半，而田志宾“已经３０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５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１３２４０４７４０５１５（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２０００多人。而肖官营乡３万人的户口底卡１９９７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１９９７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１４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１５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１４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 ——“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１６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我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这一天离她被拐差１０天就整６年了。 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６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６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２０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２０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１００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６年的回家路只有４３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６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１·５４米降到了１·５２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６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 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２６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 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 每当说起６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导筒现场）
11月3号，《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自习近平抛出“党媒姓党”，“不得妄议中央”说后，真正意义的新闻在中国已不复存在，所有媒体都沦为一党专政的服务器，所有履行对党政监督批评义务的媒体或个体都被冠以妄议中央的罪名或遭禁言或遭监禁；正如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曾经说过的：“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朱厚泽说的是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是共产极权真理报潜规则时代，而打破真理报模式，给中国新闻“挤出自由空间”的人正是《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说：“左方老人走了。2012年后《南方周末》在极权统治的严厉打压下，一大批优秀记者离开了，现在《南方周末》完全失去了1984—2010年那26年的风采和神韵。尽管如此，左方老人创办的《南方周末》曾经是中国大陆新闻史上亮丽的一笔！纪念左方老人，更怀念每周争相阅读《南方周末》的那个时期。” 网友@Sophy Zhang发推文纪念左方： 热血澎湃三种人，钢铁终于炼不成。 回头接轨知可否？戛然奥黑赞一声。 推文继续写道：左方办《南方周末》，有九字诀“先入，后出，均分，知可否”，和六字箴言“你倒回去接轨”。“倒回去接轨”，即“倒回民国传统”，不仅点亮80年代新闻改革的方向，甚至说破整个中国改革的秘密。 左方回首自己的后半生时说：这是一群少数人，如果在50年代，肯定被打成右派，如果活在60年代，他们将参与造反，如果活到80年代，他们一定会成为改革派，为自由，为民主，为平等，如地下水一再冲出地面。在文革结束后，资料室就成了报社的“冷宫”。屋子里的老员工，大都是在“文革”犯错误的“三种人”。他们中最著名的造反派正是“左方”。 老左在朝鲜战争当过兵，“文化革命”造过反，曾是造反派“新闻兵”的头头——一个可以呼风唤雨般调动十万人上街的“革命青年”。1984年元旦，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一路沉默不语，回到广州写下了一段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党报不同的报纸《南方周末》，将其作为《南方日报》(市场化)改革发展的试验田。《南方日报》总编不愿派人办报， 丁希凌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一个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人。 左方口述史《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是“南方周末的史前史”。 在资料室的六年里，那些“内部发行，供批判使用”的“灰皮书”成为左方通往自由之路的窗口。对曾经深刻影响自身的学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苏联式计划经济、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说，革命理论，左方进行了彻底反思，一一参透。这段大彻大悟，不仅让左方从一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更点燃了他改良中国的理想——重拾被革命中断的民主启蒙。这是令人心跳的前奏，将给后来诞生的《南方周末》抹上不能擦去的底色。左方坦陈，“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参与了，有些运动我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有些运动我是一个无知的加害者，有些运动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我之所以将《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作为书名，就是想通过我一生的经历，说明斯大林主义乌托邦政治运动的破产。”《南方周末》曾经辉煌过，乃至2009年奥巴马访华，指定只见一家媒体，那就是远在岭南的《南方周末》，这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新闻界绝无仅有。 就在左方去世的当天，网上传出中国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去世的消息，同样引发网络关注，网友@荣剑发推说：李泽厚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哲学启蒙大师，他关于主体性哲学的思想，对我影响甚大，他是真正的哲学家，是中国改革以来名列第一的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千古！ 有网友贴出李泽厚2010年与知名作家易中天的一次对话，其中李泽厚说的一句话值得当下国人深思，李泽厚说：“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是这个危险。” （全文转自法广）
